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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亚克以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与文学主张，震撼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 前一段时间，盲诗人歌手周云蓬发表了《绿皮火车》。在伤感而自嘲的流浪抒情中，似乎能找到艾伦·金斯堡的《绿色的汽车》和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影子。与此同时，中国有数以万计的背包客和流浪者仍在路上，那些文艺青年、流浪歌手的聚集或居住之地，开始出现如《达摩流浪者》中贾菲在森林小屋中的摆设：诗歌、佛教、乐器、简单粗糙的生活用品，甚至墙上挂着从西藏、尼泊尔或印度等神秘国度弄来的画片图腾。五六十年前的那场运动从开始起似乎就没有结束，这群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无论是出于藐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是出于对人生现实的厌倦或对抗。 在文学界，自“垮掉的一代”产生之日，便有许多研究者关注这一惊世骇俗的文学和社会现象。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能在翻译的外国研究著作中——从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到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隐约找寻到“垮掉一代”的发展脉络及其精神内核的相关阐释。在国内，以“垮掉的一代”为专题研究的如《本真之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小说研究》(陈杰，2010年)及《“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张国庆，2006年)等都在延续和影响着读者相关的阅读和思考。尽管“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的作品尚未一一翻译进来，我们仍能从现有译介过来的作品中看到这“代”人的各自轮廓。 “在路上”是“垮掉一代”最为显著的灵魂。前有“迷惘的一代”，后有“嬉皮士”运动，当中仍然夹杂着战争的伤痕和经济大发展时期人们的精神荒芜和生活压力。从历史序列来看，凯鲁亚克依靠《在路上》“一夜之间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是必然的。但他之被冠以“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之父，并不意味着他与另外两个代表人物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有本质上的相同。 “在路上”展现的是一种精神状态，无论是身体还是思想，时间还是空间。除上述作品外，无论在荒凉峰顶守夜的《荒凉天使》还是游走巴黎寻找祖先踪迹的《巴黎之悟》，乃至充满了冥想和体悟的《金色永恒经文》，都可说是一种“在”的精神的阐发。 与此相关，关于“垮掉”的含义说法纷繁。1957年《在路上》在出版之前的命名为《垮掉的一代》(经马尔科姆·考利建议修改为前者)。纪录片What Happened to Kerouac(1986)中展示了其1959年采访录像，当被问及“垮掉”的含义时，他回答说是“恻隐之心”。 凯鲁亚克作品中除了反叛性之外，还有更为明显的温情和悲伤：“我想象着自己就像一个天使回到了地面上，用悲伤的眼睛观察实际的情形，我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写我的东西的。”他热爱写作，浸淫于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并以这些人为榜样，“除了属于自己的疯狂的自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想与远在天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还想问问老麦尔维尔，他是不是仍然那么沮丧；还有沃尔夫，我要问问他为什么38岁就死去。我不想放弃，我发誓决不放弃，我将在叫喊和大笑中死去”。“在紫罗兰色的黑暗中游荡无依”是凯鲁亚克写作与思索的底色。 金斯堡说，凯鲁亚克一生都是佛教徒，其作品多少与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相纠结。当时流传到美国的禅宗思想以铃木大拙为代表。铃木标榜禅学要人直接面对自己的本真之心。这是凯鲁亚克运用内心寻找精神出路的通道(虽然他未必是合格的佛教徒)，同时，他深与存在主义之虚无和天主教中仁爱与忍耐之心相呼应。 时刻书写人生虚无，自我不过是世界一分子之类的观念，正是凯鲁亚克难以抛弃自我的绝对体现。他始终有介于神性和世俗蒙昧之间的痛苦和哀伤。与作品中所体现的典型人物不一样，他本人一直是个严肃的文艺青年。他与艾伦·金斯堡等的文艺野心并非在俗世取得成就，他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桂冠惟有在写作之时才能戴上”。他们有着另一种文学梦想，即通过“天堂”出版文学作品，他们要创造一种能够拓展语言、想象力和文学疆域的说话方式。 实际上，凯鲁亚克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他的作品展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游弋的孤独而颓废的灵魂，而且在于他在语言上所开拓的空间。正如巴里·吉福特在《垮掉的行路者——回忆杰克·凯鲁亚克》序言中所说，凯鲁亚克的作品行文有一种“令人心碎的优美”。他的作品《小镇和都市》《在路上》《达摩流浪者》《大瑟尔》《荒凉天使》等基本都是以超凡记忆力和敏感气质，真实地根据生活和记忆再现出来的。“一切都是单纯的直接的对白，规则就是让思维成为舌头的奴隶，没有撒谎与重述的机会”。正因为出于凯鲁亚克之手，那些司空见惯的场合写得“美得让人窒息”。金斯堡认为这不仅是小说，同时是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 《在路上》风靡一时，凯鲁亚克在一切破败的生存中由虚无来肢解任何存在的意义，不卑不亢。正如他说的那样，不要为无物担心。凯鲁亚克给他自己在路上所见到的各种景象都赋予了极端的虚无美。还有那些充满赤子之心的比喻。或可说，凯鲁亚克语言中的敏感、焦虑乃至酣畅淋漓的作品，从另一个极端延续了梭罗之“静谧的绝望”。 《达摩流浪者》写了一群相对温和的背包客，他们是一群需要温暖的人，他们采取寻找自以为能够解决众生痛苦的人生状态——参禅。雷蒙在一个人的背包流浪中常会有孤独和恐惧感，所以他常常感觉到自己归于大化自然之后才能够打坐，他常常要在和家人的关系心平气和后才能体会“虚空”的意义。所以在最后他说：“虽然我身上只剩下一美元，但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贾菲就在小屋里等着我。整个旅程迅疾和有启悟得就像个梦。我回来了。”看来他回归的不是禅和达摩，而是被自己奉为偶像并且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朋友贾菲而已。有时候，我们在其中并没有看到禅宗思想，而是智能、真实，进而是所有的悲悯与祈福之心。 关于凯鲁亚克，迈克尔·麦克卢尔回忆凯鲁亚克和他惟一愿意照顾的人——他的母亲的照片时这样描述：“我从未见过凯鲁亚克的母亲，但是我见过一张美得出奇的照片，是杰克和她一起照的……我见过主揽大权的猴子妈妈带着她的雄性后代的照片，那种时候后者被叫做‘王子们’。这张照片则像是主揽大权的雌性类人猿带着她的王子……我这么说，绝没有讽刺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它很美——但是属于非常经典的情态……一种经典的灵长目的情态。”凯鲁亚克的命运就在这里体现，自惠特曼以来美国文化的稚拙、朴实和翻天覆地的创造活力就在这里显示。凯鲁亚克承继了美国文学传统的同时，又灌注了作为忧郁的文学青年作家的勇敢、怯懦、悲悯、伤感、宁静等迥异于同代人的特色。 与“垮掉的一代”其他成员不太相同的是，凯鲁亚克一直是个孤独者。正如金斯堡说他必将是一个在院子里抽烟终老的人，与正统制度和文化不相和谐，对反文化反制度的文化和组织也不感兴趣。“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痞子文学”有密切关系。王朔早期的《动物凶猛》等如《在路上》一样召唤出青春的热血和活力以及潜在的生的迷茫。到了后期写作，《梦想照进现实》之于《垮掉的一代》，《我的千岁寒》之于《金色永恒经文》等，很容易将之与凯鲁亚克的创作之路相对比。他们的共同点是，起于自我与现实的叩问，终止于自我的牢笼，这是双方以“紫罗兰色的黑暗”为底色的共同的创作宿命。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