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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起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的一位藏书家朋友，喜欢上了一份名叫《东方》的杂志。在他看来，这家创办不久的杂志“有些像‘五四’时的《新青年》”。他的喜欢显然是不打折扣的，哪一期上发了什么好文章，他都能如数家珍地细细道来。有个叫“王小波”的，更是被他整天挂在嘴上，佩服得什么似的，似乎此君出道之前，世间未曾有过好文章。 然而，关于文学上的事情，我有这样一个不很成熟的看法：把一个当代作家说得无以复加的好，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并没有拿藏书家朋友的话当真，在我看来，谁都有言过其实的时候，更何况他那时正遇着了几件赏心乐事，每天都是飘飘欲仙的好心情，自然很有可能“我看青山多妩媚”。 后来，我在《东方》、《读书》、《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等报刊上，陆续读了王小波的十几篇随笔，得来的印象是：果然风致洒落，才思高秀。想不到，在一个许多写作者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时代，还有作家关注那些与人的尊严、自由相关的纯粹精神性的问题。总之，我也喜欢上了王小波，当然，还没有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像我的藏书家朋友那样。 王小波的写作显示出一种别样的气质和风度。没有搔首弄姿的做作，没有言不及义的“中古遗风”，也没有出佛入道的假名士情调。它上承“五四”的启蒙精神，又有着开阔的世界视野，对西方的求真精神和“逻各斯的真实”尤怀敬意；它不仅具有反思“传统文化”的精神姿态，而且能直面当下的现实问题，能将写作的锋芒直指那些与人们的心情和尊严感相关的重要问题。他是真正懂得幽默的人。他知道自大和自负是背离幽默的坏德性，而自审和自嘲则是接近幽默的好品质，所以他总是首先把自己放到可以被幽默的鞭子抽到的地方。他的幽默是新鲜而积极的。他善于通过有趣的反讽，来批评那些让生活变得无趣、变得刻板的势力和价值观，从而将思维的快乐和支持性的力量，带给每一个能够读懂他的作品的人。 王小波写作的伦理精神，或者说，他所有作品的共同主题，就是探讨人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幸福，或者说，怎样才能活得更自由、更真实、更理性、更有趣、更有尊严。他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社会：它给人提供多种选择的自由和机会，允许甚至鼓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当然是有趣而道德的方式———来生活。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无视甚至压抑个人自由的冠冕堂皇的价值观，因为，他发现，“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二 活泼与有趣是王小波观察和评价生活的重要尺度。在他看来，有趣意味着对个性和多样性的尊重，意味着内心的放松与宽容，意味着充满发现“可能生活”和新鲜事物的热情。根据这样的认识，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应该是一个允许人们开心、自在地生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让人活得沉闷乏味、垂头丧气的社会，更不是那种让人活得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的社会。因此，他反对那种静止而枯燥的生活，认为人们有权拒绝按照一种给定的模式毫无意趣地打发日子，即便这种生活被赋予了绝对正确和无比美好的性质。在《思维的乐趣》中他这样说道：“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时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做的事就只剩下了根据这种真理来作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王小波怀疑一切形式的偏执和狂热。非理性的激情和狂欢也许是令人陶醉的，但是它所造成的灾难也是可怕的，而只有经过理智地思考和选择的生活，才有可能是安全的、靠得住的。所以，对真理的热爱，对智慧的追求，在王小波看来，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王小波说：“作为墨子门徒，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知识分子的不幸》）由于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利用自己的理智为社会工作，所以他们最怕的事情就是“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让人变得很笨，变得愚蠢，就是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像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王小波坚决捍卫每个人自己思考和探索真理的权利。他拒绝别人的“思想母鸡”到自己的脑子里“下蛋”，因为，这种“脑移植”带给他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为了强调求知的重要，为了避免造成普遍的愚昧，王小波甚至把“低智”当做一种“邪恶”：“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时，就是我最善良时。我当然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思维的乐趣》） 也许是由于看到有人总是以“善良”的名义欺骗人们，致使人们不仅错把伪善甚至邪恶当成了善良，而且几乎完全丧失了区分善恶、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王小波觉得现在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先学会怎么区分真假，怎样不再盲从轻信和上当受骗。为此，王小波倾向于把“求真”置于“行善”之上，或者说，压根就把它们当做一回事：“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的思索，真诚的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以算作是善良吧。”（《知识分子的不幸》）在谈到类似话题的时候，王小波还引了菲尔丁的一句话：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菲尔丁的这句话，出自他的长篇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但王小波的理解和发挥，略略有些偏差。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江奈生·魏尔德先生。 三 公元1725年，伦敦发生了一件轰动全英的离奇案子，一个叫江奈生·魏尔德的人，在以绅士的身份替公家做事的同时，又在暗地里指挥着一个专门从事盗窃和抢劫的贼党。由于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他利用公开身份为党羽提供方便，一方面，团伙里如果有人不服他的辖制，或者不够顺从，他就向政府告发，借专政机关之手“捉拿”和消除异己分子。后来，由于事情败露，这个像重庆市的公安局长“文强同志”一样红黑两道通吃的先生，终于被判处绞刑。1725年5月25日，伦敦市万人空巷，大家都来到广场，看这个“体面的绅士”，这个与萨达姆一样下场的“大伟人”，如何走上绞刑架。菲尔丁就是根据这个罪犯的“英雄事迹”，写了这部堪称伟大的长篇小说。 然而，菲尔丁并没有把这部小说写成“新闻主义”小说。他有更大的抱负。他要对“伟人”进行人格解剖和道德批判。也就是说，它不仅要写出魏尔德的种种劣迹，还要写出他人格上的败坏；不仅要写出魏尔德这一个“大伟人”的精神特点，而且要写出所有“大伟人”在道德上的本质。虽然菲尔丁也能写出像《汤姆·琼斯》一样正大而庄严的作品，但是，他真正擅长的，却是泥中藏刺、绵里藏针的反讽，从《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非凡的讽刺才能。 菲尔丁把人类分为三个等级。甲级是又善良又伟大的，如他所敬佩的苏格拉底，然而这种人只占人类的极少数；乙级是善良但并不伟大的，人类大多数人都是这种人；丙级是伟大而不善良的，他把这种人的“伟大”叫“虚张声势的伟大”———他不遗余力攻击的，就是这种“伟大”。在丙级中间，他又分出了三个类别：“头号伟人”是掌握军权、屠杀生灵的君王统帅，如亚历山大和凯撒，近代的路易十四；“二号伟人”是祸国殃民的宰相大臣，如他所痛恨的首相倭尔普；“三号伟人”就是公然抢劫的贼匪。被关进牢房的魏尔德，在做了一场噩梦之后，大声嚷嚷着为所有那些“伟大而不善良”的“伟人”辩护道：“一条人命算得了什么！整个军队、整个民族不都曾为了一个伟人的荣誉而牺牲掉吗？不，先不提那些征服了人类的头号伟人，就拿那些做大官的二号伟人来说吧，只为了那些伟人发泄发泄脾气，或为了表现他们手段的高强，多少人的性命就丧失在他们的阴谋诡计下面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看做菲尔丁自己的话，只是为了强化反讽的效果，他才借“大伟人”魏尔德之口讲了出来。 四 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所引的那句话——“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大概就是来自菲尔丁的“一个人很难同时既善良又伟大”。虽然放在自己的语境里，王小波的话讲得并不错，但是，他对菲尔丁的理解，显然是不准确的，不仅不准确，而且还把菲尔丁的意思给弄反了。因为，菲尔丁字面下的意思，恰恰是强调，只有善良的，才有可能是真正伟大的；而人们通常所赞美的“伟大”和“伟人”，则因为不善良，所以不仅不是伟大的，而且本质上是邪恶的、渺小的，是应该被嘲笑和诅咒的。 我并不是说王小波主张人可以不善良，而是想指出，他似乎没有看到菲尔丁恰好是要强调道德和善良的意义。王小波反对“伪善”和“伪道德”，这没有问题，因为虚假的不合乎人性的道德，本质上就是反道德的。但是，他似乎有把道德与“思维”分离开来的倾向，有把“思维”置于道德之上的倾向。例如，在《思维的乐趣》中，他这样说道：“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他这句话，如果指涉的只是某一类知识分子，我没有异议，但是，如果用它来指所有的知识分子，那么，我就很难认同。虽然成为“道德精英”比成为“思维精英”更为艰难，但是，从理论上讲，我们还是应该强调：对知识分子来讲，成为“思维精英”与成为“道德精英”是一样重要的，而对某些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来讲（例如教师、牧师、作家和政工干部），成为“道德精英”甚至比成为“思维精英”更为重要。 从顺序来说，我同意王小波的观点，知识分子的职责首先是“求真”。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虽然友爱与真两者都是我们的所爱，爱智者的责任却首先是求真。”这是因为，“逻各斯的真实似乎不仅对看问题有用，而且对生活有帮助。”但是，求真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求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为了“对生活有帮助”，或者说，为了对人们有好处。所以，虽然知识分子首先要求真，而在“求真”的阶段，他的工作，也许像王小波《街道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但是从最终的效果来看，知识分子的工作，像许多人类的工作一样，都会产生伦理和道德的影响，而不会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真实”与“可信”的问题。事实上，对知识分子来讲，在道德上“求善”的责任，与在知识上“求真”的使命，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也更为艰难。 王小波固然没有否定“善良”和“道德”的重要性，但是他显然没有准确地理解菲尔丁的“善良”观，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菲尔丁来讲，没有善良，就谈不到“伟大”，也不会有真正的“伟人”；一个人只有首先做一个善良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也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伟人。 原载：《文学报》2011年02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