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化、线性时间维度的传统文学式微后，当今的小说写作渐成碎片化的书写。帕慕克显然是这“碎片”的迷恋者。《别样的色彩》是由这生活“碎片”所组成。“所有的碎片都置于一个框架之内，暗暗指向一个我试图掩藏的中心。”在这本涵盖了生活、艺术、素描与旅行的随笔集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地震的恐慌、父亲的手提箱、女儿如梦的童年琐事，还是游走在城市的断想、书与人的命运，所有碎片如镜像一般，交错杂陈，暗暗指向的却是帕慕克写作的根本——伊斯坦布尔。 如果说，巴尔扎克穷其一生意欲完成的是一部建立在巴黎与外省地理坐标上的《人间喜剧》，那么伊斯坦布尔则是帕慕克的文学起点与归宿。而于其间发生的平凡生活碎片则是这城的外在映象。帕慕克把自己对“城市氛围的体味以及困惑”融入记忆与文字，以记忆再造这城，在现实的荒芜中拼接出曾经的辉煌。于是，就有了直抒胸臆的《伊斯坦布尔》，也有了以16世纪古波斯细密画家为背景的《我的名字叫红》，就连以描摹爱情为主题的《纯真博物馆》，仿佛也成了这城的专属。 土耳其居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处于欧洲的边缘地带，“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身份的认同是人们集体的焦虑。欧洲虽是一种希望，代表着无尽可能的未来，却又是一片“异土”——被置于边缘的民族渴望被承认，却又害怕遭到拒绝。身份之痛诉诸文字之内，自有了那份浓浓的无法排遣的呼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将前往何处。”无论帕慕克游历到世界何方，徜徉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或是日内瓦的乡间小径，土耳其那浓郁的呼愁，仍是作家不可割舍的灵魂所在。他见到了作为异乡客的无所适从，没有自我的灵魂，在充满希冀的新大陆上挣扎求存，局外人的命运如影随形。 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帕慕克回眸一望，望见的是民族生存的困局：西方文明来势汹汹，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国族的大我已成齑粉，个体的小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家的责任感驱使帕慕克一次次回到故土，在文字中一次次描摹自己精神的原乡。文学于此，不仅仅是叙事言志，文以载道方是其存在的根本。帕慕克将国族的历史与记忆、寻常人生的呼愁与快乐付于笔端，于纸上构建这虚拟的城市。这城不再是地震后的满目疮痍、阴郁的庭院、破败的茶室与苍老的观礼塔，于是，这一己的书写竟也有了几分凝重的意味。 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时，帕慕克说：“他对西方既爱又恨，程度相同。他无法把自己看做西方人士，但西方灿烂的文明又让他为之目眩，他感觉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这固然是对陀氏文学根基的评论，亦是帕慕克的“夫子自道”。陀氏基于俄国农奴制的现实在欧洲与俄国文学边缘做出现实性的批判。帕慕克循着欧洲文学深厚的底蕴，成就了对前辈的致敬，反思历史，亦不免是对自我存在的拷问及对自我身份的怀疑。 一如纳博科夫，在美国文化面前，故国已成记忆中的失乐园，曾经的家国终不免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放弃了母语的书写，“无根的焦虑”从此贯穿了作家的余年。脱离了精神原乡的书写，如悬置于空中的楼阁，没有根基；失去了文字生存的土壤，文学也便失却了本初的意义。在加缪、略萨的作品中，帕慕克看到了自身的影子：边缘是历史赋予的身份，他无意摆脱。而正是这种边缘客的位置，使得作家得以看清存在的意义。在西方文明的大举侵蚀之前，他始终保持着某种疏离，不试图介入，也不盲目追随，只远远观望对岸的喧嚣，仿佛清醒的“异乡客”。 在面对“为谁而写作”的问题时，帕慕克坦言，他为土耳其写作。“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城市赋予他书写的本能，一切源于对这城、这家国的眷恋。尽管现实不尽如人意，尽管面临政治上的指控，帕慕克一笑置之，只因希望才是生存于此绝望世间的唯一亮色。游走在满目疮痍的地震废墟之中，帕慕克说，唯有如陀氏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即使在最没有希望的环境下，也总是靠着想象来拥抱人生”。文学如此，生活也大抵如是。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4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