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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做学问，我是“半路出家”。1956年北大毕业后，我到了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后升格为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要从事对日文化交流和日本文化调研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3年。1972年返回北京，我下决心弃政从文，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学做日本文学编辑和日本文学翻译工作。1984年，我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从此走上学术研究的新路。在日本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我首先考虑自己的定位问题，我必须从对外文委的对策性的应用研究、出版社书评式的写作方法中摆脱出来，按照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规律，及时做出合理的学科调整。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应以基础研究为主，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而不是并存，更不是相反。以基础研究为主，学者必须求真求实，立足于现实，着眼于长远。我为此制定了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为求真求实向前迈进。 我的短期计划是，以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作为切入点，他们一个在伦理上、一个在政治上是最难突破的，这样从严从难入手，进一步深入挖掘日本文学的矿脉，为撰写日本文学史的长期计划开辟道路。在两者之中，我选择先易后难。虽然开始译介川端康成时，面临种种外来的压力，但我没有退却，至今翻译出版了川端康成的系列作品达200万字，此外主编了两套各10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和作品集，多套3卷本或2卷本川端康成小说集或散文集，还撰写了专著《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其后出版了修订版《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等。 继之，我们没有遵循“文革”期间新华社《参考资料·文艺专辑》有关“三岛由纪夫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三岛的作品是贯穿武士道加色情的黑线”的定调，我们仔细研读三岛的《春雪》之后，先经文联出版社层层请示，由中央政治局批准，于1986年出版了我的夫人唐月梅译的《春雪》，这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三岛由纪夫译本。其后，经过近10年搜集文献资料，在全面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我在《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就三岛由纪夫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文学审美意识的多重性进行了客观的自主论述。以此为开端，经过有关主管部门审批，于1995年出版了10卷本“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还计划举办“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但被人指为搞“三岛热”，“为军国主义分子三岛由纪夫翻案”，还引进外力进行干扰，导致变更会议地点和研讨议题，由此而引起禁止发行上述“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长达5年之久。但我不气馁，我们有科学依据，有自己的坚持，迎着困难上。于是，我将“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合集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研究》，并继续通过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出版了另一套选题全新的10卷本“三岛由纪夫作品集”，用事实说话，让学界和读者更多地了解三岛及其文学，以便于进行学术探讨乃至学术争鸣。我们就这样迎着风雨，以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两个现当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作家，作为闯进日本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路径。 我的中期计划是，在制定先撰写文学史、然后撰写文化通史的长期计划后，中期有序地做写史的准备工作。第一，从整理有关图书目录着手，广泛搜集文献资料，这是落实写史工作的第一步。以写《日本文学史》为例。我们的这一步准备工作就花费了近20年，而且在写作的全过程，还不断发现新资料、新问题又不断充实和求索。这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首要硬件，只有以比较完整的、可靠的、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经过自己的实证研究，才能有条件作出比较接近客观的、科学的，而且属于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结论。这些年来，我们的写作体验是，写史者与史料的关系，就如同鱼与水的关系，鱼不仅要有水才能存活，而且要有大海深水，才有可能尽情地遨游，自由地拓宽自己的学术空间。 第二，学习文艺学理论。正如尼采所说，“史料说明一切，同时又没有说明一切。”因此，不能以史料的考据来代替文学史研究。整理和准备文献与图书资料时，要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就不能忽视文艺学理论的主导作用。为此，学习文艺学理论是必要的，而且是写史关键的一步。因此，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既重视文献学的方法，整理先行文献，不间断地挖掘新材料的同时，又要力图避免文献学、实证主义的繁琐考证，尽力做到实证与理论相结合。 如果说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硬件”的话，那么文艺学理论就是“软件”。如果没有系统的科学的文艺学理论作指导，那么在大量文献资料中，就很难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客观而系统地梳理出文学史发展的规律，在宏观上精当地把握文学史的本质问题。而且，文艺学理论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不能因循守旧，也要不间断地学习新建立的当代文艺学理论。可以说，整理文献、写史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文艺学理论的过程。学习永无止境，否则，新的文艺学理论建构就无法持续，研究者也难有所见。 着手写文学史之时，正值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期，我国学界提出了“更新文学观念”和“重写文学史”、“重写学术史”的议题，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借此良机，积极学习文艺学、美学、文化学科理论以及相关边缘学科的知识，清理头脑里的旧文学观念，重新整理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图书目录和已经搜集到的资料，做了一些中期研究课题，撰著了《日本文学思潮史》，与唐月梅合著了《日本人的美意识》等，为撰写《日本文学史》做着前中期的准备工作。还翻译了日本学者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学习加藤先生通过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诠释，建构日本文学史研究的新模式；参加了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东方文学史》以及北大主持的敎育部重点课题《东方文论史》的编写工作，这些对于我们撰写《日本文学史》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第三，研究方法问题。就写作《日本文学史》来说，在先行者日本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上，结合总结自己长期以来在这方面研究的实践体验，努力确立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这是我们写史伊始就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自始至终坚持实践并不断完善的一个问题。具体地说，需要建构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机制，也就是建构一种三个不同层次的交叉关系的研究机制。第一个交叉关系，是文学与其相关的边缘学科尤其是美学哲学的交叉关系，即它们之间的相应性和互补性；第二个交叉关系，是日本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的交叉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殊性；第三个交叉关系，是日本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学的交叉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对立性与融合性，进行总体的宏观研究，同时需要以翔实的材料作厚实的支撑，对大量创作实践现象进行微观分析，加以提升，使之综合体系化，以期对文学史研究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收到严密的学术效果。我们把研究法称作“立体交叉研究方法论”。 在准备写作《日本文化通史》之时，遵照季羡林先生嘱托，我参与了季老主持的被誉为“跨世纪文化大工程”、“东方文化集成”工作，负责主编其中日本文化编（共50种）的，以及参加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同志主持的“世界文明研究课题”，主编并与多人合著了《日本文明》等书，从中获得许多知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研究文化史，如果从广义的文化定义来研究，我深知自己知识与能力有限，我就选择了狭义的文化定义，也就是一般指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宗教、文学艺术和学术的成果并由这些成果凝聚而成的文化精神，以及其形成过程与政治社会发展历史的有机联系。缘此，我先编写了十二三万字的插图本《日本文化史》，还编写了日本绘画、工艺美术、建筑等插图本。另外，我与加藤周一先生合作主编10卷本的“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与诸葛蔚东同志合写了论文《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还主持了院里的课题“日本传统与现代化”等，这里有经验也有教训。上述这些工作，都是为按部就班地撰写《日本文化通史》做着中期的准备工作。还有，这整个短中期，我们所有的翻译和主编，都是以这个基础研究为中心，都是服务于这个中心的需要。凡有益于撰写《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化通史》者则为之，无益者即使是稿酬优厚也不作为。 最后，作为我们的长期计划，与唐月梅合著《日本文学史》（全6卷），由我们所在的研究所提出，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审定，由社科院推荐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八五”和“十五”规划项目以后，花费了整整10年才完成。接着在插图本《日本文化史》的基础上，花了3年多时间，完成了社科院老年科研基金项目《日本文化通史》。在完稿之际，承蒙我们研究所和所长李薇同志的全力促成，以及我院老干部局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的热情支持，得以出版 3卷本《叶渭渠著作集》，将新作《日本文化通史》也收入其中。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尚未落实出版资助的情况下，打破审定选题需时一个月的流程，在一天之内就研究决定将这套著作集列入出版计划，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极大的激励。 我决心求学永不言老，求知永不言倦，依靠淡泊与宁静，继续走完我余生求学的最后一段路。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