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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身份研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媒介身份研究就是通过一种隐喻的方式把媒介作为具有集体自我意识和反思性的“行动者，，(agent)，考察其构成、行动、身份形成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那么，这种研究能够成立吗?当前已有研究提出了媒介身份研究的可能性问题，在此笔者将再作深入阐述。 (一)媒介有身份吗? 身份一般是用来讨论人或者民族的。“媒介身份”具有一定的隐喻意味，就像在传统的媒介角色研究中那样。但是，媒介是由人来操作和运转的，人对自己的行为甚至意识本身具有一种反思性，当面对某一类行为，如传播行为；或一个特定的对象，如媒介机构时，会产生一种集体性的自反性，正是这种自反性，使媒介具有了对自己传播行为的集体或者机构的反思性，具有了某种集体意识。这样看来，“媒介身份”不全是一种隐喻，也是建立在以人为“媒介灵魂”这样一种扎实的事实基础之上。 (二)身份更是一种方法 媒介身份研究无法回避其隐喻的本体论基础，但是如果将身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加以谨慎运用，对于媒介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将有助于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更好地理解媒介，并具有很高的应用意义。 当代媒介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变化：(1)传统上认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或者信息传播工具的媒介，已经日益表现出其产业属性和经济属性。(2)媒介的地位日益重要，独立的权力要求日益高涨。(3)新媒介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各种传播形式和信息传播方式，正越来越以一种整体的方式产生作用，并带来许多问题。这呼唤着重新审视媒介，才能提出有效的应对办法。(4)全球化几乎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家、民族、特定的地域文化差异也日益凸现。媒介处于这种文化的夹缝中，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和立场，成为其行动的关键性因素，也即文化身份问题。(5)受众“觉醒”了。受众反应的多样性和潜隐性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所证实。特别是当前，经过上百年的大众传播熏陶，见识了多元复杂的大众传播环境，受众变得更加成熟，也就更加主动和不可控，充满不确定性。这对过去的媒介认识和当代的传播实践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面对新的情况需要有新的视野和方法，媒介身份研究就是一种值得考虑的方法。比如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全面和整体的视角，它能够面对变化，容纳差异。身份还要求既考虑物质现实力量和权力问题，同时也考虑各种观念和主观意识的力量，并始终力求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对立。身份理论特别适用于对处于多种力量的压力夹缝中的主体或者对象的研究。比如全球化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媒介的两难处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份问题。 (三)丰厚的知识传统 媒介身份研究绝不是凭空创造的，它有着丰富的知识源头。 首先，身份是西方哲学传统对人不懈追问的结果，经历了从自我、主体到身份的一系列发展过程。早期的身份导源于从笛卡儿到莱布尼茨所建立的抽象的、个人主义的，与历史和社会脱节的主体观，认为存在一个固定自我，像灵魂和本质，一生不变。马克思是最早对抽象、孤立和本质化的主体观提出批判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从马克思开始，身份才成为可能，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才开始萌芽。G.H.米德反对自我天生的看法，认为在交流中会形成一种“客我”，当其得到“主我”的回应时，自我或者身份就得以形成了。对主体以及自我的建构一直伴随着对其的质疑和解构。大卫·休谟认为身份是一种虚构，往往是想像的结果，为了制造某种恒定的感觉，假装“我们感官的知觉的继续存在，借以消除那种间断；并取得灵魂、自我、实体的概念，借以掩饰那种变化”。到了结构主义那里，主体完全丧失了其能动的创造性，成为了外部结构的产物。福柯甚至提出了人的终结和主体消亡的看法。那种人们熟悉的自律、理性、固定不变的主体模式将可能被置换成一个多重的、离散的和去中性化的主体，并在信息生活中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 当那些一向被认为确定无疑的东西开始动摇并受到质疑时，身份作为一个问题才被真正提出来。这是一份优秀的思想遗产，蕴涵着对人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学科的优良传统，具有很强的认识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媒介也是属人的，和人密切相关，以人为中心。因此，能够，也非常需要借用身份概念和方法来研究媒介。 其次，系统论。系统论已经成为认识和理解世界基本思维的方式之一。简单来说，系统论是从整体互动联系的视角来看待一个机构或者一个整体，也是媒介身份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通过系统论这样一种理论中介和广泛联系的桥梁，把人文科学和哲学思考领域的身份概念理论化和方法化，并运用于当代的媒介研究，产生新的思想火花。 第三，角色一功能观。受社会学功能观的影响，角色一功能观成为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对媒介的基本认识。哈罗德·拉斯韦尔、查尔斯·赖特、拉扎斯菲尔德以及威尔伯·施拉姆相继对媒介的功能进行了深入阐释，并由此引发了对媒介的角色界定。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只有当把注意的焦点从对个体的分析转移到对社会整体的分析上时，大众传播的某些特定方面才变得突出出来。一旦这样做，就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大众传播对整个社会发挥的功能。”可以说，角色一功能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角色观中天然蕴涵着一种身份感，特别是当个人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某种自我意识时。因此，角色实际上是关于社会结构性力量和特定经验的概念，当获得自我意识的反思性关照时，就转化为身份，这是一种符合逻辑的转化。同时，面对当前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也呼唤着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这就是身份理论。当前已有研究预示了这样一种转变的趋势。马特拉提出了传播施动者概念，它通常是指积极参与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具有施动的意味，这其实就已经隐含着身份问题。玛丽·庞德指出由于美国作为加拿大一个强大的邻邦，对所谓的“加拿大性”所产生巨大的解构力量，使加拿大身份实际成为一个问题和一种悖论。同时，她主要关注的焦点是“这些基本的矛盾是如何塑造了大众传播媒介，使其成为这样的形式的”。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加拿大大众传媒的身份问题。 综上所述，媒介身份研究不是空中楼阁，其不但具有一定的本体论基础，而且充分吸收了各种有益的理论和观念，具有很强的理论容纳力和综合性，是一种富有弹性并对未来开放的思考视角和理论方法，具有很好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这正是这种方法可行性与合法性的源泉。 二、媒介身份研究的核心理念群 媒介身份研究蕴涵了一些基本的理念，是整个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基石，是指导具体研究过程的中心原则或者方法论。 (一)全景全息视野 全景视野意味着自始至终以一种全面、整体和综合的方式来考察研究对象。首先是全面，就是对可能认识到的因素的全面考虑。其次，注意部分的整体性，即“部分不仅被包含在整体中，整体本身也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它所包含的部分中”。 从研究对象来说，媒介身份研究必然聚焦于媒介，这是研究能够进行并具有意义的必然保证。但是聚焦并不意味着隔离，媒介身份研究就是要通过焦点透视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内的各种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力，同时也要从这个焦点看到媒介所折射或者衍射的光线，在整个社会文化机体上留下的痕迹和变化。这里还涉及到具体的个人问题(媒介人)。因此，媒介身份研究既要聚焦于媒介，却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媒介，它是一个聚焦同时又发散的过程，一种全面的研究思路，这需要从观念上打破一般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区分的固定界限。 从特定媒介来说也是如此，比如电影，它处于整个社会环境中，同时也处于整个媒介环境中，它的身份十分复杂。这就像一种全息摄影，整个社会都能倒映在一个小小的局部上。 从知识结构来看，身份研究也试图沟通传统人文哲学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知识体系。在当前的认知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应有的分裂，一种是强调客观和科学的经验主义范式，另一种是思辨和灵魂探究的阐释范式。实际上这两种思路各有其优缺点，亟待综合。身份研究一方面注重对身份界定的内在自我感，另一方面也重视身份构成的外在经验事实和结构，有望打通这两个隔离已久的领域，获得一个相对全面的认知图式。 (二)规范背景与自组织原则 媒介身份研究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社会假设之上，生活本身是无序的、混沌的，但是整个社会可以处于一种规范和有序的状态。有序状态是无序状态的特殊形态和阶段，是一种过程。这种规范状态主要是通过系统(社会或者媒介)的自组织能力实现的。 简言之，任何时候讨论媒介身份都有其参照系，包括过去的媒介身份、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媒介形态。当社会初始条件或者环境发生变迁时，媒介身份可能失去平衡，但是这种失衡不是永远的，新的因素或者变化会给整个媒介带来新的刺激和复杂的变异，并导致媒介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被激活，在系统不完全崩溃的前提下，重新调整而获得新的身份和谐。这里的自组织能力既强调了媒介作为一个系统对外在压力和变化的自我防卫和修复的“有机”特性，也表明了媒介反应的自发性、效果的间接性、复杂性和相对的独立自主性。 (三)复杂性思维 这是媒介身份研究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复杂性思维首先意味着反线性和非决定论或者弱决定性的思维方式。举例而言，一般认为经济力量(或者市场因素)对媒介的属性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通常会认为经济因素确实是媒介构成的主导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甚至一些微小的环境变量也会对媒介造成影响，它们会干扰或者转化经济力量对媒介产生作用的方式。通过这种频繁的互动和联动，使经济力量产生的效果不那么直接，而且也非常多样，不是完全可控和可预测的。 复杂性思维又蕴涵了另一个特性，循环因果或者称之为复杂因果。比如媒介受社会文化种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媒介自身的特性却不是单个因素决定的，它拥有相对独立的涌现特征，这些全新的特征又将反作用于社会，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很大的影响，谁是因，谁是果，就变得模糊起来了，并且无法简化。 复杂性还意味着要在对立和悖论中思考。一个系统中对立关系的同时存在是违背逻辑同一律的，经典的处理方式就是运用二元论把对立的双方区别开来，或者无节制地使用辩证法。但是就事实和经验看来，面临的是对立关系甚至是悖论同处一室的情况，它们甚至是相互依存、背靠背的关系，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在同一个系统中保持一种紧张的张力，与此对应，一种理论上的张力也是必需的。比如有序与无序的问题，在语义学角度它们因相互间的绝对差异和对立而存在，同时有序产生于无序，终将归于无序。因此，复杂性意味着对无序和不确定的接纳。也即许多偶然性因素的存在形成了认识的空白区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保证着认识的可能性，为认识指明方向。 复杂性也还意味着一种无穷的“皱褶”。这主要是针对可能产生的反思循环。因为反思本身具有某种镜子效果，比如要研究媒介这个对象，为了清晰地分析它，最好的办法是在对象面前放上一面镜子，使它的影像(只能是影像)能够尽量真实地呈现，但是，基于反思的研究原则要对树起的镜子进行分析——看看它是否客观地反映了事实，是否存在反射上的缺陷，同样也可以树起另一面镜子。然而，当这面镜子树起来以后，看到的是一个无限延伸的镜子的队列，形成了一种反思的无穷“皱褶”，反思便成了一种无限延伸的反观性。这无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却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在理论方面还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以用一些具体的边界参数来进行限定，尽量接近真实。 (四)以人为本 所谓以人为本，不仅仅是因为媒介身份研究是为了人，服务于人——这只是一个外围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是媒介身份研究的关键性环节，正是通过人这个中介，媒介才能实现与外界的交流。 首先，思考媒介身份是对人的一种拟仿。其次，人是媒介行为的具体承担者。讨论媒介的行为，最终要落实到种种具体的操作者。最重要的是，人是媒介的意识转化中枢。如果一种力量要对媒介产生作用，首先要对媒介人产生作用，这种作用首先是观念和意识或者潜意识方面的，然后才转化为具体媒介行为。比如一个行政指令需要媒介执行，首先要传达给媒介的管理者，然后由管理者传递给各个岗位上的具体执行人，最后才化为媒介的统一行动。 当然事情绝非上述例子那么简单，人是社会人、机构的人，同时也是个体的人。人是媒介复杂性的基础，因为人本身是复杂的。面对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信息指令时，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也会做出不同反应。而且还有必要考虑人的非理性因素，这就使媒介的组织行为和传播行为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并产生了许多不确定性的结果。 同时，人还是媒介的反思中介，正因为有了这种反思性，才会对媒介机构的行为产生一种集体性的反思，这是讨论媒介机构反思性的前提，也是媒介身份研究可行性的基本前提。这种反思性还包括研究者对自己研究的反思，对研究的自我质疑和提问。因为“所有理论分析(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分析)中未经分析的因素，是学者与社会世界的主观关系，以及该主观关系预设的客观(社会)关系。”强调反思就是要通过对研究者本人主观性的客观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也符合身份研究的精神实质。 最后，媒介要想对社会产生影响，也必然是要通过人这样一个转化中枢，这种媒介对社会的反馈或者影响，对媒介身份的形成和确认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媒介身份研究的核心理念进行直接界定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理念的描述中不断地限定它，并无限地接近它。而这些理念往往是同时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它们相互联系，并纠缠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群，共同构成身份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三、媒介身份的基本框架、研究范畴和具体方法 (一)媒介身份的基本框架 首先，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媒介身份构成有自己的时空结构。时空是不能分裂的，它们统一于历史，统一于特定和具体的媒介身份形态，并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时空体”。也即媒介身份的时空不是抽象的空概念，而是被一些具体的特定时代的因素充实着，并通过这些因素表现出来。 其次，媒介身份具体构成的双重结构。基于分析的需要，可以把媒介身份的构成因素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可以称之为实体性因素，这包括通常所区分出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等能够对媒介形态和身份特征产生直接和短期影响的因素，因此也是构成媒介身份特征的现实和权力性因素。实际上，当前主要是通过这些因素来界定媒介的属性，并确定其身份，比如“喉舌说”、“产业论”等等。但是，必须看到，政治、经济或者技术因素往往是相互渗透的，有时候经济因素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貌似纯粹，但是谁控制技术，技术扩张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一经提出就足以打破单纯技术决定论。这样看来，单独从某种因素出发界定媒介的身份是非常狭隘的，而且身份本身就是各种因素的一种冲突、互动和融合的结果。 另一个层面是一些信念、观念体系甚至神话体系，比如价值观、媒介观等。“言论与表达自由”、“人民的媒介”等就是这样一些观念。观念体系并不一定能够反映特定时期媒介的真实状态，往往具有某些理想色彩，对于现实的媒介形态和传播行为也不一定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它们对媒介身份的构成具有重要的价值，要么对一些实体性因素产生维护和平衡作用，要么提供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价值，并在长时段中可能影响或者改变媒介的现实形态。 媒介身份构成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有着频繁的交流甚至转化。且不说有些观念就是直接产生于实体性因素的意识形态需要，比如技术的神话，认为技术将带来民主和自由；有些观念是为了掩饰和平衡实体性因素带来的身份失衡，比如自由观；还有人民观，可能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实现自己目标的最好口号。反之，人民观也会成为斗争的利器，依据其广泛的号召力，也许会给最大多数的人群争取自己的利益提供帮助和支持，并真正改变媒介的现实状态，这实际上是这些理想或者神话化的观念建构媒介身份的主要和积极方面。 再次，媒介身份构成的他我融合。媒介身份既是一种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媒介的自我认定。这种他我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比如政治的压力(行政的力量)曾经是媒介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喉舌论”就是其典型代表；当前往往是市场主体或者产业成为了媒体自我认同的目标，政府的行政压力反而变成了一种他者，一种外部压力。因此，他我之间是变化的。 从媒介身份时空动态图中可以看出，媒介身份域处于实体性因素、观念体系、他者和自我因素之间复杂互动的中间地带。这种身份构成既是确定的，有其特定的时空和历史印记，有相对确定的边界，也是动态的，不仅仅是整体上的动态发展，其内部也存在着不断互动变化的趋势。同时，上述这些因素又被广义的文化圈所包裹着。 以上主要是从外部和宏观角度来考察媒介的身份特征，媒介身份域内部还有一个微环境，媒介人是这个环境的主体，是意识与行动的转换中枢，它对媒介身份的最终形成和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二)媒介身份研究的范畴 媒介身份研究是以媒介为中心的发散式的研究范式。因此，它包含着一个社会理论的视角，研究的范畴绝不仅仅局限于媒介，而是从媒介这个焦点出发，透视着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 从宏观角度出发，媒介身份研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过去的媒介身份状态描述和评价；当代影响媒介身份构成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式，对媒介身份形成的权重；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包括矛盾、相互间的协调和制约；媒介的身份特征是如何反作用于社会，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效果评价等。基于特定的立场，媒介身份研究又最终聚焦于中国媒介的具体情境，引导对中国媒介身份的分析和诊断。 从中观层面出发，可以按照类别进行媒介的身份分析，比如电影身份、电视身份、报刊身份等，考察的中心环节是思考什么力量构成了当前各种媒介特定的身份形态。不同的媒介身份结构和动态变化最终对媒介作为整体的身份构成造成影响。 从微观层面出发，主要是考察人怎样通过具体的行动和意识转换，对特定媒介身份的形成和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中心作用。 实际上，研究范畴的区分是相对的，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媒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来进行的，从而构成一个完整和联动的整体。而这些研究往往涉及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身份研究只不过是一个中心的线索，通过它从大众传媒这样一扇“窗户”透视整个社会和人类。 (三)具体研究方法 从整体上来说，方法和对象往往是统一的，媒介身份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方法。笔者在此想指出一些适用于媒介身份研究的具体方法或者办法，这些办法也是与研究的核心理念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息息相关的。 (1)问题牵引与现象分析相结合。问题往往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对象以及特定的关系有关，一般是矛盾和冲突集中凸现的区域，它是充分情境化的(比如中国媒介)。这样的研究才可能真正拥有现实基础，能够面对现实情况，具有充分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怎么提出问题?这就必须从对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入手。只有通过对传播现象细致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上述问题才可能被发现，并以正确的方式提出。比如报刊和影视媒体的集团化作为一个现象，就可能提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怎么安置行政(政治)力量的位置，以及与媒介的产业要求的关系问题。 (2)历史研究与当代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是一种动态研究方法，试图追踪整个事件的演变历程，隐含着对未来的展望。当代分析是一种静态的、切片式的结构分析。两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但是，历史往往在当代留下自己的踪迹和印记，而当代分析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定格，给认识事物的状态提供一个清晰的轮廓。因此，有必要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 (3)理论演绎与个案研究的结合。媒介身份研究是从人的身份问题和媒介角色功能观，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媒介的两难状态和文化身份的困惑问题获得灵感的。以系统论和人的身份概念群作为其哲学和方法论基础，综合传播政治经济学方法、文化研究理论、批判研究等社会理论，整合形成一个媒介身份的理论分析框架。当然，我们应该依据这样一种思路来分析媒介现象和状况，并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细致的媒介身份研究的普适理论。 但仅仅是理论的梳理当然是不够的，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可能因为一个从理论演绎角度建构的架构，最后反而成为研究的枷锁，使得研究失去扎实的地基，成为一个僵化和教条的空中楼阁。因此，还需要个案研究，比如落实到中国媒介的具体情境就是一种尝试。那就应该对各种不同媒介的身份特征问题进行研究，对一个具体媒介机构比如报社、电视台的组织和机构进行分析，甚至包括落实到媒介人的个人深度分析。这些个案研究可以作为媒介身份理论的例证，而更重要的是对媒介身份理论进行反馈和修正，使媒介身份理论和方法充满活力和弹性，既具有现实的解释力，又能够切实地指导媒介实践。 (4)民族志深描与量化统计分析相结合。民族志方法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比较全面的环境状态、行为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同时也有可能通过深度阐释和心理分析的方式探究一些更加潜隐的、不便言说甚至难以言说的深层心理和微妙关系。比如对一个具体的媒介机构日常运作状态的记录，对特定的媒介人心态分析，都可采用这种方法。 但是，在探究和获得比较大的范围意向、愿望以及观念和看法，还有某些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趋势和倾向方面，必须运用量化统计学分析。通过两种方法的共同运用，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探查研究对象，获得更加准确和真实的研究结果。 总之，上述种种方法应该综合运用，突出媒介身份研究中的双向循环过程，从上至下，从下至上，两者同时进行，相互联系和影响，使研究既不被早期的假设和理论预设所禁锢，同时又不被眼花缭乱和繁杂的现象所迷惑。 总之，媒介身份研究框架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中心提出来的，但是如果深入思考，实际上可以在广义的“媒介，，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更加具有普遍价值和创新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大众传播是一种媒介，那么人也是一种媒介，实际上在一个广泛联系和互动的社会网络中，任何东西都是其他事物的媒介或者中介，可能具有某种“身份”，都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聚焦点，并透过这个“中介”认识到一个事物群及其复杂的关系结构。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 2007年第3期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 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