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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文化是文化表征的一种新的方式和呈现形态，它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对于表征效果透明化和完美化追求的历史夙愿。“透明化”，即表征活动力图使其效果达到客观忠实、彻底透明，从而实现认识对于事物、主体对于客体的忠实一致。再现论和写实主义（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即是这种文化旨趣的反映。这种“客观忠实”影响到中西传统真理观的建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符合说真理观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完美化”，即表征活动对其表征文本尽善尽美的制作诉求。中西各种风格流派都以各种方式实践着这一追求，形式主义文学创作自不必说，看似任性率意的表现主义也非天马行空，它还要遵循“成功的表现”（克罗齐语）这一重要原则，所谓“成功的”，就需要尽可能地向完美靠近。“完美化”体现了创作者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诉诸了人性中的完美化追求和乌托邦冲动。一字师、一字千金、推敲等文坛佳话就是人类追求文化完美化的典型范例。 透明化与完美化的表征效果一直是人类文化所致力追求的目标。但在历史上，由于表征媒介（如语言）的天然限制，绝对透明和完美的表征效果更多的是一种想象。毕竟，语言在本质上是符号，它是编码后的产物，是原物的符号替代品而非实物。也就是说，它是白纸上的黑字，虽然尽辞藻修饰之极至来描绘“鲜花”、“美女”，但毕竟不是实在的“鲜花”、“美女”。另则，抛开编码的因素，我们看其表征的形象效果，它所呈现出来的也只是轮廓，且渗透着主观感觉，甚或虚构性成分，而不是对事物的精确客观再现，其细节构成也经不起显微镜式的推敲考察。 今天，随着电子传媒的广泛普及，媒介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跨越与其高科技含量的加强，特别是数码技术的加盟，使媒介文化在表征现实时高度清晰、高度仿真，其效果比真实还要真实，即波德利亚所谓的“超真实”（hyper reality），如数码相机和数码DV等的拍摄和制作效果，某种意义上，此时已经达到或接近达到表征活动所苦苦追求的透明化效果。另则，当代数码技术可以对已经达到高度透明化的文本在技术上进行完美化制作和再加工。以照片为例，新技术可以对照片中人物的胖瘦、高矮、色彩、背景的明暗度以及脸上的雀斑等进行随心所欲的修改，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创作者对于文本表征完美化效果的主观想象，满足新媒介文化对于其表征文本完美化的制作诉求。 面对媒介表征在今天的“丰功伟绩”，经验性日常生活层面的反应是振奋的、接纳的和鼓励的。随着数码相机、数码DV像素的几何式增大，随着音频录制和播放设备保真效果的愈发完美……人们越来越喜欢观看这些具有高清晰画质的照片、影视；欣赏具有高保真品质的超重低音和多声道合成音乐；追逐那些经过传媒“完美化”、“特色化”和“超级化”包装的媒介形象……（视觉文化转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大众喜欢媒介文化表征的超客观性和完美化效果，这种反应进一步鼓励了文化制作对这一效果的更高追求，而文化的这种更高追求最终又反作用于大众，并使这些具有审美化品质的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自然化为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然而，理论上的反应却不大相同。面对媒介文化表征效果的透明化、完美化趋向，波德利亚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文化的“拟像”化生产。以经过数码技术处理过的婚纱照或写真照片为例，它们的特点是高度仿真、高度清晰（甚至连皮肤上的毛孔都能清晰观察）；它们还可以借助电子技术手段对人的身材、面孔、身体背景等进行“完美化”加工，从而把人塑造成为一个远较本人优美和完善的形象。但这一形象与他本人可能相距甚远，难怪波德利亚感慨说，这个曾经令他“迷恋”的摄影，如今却有些看不懂了。①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本来照抄和复制实在的摄影，如今在对现实的反映和复制过程中，掩盖和篡改了某种基本的现实真实，并通过一种替代性的在场掩饰了这一基本现实的缺席，最终从现实真实中独立出来，成为与这一“真实”失去联系的形象（it is its own pure simulacrum）。如果从语言学角度分析，此时的照片是借助于能指符号使实在（即所指及指涉物）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参考波德利亚的拟像理论，这其实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拟像”② 生成过程。 “拟像”是文化超真实化和完美化最终的表征形态。建基于高科技传媒手段的各类电子文化，如电视广告、影视明星、MTV、新闻、虚拟等，常常呈现为拟像形态。③ 它们是“透明的”、“完美的”，受大众欢迎的，让大众感到舒适的，然而，它们又是充满危险的，波德利亚之所以悲观，之所以持他所谓的“坚定的悲观主义”④，原因正在于此。 其一，拟像谋杀辨真力。所谓辨真力，即分辨实在与真实的能力，或称理性能力、认识能力。辨真力在两个方面被谋杀。首先，辨真力的产生，源于世界的不完善，源于真假、善恶、美丑并存。假恶丑作为真善美的他者和天敌，在敌对状态中加强了主体的警惕与分辨敌友、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正如老鼠的存在提升了其天敌猫的能力或敌国的存在对吾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一样。但是现在，一切都是“完美”的、“乌托邦”的，他者被征服，随之而来的便是自我的弱化和毁灭。所以，世界的过度完美不利于“辨真力”的涵养和滋长。第二，“表征”，是英文representation的汉译，re-是“重”、“再次”，present是“呈现出来”，tion是名词后缀，所以，representation就是“重新呈现”、“重述”，是“在演说中通过词语和图像唤起在场（presence）之鲜活印象的能力”⑤。其中，“re-”这道程序意味着主观“偏见”的渗入（而这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意味着表征的透明化和客观化追求充其量是文化的一厢情愿；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表征的本性不是忠实、不是透明，而是偏见、扭曲，“扭曲（distortion）和歪曲（misrepresentation）并非人类经验之次要的、偶然性的特征。我们无法直接感知世界本身，而必须以各种滤器和渠道为中介，其中包括各种语言形式和解释模式。各种语言形式和解释模式并未反映这个世界，实际上，它们建构了这个世界”⑥，所以，我们无法否认“感知和表征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扭曲的成分”⑦。事实上，对表征的超真实化追求必将走向其反面：比真实还要真实，也就成了“非真实”（这也正是表征的悖论）。“超真实”所以最终物极则反，原因正在于这个“re-”，“re-”划清了所述与实在之间的界限，使我们能够保持对实在（即真实）的辨识和认知，而超真实化则消解了“re”，或者说麻木和软化了大众对于“re”的分界冲动。这样，人的因素被剔除，认识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差异性也遭到排除。于是，这种对表征效果的刻意的绝对化的追求最终造成了辨真力的弱化和求真的危机，这也正是波德利亚等理论家真正担心的。 其二，拟像改造无意识。拟像对大众的“征服”往往不从理性层面施加作用，而是直接针对人的无意识心理活动，通过对人无意识的渗透、收买和征服，让人自觉不自觉地对它产生信赖和迷恋。以电视广告 ⑧ 为例，电视广告通常是令人烦心的。学理上讲，广告的说服行为是艰难的。但事实证明，广告的说服工作通常又是成功的，“那些一辈子把精力花在抗议‘虚假而骗人的广告’上的人，实在是广告客户的天赐恩主” ⑨，一味反对广告，等于为广告喝彩。其中的秘密，在于“广告商总是竭力进入并控制公众的无意识头脑” ⑩。广告很少去说理（只有拙劣的广告才采取这种伎俩），“很少有全国性的产品广告活动，会以展示要他们产品的正式的、有逻辑性的语言的‘论证’来完成，相反，他们将人们置身于具有高度表情的情景中：微笑、大笑、拥抱、接吻、跑、玩，或者跳入水中。其中暗含的非语言观点是，购买他们的广告产品会使你感觉良好，使你更加可爱”{11}。这就是说，广告不诉诸理性，而是诉求情绪和感觉，它的成功在于它巧妙绕过理性的马奇诺防线而改攻非理性的无意识领地，从而釜底抽薪，使意识层面失去抵抗效力。广告之所以从人的无意识领域入手，原因在于：1. 此处理性抵御力量薄弱，容易进攻，易于得手；2. 此处易受诱惑，容易投其所好。无意识，作为主体赖于维系自身主体性的最后一道防线和保留剧目，一旦被拟像收控，将彻底成为拉康所谓的“他者的话语”。此时主体在无声无息中被征服，而拟像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主体”的生活和文化旨趣。 意识层面的理性能力被谋杀，无意识层面无意识又被重新改造，这样的结果是大众对实在的真实性无法做出确凿判断，在想象界和实在界（即韦尔施所谓的“传媒现实和日常现实”）间难以作出正确辨识，其真实观被彻底改造、重写。当主体在两个世界间难以辨识，当意识与无意识双重失陷，当审美自律遭到瓦解时，主体其实陷入了“非真实化”的处境。“非真实化”(derealization)，这是杰姆逊借用萨特的语汇用来说明文化的超真实后果。他说，这些极度真实的艺术品对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你在博物馆里长时间地盯着这种塑像看，那么当你转过身时，你会怀疑周围的人是否是真实的”{12}。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长时间沉浸于由拟像建构的超真实（即仿真文化）空间，我们不仅对“拟像”失去辨真能力，而且对实在界也失去本有的辨真能力。当然，更为重要的，大众在拟像文化及由拟像组构的仿真文化中会逐渐失去对实在的兴趣，大众的求真旨趣会逐渐被拟像旨趣取代。此时，实在不再重要，而媒体拟像开始成为兴趣的中心。以周星驰和六小龄童为例，大众喜欢他们，不是喜欢他们二人的现实形象，而是喜欢二人所展示出来的媒体形象，包括他们通过媒体展示出来的行为动作、性格气质……还包括他们的独特配音。此时的尴尬在于，如果把这些配音改装成周星驰和六小龄童自己的声音，大众可能对这一自然真实的处理不买帐。因为他们喜欢并认可的演员不是实在的，而是媒体拟像的。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波德利亚才认为拟像的“完美”是一场罪行{13}，是对实在（real）的谋杀，“任何系统接近了完美操作性，也就接近了自身的死亡”{14}。 分析至此，我们发现，新媒介文化的拟像化表征中，认识论的两个重要层面：主体与客体在此都出现了危机（主体方面意识与无意识双重失陷，客体方面文化呈非真实化趋向），主客体的双重受损从根基上冲击和重构了当代大众的真理观、实在观。求真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被西方理论再度提及，在今天被称为“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al crisis）。 经过了这样一番论证，当我们回过头来，关于今天文化表征效果的透明化和完美化趋向，形成了经验层面与理性层面的两种分歧。而这恰恰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元化，单一的价值判断已经显得有些匆忙和不沉着，我们需要将其置于悖论语场进行审视。 注释 ①[法]鲍德里亚：《我不属于俱乐部，亦不属于宫廷——鲍德里亚同M·甘恩和M·阿诺德的访谈》，选自包亚明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②参见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from 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 ed.& introduced by Mark Po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70。 ③“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参见[法]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商务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④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from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ed.& introduced by Mark Po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7。 ⑤⑥⑦[英]丹尼·卡瓦拉罗著，张卫东等译：《文化理论关键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第52页、第51页。 ⑧可以把电视广告视为一种拟像，原因在于：A广告，作为一种话语，或者说作为一种符号运作，它从能指到所指的意指活动中常常改变航向，把托盘指向另一层能指的游戏，而不再专心于所指与指涉物，于是，广告话语常常滑向拟像的逻辑模式；B广告，如上所说，是一种伪语言（因为其意不在具体的常规的意指活动）、伪表征，但它又是成功的，它有成为拟像所具有的超真实效果和“完美化”运作机制。 ⑨⑩[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第185页。 {11}[美]约书亚·梅洛维茨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12}[美]杰姆逊讲演，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13}波德利亚说：“完美的罪行就是创造一个无缺陷的世界并不露痕迹地离开这个世界的罪行。”参见[法]让·博德里亚尔著，王为民译：《完美的罪行》，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3页。 {14}[法]让·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象征交换与死亡·前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媒介文化逻辑与审美观念嬗变研究”（06JC75011-44004）阶段性成果之一。 原载：《理论与创作》 2007年第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 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