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叫波德莱尔（他是《巴黎的忧郁》、《恶之花》的作者，是一位以丑为美、对丑恶的城市进行美学解读的伟大诗人），他曾经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他所处的时代，他说：“世界要完了，儿子将由于贪婪的早熟而逃离家庭，不是在18岁，而是在12岁，他将逃离家庭，不是去寻找英雄气概的冒险，不是去解救被锁在塔里的美人，不是为了用高贵的思想让陋室生辉，而是为了去做买卖，为了去发财，为了和他卑鄙的父亲竞争，而资产者的女儿，在摇篮里就梦到自己会卖到100万。 ”
    这段话如果我们今天来解读的话，意思就是，人类的理想慢慢丢失，英雄气概不复存在，光辉的思想将会与物欲结合在一起。而我们人就将像昆德拉所说，“从天上回到沉重的大地”。正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本书所揭示的，何为轻？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想。凡是远离大地上升的东西，引导我们向上、腾飞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想的东西，称为轻；而把我们引回大地回到现实的东西叫重，所以他说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在地上。实际上，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他说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呢？今天我想就从昆德拉的这部名著说起，一起来谈谈法国文学和翻译。
    翻译造就了昆德拉
    翻译首先是一种勇气、胆识、眼光、品位，而韩少功就兼具了这样几点。
    昆德拉之所以被称作昆德拉，我认为是翻译造就了他。 1976年，昆德拉离开捷克移民法国，后来被视为捷克裔法国作家。1987年，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由作家韩少功翻译进入了中国（韩译本名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度洛阳纸贵，引发了许多的解读。
    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来找我，希望我从法文本重新翻译昆德拉的这本书。我一开始拒绝了。出版社问我为什么不想翻译，我说，昆德拉是二流作家。出版社说：你怎么就认定他是二流的作家？你没有好好读他的书，你误解了他。大家知道一个做翻译的人，最重要的是理解，一个翻译者如果不能去理解，不能让更多的人来理解他，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翻译。所以，当出版社来跟我谈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可能是有点问题，最起码我只读过他的三本书。第二个问题，出版社说：你不敢接受挑战。这话我不能接受。于是，我说：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看一看韩少功翻译的本子，和法文本子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我考虑一下。这一考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我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英文版、法文版、中文版拿过来研读，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发现了还有翻译的空间，这种空间就在于对这部作品如何理解。
    我接手翻译的时候，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累计已经卖了100多万册。现在再重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出版社给我的一个解释是“原汁原味”，意思是说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原汁原味”的。但是我对这个卖点也不认同，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韩少功的译本已经做得非常好。所以我特地做了一些研究，对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书，应该怎么翻译？我的译本跟韩少功的译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事实上，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外国文学，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是用外语撰写的，而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外国文学”，是经过翻译家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这种叫翻译文学。同样一本书，经过不同的译者，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同一首乐曲，不同的演奏者去演奏，风格是不同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说，韩少功翻译的跟我所翻译的，没有哪个更好。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翻译是文化的积累》。我在文中说，韩少功所做的历史贡献是我所不能及的，因为是他最早发现这本书，并且最早把昆德拉呈现给了中国读者，他的功劳是独一无二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现在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跟当初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它的历史功绩能是一样的吗？哪怕现在翻译的一些字句，比它更准确，也不能说明什么。所以，翻译首先是一种勇气、胆识、眼光、品位，而韩少功就兼具了这样几点。当时昆德拉还没有什么名气，是他发现了昆德拉，而且有勇气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那样的年代呈现给中国读者，我认为他的贡献是我不能及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跟他之间会有一些差异。
      第二个差异就是一个译者跟一个作家之间的。我觉得我和他之间，有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他翻译时所处的时代与我翻译时所处的时代不一样，翻译所提供的可能性也不一样。怎么理解呢？在他翻译的那个时代，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词语，是不能直接翻译的，必须作软处理。软处理有两种：一种是把语言作一点软化处理，比如不叫“共产主义国家”，叫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种就是学《金瓶梅》，用括弧，此处删去多少字，等等。这种无胜于有，它可能强化了这本书本身所具有的传播力量。比如《金瓶梅》，实际上包括《废都》的空格处，如果把省略的字都填上，也不会觉得有多黄。恰恰在空着的地方，让大家有足够的想象空间，让我们每一位读者用个人的经验和想象，把这一部作品提高到新的理解高度。第二个不同就在于，他翻译的作品，跟我翻译的作品所依据的版本不同。韩少功的翻译，依据的是英文本。虽然英文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是不错的，但是昆德拉本人对于英文本的翻译不太承认，所以他要求根据法文本来翻译，而且他在法文本上写了这么一行字，“经过作者本人的多次校订，法文版具有捷克文版同样真实的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韩少功早就有话在先，他说“我是一个翻译的游击队员，希望哪一天能够有翻译的正规军，替代我的译本”。在我没有翻译之前，我对韩少功的译本进行了认真的研读。我发现韩少功不是一个翻译的游击队员，他是一个天才的翻译家，而且他具有一种独特的调遣语言的能力，因为他对于社会、对于政治具有深刻的理解力。
    是求“真”还是求“美”
    评判一个翻译好与不好，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看他对词汇的选择，美还是不美，丰富还是不丰富，还要看他对原著的理解是否到位。原著词语华丽，还它华丽；原著词语简约，还它简约。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第三个不同在于我们两个人对这部书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一位著名作家曾经说，他发现这本书“除了政治跟性爱之外，别无其他”。而非常有趣的是，在一般情况下，政治都是光明的，政治都是令人向上的，政治都是给予重大的理想的；而性有卑鄙的一面，是跟人的肉体并存的一面。所以在这部书中，我们会发现，他是把轻与重、政治与性作了一个对立，而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是用哲学去谈论诗性的东西，而哲学的东西他是用诗学的语言去谈。这本书就形成了两种笔墨，一种是哲学的，一种是诗意的。
    作为作家，韩少功的笔墨要比我丰富得多。他对语言的组织和调遣是我远不能及的。但是我觉得这部书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它的用词要特别小心。当它是哲学语言的时候，你一定要以哲学之简练，还它一个哲学之简练；当它表达诗意的时候，一定要还他诗学之轻盈。两种笔墨不能混淆。
    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轻”，你可以理解为“轻盈”或者“轻松”。大家知道，当“轻”是一个物理概念的时候，它的表达是非常明确的。当作为一个哲理概念的时候，这个“轻”就不同于“轻松”与“轻盈”了。好比“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轻”是不能随便用一个双音节的词去代替的，因为这个“轻”是哲学意义上的 “轻”，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轻”。再比如，在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特雷萨跟医生的相遇纯属偶然。原文中用了七个“偶然”，法文是同一个字。这里就涉及到“偶然”的翻译问题。从丰富性上面讲，我认为韩少功翻译得非常好，他把这个词翻译为机缘、机巧、偶然、机遇，他把这个词还原为各种可能性。但在翻译的过程中，你还是得判断作者所谈论的是哲学问题，还是一般的诗学问题。否则，在使用过程中，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评判一个翻译好与不好，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看他对词汇的选择，美还是不美，丰富还是不丰富，还要看他对原著的理解是否到位。原著词语华丽，还它华丽；原著词语简约，还它简约。这就涉及到接下来我要说的另一个翻译问题了。
    随着韩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流传，这本书已经超出了文学的意义，而兼具社会学的意义，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听到诸如 “结婚不能承受之重”、“考试不能承受之重”之类的表达，这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语。当我接手翻译的时候，我提了一个要求，我说，如果要我来翻译的话，书名必须做一点改动，最好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重》。出版社说，不行，“存在”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没有一点生命的趣味，而且现在大家已经接受了，你不能改。
    从翻译理论角度说，一旦进入流行语境，并且被广为接受，就不能轻易改变，所以我作了妥协。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必须要改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否则我宁愿不翻译。出版社问我为什么，我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差异太大。昆德拉写这本书，他直面的是生命，而不是什么什么中之轻，就像“校园的美丽”跟“校园中的美丽”是一样的吗？校园的美丽一般是说校园的景观，校园中的美丽就不一样了，包括校园自身的美丽，还包括美丽的思想、美丽的女生等等，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东西要宽泛得多。而昆德拉非常明确他讨论的就是生命问题，直面生命。这就是原则的问题，从翻译的角度说“是求真，还是求美”，而真与美永远是文学中一个谈不完的话题。
    文学形式贵在创新
    有人说巴尔扎克建立的是一个社会的、现实的教堂，是一个外部社会；而普鲁斯特建立的是一个虚拟的、想象的教堂。他成功了。
    前面我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说起，谈了一点对于翻译的认识。接下来我想从个人翻译的角度，再来谈谈法国文学。我认为法国文学有两大特征：一个是 “真”，一个是 “美”。所谓的“真”，是它永远以人文主义为底色，探讨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大家去看一看法国文学，它永远是跟哲学思潮结合在一起，而且法国基本上是19到20世纪世界主要文学思潮的发源地。第二是“美”，美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艺术创造一定是以新为美，文学的形式贵在创新。而法国文学就是在不断的创造之中，所以这种美永远给人一种常新的感觉。
    比如说法国文学，不同的开头，你一下就可以感觉到它属于哪一类作品。我翻译过巴尔扎克，他的书永远都是一八多少年的哪一天，在巴黎哪一条街的哪一个地方，一个人志得意满地走出来，很可能是从一个贵族小妇人的房间里出来的。这个作家他是一个万能的观测者，是一个万能的叙述者，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写作就像一把解剖刀，对整个社会进行解剖。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让你相信他，让你好像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
    但是如果去读加缪的书，他是怎么开头的？ “妈妈死了，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不知道”。这么个开头，就造成了生命的荒诞性。他遇到的人和事全部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为什么要生到这个世界上，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为什么杀死了那个人。荒诞的小说就是要让我们警醒，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的不可知性，就是要我们反省自身的存在，调整不由自主的行为本身。
    还有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作家雨果，我们都读过他的 《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还有一部大家不怎么知道的《海上劳工》，这三部作品在我看来是构成了他浪漫主义的宣言。那么什么叫浪漫？浪漫主义体现在哪里？第一是对美的事物永远充满激情地追求。你去看一看浪漫主义作家，对于自然界的美永远都是高唱赞歌的。第二是对于真理富有激情地热爱。雨果通过写这三本书，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浪漫主义呢？他说 “人被世上的三重桎梏重重地压着，一种是宗教的铁链，一种是社会的铁链，一种是自然的铁链”。三重束缚压迫着人类，他希望要挣脱开来，寻找一种美。我们可以看一看，他在《悲惨世界》里所揭示的是什么？是社会的桎梏。 《巴黎圣母院》是什么？是宗教。而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读过的《海上劳工》，就是自然的桎梏。《海上劳工》那种让人心痛的结尾，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法国文学永远有这样一种震撼力。回到 20世纪，大家熟悉的一个名字——杜拉斯。杜拉斯的主要作品是我组织翻译的26部小说，包括非常有名的 《一个来自北方的情人》、《来自英国的情人》、《情人》等。你去读杜拉斯的作品，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女人是为爱情、为写作而生的，她一辈子都是为了爱情，一辈子都是为了写作。对于她来说，写作就是爱，爱就是写作，她所追求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是不落窠臼的，是不能循规蹈矩的。而这种爱对她来说，永远是破碎的，永远是绝望的。为了表达这样的爱情观，就有了像《情人》这样令人心碎的故事。杜拉斯的语言跟她的爱情观、跟她的写作也是融为一体的。她没有所谓的套话，她不用成语，人家用过的形容词“美丽的爱情”，她一定不用，因为这是大家都说过的，她一定是 “破碎的爱情”。不像现在我们的创作，描写丰收的景象一定是 “沉甸甸的麦穗，低着头”，你去看一看沉甸甸的麦穗什么时候低着头了？永远是高昂着头，只有水稻是低着头的，但我们就跟着这样说了。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套话，杜拉斯坚决反对，所以她的写作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当你翻译她作品的时候，一定要从她的语言入手，去了解她的爱情观和语言的结合。像这样的作品，你去读它的时候，一切都是崭新的。
    法国人在文学作品的追求上永远都不甘寂寞，永远都有新的创造。比如说，我参与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不同于浪漫主义的雨果，更不同于爱情是破碎的、绝望的杜拉斯。大家都知道， 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可能起源于两部作品，一部是爱尔兰的《尤利西斯》，一部就是法国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什么《追忆似水年华》在法国独具一格？跟这部作品本身足够宏大有关，也跟作者普鲁斯特的经历有关。每次去法国，我跟法国人说我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者之一，他们都会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实际上普鲁斯特本人也在做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把不可能的事情做到了可能。普鲁斯特出身良好，他最喜欢在贵族夫人的沙龙里活动。法国19世纪，要想进入上流社会，不是去跑官，而是去贵族夫人的沙龙里混。普鲁斯特小时候，读了很多书，包括英国的书，他还作过一些翻译。后来他得了一种哮喘病，这种病说起来并不是很严重，但发作起来却非常要命。得了这种病有两种东西不能闻，第一种是法国的香水，第二种是女人身上的味道。对于普鲁斯特来说，要远离贵族夫人沙龙，跟与世隔绝没什么两样。
    但他不甘寂寞，他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要把失去的青春找回来，靠什么？文学。文学在这里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他要把过去的东西再现，要把过去的时间找回来，所以原文《追忆似水年华》又叫《追寻失去的时间》。为此他一个人整天在房间里呆着，从过去想到了现在，从现在又想到了过去，然后又想到了将来，联想特别多。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叫意识流，意识流就是这么来的，先想东，再想西。所以他的句子是从句套从句，各种时态并存，句法很特别。另一个特点是，因为联想丰富，所以比喻也特别丰富，想象特别多。你想一想他写了七卷，这前后的照应，前后的人物！所以有人说巴尔扎克建立的是一个社会的、现实的教堂，是一个外部社会；而普鲁斯特建立的是一个虚拟的、想象的教堂。他成功了，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不仅追寻回了他的时间，而且还让他的青春永存，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他所想象的、通过意识流所展现的世界。所以普鲁斯特的这部书出来以后，有一个已经离世的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生命的夕阳中，我愿意读普鲁斯特，他让我看到了生命的绵长。”这个作家叫史铁生，他特别愿意在余晖中读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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