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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指出：“19世纪的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乃是跟社会、国家、自然界对立着的个人。”（《高尔基论文学》第124页。）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如何正确地评价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的个人反抗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全面地对待外国进步的文学遗产的问题。因此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文学评论》1960年第五期上发表了朱于敏同志的文章——《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问题》，其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看法，但我感到文中有些提法也还值得商榷。这里我仅就其中的四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朱于敏同志和别的同志们。 一、个人反抗形象是怎样产生的? 欧洲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的个人反抗的形象，可以说随着这种文学的产生就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其中复仇的王子，就是最早的代表。以后在18世纪的欧洲进步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封建叛逆者的形象。恩格斯在论述18世纪德国文学时就曾经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34页。)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描写个人反抗的作品，随着生活的发展，在19世纪就更为普遍了。尽管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可是几乎在欧洲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中，都有个人反抗的典型形象的产生。如英国的拜伦在《曼弗雷德》中塑造的曼弗雷德，法国的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描绘的于连，挪威的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赞颂的斯托克芒，俄国的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表现的皮却林……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描写个人反抗的文学在这个历史阶段有了这样显著的发展呢? 要考察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变化，首先应该看到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设想、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的物质关系的直接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册，第133页。)只有研究了产生这种观念的物质条件，然后才可能得出公允可信的论断。 根据这个精神，让我们粗略地看一看这段历史的特点吧。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就开始了，并且以后还有法国的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但这些有在影响与成果的革命运动，并未使资产阶级统治确立下来。尚未发展成熟的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政权，曾经几次地被颠复，发生过封建王朝的复辟。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直到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才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所变化，相继地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权。因为法国1830年7月革命后建立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奥尔良王朝，标志着大资产阶级统治权的建立，封建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在英国，则如恩格斯所说：“在1830年法国革命的影响下，不顾一切抵抗而第一次实行国会改革。这样就为资产阶级在国会中造成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接着是实行谷物条例废除，因而结果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最活动部分即工厂主对于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最大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110页。)所以，法国和英国的贵族就再谈不到什么严重的政治斗争了。恩格斯曾经说：“国的7月革命和英国的改良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转引自伊瓦肖娃：《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第8页。)即使如此，在一部分国家中，反封建的任务，仍然没有最后完成。所以1848年发表的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一章中，还明确地指出，在瑞士，在波兰，特别是在德国，共产党人还要支持反对封建势力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党派，从这个简单的叙述中不难想见，做为当时的一个尚未取得自己应该取得的历史地位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在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时，要进行反抗斗争，这就是必然之理了。写成于1829年的《红与黑》，就是反抗和批判法国查理第十的复辟王朝的杰出作品，其中的于连，不过是当时许多反对封建贵族和宗教黑暗的人们中的一个代表而已。 其次，我们还知道：“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势代替了旧的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大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从它建立那一天起，就“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在这个社会里，最深受剥削和压迫的，自然是无产阶级；但又不止于此。“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以上引文，均见《共产党宣言》)由此可知，在大资产阶级当权专政的情况下，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仅被排除在统治者的范围之外，不能获得统治权，上升到统治阶级队伍的地位，反而也遭受到排挤和盘剥。于是他们这些人倍感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曲高和寡，英雄无用武之地，因而对当权者产生了反抗报复心。高尔基说这种“叛逆的个人”，其起因“通常如果不是一种对自己在资本主义的狭窄铁笼里的生活感到绝望的心情。就是一种对为了自己的生活的失败以及它的耻辱而图谋复仇的愿望。”(《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348页。) 打开欧洲19世纪的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资产阶级进步作家自己就是这样一种人物。有的作家即使自己出身于上层统治阶级，也常常因为看清了大资产阶级的罪恶而叛变了“熟识的本阶级”，成为温和的或激进的民主派——高尔基称之为“浪子”。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一批特有的作家，他们把历史上特定阶段的产物——个人反抗的人物，得心应手地塑造为典型。正是生活与作家的世界观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因而自然地产生了个人反抗的形象。易卜生的《人民公敌》里的斯托克芒医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从上述的情况中可以看到，要解释这种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个人反抗的文学作品，就不能像朱于敏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揭示这种作品产生的原因时那样，只看到作家世界观一方面的原因，把个人反抗的形象只看成是作家世界观的产物。毛泽东曾经说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毛泽东论文艺》第64页。）科学地解释这个问题仍应坚持这一原则。因为这不仅首先在于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的基础，还在于它关系到我们讨论的本题——对个人反抗问题的评价。假如这种文学只是作家观念的产物，那就很难成为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的批判和改造生活的意义，以及认识生活的意义也将难以具备了。这样，在评价它的时候势必会有所贬低，甚而是不适当地否定。朱于敏同志就是从认为这种文学“基本上都是作家的资产阶级阶级性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产物”的前提出发，不适当地否定了这种文学的历史意义，以致竟笼统地说这些个人反抗的人物，“他们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之间还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恐怕是不太切合实际的。 二、和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的还是和统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 如前所述，这些个人反抗者所反对的主要是当时的统治阶级。这些统治阶级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为封建贵族，一为大资产阶级。这种反抗的实质是争取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斗争。这对于封建贵族来说当然是一种革命；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民主斗争。所以朱于敏同志在文章中笼统地说“对统治阶级并无革命意图”，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也是不恰当的。 至于和劳动人民的对立倾向，不能说没有，必须承认是有的。但从他们表现的行为来看，从他们和统治阶级的矛盾来看，他们和无产阶级以及劳动人民的矛盾，还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虽然他们的斗争不是一心一意地为人民，但在反对封建专制，或者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独裁专政时，他们和人民群众有时也能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做一个“同路人”。比如席勒的《强盗》(虽系写成于18世纪，但可以用之说明我们讨论的问题)中的卡尔，当他的父亲穆尔伯爵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后，他由于对统治阶级绝望，到林中做了抱打不平、杀富济贫的“强盗”，和他称之为“墨水沾污了的世纪”、“萎缩的阉割的世纪”进行了斗争。再如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里的主人公近卫军骑兵少尉杜布罗夫斯基，由于他的父亲的家产被一个退休的陆军上将老贵族阴谋霸占，父亲被气死，使他家破人亡，也向统治阶级进行了报复性的反抗。他带领了一批人举行了暴动，在一省之内到处劫富济贫，铲暴除强，扬起了义旗。虽然这两个反抗者在进行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斗争之后，一个自首了，一个退隐于国外，但他们敢于掀起反对统治阶级的暴动，并能在反强暴的斗争中，与下层群众采取合作，这比起那些反动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来说，还是值得赞许的。就这种情况来看，有些个人反抗者和人民的矛盾，有时还是能够调合和统一的，对统治阶级还是能够进行反抗的。朱于敏同志说个人反抗者“不会要求根本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一般意义上来说，我是同意的；但说他们只可能“犯上”，却不会“作乱”这就不够全面、稳妥了。 我们考察社会历史时应该看到，阶级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变化着的。因此就必须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阶级性：“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矛盾论》)根据这个精神来观察19世纪资产阶级进步文学，可以看到，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地方，高涨的年代，有的个人反抗者和许多激进民主派作家，由于对反动阶级的深恶痛绝，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曾经与无产阶级进行过合作。在作家中，像英国的雪莱，法国的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便是如此。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便看不到他们的消极、落后以至是错误的思想倾向。如被恩格斯誉为“最伟大的诗人”的海涅，这位歌颂德国自由和民主的歌手，他对于社会主义就有严重的误解。他就曾以“一种忧虑的和悲常恐怖的语调”谈论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他担心将来当权的工人阶级要毁灭诗人所心爱的白石雕象，月桂树丛林，玫瑰花，夜莺以及他的诗集。他说：“我每想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用来威胁我诗歌的那种毁灭情形，我总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我的诗歌将要随着整个古老的罗曼谛克世界而沉沦了。虽然如此，……共产主义，它对于我的心灵发出一种诱惑力来，使我没法摆脱……”因为他同意“凡是人都有吃饭的权利”，又反对“德国民族性的代表者们的党派，便是那些假爱国者们。”(《海涅散文选》第246—248页。)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建立在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反抗斗争，既不能说它与无产阶级绝无对立倾向，又不能说它与无产阶级完全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依据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二者常常是处于矛盾的统一、变化中。 我们还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许多个人反抗者，不管他们是既同情人民又恨压迫者(如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是反抗上层统治阶级却并不同情人民(如皮却林，他在塔满扰乱了一个正直的走私者的家庭之后，弄得穷老太婆和可怜的瞎孩子生活无着时，想的却是：“说实在的，人类的欢乐和悲哀关我什么事呢!”)，然而他们哪一个人也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生涯放在反人民的道路上。因为我们称之为“个人反抗”的“反抗，就在于肯定它是反抗反动统治这一意义上的。如果像曼弗雷德、于连、斯托克芒、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人，不是像已经表现的那样，即集中力量去反抗大资产阶级独裁，或残酷的封建统治，或黑暗的宗教迫害，而是主要地去和人民相抗争，这时，这些人物便根本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意义和影响，也更谈不到是什么进步文学了。我们在评价这些人物形象时，这些根本的已然事实，是不能不首先注意到的。也不能只就这些人物的消极之处，就给他们做结论。我觉得朱于敏同志在揭示个人反抗者的个人英雄主义时，有的地方就有点偏重于略本显末、隐臧扬否了。如从于连的老师彼拉对于连说的一句话——“我看见你身上某种东西是庸人受不了的，嫉妒和诽谤将永远追逐着你”，和没有举出任何材料佐证地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句论断——“约翰·克利斯朵夫以敢于向人民群众闹独立而自豪”，而作出的一个世纪的“一路形形色色的反抗性人物，在蔑视群众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结论，因为不能证明彼拉所说的“庸人”就是指的人民群众，以及约翰·克利斯朵夫怎样因向人民闹独立而自豪等等，也就不能令人信服了。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朱于敏同志引述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讲过的一段话。高尔基说，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实质归纳起来可以说是：反对大资产阶级所复活了的封建主的保守主义，斗争手段是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组织民主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这种民主主义的组织，许多作家和大多数读者都了解为一方面反对大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日益加强的攻击力量而采取的必要的防卫。”这段话虽是就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但对于许多个别作家个别作品也不例外。可是从这里却找不到个人反抗的典型与人民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理论根据。应该注意高尔基说法的分寸：“……反对无产阶级的日益增强的攻击力量而采取的必要的防卫”(着重点为引者所加)。还应该注意，此处所说的无产阶级乃是针对1848年以后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而说的。这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独自走上了历史舞台，进行了自觉或半自觉的革命政治斗争。还不是指与资产阶级在一起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无产阶级而说的。所以，假使不做具体分析，笼统地用高尔基的话来说明《红与黑》、《呼啸山庄》以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作品也是表现了反对无产阶级的进攻而采取的必要护卫，我想，是不符高尔基那段话的原意的。 因此，评价19世纪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文学遗产(包括对于所有的文学遗产的评价)，必须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如果无视具体作品的特点，只是一般地论断，常常是会得出不尽恰切的结论的。 朱于敏同志在文章里集中地论述了个人反抗形象的蔑视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对其中的斯托克芒进行了一些较为具体的分析之外，遗憾的是对其余人物都未进行具体分析，就匆匆地做出了毫无例外的结论：“从19世纪早期的于连到20世纪初期的克利斯朵夫这一路形形色色的个人反抗人物，在蔑视群众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当然承认，他们这些人都不是集体主义的英雄，也不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战士，各有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特别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只是信仰个人的人格力量，信仰个人奋斗，对于工人运动有那么多误解和歪曲，参加工人们“五一”大示威也并非是自觉的，和人民革命有很大的距离，这是不能忽视的。但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脉相承地“蔑视群众”，是否有些言过其实了呢?因为就是这个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工人运动浪潮的影响下，也还参加过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示威，站到了工人群众的行列中，杀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警察，还领人唱了革命歌曲，他还不是一个反人民的反动分子。至于于连，对于他自己周围的许多势利小人的蔑视，在怎样的意义上能说他是蔑视了“群众”呢?此外诸如被朱于敏同志视为个人反抗形象的——争取爱情自由的安娜、要求男女平等的娜拉、为报复当年被地主阶级的歧视而实行复仇计划的希刺克厉夫——许多人，更是没有根据说他(她)们也蔑视了群众。 应该明确，所谓“群众”二字，乃是一个阶级与历史的概念，它所指的主要是劳动人民，其次是历史上一定的进步的阶级与阶层，不能以为“多数”就是群众；不弄清这一点，尤其无法正确地认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里的斯托克芒。 在《人民公敌》里，易卜生表现了浴场医生斯托克芒为了“对社会尽责任，对公众尽责任”，与以市长为代表的当权的大资产阶级的斗争。(附带说明一点：朱于敏同志为了自己的立论，把斯托克芒解释自己不反抗敌人就不能快活地活下去的内心表白，曲解为是为“忠于自己”才反抗，这是不对的。)比较复杂的是这种斗争后来是以反对“结实的多数派”的名目出现的。初看，反对多数派，最后的结果仍还执着于“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的发现，岂不是严重的反人民!表面如此，其实并不然。 从恩格斯1890年7月5日给爱因斯特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19世纪的挪威，直到后期“才零散地出现了一些大规模工业”(《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册，第180页。)因而中小资产阶级占社会大多数，工人阶级少而又少。所以普列汉诺夫论易卜生时说：“要是在最新式的社会里，——就是在发展的、有强烈的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无产者组成的多数，就是惟一的能够无私的爱好一切真正前进的和高尚的事物的一个阶级，不过这样的阶级在小资产阶级社会里完全没有。在那里，自然，有富人和穷人，但是贫民阶层处于那样一种社会关系里面，它不是唤醒，而是麻醉他们的思想，并且拿他们做多多少少是富人的，多多少少是富裕的小市民的‘团结的多数人’手里的服从的工具。在那个时候，……工人阶级，在这个名词的最新的意义上，在挪威还没有形成，因此在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里没有足以令人注意它的地方：所以并不奇怪，易卜生在为斯托克芒医生做演说的时候，没有想到它是进步的社会力量。”（《论西欧文学》第40页。）可见，《人民公敌》里的“多数派”，并不是人民大众，而是中小有产者，是一群举足不定的机会主义者。这些“多数派”的确不能成为先进理想的代表者。易卜生在叫他的斯托克芒反对大资产阶级时，也使他有力地批判(甚至在第四幕中发展成为毒辣地咒骂)了当地的“结实的多数派”。 事实上，斯托克芒医生并不是本来就乐于与“大多数”为敌，陶醉于“四面楚歌”的孤立地位，他最初也是想要联合和依靠以阿斯拉克森为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这个结实的多数派的。不料，当市长彼得想要用中小资产阶级购买市政公债来改建浴池的时候，中小资产阶级这个势利眼的“多数派”，完全叛变了他，与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一起来攻击他一个人了。斯托克芒对此是万分伤心的；他更厌恶“人民公敌”这个丑名声，感到背了它，“就好像肺上扎了一大针”，“像一种腐蚀性的酸素渗在我的内脏里”。可见，斯托克芒并不是人民的敌人，也不愿意做人民的敌人。对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斯托克芒医生的儿子》一文中讲得极为中肯。他说：“斯托克芒医生……被人称为人民公敌。这是不对的。斯托克芒医生从来不是人民的敌人，虽然在跟他称之为多数的那些人的斗争里，因为他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极端的不灵活和束手无策，有时讲出来的话，好像是真正的人民的敌人；与那些剩余产物或者剩余价值的占有者讲的话一样。”（《论西欧文学》第48页。）所以我们应该看清实质，既不能一般地同意斯托克芒在演说里所说的“多数永远是不对的”，“只有少数的人，才有公理”，以及“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为孤立的人”等等，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否认他所讲的话在当时当地的进步作用。我们要看到他说的那些话的具体含义。他是不能被用来说明个人反抗者与人民的矛盾比和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严重，甚至和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这一论点的。墨子在《经下》中曾经说过：“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这是勇于倡导客观真理的真知卓见。在评价“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往日生活时，很值得我们参考。 对于易卜生的戏剧，恩格斯告诉我们：“不管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世界，一个虽然是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然而比起德国的来，却要高出不知多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还有着自己的性格，有着开创的能力，能够独立地行动，虽然从外国人看不免有点儿奇怪。我认为在发表意见之前，这一切是必须彻底地研究一番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册，第181页。)这种历史地具体地分析问题的态度，不仅只是教育我们研究易卜生的斯托克芒与娜拉等等人物时应该如此，就是研究所有外国资产阶级文学，以至于研究整个文学历史时，都毫无例外地应该如此。 三、怎样评价表现个人反抗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 朱于敏同志对于资产阶级文学中的个人反抗有一段比较集中的评价，他认为：“个人反抗……目的总是个人主义的，手段往往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结果主要是悲观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揭发和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和没落过程中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往往就是这样子在处理个人反抗主题上宣扬了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悲观主义，而归根到底还就是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从肯定个人反抗开始，以否定一切实际斗争结束，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起一定的破坏作用中最终还是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明确这样两点：这种描写个人反抗的文学作品的基本作用是什么?这种个人反抗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怎样? 我认为十九世纪的表现个人反抗的文学作品，它的基本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资产阶级尚在革命的历史阶段，它配合了这个革命，充当了这个阶级的革命工具；其二，当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变成了独裁的统治者，并在更广泛的程度上暴露出它的反动野蛮的劣根性时，这种文学作品又比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它。这真有点像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这部长诗中写的一样：“我所收获的荆棘，正产自我所植的树，它们刺伤了我，使我的鲜血涌迸，我自应知道这样的种籽会结出什么瓜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178页。)当资产阶级反封建时，这种文学对于他来说，大多是合乎口味的，可是当大资产阶级变得和封建贵族一样反动时，这种文学也就成了他自己身上的刺肤的蒺藜了。 由此可见，这种文学对于资产阶级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又维护又破坏的。但是否可以从整个文学中得出像朱于敏同志所归结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起一定的破坏作用中归终还是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结论呢?这就值得具体研究。 我认为，在资产阶级政权尚未建立或尚未巩固的地方，有些反封建统治、反教会黑暗的个人反抗，像于连，这只能说它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建立，主要还谈不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破坏。而在资产阶级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的地方，这些以反对大资产阶级为主要目的的反抗斗争，虽然它还不是提倡集体的、武装的革命斗争，但它的批判和反抗，比起提倡做奴隶的文学，比起歌颂统治阶级功德的文学，毕竟还是不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尽管它还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那种壁垒森严的社会统治——因为“物质力量应该用物质力量来推翻。”(马克思语)——然而它却是记述资产阶级瓦解过程的文献，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它能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册，第617页。)看来，许多较为卓越的作品，这个作用还是比较主要的。不然也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大资产阶级那样迫害许多民主主义作家，不许他们说真话，而他们的御用的批评家则不遗余力地诋毁这些作家的创作。恩格斯所说的，“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以及怀有满腔热情而对当前社会进行辛辣讽刺的拜伦，他们的读者极大多数是在工人中间”；“没有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除非他愿意自己声誉扫地，敢于把雪莱的作品摆在自己的桌子上。”（以上引文分别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册，第331页、329页。）照我理解，其道理也正在于此。 因此，评价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的个人反抗的作用的时候，不宜笼统地说“在起一定破坏作用中归终还是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应该看到其中的复杂性，特殊性。还必须承认矛盾的不平衡性。有的维护作用是主要的，有的则破坏作用是主要的，不可等同视之。 和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如何看待这些个人反抗与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个人反抗，不论其性质、规模怎样，他们都不是以解放人民、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而多是一种以个人得失与恩怨为基础的报复。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对于那一些具有自己的阶级性与时代性的具体的典型人物来说，这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体现一定历史必然性的反抗行动。在我们今天看来，它当然远不如集体主义好，可是在当时怎么可以企望他们达到他们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呢!所以只能从他们已经表现出的事实，去评价他们的意义。这就“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毛泽东论文艺》第74页。） 根据这个精神来看，这部分文学作品，通过它们的人物，是揭露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情绪和愿望。那么，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个人反抗，在当时又为什么能体现人民的情绪与愿望呢?为什么对人民还有意义呢?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任何新的阶级，把自己代替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描写为社会一切成员的公共利益，抽象地讲来，就是赋予自己的利益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写为惟一合理的和公认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单就它与别一阶级对立而言，——从最初起，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出现的，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者而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资格，去对抗惟一的统治阶级。这是由于最初它的利益的确是与其余的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公共利益多少联系着的，是由于它的利益，在以前存在的关系压迫下，还没有顺利地发展为一个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对于不能获得统治权的其他阶级的许多个人，这个阶级的胜利也是有利益的，不过充其量只是把这些个人放在可以让他们上升到统治阶级的队伍的地位上而已。”（《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册，第164-165页。） 这就说明，反对封建统治与大资产阶级专政的个人反抗，他们虽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的反抗斗争，但他们的斗争，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所以对人民群众还是有好处的。不能因为他们的个人主义，而抹煞了他们的积极意义。当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这一点，而忽视了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在今天所可能产生的消极意义。这就要求我们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全面地对待这两个问题。 四、由描写个人反抗的文学作品谈到对它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我们对于文艺遗产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历史主义的态度，据我肤浅的理解，就是要有全面的、发展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上具体的文学艺术现象，既要指出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应该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的就应把它肯定下来；但又必须指出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既不是美化古人，迁就古人，颂古非今；也不要片面地否定，无原则地苛求古人，甚至用要求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水平去要求古代作家和他们所塑造的形象。 人们都很清楚，文学艺术总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因而它的作用必然要首先表现在对当时的历史上。评价历史人物、作家以及作品与典型形象，都应该首先看到这一点。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1页。）所以在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的东西，在我们今天就应该首先把这种作用肯定下来，像毛泽东所指明的，“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如《红与黑》揭发与批判了查理第十的复辟时代，《安娜·卡列尼娜》暴露与挞伐了贵族社会的虚伪和黑暗，《约翰·克利斯朵夫》谴责和痛斥了处于崩溃瓦解前夕的资本主义社会，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等等。在当时，这是它们的现实作用，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作用。莎士比亚所说的戏剧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巴尔扎克自命为法兰西社会的书记员，高尔斯华绥所说的文学是提着走在街上的灯笼，如此等等，都表明他们是为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写作的。 可是我们也要同时看到，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经济与政治条件的变化，许多作品的意义与作用，也不能不随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善于区分其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的不同意义、不同作用。如于连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当时有进步作用，在今天虽然也不是反动形象，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有人不看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他们反抗的对象，而去无分析地模仿他们，学习他们，这就有害了。所以周扬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文中，谈到欧洲19世纪文学时指出；“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很多是个人主义的‘英雄’，他们或者像《红与黑》中的于连，由于个人的野心得不到发展而对社会进行报复性的绝望的反抗；或者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信仰个人的人格力量，以自己的孤独为最大的骄傲。如果青年读者把这些人物当作榜样，不但不可能培养新的集体主义的个性，相反地，只会破坏这种个性，只会巩固旧的个人主义思想。”可见，就是过去起过积极作用的作品，如果不加分析批判地对待，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只看到历史作用，无视今天的作用，或者相反，这都是不对的。 对于过去的作家，我们必须看到，由于他们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思想，他们笔下塑造的典型人物的思想，也就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对此，我们必须用革命的观点加以认识，指出其局限性以至根本错误之处，给以恰如其分地评价，以使人们不去模仿和重演这些东西，不犯历史性的错误。如果对于文艺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不分，对于许多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不相容的东西，置之不理，漠然视之，不加可否，这是很有害的。所以，不论批评家还是读者自己，对待这些作品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认清利害，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既不迁就前人，也不苛求前人。 写到这里，再看一下朱于敏同志的那篇文章，就感到他确乎有点苛求前人了。在评价安娜·卡列尼娜和娜拉的反抗斗争时，表现得比较明显。他说；“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容忍贵族社会的虚伪和无聊，不能让丈夫扼杀她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她要求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因此安娜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的爱情就有反抗贵族社会的积极意义。走出‘玩偶之家’的娜拉更明确地提出要求与男子平权，她的行动更具有要求妇女解放的精神。但是这些‘不安本分’的妇女直接要求不外是个人的爱情、幸福、尊严、独立，而作者也不能超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窄小天地，把这些要求绝对化了，把他们表现为高于一切，这就产生了消极意义。” 在这段话里，对这两个女性形象的肯定之处是不为过分的；然而在“但是”之后，就使人感到是有些苛求了。因为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产生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包括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作品中，如此深刻地描写妇女问题的作品，是不为多见的。它们颂扬了妇女要求解放、反对束缚压迫和玩偶命运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和社会进步要求的一种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应该说是“产生了消极的意义”的作品。 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评价这些形象时可以拿他们与他们相同的人物相比较，与不如他们的人物相比较，与他们可堪伯仲的人物相比较，但是切不可有意无意地拿无产阶级的水平去衡量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女战士的典型相类比。比如，《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如果和《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比较，这时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娜拉这个典型在当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她的反抗的积极意义。因为阿尔文太太和娜拉刚好相反，她走出家庭、离开丈夫之后，没有勇气和丈夫一刀两断，在曼德牧师的训诲后又回到了家庭，死心塌地地伴着不称心的丈夫过下去……最后完全牺牲了自己。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道德、伦理和宗教的原则下放弃了反抗斗争，畏于“想在这个世界上求幸福就是反叛精神的表现”的告诫，从而与社会妥协，这正是安娜和娜拉这样的叛逆女性的反面(当然阿尔文太太也是寓意极深的典型)。对于这种人物的行为，我们不能说好。因为那些能进行斗争反抗的人物，比她更能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所以不能把娜拉们的忍无可忍的斗争，正当合理的要求，只是因为思想目的不是集体主义的，便认为有消极意义。 在评价前人时，如果因为他们不如后人完美，便不给予应得的历史地位，是不对的。在这方面，经典作家们也为我们树立了优秀的榜样。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中讲到黑格尔时说：“黑格尔的最大的功绩是在于他第一个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及精神的世界想象成一种过程，即认为它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且企图发现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至于黑格尔体系没有解决它所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重要；它的历史功绩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133页。）这是多么公允的评价呵!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讲到正确认识伟大历史人物的局限时，也告诉我们：“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在评价历史遗产时牢牢谨记的至理名言。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