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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秋交接之际，上海都会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作家，以“临时市民”的身份在上海居住两个月。这项名为“上海写作计划”的活动已经持续六年，目前，来自印度、爱尔兰、阿根廷、比利时、葡萄牙、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八位中青年作家正在上海的各个角落寻觅和品味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他们各自在小说、诗歌、剧本、散文创作等方面有所造诣，并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学经历和体验。日前，本报记者对他们进行了专访，以期让更多读者走近这些富有活力、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们。 阿兰·卡特：写小说是有趣的框架构建 2008年，电视纪录片制片人阿兰·卡特突发奇想，决定开始他的小说家生涯。“在我妻子接受了一份离家很远的工作以后，我负责看家和照顾孩子，她则负责所有账单。”对他而言，这段让他得以空闲下来的时间是完成写作梦想的最佳机会。“我终于可能进行自己的梦想。写作是为了什么？是有趣，写小说能够自己构建出整个框架，把事件一个个搭建到一起，这一点和拍摄纪录片很不一样。”除了写作以外，他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一直与纪录片相关，摄制包括演员、体育明星等等知名人士的故事，追踪他们的家族故事，对于他们的过去了解的同时，也可以让观众对于他们周遭社会的历史中一些重要方面的发展、演变有所认识。 与我国相比，澳大利亚的纪录片拍摄有着多种资金来源，从政府的电影代理机构到制片市场、私人投资以及商业电视台都会给纪录片以支持，“无论是国内、还是来自国外的投资都相对充足，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地方。相比较而言，也许中国纪录片的理念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卡特说。 对于他所专情于的侦探小说，卡特在写作中更倾向于那些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故事，而在他看来，即使是侦探小说，犯罪过程的细节和情节并不一定是吸引读者的最重要因素：“在我看过的许多优秀作品中，虽然情节设置和紧张氛围也是塑造作品的重点所在，但最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定是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这些人物随着故事发展的不断成长，这一点在所有的小说故事中都是相通的。——此外，幽默感也是不能被忘记的。” 乔·托图：重要的是如何将故事告诉读者 毕业于哲学系、在伦敦和纽约学习新闻和创意写作，如今的身份则是作家、编剧，以及一个民间乐队的贝司手，每一种身份都让乔·托图觉得身处快乐之中。十多岁时，他所阅读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的童年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和互联网，只有书籍。世界上让我感觉最好的地方就是自己的房间——我通过书足不出户就能够游历世界，这让我发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新天地。”而在这之后，他就开始大量阅读各种风格的作家作品——儒勒·凡尔纳、保罗·奥斯特、贝克特、卡夫卡，甚至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作品，并尝试着自己写文章和诗歌。 “一个好的故事并不一定能够构成一本好书，围绕故事的各种无聊谈话并不能让你的书多么好看，重要的是，你该如何来告诉读者这个故事。”在他看来，许多国家，不畏历史而进行真实讲述的小说家往往成为伟大的作者，这一传统却在当下被各种嘈杂的写作所干扰。“丹·布朗至少在他所面对的文学领域里可以说是一个先驱，也作出了相应贡献，但我们面对更多的却是每天出现在电视机里的节目主持人、记者之类，他们并非作家，却想要以拙劣的方式来表现故事，结果变成了对于故事的胡言乱语，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萨曼塔·施维柏林：短篇小说让我着迷 在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萨曼塔度过了童年时期，并学习电影和戏剧编排的相关技巧。出生于艺术之家的她从小就知道如何才能展现一个故事的魅力，并将故事讲述给母亲听。2001年，她以20岁出头的年纪获得了阿根廷最有名望的艺术奖项“F.N.A”，但却因为当时国内财政危机而仅仅在象征意义上进行了颁奖。随后国内的系列动荡，让萨曼塔身陷孤独：“当时我22岁，没人知道我是写什么的，我们的文坛几乎都由男人主导，似乎一切都在跟我作对，那段日子的确挺糟糕的。” 阿根廷历史上的这段暴力、动荡的岁月至今仍是不少作家所陈述的对象，但在萨曼塔的作品中，她却没有直接处理这段历史，而是将这种危机感渗透入她作品的每个角落，并形成故事的深度和张力。这种简洁、有力的方式让她的作品多以短篇小说形式出现。“短小的篇幅为故事走向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这正是文学中最吸引我的地方。”萨曼塔说。 维克多·罗杰克兹·努内茨：古巴也有诗歌繁荣的时代 高中时，维克多所在的小城市里有一个被年轻人喜爱的文学会所，他经常参与其中，但工人家庭出身的他之前并没有多少文学方面的积累，而是全凭兴趣定期参加会所的活动——从写句子到短文，再到短小的故事。直到会所里的老师告诉他，他所写的不是短故事，而是诗歌。老师拿来了他的作品重新整理、组合，打印出来寄给全国诗歌比赛——大卫奖，这本小册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并在1979年正式出版，自此以后，维克多开始了身为诗人的旅途。 如今，身为诗人，同时作为古巴一本著名的文学杂志的主编，他发表许多与他同样出生于1950年代的诗人的作品。他对好作品的要求是：“自发的但并非无意识的，参与社会但并非政治性的，主观的但并非执念于内心情感，有结构的但并非固步自封的，具有传播的意义但无需直白明确，抒情的但并非完全架空的，可对话但并非絮叨而谈，古巴的但无需以此为唯一中心，面向世界但不具殖民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陆续担任过三本杂志的编辑，向世人展现了古巴诗歌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诗歌的繁荣时期，也许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与发展中的一个有趣的、创造性和共通的文化现象。”他说。 丹尼丝·伍兹：旅行中，我就像在家一样 在丹尼丝·伍兹的经历中，伊拉克以及中东的一段工作和游历经历令不少人感到好奇。“在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印象中，中东就是一团糟，但更易被忽视的是，在那些我们从报纸、电视上看到的景象背后，是大多数阿拉伯世界的人们只是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一个安定的环境，让自己的孩子能有安全、快乐的未来可以期待。”谈起这段经历，丹尼丝说，“我选择去这些国家，因为我喜爱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热情、慷慨好客的人民。在也门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在旅行中，我就像在家一样。” 这段生命体验，也使她看待事物的视角与众不同，并体现在她的多部作品中。但即使是对于旅者丹尼丝而言，爱尔兰不仅是她父亲的故乡，也是她魂牵梦绕的土地，目前，她跟丈夫和两个女儿共同生活在这里。“这是一片属于作家的岛屿，也是我一直引以自豪的故土。”由于并非自由生长在爱尔兰，丹尼丝没有直接受爱尔兰作家的影响，但在写作中她一直关注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短篇小说传统是爱尔兰文学的精髓，这种极其精妙的文学样式，也许也是最困难的文学样式之一。乔伊斯，以及玛丽·拉文等作家的作品值得我们再三细读”。 安加丽·约瑟夫：孤独也是一种经验 在成为作家之前，安加丽为《印度时报》 的孟买版撰稿，节日、火灾、意外都是她写作的对象，有时她也会游走于孟买的大街小巷，去往城市的各个角落，记录老宅子的前世今生，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 自小起，安加丽就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部分，这部分独立于自己，观察自己的所做和所想，并对周围的人和事物进行感知和反应。如今，这种感觉则成为她写作的根基：“我对这种感觉特别着迷——这一部分究竟怎么跟作为人的其他部分相互发生关系的？这对我而言是世界上最困惑的问题，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七岁时，她随着家人一起从孟买迁至英国居住，对她而言，幼年离乡的感觉是写作中值得珍惜的孤独经验。“这种分离感在背井离乡的时候愈加强烈，并萦绕不去，但最终你却可能发现，家才是你更为陌生的一种东西，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却并不像异国他乡了。你可能在自己的家中感觉像个外人，却在外面感觉像在家一样。” 杰曼·卓根布鲁特：必须用诗来纠正这个失衡的世界 作为国际诗歌刊物《POINT》的创始人和编辑，杰曼已经出版了80多本各国诗人的诗集，并翻译了30多本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诗集，就这意义上来说，他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现代诗歌身体力行的传播者。因为热爱诗歌，在20年的从商经历后，他在西班牙亚历山大港附近的一个小镇建起了自己的庄园，这座面朝地中海的庄园名为“依萨卡”，名字来自希腊的一个小岛，是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的家乡。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世界上许多诗人的精神家园。 曾经有段时间，杰曼的包里总放着一本西班牙语版本的 《道德经》。他深受道家影响，他对道家思想的理解，更是让许多中国人都自叹不如。在他的许多诗作比如《道》、《逆光》中所写到的禅趣与自然主义因素，都源自道家思想与老子思想，通过这些作品，他所阐述的“道”不止连接东方与西方，更连接过去与未来，“我们必须用诗歌来纠正这个失衡的世界。一首诗可以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呈现存在却我们看不到的一切。” 丽娜·赞隆：诗歌给予了我这样的生活方式 在孩提时代，丽娜就开始写作，年幼时她的写作毫无目的，她仅仅是单纯享受着这种用文字拼写和相互协调的游戏。在逐渐意识到语言的意义后，阅读则成为丽娜每天最大的嗜好，语言成为诱人的玩具，她开始着迷于每天在母亲房间里的阅读时间。 身为作家、诗人和记者，丽娜几乎天然地具备对于文字的敏感，她也能迅速地在新闻报道语言和写作语言中进行切换。对她来说，这是必须相互隔离的两种身份。“报道语言几乎是诗歌语言的相反面，有时我也会受其困扰，但是更多时候，当我的身份是记者和编辑时，我有义务进行文化的推介，帮助文学作品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而写作诗歌时却是创造性和彻底内省的过程。而在身为出版者时，我尤其乐于帮助年轻作者出书，能帮年轻的艺术家出版第一本书是我最开心的事。不过也许这些都是诗歌在起作用，诗歌给予了我这样的生活方式。” 原载：《文学报》2013年10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