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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文学阅读可能越来越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不过，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似乎应该从一个更宽泛的阅读语境谈起。 到目前为止，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已进行了四次，从近两次（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结果中，国民阅读状况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动向值得关注。 2004年的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国民年人均图书消费在2003年持续增长，但在识字者中，只有51.7％的被调查者每月至少读1本书，这一体现国民阅读概貌的读书率比1999年下降了8.7％，其中城市居民阅读率为69.6％，同比下降7.8％；农村居民阅读率为45.3％，同比下降9.6％。只有5％左右的国民拥有“读书习惯”。媒体的分析指出：生活节奏紧张，没有时间阅读是国民阅读率总体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而导致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的多元化形成了网络、VCD（DVD）等新兴媒体对传统纸质媒体市场的分割。这一点在人们放松心情和娱乐消遣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同上次调查相比，对各种媒体的接触率排在前三位的依然是电视、报纸和图书，但VCD（DVD）的接触率从上次调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网络从上次调查的最后一位，上升到第七位；而杂志和广播的接触率却都在下降。 再来看看2006年的调查数据。调查显示，六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首次调查发现国民的阅读率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比2003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比2001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比1999年则下降了11.7个百分点。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的人和基本不读书的人在回答其不阅读的原因时，选择“没时间”读书的占43.7%，选择“不习惯”读书的比例为29.1%。这也是目前人们不读书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不习惯”读书的人群中，排在首位的是18～19岁的本应在校学习的青年学生（占45.9%）。而与图书阅读率相反，近年来我国国民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调查显示，上网阅读率从1999年的3.7%增加到2003年的18.3%，再到2005年的27.8%，七年间增长了6.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40%。 这次的调查结果还表明，2005年我国识字者的杂志阅读率为55.3%，超过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与上次调查相比，这似乎一个不错的信号，但位居前两位的杂志分别是《读者》和《知音》，而其他名列前十的杂志也分别是《家庭》、《青年文摘》、《故事会》、《女友》、《家庭医生》、《瑞丽》和《时尚》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指出：虽然文学类图书成为2005年读者接受程度最高的图书类别，也在读者已购图书的市场份额排行上居于首位，“但是，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好些文学杂志，在国家拨款的情况下尚可生存，但一旦面对市场便会受到较大冲击”。 显然，国民阅读率的持续走低、以看电视代替读书或者以读屏（网上浏览）代替读书，应该成为我们谈论文学阅读的一个重要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也公布我的一个调查结果。2005年年底，我曾在“文学理论专题”课上对160余名本科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在文学类作品（通过纸媒）与亚文学类作品（通过电媒，如电影、电视剧）之间选择，您更愿意接受哪类作品？”结果回答“文学类”的94人，占56％；回答“亚文学类”的73人，占44％。从文学阅读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应该还算满意，但另一个问题的调查结果却又对如上的回答构成了某种消解：“以自身经验为例，您认为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是——A，多读文学作品；B，少读文学作品；C，不读文学作品。”统计结果如下：回答A的42人，占26％；回答B的112人，占68％；回答C的10人，占6％。这也就是说，虽然由于阅读的方便（如借助于图书馆）或者看电视、上网的不方便，他们还在较多地与传统阅读打交道，但却有更多的人意识到了新型媒介对文学的冲击是真实存在的；而少读或不读文学作品，很可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阅读现状。 这样的阅读现状确实令人忧虑，于是也就有了一些人对电子媒介的抵制和对真正的文学阅读的呼吁。比如作家张炜，早在1993年，他就对烟台大学的学生提出过如下忠告： 电视主要是用来学外语、看新闻的，最好不要养成利用电视消遣的习惯。这是个不良的嗜好。一个知识分子戒电视，应该像戒烟一样，要有决心和毅力。利用它来消遣，常了会变得浮浅、烦躁。因为生活的色彩离电视上的花花绿绿的色彩相距较远，你转过脸再看生活就会不耐烦，会发火。电视画面闪动得也快，还有光的刺激，使你无力边看边好好思想。常了，你会放弃思想。 所以要有个读名著的计划，不仅是文学方面的名著，其它方面的也要读。脑子没有让名著滋养过的，大半是很粗糙的脑子，改变世界用不上，用上了就对世界有害。 还是张炜，2006年当他面对上海大学的学生时，他又做出了“文学阅读永远不会消亡”的判断。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文字本身的魅力：“我们从第一个层面获得的快感，即来自语言，包括每一个标点的使用，词序的调度，文字中蕴藏着无限意趣。小说中叙述故事的方法，整体形成方式，是非常迷人和有魅力的，并且让不同的人参与创造和想象。这种独特的审美快感，是惟有文学阅读才具备的。”正因为文学阅读具有如此大的魅力，所以“如果找到一本非常好的书，就是最幸福的开始，……当这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阅读者甚至还会产生一种忧虑、害怕的感觉——担心这本书眼看就要读完了，他也很快就要从这个世界中走出来了——再到那儿去呢？” 我觉得许多人都能够同意张炜的看法，事实上，他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相当一批人文学者的思考。然而，我却也不得不同时指出，这样的思考其实是印刷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今天这个以看代读或是浅阅读的时代，这种思考固然显得隆重和珍贵，但是却容易流于高蹈空疏。我们实际面对的问题很可能更为复杂，结果常常让单纯的呼吁显得苍白无力。为了把这一问题呈现得更加清楚，也许我们需要听听西方学者的一些看法。 二 很可能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意识到文学阅读将渐行渐远的第一人。1936年，本雅明曾写过一篇文章——《讲故事的人》，其中特别提到小说区别于故事的特征在于它对书本的严重依赖。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小说的传播才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讲故事的艺术却也走向了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讲故事的人所讲述的取自经验——亲身经验或别人转述的经验，他又使之成为听他的故事的人的经验。小说家把自己孤立于别人。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是不再能举几例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告诉别人自己所经验的，自己得不到别人的忠告，也不能向别人提出忠告的孤独的个人。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 本雅明这里谈到的两种艺术形式的区分，但是我们似乎也应该同时意识到，这种区分其实还隐含着两种文化背景的不同：讲故事是口头文化时代的产物，写小说是印刷文化时代的发明，而随着印刷文化时代的到来，讲故事的艺术灰飞烟灭，听故事的能力也消失殆尽，“它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人们一边听故事，一边纺线织布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我们现在也遭遇到了本雅明所论述的情景，只不过这一次遭殃的是小说的艺术。本雅明已经谈论过孤独之于小说诞生的重要性，其实文学阅读活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实际的文学阅读中，几个人一起读一本小说的事情几乎不会发生。通常的情况是，书或者被置于案头或者被带到床上，书和阅读者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人的孤独之旅从此开始。陈平原说：“读小说当然不同于听说书（或者拟想中的‘听说书’），不再是靠追踪一瞬即逝的声音，而是独自阅读，甚至掩卷沉思。读一遍不懂可以读两遍，顺着读不行可以倒过来读或者跳着读；不单诉诸情感认同，而且诉诸理智思考；不单要求娱乐，而且要求感悟启示。是的，读小说比听说书甚至读故事都要显得孤独，可正是这种‘孤独’逼得读者直接与书中人物对话并寻求答案。‘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的阅读想象成一个提问和解答的过程，一个逼向意义的过程’；‘对于书面文学，我们可以使用我们最平常的想象力——我们的追踪与发现，积累与解释，通过我们自己独立的努力取得故事意义的能力’。” 无独有偶，波兹曼（Neil Postman）在思考广义的阅读活动时，也把“孤独”作为其关键词。他指出：读者面对的是语言文字，其实面对的却是对智力的最大挑战，所以读者必须有备而来，“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活动。”这样的描述是可信的，因为许多人都可以用自己的阅读经验对以上说法做出旁证，张炜所谈到的阅读快感自然也不例外。 这样的文学阅读应该可以被称为审美阅读，而孤独以及由孤独引发的静观独处、沉思冥想则保证了审美阅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的阅读显然是建立在印刷文化的基础上的。印刷文化的基础是印刷品中的语言文字在与人打交道，通过这种文字，人们进入到一种线性的阅读之中。线性的阅读具有纵深感，也给人提供了思考和情感生发的空间，于是有了所谓的“深阅读”和审美阅读。换算成本雅明的思考，审美阅读很可能依然是一种富有“光晕”（aura）的阅读艺术，因为一部小说固然可以反复阅读，但每一次的阅读却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情感的扩容，意义的增值。 然而，时至今日，恐怕许多人都得承认，印刷文化的根基早已松动，新兴的媒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人们的生活。新媒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答案可能会有许多种，但是顺着本雅明的思路，我们应该能够获得如下答案：新媒介以最快捷、最便利的方式把新闻报道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从此处在了永远的喧哗与骚动之中，心灵失去了宁静的港湾。本雅明说，新闻报道的力量在于它改变了公众的接受习惯，结果，“公众最愿听的已不再是来自远方的消息，而是使人得以把握身边的事情的信息。” 在今天，这一趋向已变得尤其分明。公众自然不会再去读史诗了，取而代之的小说也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因为它们只能带来远方的消息，而公众需要的却是新闻信息。新媒介在这一方面不但制造出了公众的消费需要，而且也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心理需求。 有新闻如影随形，人们从此不再孤独。如今的小说家孤独吗？不孤独，他们已经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大众传媒的合作伙伴，许多新闻就是他们与媒体共同打造的结果。如今的学者孤独吗？也不孤独。《百家讲坛》不但制造了学者上电视的神话，而且也为众学者指明了远离孤独的星光大道。如今的公众孤独吗？更不孤独。宝马撞人，学生跳楼，姚明大婚，那英产女——这些都是进入公众视野的新闻事件，实在没什么可看的话还有《百家讲坛》。在印刷文化语境下，孤独成为写作与阅读的基本动力，但是，我们今天面对却是一个不再孤独、不会孤独的时代。十多年前，摇滚歌手张楚唱过“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应该说，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对于这个时代，我们已听到过种种说法。中国人把它叫做“读图时代”，西方人的说法则五花八门。比如本雅明早已以“机械复制的时代”名之；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却把它称为“世界图像的时代”；在波兹曼那里，印刷文化背景下的“阐释年代”消逝后，紧随其后的是“娱乐业时代”；而托马斯·米歇尔（Thomas Mitchell）则干脆把它叫做“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以此对应西方哲学界广泛谈论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还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视觉文化”，波德里亚的（Jean Baudrillard）“仿像”，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电信时代”，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软件启动硬件的时代”，这些说法汇聚在一起，构成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地形图。 三 当然，在这些命名背后，更重要的是它们所指称的事象以及它们对文学阅读的冲击与破坏。先说影视媒体。把文字转换成图像无疑是一次技术革命的胜利，但是图像时代的到来却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个后果不光在于它把许多读者变成了观众，而且在于它培养了人们一种远离文学的心理。波兹曼认为：人们不去阅读电视，也不大可能去听电视，重要的是“看”。而这个“看”是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也不需要任何早期训练的。“看电视不仅不需要任何技能，而且也不开发任何技能。如戴姆拉尔所指出的：‘无论孩子还是成人，电视看得再多也不能使他们看得更好。看电视需要的技能很基本，所以我们还不曾听说过有关看电视的残疾。’” 而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则进一步指出：看电视不仅不需要训练，也不需要经过一个从低到高的固定次序。“一个人没有必要在看‘复杂节目’前，一定要先看‘简单的’节目。一位只看了几个月电视的成年人与看了几年电视的成年人对电视的理解可能相差无几”。然而，与看电视相反，阅读和写作却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需要多年的训练。他说：“即使对有文化的人来说阅读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例如，页面上的黑字必需一个词一个词，一行行，一段段地扫过。为了获取讯息你必须认真阅读。为了阅读这些词，你的眼睛必须经过训练，就像打字机的滚筒移动纸一样沿着印刷的行进行移动。就像音乐家轻哼他们在某张乐谱上看到的音符一样，许多读者会在脑子里读那些看到的单词。……电子图像和声音却是将自己注入到人们的环境中，接受讯息几乎不费什么力气。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必须主动寻找印刷讯息，而电子讯息却会主动出来接触人们。人们不想在书中阅读的某些信息，可能会通过电子媒介展示在人们面前。” 阅读需要训练而看电视则不需要任何技能——我以为这是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的一个简单道理，这样的道理显然也适用于文学阅读。同样是《三国演义》，一个粗通文墨的人可能读不懂小说，但是他却看得懂电视连续剧；同样是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作品，一个大学生也许读不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是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看懂却不在话下。而且，越来越复杂的叙事结构、修辞手法使得如今的小说阅读不但需要训练，而且还需要不断积累和充实自己的阅读经验。一个人如果只积累了阅读巴尔扎克小说的经验，他可能就读不懂卡夫卡的东西；一个人的阅读旨趣如果仅仅停留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层面，他很可能就会对后现代主义式的戏仿、反讽、拚贴技巧一片茫然。在今天，真正的文学阅读很可能已经变成一套高难度动作，它对读者的智力、耐力、感受力等等提出了全面的考验。 然而，有了电子媒介，一切问题都已迎刃而解。如今，人们既不需要去接受那种训练，也不必去经受那种难堪的考验。小说家正在把手中的作品写得富有“可拍性”，以便跻身于影视产品供货商的行列。他们在为预想的观众写作，而不是在为潜在的读者写作。导演正在把一些“准文学”作品收编为影视产品，以便壮大他们的影视队伍，结果受众对艺术作品的感知结构得以重新塑造。比如，一个习惯于看两个小时影碟获取一个完整故事的人，可能已对一部需要读两天的长篇小说极不耐烦，因为他对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个靠电视的直观画面获取形象的人，可能面对文学作品已丧失了获取形象的能力，因为文字中固然有形象，但它依然需要读者想象的激活。但是，电视却“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是去想象”，它需要“观众必须在瞬间内理解画面的意义，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码”。 极端一点说，电子媒介其实就是在培养人们厌恶文字、读不懂小说的能力，如此说来，文学作品的读者如何能不流失？文学阅读又如何能不走向凋敝？ 再来看数字媒介。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网络时代的到来有利于改变人们的阅读现状，因为它把许多人从电视机对面的沙发拖到了电脑椅里，“观众”因此再度变为“读者”。当然，这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读者，而是成了一名“超级”读者，他也开始享受前所未有的读者待遇。十年前，当中国的互联网还在初级阶段徘徊时，吴伯凡就描绘出了这种美景，他指出：“多媒体（未来的多媒体）范式与‘文本’范式最根本的不同，表现在信息的接收者不再是‘读者’（仅仅以‘阅读’这种单一的感知方式来接收信息者）。他可以读，可以听，可以看，还可以边读边听边看。信息的发送者不再像‘作者’那样高高在上。与信息的接收者相比，他反而处于被动的境地。主动权在接受者——不是他适应后者，而是后者来适应他。信息的传播由发送者的‘推给’push变成了接收者的‘拖出’pull。” 如今，这一设想早已变成现实。由此来思考网上的文学阅读，我们似乎有理由得出满意的结论：读者不仅享受到了多媒体的阅读快感，而且还获得了超文本的阅读空间。与此同时，读者也变成了文学作品的参与者甚至合作者。当年的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网上走红，引来无数网迷的跟贴，他们的讨论、建议甚至让慕容雪村改变了原来的情节设计。 然而，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却给我们发热的脑袋浇了一瓢冷水，他说：“你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创作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我从网上下载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金碗》（The Golden Bowl）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米勒是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chan）的“媒介即信息”和他引申的“媒介即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谈论这一问题的，但我们也完全可以在阅读的层面延续他的思考：当网上下载的小说变得面目全非时，真正的文学阅读将不会发生。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可以想一想我们上网之后的状态。网上冲浪和到处乱逛当然与文学阅读无缘；即使从网上搜寻到我们所需要的文学读物，其阅读也会大打折扣。比如，我们可能会在“超文本”的世界中漫游，急迫地从一个文本走向了另一个文本，结果，阅读的终点常常会停留在一个莫名所以的地方，这会让阅读的起点变得十分可疑；再比如，面对一部长篇巨制，几十页翻过之后我们的双眼就会变成艾柯（Umberto Eco）所说的“两个网球”， 然后我们不得不加快鼠标拖动的速度，用快速浏览取代阅读印刷文本时的沉潜把玩，结果，我们仿佛读完了一个文本，但实际上，真正的阅读活动却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只是获得了某些信息，却把沉思默想丢在了一边。美国虚拟现实领域里的研究专家迈克尔·海姆（M. Heim）指出：“用布尔查询处理文本可以使意识的力量和理性的控制加强。这种理性不是一条可在其间把玩思索、曲径通幽的思之路，……思的幽径，消失在布尔逻辑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更不消说思的逻辑了。”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读印刷文本的书与看电脑里面的书，其效果大不相同。当我们瞪大眼睛盯着显示屏幕的时候，“我们便损失了许多余光或外周视觉。心之眼（mind’s eye）也是这个道理。一种放松而从容的思想才能享受到直觉的随机应变，而处于最佳状态的思则是沉浸在人类符号中的静默。布尔查询逻辑切断了心之眼的外周视觉”。 海姆的思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人所谓的思接千载、心游万仞。如此说来，真正的阅读其实也是需要进入“神与物游”的境界的，然而，读屏的时候，这种情况却几乎不会发生。于是，网上阅读很可能制造出来的是一种阅读假象。这种阅读可以是悦读也可以是速读还可以是“东北乱炖”式的胡读，却唯独不大可能是让人遐想、引人沉思的文学阅读。在网络时代，文学阅读再度陷入一种丰富的贫困之中。 四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新媒介对阅读活动的冲击和破坏，所以才有了对新媒介的种种抵抗。1994年，美国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关掉电视网络”（TV Turn-off Network）的组织，该组织的信条是：“关掉电视，打开生活！多读些书，少看些电视！”（Turn off TV, Turn on life! More Reading, Less TV!）以此作为对新媒介的抵制。 2003年，艾柯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做了一次题为《书的未来》的长篇演讲。在提出了“读电脑屏幕跟读书是不一样的”的观点之后，他满怀信心地说：“书仍将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受信息，也是为了要沉思并做出反应。” 然而，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可能既没有能力关掉电视，也无法拒绝电脑的诱惑；读屏代替读书将成为大势所趋，文学阅读式微的步伐还在加快。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种种数据显示，热衷于新媒介的人群以青少年居多。而按照心理学家的传统解释，在人生的青少年时代，文学阅读本来应该成为他们的一项重要活动。因为人一生的读书兴趣大体可分为六个阶段，其中第四阶段（10－15岁）为故事期，第五阶段（15－17岁）为文学期，第六阶段（17岁以后）为思想期。 显然，这种解释与印刷文化的语境密切相关。因为当新媒介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印刷媒介生产的读物便成为青少年读者唯一可以接触到的东西。然而，现在的青少年所生活的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一生下来，电视就成为其成长伴侣，电视因此也就不会因为突然的闯入而给他们带来某种震惊和种种不适；而到了文学阅读的“故事期”，他们通常已开始接触电脑，随后，电脑又成为他们生活、学习的重要部分。当然，他们也在不断接触着印刷媒介的产品，但印刷媒介的霸权地位已经消解，学校提供的课本往往又淡乎寡味，徒然增加了他们对印刷物的厌倦心理。于是不妨做出如下猜想：如果再有心理学家来归纳当今人生的读书兴趣，很可能他会大失所望，因为阅读的位置已被其他的东西挤占，人生几个阶段的兴趣图式已变成如下样子：电视广告期（1－5岁）；动漫期（5－10岁）；电子游戏期（10－17岁）；网上冲浪与读碟／发帖期（17岁以后）。作家三毛高小五年级时曾在课堂上偷读《红楼梦》，且读得如痴如醉； 许多在印刷文化传统中长大的人也大都有类似于三毛的经历。但我现在想说的是，这样的文学阅读经历很可能将会变成“闲坐说玄宗”的往事。道理很简单，因为当今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变了，他们已经拥有了“故事期”和“文学期”的替代品。 如此说来，很可能不是印刷文化背景下的文学阅读，而是电子、数字文化语境下的上网、聊天、发帖、读碟、玩游戏、看电视等等，构成了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又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快速浏览方式，让他们对纸质媒介上的印刷符号望而生畏，对文学阅读敬而远之。美国的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是新媒介的积极辩护者，他设想了如下一种情景：如果电子游戏在图书诞生之前风行于世，孩子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玩电子游戏长大的，那么当纸质的文本出现之后人们会有什么评价呢？以下是他想象出来的情景： 读书久了感官就得不到充分刺激。与我们悠久的电子游戏传统不同——电子游戏使孩子们沉浸于一个有着动态图像和背景音乐的、鲜明活泼的三维世界里，孩子们要动用复杂的肌肉运动来引导的控制它，而书本只是一页页单调的字串。阅读时只有一小部分处理书面语言的大脑被激活，而游戏则会牵动所有的感觉与运动神经皮层。 …… 图书最危险的特性是：它们走的是固定的线形道路。读者无法控制它们的故事发展，而只能乖乖坐下来，跟着故事走。对于那些在互动故事发展方式中长大的人，图书的这种特点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有人要进入完全由别人一手策划的冒险？然而，今天的青少年每天上千万次地进入这种冒险。这种冒险给孩子们灌输了消极的东西，使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境遇。阅读不是一种积极参与的过程，而是一种顺从谦卑的经历。青少年读者学到的是“跟着情节走”，而非引导情节发生。 在我看来，这样的情景已经不是什么想象，而就是立足于现在的经验对明天现实状况的一种描摹。由于一代一代人已经成长在一个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成熟的视听媒介环境中，他们也就会对书本上僵硬的文字符号越来越失去兴趣，于是他们离文学阅读也就越来越远；离文学阅读越远，他们又越来越会丧失对文学语言的感觉，结果，“图像转向”中的“语词钝化”现象就会发生。 而这样一种阅读状况又会影响到文学生产——很难想象在一个普遍缺少文学阅读和文学记忆的人群中会产生文学大家。他们中间可能出现电影大师、动漫大师、形象设计师、电游玩家，却唯独出现不了语言大师。与此同时，当他们在人文科学界拥有了话语权的时候，他们也会用研究成果将他们视听经验固定，从而让他们的集体记忆合理合法化。米勒在谈到传统的文学研究有可能消失时指出：“如今那些进行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是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当前的互联网中泡大的第一批人。他们没有把太多的时间留给文学，文学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这样的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下去，而且我想也不可逆转。用不着奇怪，这样的一种人应该期望研究那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那些影响了他们世界观的东西，那就是电视、电影等等，以及所有那些他们阅读的关于‘理论’的书籍。” 米勒这里谈到的是西方世界的情况，而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也开始进入到这种状况的预热期。也许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会成为文化研究大国，因为这是文学阅读式微的必然结果。 回到我们当下的现实处境，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或许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值得认真对待。张炜说“文学阅读永远不会消亡”，而曾经是作家的马原却说：“小说已进入了漫长的死亡期。” 在我看来，此两种说法都是对近年“文学终结论”的一种回应，只不过前者更多地立足于价值判断，而后者则更多地是在进行事实判断。如果我们暂时无法对这两种判断分出高下，那就请继续关注“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或者其他的相关调查吧。我总觉得，文学阅读的式微类似于全球变暖，本来它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过了某个极限，变暖的速度就会加快。全球变暖的后果众所周知，它会危及人类的生命——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已在纪录片《不原面对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而文学阅读的式微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它会危及人们的心灵世界吗？我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去拍摄一部纪录片，告诉人们文学阅读式微的真相？ 但愿这是文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了的一个严峻课题。 原载：《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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