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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将人们带入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媒体技术变革为支撑，以信息数字化传播为手段的数字媒介时代。相较传统媒体时代，数字媒介时代呈现出诸多特质，例如信息生产上的便捷性与自由性，信息传递上的即时性与开放性，信息沟通上的交互性与平等性等。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文艺生产。近年来，新型数字媒介与文艺生产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部分研究者表现出对文艺作品艺术性下降等问题的担忧。2013年“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诗歌相关微信订阅号的推广为人们审视数字媒介时代中的文艺生产提供了新视角。 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艺形式，除了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还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的地位逐渐被小说等更符合市民社会阅读需求的文艺形式所取代，尤其是在网络小说和影视作品大行其道的数字媒介时代，诗歌的边缘化态势更加明显。诗歌的边缘化处境和诗意减退具有全球性，2013年1月22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亚历山德拉·裴特里(Alexandra Petri)发表了一篇名为《诗歌死了吗？》(Is Poetry Dead？)的文章就曾在美国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研究者们对诗歌现状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诗歌的尴尬境况。在时代语境下，“为你读诗”和“读首诗再睡觉”等公众账号凭借对诗歌的关注而脱颖而出，截至2014年8月，“为你读诗”已经拥有60多万粉丝，每天诗歌的收听人数超过8万，“读首诗再睡觉”中每篇诗歌的阅读量也接近2万。诗歌借助微信平台复活，为忙碌的人们送来精神上的慰藉，诗歌与人近到仅隔一个枕头的距离。这类文艺自媒体的成功与火爆并不是偶然现象，在这之中起推动作用的，除了有文艺本身的魅力和媒介技术的支持，更有媒介变革影响下话语权下移对文艺生产的促进。 一、文艺生产与话语权研究 文艺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种，在文艺生产的过程中，知识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资料，是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一直以来，人类像对待生产资料一样致力于对知识的收集和利用。为方便对知识的研究，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从认知角度出发，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简而言之，“显性知识”就是能被人们看见，能通过语言、文字、书籍和数据表示、传播和接受的知识。“隐性知识”则不能被语言等其他形式表述，它储存在人类的大脑之中，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一起构成了文艺生产的生产资料，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指涉。基于这种认识，文艺生产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显、隐性知识的双向互动：“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也即“隐性知识”外化为“显性知识”，又经过大脑加工成为新的“隐性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显性知识”都是“隐性知识”的外化呈现，但并不是所有的“隐性知识”都能被转化为“显性知识”。因为文艺生产者在生产的过程中对“隐性知识”的应用具有选择权，并根据各自的生产目的或生产动机有针对性地决定选择或放弃选择对某些“隐性知识”的使用。这种对“隐性知识”是否外化的选择权构成了文艺生产“话语权”。如果说对知识的占有奠定了文艺生产的基础，那么对话语权的掌控则直接决定了文艺生产的内容与方式，数字媒介时代对文艺生产的影响就主要体现在话语权的转变上。对于“话语权”的研究由来已久，它广泛存在于包括语言学、文学、社会学等在内的众多学科之中，对于“话语”及“话语权”的多元解读显示出话语权在文艺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马克思的阶级意识形态、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话语权进行研究。但话语权作为影响文艺生产的重要因素，除了受意识形态的牵引，还受传播媒体的制约。对于文艺生产者而言，生产的价值通过媒体将知识传播开去来得以体现。如果一种新知识不能传递给他人，人们通常就无法知道它的存在。例如，一位诗人的诗作如果找不到媒体进行传播，他的创作就毫无意义。反之，一旦作品得到了发表的机会，就会受到关注，并可能因此收获荣誉与奖励。从某些方面来说，传播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文艺生产的成效。但在对文艺生产过程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对文艺作品本身的研究，而忽略了将知识转换成文艺作品的复杂过程和重要意义。 二、数字媒介时代的“知识/权力”构型 媒介对文艺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没有作品的传播，文艺生产的过程就没有结束。以数字通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话语权发生转变，使文艺生产具有了新的特征，形成了新的“知识/权力”构型。 第一种“知识/权力”构型是精英言说下的文艺生产。“精英，是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1]24。传统文艺生产可以被理解为精英意识的言说，借助媒体对作品进行传播，既是精英知识分子占据社会话语中心的意志体现，又是他们表达诉求的主要方式。文艺生产作为精英文化的体现具有先进性、启蒙性和前瞻性。在文艺生产的过程中，精英知识分子因理念和观念趋同形成了精英阶层，在传统媒介时代由精英阶层所创造的文艺作品代表着文艺的发展方向，并形成对文艺生产话语权的垄断，普通大众只能以知识接受者的身份存在，被动接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缺乏自行创作和打破文艺生产垄断的权力。在数字媒介时代，通过纸质媒介进行知识传播仍是文艺生产的重要方式，纸质媒介依然象征着学术性和权威性，但精英言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大众言说的消解。 尽管依靠微信这一自媒体平台进行传播，“为你读诗”还是难掩其精英特质。“为你读诗”由国际名流社交网络和高尚生活方式分享平台Be My Guest(尚客私享家)携手潘杰客、于丹、邓中翰、陈鲁豫、郎朗等20多位中国各领域翘楚共同发起，其媒体发起单位由包括北京青年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等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构成。凭借发起人和媒体发起单位的社会影响力，“为你读诗”在很短时间内就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濮存昕、许戈辉、汪涵等演艺界名流纷纷为其“献声”，更获得了包括北岛、欧阳江河、于坚等诗人的“声援”。依靠发起方的强势资源和诗歌的艺术特征，“为你读诗”完全可以成为“高大上”的精英乐园，用于记录精英们对诗歌梦想的坚守与追寻，但事实恰好相反。这个具有精英属性的诗歌平台体现出明显的亲民特质，每一位普通听众都能够通过“我要读诗”版块上传读诗音频和诗评，而被选中播出的幸运听众也来自各行各业，法官、学生、护士，甚至保安都通过这一平台诠释着自己对于诗歌的独特感悟。在“为你读诗”这个公共平台中，精英至高无上的文艺生产权力遭遇消解，大众获得了与精英一样的文艺生产与表达的权力，但却并不意味着精英影响力的减弱。正是因为精英较强的号召力及较好的示范效应，才使大众聚集起来，并踊跃加入到读诗的行列之中。 第二种“知识/权力”构型是大众言说下的文艺生产。从“五四”以来，学界一直致力于调和“精英”与“大众”在文艺生产中的关系，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启蒙形式存在的知识普及运动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以启蒙者姿态存在的精英知识分子争夺社会政治生活中心话语平台的一种途径。在这种前提下出现的文艺产品不是大众话语权的体现，没能反映大众的精神诉求。“精英”与“大众”分属不同的社会阶级，作为普通市民阶层而存在的大众文艺生产者在教育背景和生活状况等方面都与精英知识分子有很大差异，由“精英”为“大众”言说，或者由“大众”为“精英”代言都很难做到。“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2]540，文艺生产中为市民言说的大众文艺生产者的长期缺席，并不利于文艺生产的良性发展。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为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大众文艺生产者提供了话语平台，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的普及，使大众获得了表达的权力。BBS、网络文学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交互式信息渠道不断发展，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大众终于借助数字媒介的力量真正掌握了文艺生产的权力，加入到生产者的行列。 数字媒介时代的大众文艺生产和精英文艺生产相比具有一些新的特征：首先，文艺生产队伍更加庞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数已达到6.18亿，手机网民数达到5亿，互联网络普及率达到45.8%。网络普及率的提升，使大众能比较顺利地获取话语权，打破了文艺生产的准入壁垒。在电脑、手机等移动数据终端高度普及的时代，是否经过专业训练，是否被主流评判标准认可等问题不再是文艺生产的制约性因素，只要拥有数字媒介终端，略懂一些软件操作技巧，每个人都享有表达的机会和权力。因为传统文艺界的文艺生产很少考虑到大众真实心理需求，大众文艺生产者开始运用数字媒介为自己生产文艺作品。与“为你读诗”中专业诗人的诗作与经典诗歌被广泛品读不同的是，“读首诗再睡觉”对听众的原创诗歌给予了更多关注。在“读首诗再睡觉”的“原创”版块中，每天都有原创诗歌得以发表。这些诗歌往往能用简单的词句描述出大众最真实的心理状况。之中有这样一首诗别有韵味——“真想变成猫，二十小时在睡觉，睡觉在思考。”严格来说，这首诗并非上乘之作，甚至称不上是诗歌。写这首无题小诗的诗人，也许是在校学生，忙于应付各种课业；也有可能是打工者，迷茫而又疲惫。诗人身份的不得而知，为读者诠释诗歌提供了广泛空间，更凭借对睡眠的渴望和对思考的关注赢得了大多数有着同样诉求的普通大众的共鸣。类似于这样的诗歌在传统媒介时代最多只是自娱自乐的消遣，不可能获得发表的机会，但数字媒介时代为它的阐发赋予了无限可能。其次，文艺生产模式更加多元。“作者→作品→读者”的单向线性模式被更新为多向非线性模式。在互联网传播模式中，网络媒介的互动性和即时性使文艺生产者能在很短时间内获知读者对其作品的反应，并能在接下来的文艺生产中作出相应调整，催生出“生产——接受”一体的立体化模式。许多网络小说作品都是在作者与读者的不断互动中完成的，这在传统小说创作中几乎不可能做到。最后，文艺生产外沿更加丰富。数字媒介技术是当代文艺生产的重要元素，它不仅仅是文艺生产活动的物质手段，还是构成生产内容，保证接受效果和存在方式的关键要素。摆脱了精英阶层对文艺生产的垄断，大众对文艺生产的介入为文艺生产注入了更多活力。数字信息技术语境中的文艺生产，较传统文艺生产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为丰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实与虚拟、文学与艺术等众多文艺形态高度融合，文艺生产的面貌焕然一新：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两位舞蹈演员将肢体语言细画为一幅动人的水墨画；在春晚的舞台上，歌唱家宋祖英和流行歌手周杰伦共同演绎经过电子乐重新编曲后的“民歌”《辣妹子》；在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阿联酋国家馆中，由激光汇成的虚拟实体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等等。“为你读诗”和“读首诗再睡觉”在诗歌的生产与传播方面也均体现出较好的融合意识，诗歌文本、画面、音乐和人声实现了和谐统一。中国的诗歌创作自古就与音乐和绘画有着密切的关系，“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诗歌创作要讲究平仄、韵律，同时也要讲究通过对意境的营造，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互通之境。李亚鹏在“为你读诗”中朗读了沈从文的诗歌《情书》，背景图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中一个穿着浅蓝色连衣裙的瘦削女孩侧坐在一扇大大的窗户前，女孩弯下腰专注地绑鞋带，光透过窗户投射到女孩身上，时间仿佛凝固了，一切安静而又美好。正如诗中所说的：“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份遗失的美好。低沉的嗓音，悠扬的提琴声，唯美的画面和动人的文字触碰到听众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借助于数字媒介对人类感官的延伸，诗歌的内涵得到了更好表达。 第三种“知识/权力”构型是市场言说下的文艺生产。文艺生产话语权的转变，使文艺作品与大众的关系更加密切，消费时代的到来，则使文艺作品变为了消费的对象。繁忙的生活节奏，繁重的生活压力使部分接受者倾向于以获取享受体验为目的来接收文艺作品，快餐文化、娱乐文化、休闲文化、恶搞文化、饮食文化等文化现象应运而生，部分文艺生产与学术渐有分化，却和日常生活越走越近。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繁荣，带来了文艺产业化，“书中自有黄金屋”，当知识的经济价值被发现，文化投资公司、职业网络写手、职业影评人等相关产业和职业也随之诞生。在市场言说语境下，文艺生产的成功与否与各项经济指标挂钩，为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文艺生产开始立足大众对知识产品的需求，寻求文艺作品与经济效益的完美结合。 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以市场为纲的文艺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市场指向代表着大众的精神需求取向，市场语境指导下的文艺生产有利于扩大文艺作品的影响，刺激生产者的创作，增强接受者的接受热情，但也带来了艺术水准降低，缺乏原创性，泛娱乐化等弊端。近年来，市场和大众言说对文艺生产话语权的影响不断增强，逐渐与精英言说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话语权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文艺的生产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致使文艺生产质量和趣味的下降。在消费时代中，很少有文艺生产形式能脱离市场语境存在。备受好评的“为你读诗”因为在电影《后会无期》上映时间段内集中投放影片主演及主创的读诗作品而引起了广泛讨论。利用读诗平台为电影做宣传的做法无疑触动了很多听众敏感的神经，《后会无期》因为“为你读诗”的推荐提升了观众的观影期待，“为你读诗”却因此而被贴上商业化标签。 三、新型媒介对文艺生产的反作用力 “媒介即是讯息”[3]33，在数字媒介时代，媒介在文艺生产的过程中已经不再只是载体和工具，而是凭借技术优势直接作用于话语权。技术中心化一度引起部分学者对文艺生产边缘化的恐慌，认为技术成了“一种霸权，任何艺术、宗教、文化不与技术联姻，不成为技术中心的附庸，就将不具有价值”[4]51。以数字通讯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科技使中国文艺生产步入转型期，“转型”意味着对新生产传播方式的接受与适应，而不是排斥与逃避。只有处理好三种“知识/权力”构型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中国的文艺生产顺利度过转型期，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数字媒介时代中的文艺生产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高效的信息传输能力，打破了时间的局限；庞大的信息存储功能，突破了空间的阻碍；深度的媒介融合，促进了文艺形态的变化；多样的交互方式，满足了大众表达的需求。要实现对数字媒介时代“话语/权力”构型的把控，需要对媒介特点具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并充分挖掘其对文艺生产的促进作用。 正确认识新型媒介对文艺生产的反作用力是协调三种“知识/权力”构型的基础。媒体对文艺生产的反作用力主要体现在话语权上，因为媒体对作品的传播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选择。在传统媒体时代，公开出版研究成果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优秀的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尤其如此，因为对文艺作品的选择权被牢牢掌握在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以特定标准来衡量作品优劣的专业评判人手中。专业评判人的出现，保证了文艺作品的质量，却使文艺生产的难度增大。文艺生产者希望他们的成果能够被发表，引起关注并应用于实践，但这种愿望常常不能顺利实现。为达成这种愿望，部分研究者开始分析媒体对文艺作品的选择倾向与标准，并以此为指导进行文艺生产，以增大被发表和关注的几率，这就促成了媒体作为文艺的传播媒介对文艺生产的反作用力。在数字媒介时代这种反作用力依然存在，并衍生出新的形态。 大众化是数字媒介时代文艺生产的主要特征之一，并据此衍生出“大众言说下的文艺生产”。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型媒介为大众文艺生产者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大众摆脱专业评判人的羁绊，直接生产并传播知识。这种文艺生产方式与传统文艺生产方式大相径庭，看似并未受到媒介反作用力的影响，其实不然，随着媒体影响力的增强，媒体对文艺生产的反作用力也被进一步放大。 微博、微信等数字媒介原本只是传播工具，但它在进行文艺传播的同时也为文艺生产活动的进行织就了一张“蛛网”，每一位参与文艺批评互动的网民都处于网的结点之上，只要发出轻微声响就能使蛛网产生震荡，对他人形成影响。在这个蛛网中，每个人的参与行为都可能如蝴蝶效应一般具有不可估量的能量。“读首诗再睡觉”于2013年3月11日第一次正式推送诗歌，“为你读诗”于2013年6月1日正式上线，它们凭借对转发、点赞、评论等媒介基本功能的有效利用，通过出版相关诗集，开展“读睡节”、“音乐诗会”等线下活动，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取得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使诗歌成为了一项睡前必做的功课，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品味诗歌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写诗、读诗、品诗的队伍中来，拉近了“诗意化地栖居”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近年来处于生产劣势的短篇小说生产上。大众文艺生产者凭借新型传播媒介技术有效对短篇小说生产进行了干预，并使短篇小说生产焕发出新活力。门罗凭借短篇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韩寒充分利用数字媒介技术推出短篇APP《ONE·一个》；网络社区里一大批短篇小说作者正在崛起，以长篇小说为主导的网络文学面貌悄然发生着改变。2013年底，网络红人张嘉佳将他在微博上发表的“睡前故事”集结成短篇小说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出版，两个月销量便突破百万，更获得影视公司青睐。数字媒介时代为短篇小说的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繁重的工作压力，使大众对娱乐作品充满渴求，阅读小说便是一种很重要的娱乐休闲方式；忙碌的现代生活，使大众无法集中精力阅读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恰巧能满足人们“碎片化”阅读需求；多样的交互方式，相较精英作家，来自于大众的网络作家更注重并善于与读者沟通，提升作品的吸引力；灵活的传播途径，为短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便利，微博、微信等“微”媒介为短篇小说推波助澜；较好的改编基础，为了吸引读者，短篇小说往往呈现出“好莱坞式”的故事法则，更利于与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数字媒介时代为网络短篇小说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出需求市场，吸引了资本注入，又反过来刺激小说生产，自此，微博等新型媒介对网络短篇小说生产的反作用可见一斑。 究其由，新型媒介对文艺生产强有力的反作用力源于其对“大众言说”与“市场言说”的有效整合，并利用技术优势满足受众与市场的需求，而这恰巧是“精英言说”下的文艺生产所欠缺的，因此，对于三种“知识/权力”构型的协调需要以此为出发点进行。 四、如何整合三种“知识/权力”构型 数字媒介时代中文艺生产的三种“知识/权力”构型，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应具有密切联系：“精英言说”从专业角度和学理层面引领和指导文艺生产有序开展，“大众言说”从普通民众的视野基于对日常生活的认识在文艺生产方面对“精英言说”进行补充，“市场言说”以市场收益和受众口碑为评判指标为文艺生产指明方向，三种构型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文艺生产的有序开展。要实现这种文艺生产的理想状态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要致力于话语平台的构建。数字信息技术为文艺生产搭建起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形成名副其实的文艺生产“公共领域”。互联网、博客、微博、微信等话语平台的构建有利于知识的交流，权威媒体、学术机构、专业学者纷纷利用网络渠道进行知识传播，真正实现了知识的普及，能直接作用于民众知识素养的提高。另一方面，长期“失语”的普通大众在获得话语权后，展现出强烈的文艺生产热情，与专家学者的观点相互碰撞，为文艺生产创造出更多可能，更有利于文艺生产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但话语权的过快下移将不可避免地使文艺生产走上泛化误区，影响作品的艺术性。穿越小说曾因想象丰富、融古入今、大胆新奇等特点深受读者欢迎，自《交错时光的爱恋》、《寻秦记》等早期作品之后，穿越小说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尤其是2011年《甄嬛传》、《步步惊心》等网络文学改编剧的火爆极大地激发了网络写手的创作热情。网络文学平台为穿越小说大量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小说的质量变得良莠不齐。 在文艺生产的过程中，文艺生产者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对文艺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现阶段中国进行文艺生产的人并不全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生产者。通过引导文艺生产进行话语策略调整，使精英文艺生产者的话语权力重新得以彰显，进而实现对文艺生产的引导，是应对因话语权下移而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有效举措。“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的每一次变迁”，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社会话语权力结构的重新布局”[5]135，数字媒介时代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一种媒介权力。各种便捷而又开放的新型媒介能使文艺生产成为自由零散的大众行为，也能使文艺生产重归有序。媒介技术创造出了新的话语平台，精英文艺生产者要想继续掌握话语权就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并将它作为生产的利器有效利用。利益为先、价值多元的数字媒介时代使文艺生产的局面更加复杂，精英文艺生产者对文艺生产的理性介入是时事所需，他们需要以启蒙者的视角，与生俱来的良知和批判的态度引领文艺生产良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精英们要用一种高不可攀的姿态与大众划清界限，而是适度地融入其中，用更加合理而又易于被大众所接受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民众的启迪与引导。近年来，周国平、徐贲等众多学者均通过博客、微博等方式发表学术见解并与网友展开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民众提高了审美水平和文学素养，形成了对文艺生产的有效引导。 其次，话语平台构建不仅仅局限于新型数字媒介的建设，还包括对传统媒介的改革。“为你读诗”和“读首诗再睡觉”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深广的影响，与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对其不遗余力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中央电视台《文化正午》栏目曾经多次提及“读睡现象”；湖南电视台《天天向上》栏目邀请“为你读诗”主创录制节目；多家权威报纸也分别撰文为“读诗”造势。尽管是在数字媒介取得广泛影响的今天，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传统媒介的建设者们才应该更加明确自身职责，提升审美趣味，实现对大众文艺审美取向的合理引导。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第四十八章)，认为文艺生产由为学和为道两种目的指引，为学指的是对知识的渴求，为道指的是对自然之理的领悟。姑且不论他的观点是否完全合理，至少这段文论中对于文艺生产的目的的分类是可取的。以儒道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基于哲学层面对于人生的思辨性观照，它的用处不仅仅局限于增长学识，更重要的是作用于精神境界，实现从自然境界到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再到天地境界①的提升。中国文艺生产应以对现实人生的观照为目的，借文艺生产与传播实现思想的升华，从而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服务。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可以将“为道”视为中国文艺生产最高形式的立意诉求。在数字媒介时代之中，面对“知识/权力”构型的转变，除了要“为道”，更需要“卫道”，而这“卫道”之责需由文艺生产者和媒介组织共同担负。 最后是要注重受众信息反馈。数字媒介时代中新的价值体系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影响着文艺生产秩序，媒介的开放性有效消解了受金钱制约的文化特权，文艺生产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6]6，从便利店到服装店再到主题乐园，从日用百货到摩天大楼再到书籍，商业活力与美学价值渗透进日常生活之中。消费社会带来了商业繁荣，却没有促成供需平衡。事实上，“不管是哪种社会，不管它生产的财富与可支配的财富量是多少，都既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6]38新型媒介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搭建起对话平台；资本注入使文艺生产呈现产业化趋势；消费时代的到来使日常生活变为文艺消费的重要阵地；数字指标使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得到更直观的反映，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文艺生产与消费的平衡无法通过对市场反馈信息的分析和整合，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调整生产的策略与内容，能有效促进文艺生产的良性发展。各种形式的网络批评是受众反馈的重要方式，虽然个别网络批评呈现出“戏谑化”、“粗鄙化”的弊病，但也不乏真知灼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媒介影响力的增大和大众文化修养的提高，网络批评的水平也显著提升。新浪读书频道就专门开设了书评专栏，网罗了包括专业学者张颐武、白烨，新锐作家麦家、冯唐，独立书评人易扬、遆存磊等在内的专栏作家，既观照历史，又着眼现在；既深入浅出，又不失理性，形成对作家和读者的双向影响，并实现生产、阅读与批评的多维互动。“为你读诗”中专业与非专业文艺生产者对诗歌的品评交流，“读首诗再睡觉”对大众诗作、诗评的鼓励也为大众文艺生产与鉴赏能力的增强做出了较大贡献。 注重受众信息的反馈，不是要文艺生产者一味地迎合接受者的需要进行创作，而是要有针对性地通过文艺作品实现对接受者的正面引导。数字媒介和市场经济综合作用下的文艺生产确实与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纯粹的文艺有一定距离，但如果能善用数字媒介、文艺批评等文艺生产武器，中国文艺生产一定能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繁荣局面，使诗意栖居成为未来中国的主流。 ①此处参照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对人生境界的四个等级分类，详见1985年版《中国哲学简史》第389页。 参考文献：[1]臧燕.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精英文化的大众化探析[J].现代视听，2007(8).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5]李名亮.微博空间公共文艺生产者的话语策略与身份建构[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5).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