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冲击下，中国出版业正经历着转企改制和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考验。近年来，关于中国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从业者和研究者发表了许多见解，但大部分研究只看到出版业作为一个产业的属性，忽视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因而往往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本。笔者认为，只有从文化层面入手，探寻出版经济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才能揭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和未来趋向。 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与文化冲突 随着网络突飞猛进的发展，当代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一个数字化时代（又可称作媒介化社会）。数字化浪潮不仅在宏观上改变着社会景观，也在微观上渗透进人们的世俗生活。在中观层次上，数字化催生许多新的职业、新的行业，这些新的职业和行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取代传统职业和行业，或者至少蚕食着传统行业的生存空间。大量数据表明，在中国，为数不多、历史短暂的数字出版企业所创造的市场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数量庞大、历史悠久的传统出版企业，成为出版产业新的增长极，并将传统出版抛在了身后。但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多数传统出版机构仍然缺乏一种紧迫感①，对数字出版的介入还只限于开展几项网络服务或增设一个新的数字出版部门的层次而已，根本没有向数字化全面转型的思想准备。按照创新扩散理论②，传统出版机构对待数字化转型认识上的落后和行动上的迟缓固然可以得到部分解释，但笔者认为，作为文化产业，文化冲突才是阻碍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步伐的最重要原因。 所谓文化冲突，即“两种或多种文化在一定区域接触后产生的一种相互摩擦或斗争的文化现象。其实质是不同文化价值或价值体系的冲突”。一般说来，一种文化系统处于发展困境时，与本系统出现的新文化因素或外系统的异文化因素接触最容易导致文化冲突。③ 新旧文化的冲突是文化冲突的主要方面之一，“它或者是由于物质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或者是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诱发所形成的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虽然每时每刻都会存在，但只有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才变得明显，以致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④ 而出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主要是新旧文化特质的冲突，又穿插着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主导文化与反文化的冲突、理想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冲突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文化差异等。其内容则体现在经济、政治、学术和意识形态诸方面。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文化冲突可能经历文化危机、文化反省与文化批判、文化创新、文化选择与文化整合诸环节。“文化创新是文化冲突进程的决定性环节，它为新文化的产生开辟道路，是解决文化冲突的途径。文化整合意味着文化矛盾由激烈对抗状态进入解决阶段，它是文化冲突的最后环节，完成这一过程之后，便实现了文化的转型。”⑤ 反观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的转型过程，也正经历着某种文化危机，一些学者和出版高层管理者在数字化浪潮袭来之初就发出了警示，而仍然沉浸在出版高额利润梦境中的广大从业者不是熟视无睹、继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就是惊慌失措、视信息技术为潘多拉魔盒中飘逸出的怪物，对数字出版敬而远之。无论是哪一种人，在新的数字化浪潮面前都必然要经历文化反省和文化选择的内心煎熬。而要真正实现出版业的转型，还必须经受文化创新的“创痛”和文化整合的“整治”，其过程一样令人焦虑。 传统出版业基本上是以内容为王，掌控内容的出版社或期刊社在整个产业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书号或刊号这样的稀缺资源掌握在出版社或期刊社手中，所有内容若要出版，都必须经过出版社或期刊社的授权，因而传统出版机构在整个产业链中握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在谈判中握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数字出版时代，作者绕开出版社直达读者的可能性不能不让出版商担忧自己话语权和控制权的削弱，甚至完全丧失。有人认为，数字出版时代将是渠道为王，技术提供商有可能主导数字出版链。⑥ 如果现有出版社或期刊社失去了对内容的控制权甚至是产业链的主导权，其获取经济利益的支配力必将大大下降，现有出版社或期刊社不能不为此对数字出版心怀疑虑。⑦ 问题是，如今的出版业，早已不是过去那种受到行政管辖严格保护的封闭圈子，而是随着全社会的日益媒介化变成边界越来越模糊的产业群。自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以来，一些过去与出版完全不沾边的行业，开始侵蚀传统出版的地盘，最典型的莫过于网络和手机报对传统报纸的全面取代及汽车的卫星导航系统对过去地图出版产业的全面超越。可以这样说，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超越，并不简单是渠道对内容的反制，或者是技术对文化的僭越，而是一种全新文化形态——网络文化的崛起，文化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化存在着技术与人文、一元与多元、开放与封闭、自由与规范、民主与集中、虚拟与实在、理性与价值、神性与物性、传统与创新、个人与社会等要素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一系列本质性的悖论和困境”⑧，等待我们去化解和超越。 出版数字化转型文化冲突展开的若干维度 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出版人固然经历着无法排解的内心煎熬，数字出版的倡导者和新媒体从业者同样体味着来自传统出版的文化排斥和挤兑。一言以蔽之，出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生活的诸多层面。 ——出版数字化转型与社会伦理风险。维护传统还是向新技术全面投降，体现了某种信念，体现了理想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并不为当下之中国仅见；在西方，新媒体也背负着加速“童年的消逝”和导致“娱乐至死”⑨ 的骂名。在当下中国，网络游戏在作为一个产业被推动的同时，更是被指责为导致人格沦丧、网络成瘾、家庭破裂的祸根。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赞成转型，便多少带有某种社会的和伦理的色彩。 技术创新中的文化冲突经常表现为关于传统与现代孰优孰劣的争论。在当代中国，则又常常异化为中华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作为现代文化的象征）孰优孰劣的问题。技术创新中的创新主体，习惯于以西方文化为蓝本，鄙弃东方的传统文化，把传统看得一无是处，批评古人迂腐不堪，认为传统是今天技术创新的障碍，打破传统才有技术创新的希望。而那些固守传统的人，则习惯于向古人寻求标准，视经典古籍为金科玉律，“在技术创新中，传统社会意识与现代社会意识的对抗使我们有可能始终面临价值观选择的重重困难”。⑩ 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往往首先直接表现为一种技术上的创新，因而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出版数字化转型与“创造性毁灭”。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 1883—1950）首倡“创新理论”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说：“不要以为技术创新就好像是在公园里散步，每个人都能高高兴兴；技术创新是一个很残酷的过程，如果你成功了，你将毁掉别人的事业。”然而，熊彼特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种破坏，他发明了一个广受欢迎的新概念即“创造性的毁灭”——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毁掉旧的工业，而让新的工业有崛起的空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包括五种情况：一是采用一种新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四是控制或掠取了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11) 但问题是，如果站在“旧的工业”内部的立场上考虑，外部他人的创新就是一场灾难。网络企业家们确实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他们不仅创造出新的产品，比如网络游戏；生产方法也是全新的，他们几乎不消耗任何有形的原材料；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游戏市场；控制了新的原材料——数字化的人力资源——的供应来源；实现了一种产业的新的组织：互联网企业彻底打破了传统出版业的垄断地位，还在新的领域试图形成新的垄断。我们不否认有一部分从旧工业体制内逃脱的人会投入这样的创新，成功地转型为新的企业家；但是，更大量的创新肯定来自传统成熟工业的外部，这在传统工业看来就是一种“外行搅局”。在出版领域，这些年来的数字出版发展的现实证明，“外行搅局，搅出了一片新天地”。(12) ——出版数字化转型与制度难题。有学者从理论视阈研究了“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技术创新在推动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同时，也因其不断泛化和加速的趋势为制度创新设置了更高的壁垒；而制度创新虽然可以推动技术创新的进程，但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滞后性又成为技术创新的内在障碍。于是，便形成了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二元悖论；而要走出两者关系的悖论，则要“基于技术创新对文化产业制度进行重构”。(13) 但是，这一解决方案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它并没有化解技术进步的自我加速与制度建设的天然滞后性之间的矛盾。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落差，一方面正是技术的革命力量摆脱制度束缚得以飞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又是促成文化制度创新从而促进文化繁荣的动力。当然，在这样一个动态的从不适到调适再到不适又重新调适的过程中，适应或者和谐只是某种暂时状态，不适或者冲突则是常态。而人们对不适和冲突的状况总是不满意的，并且总倾向于认为制度应该无所不能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恰恰是制度创新的难题。 某些旧制度在飞速发展的技术面前显得明显过时，某些新制度又因为冲击了旧的文化形态而引致非议。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在制度层面主要体现为版权保护立法和网络安全立法等方面。网络版权保护立法的严重滞后，是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制度障碍之一。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新闻与互联网研讨会上，默多克不仅对政府在出版数字化方面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大加抨击，对网络出版者无视版权所有人的意志和权益而肆意“合理使用”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也给予了痛斥：“他们只是在靠其他人的辛苦努力和投入为生。他们对我们文章大批的盗用并不是‘合理使用’。说得不好听一点儿，那叫偷。”(14) 连美国这样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都存在如此乱象，足以说明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之难。 ——出版数字化转型与文化价值悖论。市场机制及其运行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机制并不是孤立地运行和发挥作用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需要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来配合，没有新的价值体系的创立、配合，企业和市场机制的运转势必受到牵制。 西方现代化理论家十分强调人们的价值观念或心理因素对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作用，他们大多将西方国家现代文化价值看成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同时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看成是妨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中国学者则认为，“既不能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经济停滞仅仅归咎于文化价值因素，也不能先入为主地将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都视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将落后国家的文化都视为有碍于经济发展。因为，从系统角度看，文化价值因素并不可能孤立地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它只有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15)。同时，为特定经济体制所选择、吸收的文化价值都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另外一些方面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就产生了所谓文化价值悖论：“越是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的文化艺术品类的经营、展映、演出和出版，往往越是难以推向市场，难以占有群众的文化心理，难以赢得人们的审美取向，观众数量、收视频率、商品价值都比较低。……而满足人们享受兴趣、平俗情调、感官刺激的色情文学、暴力文学、皇室文学、武侠文学、充斥黄毒、情欲、凶杀的电视剧却吸引着广大观众。”(16) 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围绕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的转型所发生的文化选择同样面临着这种两难。 在当下中国，被纳入文化产业的出版业在整个文化体系和经济体系中的定位都在发生动摇，因而出版人的职业角色和文化身份也处在左右摇摆之中。在社会层面，一些人正是以文化之名拒斥技术创新，另一些人则以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抹杀出版的文化特质。因为政府极力推动的缘故，传统出版人在公开场合大多总是会有很好的表态；但是在私底下、在实际行动上，传统出版体制中的人们总是犹疑不决，乃至拒斥技术创新。而那些以技术创新为先导，进而率先适应了新的市场法则的数字人，在资本逻辑的怂恿下，则未免时时生发冲击现有体制的冲动，有时竟至突破社会伦理的底线。而在个体层面，无论是传统出版人还是新出版人，在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也大多经历着这种分裂的痛苦。 ——出版数字化转型与主体认知偏向。对待创新的态度和是否采取行动，与行为主体认识上的差异和局限直接相关。主要体现在“宽容、自由与严谨、约束的对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将更多的视线聚焦于对“异端”即与传统观念对立的新发现的宽容上。今天的宽容则增加了新的内涵。比如，技术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的事业，更要求有宽容精神的激励。据统计，硅谷新创办的公司在三年后的成活率不到百分之一，大量的生、大量的死的机制是硅谷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大量的失败者在宽容机制的保护下可以再去尝试，可以卷土重来。(17) 但是，在出版领域，因为长期以来的政策保护和实际上的资源垄断，人们过惯了舒适的日子，因此，不仅在其内部缺乏创新的动力，对发生在身边的创新尝试也表现出不屑甚至极大的不宽容。这大抵是目前中国传统出版业陷入今日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 “文化冲突使得文化主体无所适从……无所适从的主体被深深的痛苦包围着，他们迟疑、彷徨，惟恐文化被消灭。”(18) 有学者指出，传统出版单位应对数字出版挑战的三大误区之一，就是“把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关系”。(19) 因为数字出版的确有被无限拷贝的可能性，非常容易被复制。所以长期以来，很多出版人都认为把书放到网上后，纸质图书的销量肯定受影响，甚至被挤压掉。作为对创新风险的一种本能反应，这或许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用科学宽容的原则加以考量，则是应该加以克服的认知偏向。 出版数字化转型文化冲突的根源及后果 中国台湾地区一位出版人在历数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长短利弊后下断言说，纸书因为能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和“大脑独占”而无可替代；但是，他紧接着又很没有把握地声明，“最大的变化可能尚未出现”——“纸书最后会不会消失，不是因为数字媒体更快、更容易检索，或充满更多声光特效，这些事情不会毁灭纸书存在的价值（反而更证明纸书的无法取代）。唯一会使纸书崩溃的，是我们丧失了对纸书阅读体验的记忆。不只是纸张的香泽或翻页的触感，而是那一段无干扰的陷入，与整个过程所推动的、我们心智的变化。”(20) 这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出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文化冲突的直接原因，即两种阅读方式之间的对立，或者极而言之，在一定意义上是两类读者之间的对立。 随着现代数字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即从传统阅读和现代阅读向后现代阅读方式转变。有学者概括了后现代阅读方式与传统阅读和现代阅读的巨大反差：传统阅读和现代阅读都是单向度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界限分明；作者是传播源，读者是接受者，书、报、刊等是连接两者的传播媒介。而在后现代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应用，传播者和接受者、作者和读者通过网络这个媒介，角色可以在瞬间互相转换，读者可以变成作者，作者亦可以变成读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你传我受，而是在网络上进行交谈、互动、对话，并时时实现角色变换。“尽管后现代阅读方式具有一些负面作用，但它正在改变目前流行的出版模式，促进了出版形态从现代出版向数字网络出版的转变。我们必须正视后现代阅读方式对出版转型的影响，以一种全新的出版理念应对后现代阅读方式对出版的挑战。”(21) 所谓“后现代阅读”，也有论者称之为“大众悦读”，即从传统阅读方式向大众“悦”读的转变。这带给出版业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整个行业的合法性存在将受到挑战，生存前景似乎变得异常黯淡。但是，“总的说来，人们阅读的总量和总时间并没有减少，宽泛意义上的阅读危机并未出现”。只不过，在后现代社会，“对于如何阅读信息，人们有着越来越多的选择，印刷媒介的主流地位正逐渐让位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一代媒体”而已(22)。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国际出版蓝皮书》公布的数据表明，美、英、法、俄、日、韩等主要出版业发达国家的（传统）出版业界普遍认为，阅读危机确实存在，国民阅读状况呈现出不乐观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人均购书量、书报刊发行量和阅读时间方面均出现减少以及青少年读者阅读率降低。面对销量和利润率的下跌，传统出版公司的应对措施主要是增加出版种数和提高价格，而书价的提高，引发了美、加等国二手书网络销售市场的繁荣，从而进一步打击了传统出版商，形成了恶性循环。(23)“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数据表明，与图书阅读率相反，近年来中国国民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2006年的调查显示，上网阅读率从1999年到2005年，七年间增长了六倍半。(24) 2008年的调查则显示，“在线阅读、手机阅读、手持式阅读器阅读等数字媒介阅读开始普及”，甚至有一部分成年人只阅读各类数字媒介而根本不读纸质书。(25) 显而易见，传统阅读出现了日益深重的危机，而后现代阅读则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其直接后果无非是，传统出版物会日渐乏人问津，而读者对数字出版物的需求则与日俱增。虽然直到目前为止，传统出版物还在增长（当然其增长速度远远不如数字出版），但是，两者增长速度巨大差距的积累，将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数字阅读逐步取代纸质阅读的大趋势。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出版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其中，图书销售增长20％，而数字出版产业同比增长42％，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出版业的增长水平。“数字出版产业的迅猛发展，成为新闻出版业在2009年的一大亮点。”(26) 当然，文化的因素与经济、政治的因素常常纠结在一起，某些表现为文化冲突的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经济政治利益的矛盾；另一些文化矛盾，则又可能导致某种经济政治的后果。比如对待网游、网瘾以及网瘾矫治等问题表现为相互矛盾的观念背后，就有着明显的利益角逐。而两种阅读方式（一定意义上即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并不会充分展开。如果说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冲突还多半表现为传统出版人面对数字化浪潮而不得不进行选择时的两难困扰的话，那么，更为激烈的冲突有可能发生在吃着方便食品、闻着汽车尾气、在电脑游戏中长大的人之间。至于下一轮冲突的后果，也许会比目前所能预见的要严重得多。 出版数字化转型文化冲突的调适与应对 当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1906年出生的百岁学人周有光指出：“不同文化相遇，可能发生三种情况：（一）并立、互补。例如，双语言家庭。（二）融合、更新。例如，汽车代替马车。（三）排斥、冲突。例如，十字军战争。”(27) 传统出版与数字化出版相遇，冲突也并非不可避免。不过，与周有光所说的情况不同，出版领域的文化相遇，既有并立互补，也有融合更新，同时也有排斥和冲突。 从多数出版人的心态看，虽然认可导入网络出版业务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但实际下决心行动的仍然是少数。为此，有学者从出版战略选择层面提出了传统出版业面对数字化浪潮的若干应对之策：积极跟进（积极跟踪，探索创新，尽早把网络出版纳入发展计划）；角色定位（争取逐步成为网络出版的经营主体）；重视人才（特别重视培养自己的网络编辑、出版和经营人才）；扬长避短（发挥组织出版资源和版权保护的长处，规避网络应用技术薄弱和资金有限的短处）；内容为王；合作多赢。(28) 也有学者从文化冲突的根源处着眼，提出了出版业“面对大众悦读的新形势新特点”的应对策略。认为出版业应加大“媒介融合”力度，以“内容产业”重新定位自身；加大文化创新力度，大力开拓畅销书和细分化的小众市场。(29) 但是，由于传统出版人已经习惯了传统出版，学者们开出的这些药方未必灵验。尽管他们也羡慕新媒体的美好前景，然而要放弃自己的擅长而向陌生的领域转型，确实有心理障碍。 幸而，这并不是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全部真相。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的对立只是一种臆想，一如人文与科技的所谓对立。因为从本质上说，两者都是人的创造，都是以人为尺度的创造物。数字化出版的应用和推广之所以碰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并不是因为科学技术（数字化出版）与人文（传统出版）天然具有某种扞格不入的矛盾冲突，而是因为大多数人的惰性。创新所具有的先锋性、超越性，与传统所带有的保守性、落后性，体现了两种思维的对立，即新思维与旧思维的对立，是历史的昨天与明天在今天当下的大碰撞。这种碰撞有时较为激烈和精彩，以至于在某些历史时刻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根据通行的观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制度的变化，也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每当社会制度发生新旧更替时，文化也会经历一个新的文化形态取代旧的文化形态的过程”(30)。当今时代，我们正经历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新的文化形态取代旧的文化形态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什么应对之策可供选择。无论是科学还是文化，都要向前发展；在出版领域，传统与后现代，纸质工艺与数字化流程，也会无视我们的痛苦感受或幸福表情而通过其自身的调适而达到某种和谐之境。这其中，人的创造固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指定某人一定要发挥这样的作用。什么人承担这样的使命，完全是历史的选择。 ［本文系上海远程教育集团文科科研重点课题“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文化制约因素研究”成果之一。文章初稿曾于2009年12月11日在“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9）上宣读。感谢殷晓蓉、沈国麟、李建伟、黄德海、唐丽芳诸位学者的评论和建议。］ 注释： ① 姜小玲：《上海编辑学会“四季沙龙”就当下出版现状展开探讨：电子阅读取代纸质阅读为时尚早》，载《解放日报》，2010-02-08。 ② 《创新的扩散》（Dif fusion of Innovations）是美国著名社会学者、传播学者埃弗略特·罗杰斯（E. Rogers）的著作。该书从技术革新的信息是如何传播、扩散的角度，探讨了大众传播及人际传播在技术革新的普及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但是，作者缺乏对文化因素的考察。 ③ 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辞典》，第1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④ 魏宏：《法律的社会学分析》，第208、209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⑤ 李庆霞：《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第12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⑥ 陈香：《技术商有可能主导数字出版链》，载《中华读书报》，2006-10-25。 ⑦ 丁汉青：《出版社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动力与阻力》，载《中国出版》，2007(10)。 ⑧ 常晋芳：《网络文化的十大悖论》，载《天津社会科学》，2003(2)。 ⑨ 《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1992）是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 1931-2003）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三种书都有中译本问世，前两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三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对大众媒介尤其是新媒介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⑩ 陈仕平：《技术创新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及调适》，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11)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论》，第73-74页，何畏、易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2) 夏德元：《数字时代电子媒介人的崛起与出版新视界》，载《学术月刊》，2009(9)。 (13) 解学芳、隋映辉、臧志彭：《论技术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悖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2)。 (14) ［美］默多克：《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业》，载《数字出版在线》（任殿顺上传），网址：http://www.epuber.com, 2009-12-15。 (15) 吴忠民、刘祖云主编：《发展社会学》，第9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6) 萧鸿江：《文化价值悖论—审美取向及国民素质》，载《大连大学学报》，2001(3)。 (17) 陈仕平：《技术创新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及调适》，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18) 李庆霞：《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第60页。 (19) 谢寿光：《传统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载《编辑之友》，2008(4)。 (20) 陈颖青：《老猫学出版》，第177-19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21) 周蔚华：《后现代阅读方式的兴起与出版转型》，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 (22) 吴燕：《大众“悦读”与出版的后现代转型》，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2)。 (23) 郝振省主编、魏玉山副主编：《2004-2005国际出版业状况及预测（国际出版蓝皮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 (24) 郝振省：《我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又有重要变化—2006年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有六大发现》，载《出版发行研究》，2006(5)。 (25) 肖舒楠：《2008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发布》，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网页，http://www.bnup.com.cn/newsdetail.cfm，上传于2009-05-04。 (26) 吴娜：《2009：数字出版加速发展》，载《光明日报》，2010-02-28。 (27) 周有光：《文化冲突与文化和谐》，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18915，上传于2006-02-22。 (28) 张振接、梁祥丰：《抱残守缺，还是顺势转型—谈传统出版业怎样发展网络数字出版》，载《科技与出版》，2006(5)。 (29) 吴燕：《大众“悦读”与出版的后现代转型》，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2)。 (30) 白暴力、朱明光主编：《文化生活》，第4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原载：学术月刊20104 原载：学术月刊201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