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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论稿》序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周汝昌 参加讨论

     红学论著的出版,除去个别的幸运者之外,在我的感觉上说来,一般是很不简单容易的。这个很不“简易”,原因多种多样;似乎其中有一种最为引入思索的原因,就是红学这种“东西”常常处于一个奇特(时时令人感到惊讶)的境地:它既是“热门”,又是“冷门”。在冷热的矛盾夹空之间,它曲折艰难地生存、生长、发展、前进。由于它的“热”,引来了或招致了不少慕热而生的红学;由于它的“冷”,又产生了或形成了一些爱冷的红学。这是我自己杜撰的一种“分类法”。一个出版社,如何对待这种“冷热品种”,我想一定是煞费苦心,更需要卓识的。这就是我认为的红学论著出版并不“简易”的道理。如今邓遂夫同志的红学论集付梓的音讯,使我为他欣喜,也使我对于肯来印制这种书稿的出版社怀有敬意。
     我平生的红学学术交谊中,老一辈人最少,多数是中青年人一一至今不曾识面的人占了不小的比例。我喜欢他们不像年纪大的人那样“僵化”.对事物的洞察、感受要敏锐得多,而且目光犀利,思力精强,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善于提出新的见解。所以我喜欢和他们交流切磋。遂夫同志是这一批青年学人中的一个,也是文字修养、表述能力较高的一个。但我与他相识很晚,相识后的来往也不多,仅于红学年会中晤面,并看到他提交的论文,由此留下了印象:这是一位自学成材、具有才识的青年学子,如能不断精进,前程远大,未可轻量。一我不想虚致谀词,我是说,如果遇有“伯乐”见赏,给以较好的客观条件,加上他主观的虚心磨练,他会做出相当可观的贡献。
     据我的浅见,遂夫同志是一个聪明颖慧的人,他个性很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影响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随波逐流、娟世趋俗的一类性情。他不太喜欢人云亦云,倒毋宁说是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我这个观察判断,不知对与不对?假使“占中”,无论是“幸而”还是“不幸”,就会使我从我自己杜撰的 “分类法”中,把他放置在“爱冷类”里去。如果又是“不幸而言中”,那我就不免思索:他为什么不去做慕热的红学工夫? ——这问得不免可笑,如要间时,倒不如先问,他为什么会对红学发生兴趣?
     遂夫同志是有才气的人,天赋颖慧的人;这样的人容易表现为自信、自负——在别人的心目中不免被看成是有些“傲”气的。加上他的学术见解又颇有点儿“当其得意,不顾世人之大怪也”的意味,这就增加了他的,“落落寡合”之气。——这一切,都出于我的引申和推测。但我想来,一个人的虚怀谦抑是做学问十分必要的美德,有一点儿自信(只要不是“自是”)也能有助于前进,因为自信不等于狂妄自大,而是不过多地考虑和迎合一时的雌黄毁誉。须知,治学之人,从开始起步,到抵达目的竞地,总是“顺途”而无“逆境”,未必是好事。虔心矢志,为学术,为真理,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学人,如果有少许“寂寞”之感,倒是满可以砥砺自己的。不知遂夫同志以为然否?
     在我看来,本书撰者的红学见解,往往与众不同。这也就是他的论集值得出版的原因之一。红学的处境,并不十足美妙,它极需要“双百”精神的真正贯彻实施。时至今日,仍有少数个别人总是怀有“唯我独尊”的“坛主思想”,总想罢黜百家,“归”于他自己的“一统”。这种思想已经给红学学术正常发展、提高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凡是见解不合于他的“标准”尺码和欣赏口味的,据说就是“不良”、“错误”、“有问题”、“非科学”的。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的文化大国,只出了一个邓遂夫,提出了一些独异的看法,也要大惊小怪,——则何识度器量之不广哉。我曾有拙句云:“日夜江河流万古,小儒门户限何人。”正是有感于这种以自己的砝码去衡量垄断一切的现象。应当认识到,现在这本论集的出版,就是“双百”政策的逐步深入落实的一个例证。
     我为本书的出版而欣喜,是因为红学园林中又增添了一株新的花木,有其自己的色香气味。至于他的具体见解的得失短长,还应付诸公论。一人之序言,原本不必作什么“鉴定性”的表示。至于我和遂夫同志二人之间,看法有同有异,让我引周策纵教授的一句话:“同固欣然,异亦可喜。”我们都应该这样对待学术见解上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遂夫同志的个别见解,偶与我同,这原是不谋而合,是治学当中常会发生的现象,绝不是谁就受谁的“影响”。但听见过一种传闻,说谁谁是“周派”云云。我希望这样的提法不再出现,因为:第一,我没有资格做“开派”人,也不曾想“立”一个什么“派”,更没有“门墙桃李”之美境。所以某派云云,实不敢当。自然,如果真有彼此之间不谋而合的地方,在青年学人的论著中发现有不以拙见为大谬的,则我之“欣然”,固人情所宜有,也无庸因“避嫌”而讳言其欣喜。总之,学问的事,乃天下之至公,其间是容不得什么虚伪造作、播弄施为的。
     我很佩服遂夫同志的敢言的精神。我偶然读到他的一篇评论,他人讲《红》专著的文章,他品赏了那本书的优长之处,加之赞许,然后指出:那位作者自己表白的讲《红》有意脱离研究考证的那番意思,貌似“超脱”,实为不妥。从研究考证的成果中早已获得了教益才具备了他现在讲《红》的条件水平的,往往掉过头来轻蔑研究考证,这几乎形成了一种“风气”。真正有学有识之士,讵容有此浅见?这使我联想起,有一种人在和人家吵架时,神气十足、自豪自大地高叫“我们是大老粗”,实不无异曲同工之妙·此种异象,向无人敢触及,而遂夫同志却辞严义正,予以匡救。又如,他在探研《红楼梦》主题时?对影响巨大的越剧《红楼》电影片作了批评。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正是追求真理的青年学人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我觉得指出这一点,比纠缠具体学术考辨的是非正误更为重要,这也就是拙序的微意之一。表明了这层意思,我或者可以停笔小休了吧。
     丙寅榴月于北京之棠絮轩

    原载:《红学论稿》
    
    原载:《红学论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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