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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他们只是一阵风暴般乱舞的粗布红帽和破衣烂衫；但是，当他们挤满了整个地方，并停下来围住露西跳的时候，一个幽灵般的舞蹈者在他们当中疯狂地跳起了舞。 这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下层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继而进行血腥屠杀后在巴黎街头跳舞时的巅狂情状的精彩描写。这群被复仇冲动攫住的疯狂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最终将国王送上了绞刑架。他们以极为原始的野蛮方式，以求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而建立的极端途径就是革命的“暴力”，即对“敌人”生命的无情毁灭。但令人深思的是，狄更斯并没有陶醉于这种“疯狂”的酒神状态的描写中，而是潜藏着一种对“暴力”的反思、批判和超越：暴力带来的创伤何不是一种更大的暴力？ 在这里，“暴力”不是指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隐性权力，而是指充满血腥的对实在生命的无情摧毁和剥夺，我们常常可以在文学中看到诸如此类的暴力描写。于是乎，暴力披着诗意的外纱而放射出“美”的光彩，“暴力美学”也就成为一个很时尚的命题了。然而，在这里我们要追问“什么是美学”？“美学”的惯常意义应该是对生命存在的关爱和呵护，是对人之精神品位的烛照和提升，是充满着暖意的生气灌注。如果“暴力”也成为一种美学，那也只能说是文本在形式上盗用“美学”的策略来对“暴力”进行粉饰，暴力就因涂上某种颜色而显得神圣化了，但这掩盖了“美学”的深层内含。所以，暴力的正义与否，关键看是什么样的立场、是否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但不管如何，一味地对“暴力”进行暴露，且缺乏一定的人文反思，这样的“暴力美学”本身就是一种反动，是对人、人性和生命关怀的遗忘。可见，对暴力的诗意展示是一种显性的记忆，而暴力对人的摧残和凌辱以及人的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则被遗忘了。 我们不得不内省：“暴力美学”本身负载着什么样的记忆？又遗忘了什么？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我们可以时常看到“一种普遍的暴力描写瘾”的极端化写作，即以一种严重的“暴力”倾向对“暴力”进行精细的描绘，显得冷酷无情，更谈不上美的“意味”的存在，“暴力美学”在这里成为一种急待疗救的症候。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指出：“法国革命式的写作永远以流血的权利或道德辩护为基础。”这里意在说明革命需要通过“暴力”付出巨大的流血代价，但从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作家对暴力的反思和控诉，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暴力描写就是恰到好处的，这里展示的是对暴力的思虑，对生命的敬畏。 当“暴力美学”成为一种伪美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忏悔了。 原载：《文艺报》2012年08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8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