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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被认为是红学研究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的却是胡适。 1947年，周汝昌将《红楼梦》新发现的查证结果发表在《天津国民日报》上，不想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看到。胡适主动与他通信联系，探讨红楼学术。事后，胡、周书信研讨“红楼”，成为一时之佳话。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对《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首次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用三层报纸包好，借给我看。”周汝昌曾这样回忆，胡适此举也被学术界传为佳话，而让周汝昌感到好笑的是“孤本”上还钤有“胡适的书”的白话收藏印。多年后，胡适在给他人的书信中提道：“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大鱼前导，小鱼从之”，经过胡适的帮助，1953年9月，正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出版了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确立了他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这本书，后来被红学界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如今，两位先生都已离世，但前辈学人间的那种惺惺相惜的传承与创新，如一缕春风，吹拂过历史的天空，令人为之慨叹！ 原载：《 光明日报 》（ 2012年06月07日 12 版）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06月07日1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