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5日上午10点,笔者走进位于京城东郊那栋老旧6层砖结构居民楼里的周汝昌先生家里,瘦小的、已然双目失明的周汝昌,依然坐着那把能移动的小转椅,四周是堆得满满的各种书籍与碑帖。他紧紧抓住笔者的手说,自己昨天刚刚与家人过了92岁生日,虽然耳目俱损,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日无虚度啊。 “日无虚度”的周汝昌仅去年以来就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影》、《周汝昌校订评点石头记》繁体本、《周汝昌校订评点石头记》简体本和《诗词赏会新编》5部专著,尤其是那部4卷本的《周汝昌校订评点石头记》将正文(八十回)、脂评与周批三大部分连成一体,构成一部石头记三新版本,供读者读赏玩索。 无法再普通的衣着、难以再简陋的居室、略带天津音调的京腔,记忆翔实细腻、思维敏捷深邃、出言鲜活生动,谦和可亲、著作等身,这就是于斗室书斋中从容坚韧地迈向93岁的周汝昌。 少年才俊 英译《文赋》 1918年4月14日,周汝昌降生于距天津城25公里的咸水沽镇。伴随他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如他所言,“从9岁(虚岁)进入小学直到大学毕业,经历了记不清的失学、停课、逃难、沦陷……这中间我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足够上3次大学毕业了……” 生于乱世又为一介家无藏书的村童,周汝昌竟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求知欲和过目不忘的聪慧。他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凡能偶然入目的片言只字,他都如获至宝绝不放过。对得到的任何一本书更是精读细敲如嘬骨髓,写读后感、找错字……蝇头小字将书眉空白处填个严严实实。就连坊间妇女们的缝、连、缲、挑、纳这些针线活儿,也让少年周汝昌感觉美轮美奂。另如弹弦唱戏,初染就能令那些个“角儿们”瞠目结舌。1941年4月4日,燕京大学礼堂盛况空前,京剧《春秋配》倾倒观众,剧中小生李春发的饰演者正是学生周汝昌。周氏小生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为梨园票友推崇。 进入小学后,他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在他眼里毫无障碍,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他的英文水平可与老师论伯仲。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进大学深造时,抗战爆发了,学业再次搁浅。1939年,周汝昌得知尚未被日本兵侵占的燕京大学招生,遂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该校的王牌西语系。但好景不长,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又举兵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行把教授们从北京押往山东的集中营,学生被遣散。 宁愿停止学业也不屈从敌伪势力安排的周汝昌回到家里,继续以书为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而此时的燕大教授阵容已远非昔日可比,曾给他讲过两次课却让他一生敬重的顾随教授也已流亡他校。于是,周汝昌开始了与顾随先生长达20年的笔墨问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老师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告知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 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这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梦缘红楼 著作等身 时间到了1953年9月,已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证》。这部洋洋洒洒40万言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自此,周汝昌一路研红至今已整63载,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专著47部。 本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怎么又步入了“研红”道路?原来,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一函,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 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兴奋之下,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周汝昌回忆,围绕《红楼梦》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除1封遗失外,另外6封均已于前几年公之于众。 那是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从西郊学校进城,首次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在1954年掀起的那场红学界批胡批俞(指俞平伯)大潮中,刚刚受冯雪峰力邀进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迫于形势写文表明与胡适研红的不同观点,但旋即自己也遭猛烈批判。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对这点儿,是明白的,他很理解”,还向人推荐起《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研红”路上与另一位大学者俞平伯的交往同样让周汝昌感慨良多。那是“文革”结束不久,他为查找旧稿遍翻书堆如山的陋室,竟意外发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初俞平伯给他的3封信札。其中,俞平伯1963年的一封回信,答复了他提出的4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竟出谁手;第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第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第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的看法。 睹物思人,周汝昌感叹:如今能写这种书信的人已十分难遇了。他曾有诗曰:“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这首诗是当年周汝昌在北海公园出席招待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宴会上与俞平伯最后一次晤面后所作。 “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奇事见微怀。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又诗曰:“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 周汝昌作的这两首诗,道出了他一生与《红楼梦》之缘。 中外讲“红” 风采冠群 自1974年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位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后,周汝昌纷繁的学术研究中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应中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邀讲说《红楼梦》。即便是在连续担任4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和步入90岁高龄后,只要身体允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乐而往之。他曾对笔者说:“只要有3个人愿意听我讲,我都会像数百上千人听讲一样去认真对待,无分长幼贵贱。” 多年来给周汝昌做助手并照顾其生活的小女儿周伦玲说,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父亲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她则以研究助理获访问学者身份陪同前往。父亲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其中为亚美协会的那次讲演时间一再延长,成为特例。那天父亲是第一个发言人,讲演题目为“罕见的文化小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00多位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在他讲演即告结束时,主席特再延长20分钟,要他续讲,后来香港大学的何教授愿意匀出10分钟给他。这还不算,主席见离晚餐还有一小时,又临时提议要父亲再讲!会后晚餐时,很多与会人士纷纷表示:“太精彩了!”“耳福不浅!” 此外,周汝昌用英语在北京给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官员讲解《红楼梦》时,场面同样如磁铁聚沙。 2008年,年逾90的周汝昌又被请上央视《百家讲坛》评点四大名著,他以独特的眼光指陈《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不近人情之处;理出《西游记》与《红楼梦》有多处相通之处,“两部书都在求真,都在写诚”。 对话“书圣” 情注文华 周汝昌这样向笔者吐露他一生的学术追求:“我这一生是个大杂烩。我一生要做的有两个大主题,一是把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这个完成了。但第二个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是把中华文学论艺术论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50篇,逐字逐句地重新考证梳理。现在社会上看到的是范文澜先生的注本,从‘表’到‘注’都过于简单。可惜这项大主题,被这运动那运动、这任务那任务的给冲了,50篇中我都搞成了一半,可连同列的‘大表’,除其中一篇幸存发表外,其余手稿都找不见了。唉,半途而废呀!” 虽然限于目力身体条件,重证《文心雕龙》成为周汝昌无法实现的一大憾事,但此前完成的另一重要主题《兰亭序》的研究,总还是让老人有些慰藉。他曾多次对笔者慨叹,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受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定书家的肯定。由此扩之,1980年香港率先出版了他上世纪70年代写于“避震床”上的《书法艺术答问》,继而北京连续再版,印行数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在这本类似讲义的《答问》中,周汝昌从用笔讲起,再到“八法”“三分”的结构,尤其是指陈书史书家得失的笔墨,多是闻所未闻的见解。对书圣右军碑帖真伪优劣的评判,更是如数家珍。他认为,“《兰亭序》的笔法最丰富,但是看坏摹本不行。明陈鉴本最好,最能启发人,它保存的原有笔法成分最多、最近真相。” 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遂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只是受目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了。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 2002年3月20日,我国首次“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当今我国学术成就最高、年龄最大、跨学科门类最多的一批学者,如张中行、季羡林、徐邦达、启功、任继愈、周汝昌等22人的书法作品集体亮相。此后,周汝昌又以《永字八法》为题,出版了两部书法专著。 与周汝昌书法共生共荣或说滋养其书法的,是他博厚的传统国学根基,自打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他于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便一部接着一部,《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陆续问世。著名学者钱钟书在与周汝昌的往来论学信函中,赞叹周诗押韵“如土委地”。 然而,周汝昌是在怎样一种身体状况下完成那一部接一部的鸿篇巨著呢?恐怕就鲜有人知了。 笔者初识周汝昌那会儿看到的是,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的他,戴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吐字,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所以他已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红枣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圆桌上诞生。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父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至近3年来,周汝昌右目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盲写都成困难的他,继而改成了口述,女儿伦玲一个人忙不过来,独子建临提前退休加入进来协助姐姐专事录音记录…… 一身布衣的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极爱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不被人为利用的真正学术研究。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节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持有如此这般的学术观点,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诬陷、排挤、攻击,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带有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作者系美术传记作家）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