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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侠的气质使他不惮与红学主流为敌，甘愿为红学界的无冕之王。 周汝昌：红学令我沉重悲痛 88岁的周汝昌紧挨着记者，说起他苦研了五六十年的红学，语气时而悲愤、时而沉重、时而欣慰。 有专家认为，在红学史上，周汝昌先生是一位最具争议的学者，一个箭垛式的人物。独行侠的气质使他不惮与红学主流为敌，甘愿为红学界的无冕之王。他是如此之痛恨红学主流……非主流的无冕之王角色又使他热衷于发动群众战争，他更愿意鼓动文化下层的莽夫去冲击红学主流。 在此前接受一次采访时，周汝昌说过：“红学界的人事，种种复杂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个老书生，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红学界中的利害关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费精力呢！再者，所谓红学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让人起不了敬意，一般人有微词，我混在里面，什么事都扣在我头上，让我受不了。” 周汝昌对《凤凰周刊》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不愿意别人称我为红学家，就是因为我尽管研究了五六十年，我懂的仍然很浅薄，所以我不敢当红学家这个名字。” “我是一个村童，天津郊区的一个孩子。9岁才入学，当时是军阀混乱、无法想象的时代。平生上学的经历简直复杂万分、坎坷万分，没有很好安安定定读书。本科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我当时的英文造诣很高，受到全系外籍教师的高度评价，当时是下大功夫要翻译我们中华文化的经典。我能够有多少余力时间真正去研究红学？我的红学也是半路出家的。因为认识了胡适先生，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也很重视我，慢慢我反而把西学降到了次要地位。既然这样，我估量自己学术的水平和造诣，怎么是够得上真正研究红学的人呢？差得太远了。推及别人，我们这些人的水平可能都是大成问题的。” “这一方面是历史造成的，也有一些研究者主观不努力，看红学一度热门了、吃香了，也想借红学的门路追逐自己的名和利。这加深加重了红学这个领域令我十分沉重的巨大悲哀。这个历史应该很快过去，我期待恐怕用不了太多年，红学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周汝昌说，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院长教师都很器重我，希望我留在研究院做学术。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红楼梦》得到了重视，但是不久批俞（俞平伯）批胡（胡适）运动兴起，都是由于《红楼梦》巨大主题而发生的新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重大事件。然后一步一步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红楼梦高潮。 早在1954年，由于一次意外，周汝昌的两只耳朵早早便聋了。“后来由于为红学做的工作看的书太劳累了，1974年我的双眼都要失明。当时我陷于困境，妻子得了癌症，子女下乡，家庭分散。周总理关怀我，嘱咐单位为我安排好医院。这时我正在修订《红楼梦新证》，女儿一句一句读给我听，完成了修订回医院治好了一个眼睛（但也只有0.01的视力，另一只眼睛则完全瞎了）。从那时到现在，我写了不说一千万也有几百万字的书，就凭这半只眼。这是我治红学的一种精神状态，不害怕我变成一个瞎子而停止。” 医生3次开证明说周汝昌不能在出版社工作了，于是有人介绍他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我到了这里，简单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没有人看待我是一个人才，发挥我的作用。恰恰相反，一切都是压抑我排挤我。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跟红学界有什么联系，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联系。什么人家也不告诉我:红楼梦学会改选会长、副会长会议上给我戴上一个所谓‘顾问’的头衔，也没人通知，甚至连我退休，单位领导人说是为了让某一已退休人心态平和下来，要摆摆平，才私自为我办理的，何况学术上的事。” “（你可以想象）我在所谓红学界的处境是怎样的。做一点学问是多么地左瞻右顾，先看后虑，不知道会不会得罪谁。我以为非学术的东西不能掺入学术的领域，应该把学作为最主要的重点。我就批评有些人，他没有学或者不重学，他的目的也不在于学。” 红楼梦是一本伟大的小说，是我们的民族骄傲，绝不能戏说。英国人不会这么拿莎士比亚开心，俄国人也不会这样戏说托尔斯泰。 张庆善：我们才是弱势 在采访张庆善之前，他嘱咐记者带去刘心武解《红楼梦》的第二部。他让记者看新书扉页上刘心武的两行宣言:上央视是我决不放弃的公民权利，讨论《红楼梦》请不要以专家身份压人。 “我们从没有压制他，也压制不了他。”张庆善说。他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也是《红楼梦学刊》的主编。这两个身份几乎就奠定了他在红学界名门正派的“长老”地位。 正统的红学研究方法，是“言出必有据”的考证。张庆善从1979年开始研究清史和《红楼梦》，一直秉承着这个古训。为什么要用这么严格的取证推理，去解剖一部小说？ “因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是民族的骄傲”，对它的认识，“要接近真理性”。 但这种寒窗苦读的方式，得出的成果通常是拒普罗大众于千里之外的。正统的红学研究、历史考据多为枯燥的年代、数字，大部分红学家的严格考据并不及“学术小说”（刘心武为自己的研究确定的体裁）大卖。这或许是现在很多按“正道”做学问的人的悲哀。 “在中国有几个搞学问的人能得到如此高的待遇？说弱势，我们才是真正的弱势。”张庆善说。 但正统派手里有着另一块阵地——红楼梦学会和《红楼梦学刊》。虽然张庆善一直强调，红楼梦学会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组织，没有政府的薪俸，也没有官方的权力。但在红学界，它却有着“天下武功归少林”的地位。在一个传媒工具匮乏的年代，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和参加红楼梦学会召开的各种研讨会议，是研究学者们将自己的成果公之于众的主要途径。 “另辟蹊径”的研究者常常在这块阵地上遭遇抵制。 在红学的研究历程中，考据派和索隐派争夺渊源颇久。考据派的代表有胡适，索引派则有蔡元培。1921年，胡蔡之争被认为是两派的有标志意义的一次PK。胡适的观点是《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蔡的观点则是书中深怀反清复明之大义。最后考据派凭借《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四松堂集》、《雪桥诗话》等强大的史料战胜了索隐派无尽的想像力。从此考据和索隐泾渭分明，言出必有据的考证方法也成为红学研究主流。这也成了研究者能否登堂入室的学术标准。 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心武曾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秦可卿研究的文章，这是他和他主张的“秦学”在主流阵地上第一次亮相，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据说刘心武给张庆善打过电话，说学术研究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张说，你那算一家吗？先秦诸子可以称为百家，“但索隐而衍生的想象、误读，如何为‘家’。”刘心武自认是考证派中探佚，而他的红楼研究是学术小说。张庆善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体裁。“学术是逻辑思维，小说是形象思维。如何能共生成为一种体裁呢？” 舆论认为，正统红学家对刘心武的批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在张庆善看来，这是正统对杂芜，是捍卫学术尊严。因为早在几十年前，一位大儒梁启超就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将治学的第一条标准定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这是他们用以正本清源的旗帜。张庆善可以支持《红楼梦》的漫画版，也可以认可林妹妹被做了更符合现代审美的更改。但是，作为正统红学阵地的把关人，他的标准只有一条——是否严肃——“绝不能戏说。红楼梦是一本伟大的小说，是我们的民族骄傲。英国人不会这么拿莎士比亚开心，俄国人也不会这样戏说托尔斯泰。” 我不赞同把《红楼梦》当成密码，一个一个去挖，像猜谜一样猜。 蔡义江 《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 《红楼梦》中写入了大量的诗、词、曲、辞赋、歌谣、联额、灯谜、酒令……且让他们成为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它有别于其他小说的一大特点。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学者蔡义江先生曾撰写了一本《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自出版以来，红遍天下，发行超百万，影响了三代人。 “从编写那本书开始，我与红学结缘，但直到书写完了，我也没想到自己会研究一辈子《红楼梦》。”蔡义江笑呵呵说。 1954年，20岁的蔡义江从浙江师范学院（后称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主教唐宋诗词。后文革开始，响应毛主席说“至少读5遍《红楼梦》”的号召，学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了一批在校年轻教师研究《红楼梦》中的诗词，觉得这部分是年轻人最难懂的，希望能注释清楚。后来这个研究组由于政治情况的改变，只剩下蔡义江一个人，把难点、典故解释出来，并放到全书中讲，前后花了10余年时间。 1979年，蔡义江被借调到北京，参加文化部整理《红楼梦》的工作，筹办《红楼梦学刊》、中国红楼梦学会。1986年正式调京，任民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如此，他和红学研究越来越密切，现任红学会副会长。 《红楼梦》中拟写小说人物所吟咏的诗词作品，能“按头制帽”（茅盾语），做到诗如其人——适合不同人物各自的个性、修养、特点，林黛玉的风流别致、薛宝钗的雍容含蓄、史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各有自己的风格，互不相犯。这一点尤为难得。 “我自己更喜欢去年出版的那本《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 这本书突破了谈论诗词曲赋的限制，在书名的概括下，几乎关于红学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说。虽然仍是研究性质的文集，但带有普及性。对《红楼梦》有点迷恋的读者，大多会对这本书中谈到的问题感兴趣。 蔡义江认为《红楼梦》就是写一个大家庭从繁荣到衰落的过程，是在作者亲见亲闻、亲身经历和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生活素材基础上创作的。 “‘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就是作者的的创作写照，把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写到小说中。贾宝玉不是曹雪芹，曹雪芹经历抄家的时候才三四岁，而抄家之前曹家已经衰落了，他不可能经历那么繁华的生活。整个故事是他创作的，为了强调自己的真实性，一开始就拟了一个石头的故事。” 很多人理解这个真假，觉得“假”是谜语的谜面，而“真”是一个底下隐藏的谜底。但是蔡先生觉得真和假是生活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就是源于生活，用艺术的创作手法，塑造典型形象，虚构创作的一个故事。他不赞同把整本书当成密码，一个一个去挖，像猜谜一样猜。 对于刘心武先生引起的争论，蔡先生觉得，一是关注方向不对，没有把科学和娱乐的东西分清楚。其次是讨论气氛不好，一争鸣就是你不让我讲，我不让你讲。最后不是在讨论学术，而是讨论学术准入。 “红学会并不是一个门槛，也没有所谓的准入制度。《红楼梦学刊》也只是一个媒体，学会之外，不乏谈《红楼梦》、出书卖得好的人。” 这场争论中，蔡先生认为媒体缺乏引导，而书商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商品经济对学术科学的研究必然带来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不是问题。“不论书卖了多少，最后历史记住的是看你对红楼梦的研究解决了多少问题，做了多少贡献。像胡适先生考证清楚了曹家的情况，虽然当时受到的批评也很多，但是他的研究成果是不会被忘记的。” 所有的红学纷争说到底，虽然也有人事利益纷争，但更本质的，则是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之争。 梁归智 偶因入红学巧得创探佚 提起梁归智，红学圈里很多人会用语义不同的各种口吻不约而同说“他原来是个种果树的”。文革期间，梁归智插过队，搞过几年果树栽培研究。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他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古典文学，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姚奠中教授。 即使有机会接触与学习古典文学作品，梁归智选择研究“红学”仍旧十分偶然。仅算当初本校78级同门，他的导师就招了十几个学生。按照当时的课程设计，这些研究生们在校期间要通学所有古典文学史论及作品，而只靠毕业论文的内容确定今后各人的研究方向。当时，梁归智说他的毕业论文本来要写庄子，后来又想写李渔。一开始，他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毕生研究红学。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发表研究红学论文的期刊很少。除了中国红学会会刊、创刊于1979年的《红楼梦学刊》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办的、仅维持十几期便夭折的《红楼梦研究集刊》外，只有各类大学学报提供一些发表空间。在校学习期间，梁归智写了一篇论文《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他认为在大陆发表无望，便大胆地把这篇论文寄给香港《抖擞》杂志，很快便被全文刊登。1981年，一个研究生在香港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此举颇有反响。因循这一影响，梁归智临时决定更改毕业论文的方向，继续进行红学研究。 文革时期由于领袖喜好而幸未断绝的“红学热”客观上使《红楼梦》保留了比其他古代典籍更丰富的研究资料。但另一方面，也将红学研究的主流导向一个特定的、不容反驳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初，当梁归智决定投身红学研究时，学有大成的红学家只有“两吴一周”（即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等寥寥数人。考据之风在红学界大盛，周汝昌提出的所谓“史湘云嫁贾宝玉”等文本推断被大多数人斥为胡思乱想，打入另册。在这样的红学研究背景下，初入红门的梁归智性格中的棱角又显露出来。1982年，他致信周汝昌，寄去自己的论文《史湘云嫁贾宝玉说》，赞成并延续了“史湘云嫁贾宝玉”的推断，提出许多有力证据。第二年，他的毕业论文《〈石头记〉探佚》成书，当时周汝昌为此书作序，在序中第一次提出了“探佚学”的概念。 总体上说，梁归智是个幸运的人。他性格里平和、学院派式的严谨的另一面，使他在派系分明的红学研究圈里，没有受到明显的很多“草根派”、“新进派”诉说的所谓“打压”。 梁归智曾说过一些听上去很“狂妄”的话：“20世纪的红学研究领域是考据家的天下，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艺术家性质的红学者。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以此观照百年红学史，基本上是一部对《红楼梦》的‘误读史’”。 最近，他又在《光明日报》上撰文称胡适是以“科学方法”治红学，而周汝昌则以文史哲贯通的思维解读文本，这两条研究思路的分歧恰恰是一切红学纠纷、争论的导火索。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梁归智重提了这个看法，认为所有的红学纷争说到底，虽然也有人事利益纷争，但更本质的，则是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之争。 也许恰恰是他不针对人事的态度和他的治学成果，梁归智较为顺利地受到主流红学派的接纳。早在他的第一本书面世时，《红楼梦学刊》便称这本书是红学史上“第一探佚学专著”，《红楼梦大辞典》说这本书“开创了红学的一个新分支——探佚学”；1985年，在他“没有主动争取”的情况下，红学会将他增补为该会理事。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红楼梦学会因其身份，以及控制着发表阵地《红楼梦学刊》而身价百倍。各地的红学研究者都争相入会。但红楼梦学会的理事身份杂陈，大都由身处北京、与红楼梦学会关系密切的人组成，外地研究者要入会，门槛相应高得多。而且即使入会，红楼梦学会的理事也就是个名誉，没有具体利益。包括《红楼梦学刊》他们也不会免费给你寄，照样要自己买。红楼梦学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红楼梦学刊》的编委，多由与红学会走的近或“有能力举办学术会议”的人担任。往往是某位红学研究者，操办了全国性学术会议，而成为红学会的常务理事、编委。 专业的不一定出东西，非专业的不一定水平低。 霍氏姐弟学术讨论要有规范 除了旅游旺季，北京西郊远离市区的香山脚下一片静谧。几年前，霍国玲和丈夫紫军在这里买了块地盖了房子，搬到这里住。与大姐霍力君、弟弟霍纪平一起，他们的红学研究虽然备受抨击打压，但仍在继续。 1989年霍氏姐弟出版《红楼解梦》第一版。自1995年开始，出版《红楼解梦》系列论丛，第6集很快也将问世。至今累计一共10本，220万字，涉及到大小论题五六十个。回想当年，霍氏的红学“解梦”理论一出，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今日刘心武的“秦学”。 简单说，“解梦”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黛玉的原型真名竺香玉，是曹雪芹幼时的伴读丫鬟。后被送入宫，做到雍正的皇后。家恨情仇，曹雪芹与宫中的竺香玉合谋毒死了雍正。霍氏姐弟还揭示《红楼梦》中一系列写作奇法、秘法，其中包括“分身法”，认为红楼十二钗，乃至三十六钗，其实都有竺香玉的分身，隐写了竺香玉的某些特点或经历。 虽然主流学界认为他们的理论“走火入魔”、“惊世骇俗”，但霍氏姐弟一直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紫军总结说：“首先是研究版本的不同。‘解梦’研究的是带脂砚斋批语的80回本石头记，而不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的120回《红楼梦》小说。我们是把批语和正文看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次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本质不同。评论派的研究方法，是以自己得到的知识，比如阶级斗争学说、美学或西方文艺理论，去套或者去附会《红楼梦》；索引派或考证派自传说，基本上是把考证的材料或者认定的史料，和《红楼梦》附会。我们则是从《红楼梦》文本出发，发现其中的‘误谬’（脂砚斋语），然后用脂砚斋批语做指导，经过自己的思考论证得出结论，同时用史料进行验证和补充。” 谈起他们的研究历程，霍国玲说：“很偶然。1980年我在工厂，工作不是特别忙。有些空闲，就开始看《红楼梦》。当时感觉前80回和后40回有点衔接不起来，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发现，曹雪芹是利用小说作为一种载体，把历史的真相隐在小说中，但是隐得很深，一般读者看不懂。利用一而再再而三的批语把后面的东西揭示出来，自己藏谜，自己揭谎。藏谜是不想让当时的统治者知道这件事，批语则对揭示小说后面的东西非常关键。”脂砚斋批语是曹雪芹和他先后的两个妻子写的，核心部分出自曹雪芹之手。 霍纪平说，为了全力研究《红楼梦》，姐姐霍国玲1985年49岁时就提前退休了。霍氏姐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很难与读者见面。就以1989年版的《红楼解梦》来说，是通过私人关系，出版社才接受出版的。 “我们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所有资料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为了参加哈尔滨红学会议，我们光打印论文就花了四五百，来回路费食宿费，大概花了上千块钱，是我们多年的积蓄。当时一个月工资就五六十块钱，除去吃饭，一个月能剩下一二十块很不错了。”霍国玲说。 紫军说，学术讨论要有规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谁的观点都可以放，然后大家讨论辩论，批评反批评，根据具体问题谈。而不能像某些人那样，事先开会，统一思想统一口径，然后扣帽子打棍子。“现在他们不看我们论证的过程，而且不看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论述，而是看最后的结论，比如说曹雪芹杀雍正，就说这是错的，历史上没有记载。抓住一点，把你的整个学说全部否定。” “专业的不一定出东西，非专业的不一定水平低。”紫军说。 主流有可能不实事求是，不遵循学术规范；非主流未必就不实事求是，未必不遵守学术规范。 陈林 “草根”掀动“红学革命” “主流红学观点错了，《红楼梦》需要重新评价。”2005年3月，广州青年学者陈林在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 现今红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红楼梦》前80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40回是由高鹗或另外不知姓名的人续写。而陈林在其约14万字的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中提出，120回小说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真正作者是曹雪芹之父曹而曹雪芹只是小说中部分诗词的创作者、小说初稿的“高级编辑”和“传书人”。他认为自己论证的关键在于“以实证揭示了隐藏在120回小说情节之中，并被作者用种种手法充分暗示出来的一条从1706年到1724年的真实年代序列” 。 与别人的索隐或考据不同，陈林研究的工具论确实别具一格。他是凭借自然科学（历法和天象研究）去研究《红楼梦》的，通过从书中某一年推出真实的一年，然后以这个时间为坐标，推出了小说所写的是1706-1724年之间的事，再逐年逐年比较，发现小说中的历法应为“小说中所描写的元旦朝贺、老太后去世与下葬、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决口以及某些年份的历法特征等”，与历史和天文学是契合、一一对应的。由此说明小说的确是按真实的年代序列叙事的，一系列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 “我使用的研究工具是非常简单的，例如郑鹤声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刘安国的《日梭万年历》等，人人都可重新验证。”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陈林，2000年获得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取中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后因个人原因放弃学业。目前在一家报社任国际新闻编辑，业余从事学术研究。 “看来‘民间’加在我头上的这顶‘草’帽是甩不掉的了。”陈林称。 即便如此，他还是反对“草根红学”的划分，坚持认为:学术专题的研究者可能会有“草根”与“贵族”、“民间”和“官方”等地位身份之别，但学术本身却不以这些标签归类。评判学术的惟一标准、估量专题研究价值的底线，就是是否遵守学术规范、是否实事求是。 “我觉得，现在的学术界，太有必要接续中断已久的乾嘉朴学治学传统了。这个传统就是实事求是，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学术研究遵循四个字：拿证据来！” 同时，陈林也觉得平民研究者大可不必为这种“怨妇思春”似的受虐情结所困，而更应该关注自己的研究是否能真正进入学术的层面，广大读者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明辨是非的标准。“主流有可能不实事求是，不遵循学术规范；非主流未必就不实事求是，未必不遵守学术规范。” 陈林认为，目前，红学研究资源很难再形成垄断。 “之前，如果说资源垄断，是指两方面：其一，很多珍贵的学术资料长期以来是被垄断的，外人难得一见。比如早期抄本的影印本、程甲本等，印数很少，普通研究者根本无缘见识。如此，很多疑难问题就只能听一小撮人高谈阔论，其他人根本插不上嘴。其二，作为红学研究理论权威的《红楼梦学刊》，绝不发任何论证曹雪芹并非作者的文章。你可以讨论后40回的问题，但是任何曹雪芹非作者的学说，一概被排斥在外。”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可以这么讲，任何当年大家认为多珍贵的资料，全部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和下载。”陈林觉得自己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受益者。 “同时，网络提供了一个平等、自由和迅捷的交流平台，一群人为求真求知走到一起讨论，很大程度上把名利身份等非学术的东西抛在一边。新的观点，新的信息，可以飞快地传播。这样一来，所谓的学刊就显得落伍、过时了。”陈林说。 成名于网络，陈林的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将于2006年上半年出版。作为文学博士，他对西方文学理论较为关注。他认为自己的论文采用的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即分析作品，探讨作品的有机构成，对其作出文学价值的评判。 他很赞同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倡言的“红学革命”，即“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他希望自己的论证能为余先生的“红学革命”提供不可或缺的文本基础和史料基础。他的考据方法，也能为更广泛的文学专题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台湾红学是个体户式的发展，自歌自舞自开怀，孤/岛形式正是台湾红学在结构上的特点所在。 康来新 “红楼梦”的女儿关怀 康来新现任台湾中央大学人文中心副主任，被朋友称为“酷爱《红楼梦》成痴”，主持中央大学1993年成立的红楼梦研究室。她认为《红楼梦》博大精深，集中华文化之大成，是学者作家诞生的沃土，曾用张爱玲的一句话赞叹：“如果没有了《金瓶梅》、《红楼梦》，我什么都不是。” 凤凰周刊:你是怎样和《红楼梦》结缘的？ 康来新：警幻带宝玉神游太虚，广播小说和黄梅戏电影吸引我入梦红楼。说得更具体些，我的“警幻”有两位:台湾制作好听广播的崔小萍和演活古典美女的乐蒂。此外，我母亲对我有影响，她虽然出身化学专业，但却充满文学感性色彩。在被称为文化沙漠、冷战对峙的**台湾，在农业转型工业的时代，在公教文化圈的台北，我其实缺乏张爱玲、白先勇怀有的“王谢堂前燕”的身世之感，我也没有叶石涛、萧丽红南台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体验，而这4位都称得上是台湾文学中红学界的代表人物。 凤凰周刊：红学研究中，你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康来新：《红楼梦》和台湾是我最关注的问题，亦即“经典”与有着遗民、移民、被殖民历史的台湾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特定时、空、人、事下对红楼梦接受史的考察。目前，宏观的历程已可勾勒，但是很多细节的考证还有待努力，究竟什么才是《红楼梦》如何来到台湾的真实情况？1793年秋冬之际，从浙江航向日本的南京王开泰“寅贰号”船上的一张货物清单的“中国图书”项目中，《红楼梦》是其中的编号六十一。我渴望找到一张海峡版的“舶载书目”，却一直没有找到，难道两岸的来往当时竟是船过无痕吗？在海峡那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冬，萃文书屋首次印行了木活字的程甲本，清末民初上海有正书局石印了大字的国初抄本，我希望寻访到台湾的“萃文书屋”和“有正书局”。台湾的红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怎会没有出版与发行的机制？ 凤凰周刊：最近做的研究有哪些？ 康来新：最近我关注两个问题，其一是故事神学观点的《红楼梦》，除了“宗教”学之外，本雅明“说故事的人”也极具启发。当然在“形上”思考外，我对“故事”产业的“物质”探求也感兴趣，洛阳纸贵，重金收购，物价书价的比例如何？清客女先生说书穿门走户，价码怎么算？这听上去很俗气，但是20两银子的螃蟹宴，不一样是可诗可菊的风花雪月？锦心绣口何愁大快朵颐坏形象？ 另一个问题也比较有趣，是大航海视野下的比较文化。《红楼梦》五十二回有个海上真真女，15岁的金发美少女——西洋服饰、东洋佩刀、满腹汉文诗书、出口五经琅琅、下笔五律《水国吟》，这真是史无前例！有一种说法认为她是台湾岛上的荷兰人，是真是假？一方面，历史上曹雪芹家族史几乎与台湾发展史同步，荷兰人所占有的南台，也是曹雪芹的祖父曹楝亭好朋友施琅与郑成功的恩怨之地；但是另一方面，金发且能汉诗的真真女，一时还无法对号入座。这位集锦造型的真真女，难道不是在形塑未来红学的可能趋势？--跨文化的多元共生、年轻化的活力创意、探索者的海角天涯！ 凤凰周刊：身为女性学者，你特别关注《红楼梦》中的女孩子？ 康来新：对，因为《红楼梦》中充满了女儿关怀。受到新人文学的感染，我正尝试用“记忆”、“物质”和“身体”等途径研究《红楼梦》中的女孩子，这中间，性/别的问题意识自然很关键。最近准备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物与身体感”读书会分享一个古典小说专业者的感受，题目是“世情与诗情：《红楼梦》的身体制作”。《红楼梦》里面的身体观念是把人物的身体当成一件艺术品，比如他们的体质如何，从吃药到最后人物死亡都是一个完美的过程。 凤凰周刊：台湾红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如何？ 康来新：台湾红学是个体户式的发展，自歌自舞自开怀，像索隐派的潘重规先生，门下有王三庆、施铁民、黄庆声，但师生却最终殊途。考证派有研究“李学”的皮述民先生、进行版本研究的刘广定先生。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是考证而索隐，把“命理”作为方法学。在工具书方面，潘俊富先生的《红楼梦植物图鉴》参考价值高，大陆已发行简体版。 依我看，孤/岛形式正是台湾红学在结构上的特点所在。因为“孤”，身份认同变得极为敏感；因为“孤”，反而富于孺慕情怀。至于“岛”，一方面是海洋的开放，一方面又是无法与陆地连接的绝缘。因此在红学研究方面，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就不像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红楼梦研究所，仅此一点，足以看出非体制与体制之别。再以教科书的红楼选篇为例，台湾选刘姥姥取悦贾母，大陆选贾政鞭笞宝玉，老莱娱亲与逆子遭杖，何其不同！难怪台湾有“文化复兴”而大陆有“文化革命”。总之，孺慕之岛无官学权威的红楼梦。 凤凰周刊：中国大陆作家刘心武先生引发的红学论战，你怎么看？ 康来新：王国维有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小说家的大众之作，可爱不可信，但应有可取处。 红学已成显学，名利渊薮，趋者若鹜。也许正变成一种产业，可能不用多久，就会出现这样的告白：“红学世家”、“龙门正派”、 “XXX授男”“女XXX ”，专解红楼奇案杂症，姻缘重组、变形手术。 梅节 希望更多“外来汉”加入红学 我喜欢《红楼梦》，也写过几篇文章。槛外谈红，只是凑热闹，并非什么专家，顶多算个红学的票友。因为从头到尾，我研究《红楼梦》只属业余性质，而走上这条路，实拜文化大革命所赐。 那时已是文革的中后期，我在北京一家报纸当编辑。老三篇背得也还熟滑，灵魂尚未爆发革命。知识分子一些恶习未除，喜欢独立思考。经过连续多年的精神原子弹的轰击，政治上反而渐趋麻木。红书不怎么爱看，黑书想看还不大敢看。那时天天上夜班，白天倒有一些空闲时间，于是决定研读《红楼梦》。毛主席说过《红楼梦》“最少读5遍”，我头尾只读过两遍，不怕被指为迷恋封、资、修。 那时，革命的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思想战线的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已经从“批林批孔”到“评红” ，即批判“封建末世的孔老二——贾政”。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既不敢“立新功”，也不愿去趟浑水，只专心读《红楼梦》原著以及脂砚斋评。 1975年春夏，我到京郊小汤山干校劳动。上午干活，下午、晚上读书。我在半年时间里，把报社图书资料室收集的新旧红学资料剪报翻了一遍。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不读《红楼梦》也可以成为红学家。可笑的是，后来我搞的也是同一路数、即被谑称为“红外线”的外学，真是没出息。 因照顾衰老的孀母，1977年冬我移居香港。因为有点空闲时间，着手将研究红楼梦的心得整理发表，如《曹雪芹卒年新考》、《史湘云结局探索》、《论红楼梦的版本系统》等，开始引起红学界的注意。香港是高度商业化社会，装饰性文化当然要有一些，纯学术研究可免则免。大陆红学界长久以来希望能在香港举办一次国际性红学讨论会，可就是没有老板愿意出钱。不过，香港的红学园地却也并非寸草不生，由于几位前辈的垦殖、灌溉，在20世纪70年代还颇欣欣向荣。潘重规先生20世纪60～70年代在新亚书院主持中文系，开设《红楼梦》课程，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编辑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培养了陈庆浩、杨钟基等红学家和学者。宋淇先生学贯中西，研究红楼梦数十年如一日，是香港最有成就的红学家。他的文章文笔优美，分析细腻，在港台和海外拥有众多的读者，提高了知识界读《红楼梦》的兴趣。胡菊人先生主持《明报月刊》，精心选登有分量的红学论文，推动讨论，使该刊成为港台和海外红学家交流和论战的重要平台。 我来香港不久，就交上马力、陈庆浩、许桂林等红学朋友。我们常在一起切磋问题，交流看法。三联书店还出版我和马力的论文集《红学耦耕集》。后来又结识潘铭、陈永明等先生，共同组织“香港和海外红楼梦研究学会”。可惜因大家太忙，没有能维持多久。 我在香港的出版社、工程设计公司工作过，也当过研究员，业余研究《红楼梦》的实际时间并不长。从上世纪80年代中起，兴趣已转移到研究《金瓶梅》。虽然后来几次卷入红学论战，属于“友谊客串”，身不由己。对如何评价自己的红学实践，我想最好留给旁人和后人。但有两点可以说说。一是由于自己研究《红楼梦》是业余性质，因此从不以学者、专家自居，置身于各种“关系网”之外，不阿权贵，不囿成见，能够清心直说，抒发己见。也由于自己在“专业”圈子之外，故不矜秘籍，不求高深，不务穿凿，能把问题放平，根据常理常识来判断。我的一些红学观点不敢自诩正确，但对那些饱受“红楼梦魇”折磨的人，也许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提供一种“另类思考”。 红学已成显学，名利渊薮，趋者若鹜。也许正变成一种产业，可能不用多久，就会出现这样的告白：“红学世家”、“龙门正派”、“XXX授男（女）XXX”，专解红楼奇案杂症，“姻缘重组”、“变形手术”。但我更乐见多出现一些业余《红楼梦》研究者。北京杜春耕先生是光学工程师，后研究《红楼梦》，在版本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台北刘广定先生，是化学教授，兼治红学，发表不少很有影响的文章。他们的跨学科研究，给红学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气象。我希望红学界有更多新鲜，尤其是外行人的加入。 原载：《凤凰周刊》2006年第3期 原载：《凤凰周刊》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