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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红楼梦》 的人物群象中，袭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主要人物，她虽然只列在“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中，但她比起“金陵十二钗”中的许多人物如巧姐、妙玉、秦可卿来，在《红楼梦》 中所占的篇幅要大得多，据笔者粗略统计，《 红楼梦》 中有袭人出现或提到她的共八十七回，占2 / 3 强。我们虽不能据此就说她在《红楼梦》 中比上述那几个人物更重要，但也足以说明她在《 红楼梦》 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了。当然，我们说袭人是《 红楼梦》 中的主要人物，并不仅仅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的，还在于袭人是曹雪芹表现其创作思想的人物形象之一，也是《红楼梦》 中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 对于袭人这一艺术形象，我们应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并且不应只从道德价值观念来对其进行评判。这是我们在探讨袭人这一形象时应当注意的。 人们也都注意到了，袭人身上最显著的性格特点就是她的奴性。例如，第六十七回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管葡萄园的老祝妈让袭人尝一个葡萄时，袭人正色道：“这哪里使得。不但没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头还没有供鲜，咱们倒先吃了。你是府里使老了的，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了。”在袭人看来，上面还没有供鲜，下人即使是尝一个也是不行的。多么强的奴性意识釜然而，袭人的奴性也并不是她所独有的，《红楼梦》 中的许多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奴性意识。例如平儿，在第四十四回凤姐打她后，当贾母命凤姐来安慰她时，她反而说：“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气，是我该死。”这虽有身为侍妾不搏已而为之的苦衷，但也多少表现了她认为凤姐打她理所应当的奴性意识．这从同一回中她和袭人的对话中也可看出来。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正反两个方面，袭人这一形象也同样如此。袭人的奴性意识虽然很强，但这并不等于说她就甘愿去做奴才，她也有不满奴才地位的时候，比如第19 回，宝玉和她说起她的表妹“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袭人便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这里，已流露出她内心对于奴才地位的不满和对于待嫁表妹的一种羡慕之情。这种羡慕之情是由于潜意识中对自由的渴望而生发出来的。只可惜这种情况对袭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不过是偶然的、不自觉地流礴出来罢了，总的来说她还是自觉地去做奴才，并力争去做一个好奴才的。 实际上，袭人是一个“心地纯良”、温柔和顺的女孩儿，她出生在贫苦家庭，自幼就被卖给了贾府，在贾母身边，耳濡目染中受到的是与封建宗法制家庭相适应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和熏陶。因此，她的心理结构是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儒家文化渗透到封建社会各个领域并积淀于人们心理上的一种反映。在她看来，奴才服侍主子，“是分内应当的，不是什么奇功”．她服侍贾母，“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贾母将她与了宝玉，她便将自己看做宝玉的人，处处以宝玉的侍妾自居，以至于说话时都不自觉地表露出来，所以晴雯曾讥讽她：“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我们’了！”只是到了后来，袭人的性格也有了发展，她已不满足于自我安慰式的以宝玉侍妾自居了，而是有意识地去争侍妾的位置。因为她已看到了来自晴雯的“威胁”．晴雯虽不像她那样刻意与她争此位置，但宝玉对晴雯的态度却大不似以前，特别是袭人为母送葬回来后，在宝玉的心中，晴雯和袭人的位置已难分轩轾了。这对袭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此，袭人性格的这种发展变化，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自然发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客观环境不断变化的结果。从整部《红楼梦》 来看，袭人的理想就是能成为宝玉的妾或二房，并且她始终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着、奋斗着，直到这个理想彻底破灭为止。妾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的产物，纳妾制作为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当时的妇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袭人就是深受这种“妾文化”影响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她的思想意识中，奴才是完全从属于主子的，主子的意志就是奴才的意志。特别是宝玉和她“偷试”以后，她更是以宝玉的侍妾自居，并且对宝玉也“更加尽心”了。这既是她身上奴性的表现，也是她作为地位低微女性潜意识的一种表露。袭人虽以宝玉之妾自居，但真正有意识地去争妾的地位，恐怕还是在她为母送殡回来之后。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心理方面来说，由于母亲的去世，对她来说失去了心理上的依靠，自己的终身大事更需要自己去考虑了（此前虽已将自己当成宝玉的人，但那不过是奴性意识的不自觉的反映）；从客观方面来说，主子的意志是她的理想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她才更加自觉地去讨好主子。另外宝玉将对她的一部分感情转移到晴雯的身上，也是促使她去争的一个客观因素。 在袭人的潜意识中，有许多竞争的对象，这不仅包括晴雯，还包括黛玉、湘云以及其他和宝玉关系较亲密的青年女性。比如第二十一回，因湘云来了，住在黛玉房中，宝玉早晨起来后便来到黛玉房中，并用湘云洗脸的水洗了脸，又让湘云给他梳了头，袭人看见，便不自在，正遇宝钗走来间她宝玉哪去了，袭人便说：“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里的工夫早”宝玉回来后同她说话，她更是没有好气儿地说：“我哪里敢动气！只是从今以后别进这屋子了。横竖有人伏侍你，再别来支使我。我仍旧还伏侍老太太去。”这不能说其中没有醋意在起作用。因为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大都处在青春萌动之时，情窦初开之际，因别人接近自己所喜欢的人而产生醋意是不自觉的，尤其是早已“渐通人事”的袭人。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间题，即宝玉和袭人之间有没有爱情。我们认为，从广义上来说，宝袭之间是存在爱情的。这从书中的描写已可看出，如第九回，宝玉要去上学，这天一早袭人就“早已把书笔文物包好，收拾的停停妥妥，坐在床沿上发闷”。这实则表现了袭人内心的活动，表现了她对宝玉的依恋。她每天和宝玉在一起，一旦分开（虽是短暂的），也有种恋恋不舍的意味，宝玉说的“难道怪我上学去丢的你们冷清了不成”，正是说到了点子上，正说中了袭人发闷的原因。袭人接着又嘱咐了宝玉知冷知热的话，宝玉又让她别老闷在屋里。这一段描写，俨然是夫妻即将远别前的离愁絮语，尤其是袭人，缠绵徘恻、温柔体贴如果单从这段描写来看，很难不让人想到这是一对夫妇的。这类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 红楼梦》 的青年女子中，除了黛玉以外，对宝玉有如此之深情并表现出来的，恐怕只有袭人了。这固然有袭人的特殊地位的原因，但袭人对宝玉的依恋，宝玉对袭人的关怀，已大大超出了主仆之间的范围，这说明在宝玉的心目（至少是潜意识）中是以黛玉为妻，袭人为妾的，这是一夫多妻制的影像在宝玉身上的一种折射。而袭人的潜意识中则是希望能做宝玉的妻子。只是到了后来，宝袭之间出现了裂痕。这一方面是由于袭人总是规劝宝玉，引起了宝玉的反感；另一方面也是晴雯逐渐在宝玉的心目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特别是晴雯被逐后，宝玉怀疑是袭人在王夫人面前下了言语，因此宝袭之间的裂痕也就更加加大了。可以说，宝玉已失去了对袭人的爱；而袭人对宝玉的感情也已经不是那么纯洁了。袭人常常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尽量阻止宝玉同其他女孩子（包括黛玉）的较亲密接触，首先是她受封建道德观念影响太深的缘故。其次是由于她将自己看成是“宝玉的人”了，希望宝玉将来能够“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在她的潜意识中是希望做宝玉妻子的），所以才如此去做。袭人这种对于做侍妾的热衷，正体现了封建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女性的普遍心态，她代表了当时一种类型的女性。 过去曾有人说袭人是宝钗的影子，其实袭人就是袭人，她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如若从爱情（感情）悲剧的角度来看，则她同黛玉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即都是理想落空与幻灭的承受者。从前80 回的伏笔来看，袭人有可能被麝月取代。所以曹雪芹才说袭人“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一个“枉”字和一个“空”字已经道出了曹雪芹对于袭人的慨叹。 “温柔和顺”的袭人之悲剧还在于她是自觉地去充当封建卫道士和帮凶的角色而不自知。对于晴雯、芳官、四儿等人的被逐，曹雪芹虽没有明确写出是袭人进谗的结果，但却写出了宝玉对袭人的怀疑。可见，袭人进谗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只不过袭人未必是有意要陷害晴雯等人，她只是按自己认为应当做的去做（即按封建礼教的要求去做），她只是作为奴才尽力为主子着想，为主子效忠。这又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象第三十四回中她对王夫人说的“怎么变个法儿，以后竟还教二爷搬出园外住就好了”, “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 “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象。”是出于对主子的忠心和向上巴结。二是由于（争侍妾）嫉妒心理的作用，有意无意地下了言语。无论是哪种情况，她都不必明言，但其意自明。其实，晴雯之死，芳官、四儿被逐，即使是袭人进了谗言，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不过是催化剂而已。何况书中已明确写出是“王善保家的去趁势告倒了晴雯，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 总之，对于袭人这一艺术形象，若单从道德价值标准来评判的话，也很难做出她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的简单判定，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 本身就已经打破了那种“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模式．袭人这一艺术形象可以说是《 红楼梦》 中的“这一个”，她的内涵十分丰富，是曹雪芹表现其创作思想的人物形象之一。同时，她不仅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艺术形象，而且是《红楼梦》 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 红楼梦》 的情节链中，她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其作用不可低估。至于袭人在《 红楼梦》 中的其他作用，限于篇幅，另文再述。 原载：《求是学刊》1996 年第3 期 原载：《求是学刊》199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