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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得周汝昌先生新著《 红楼梦的真故事》 ，扉页作者介绍云：“字玉言，号解味道人，1915 年生人。”今获先生1997 年元日书启，开首则曰：“汝昌自1947 年为始，失足于‘红学’，不能自拔，转头五十载于今。”1997 年，周先生年届七九，而“红腊’，则为五十，碰巧又逢“九七”香港回归，诸端凑泊，于周先生，于红学，都别有一番意味。 三年前，我曾以和周先生的通信为主要内容，写过一篇人物素描式的随笔，标目《 独上高楼蓦然回首》，但一直没有机会发表。今天拿出旧稿重读，不觉又有新的触发。何不在此陈文旧基之上，添修点染，更建新构，就为周先生红学五十年因缘之芹献呢？ 自以为得计，遂成此文。 检点箧中各种简札，周汝昌先生的信独多，已有七八十封之数，超过了任何一位师友来鸿。最早的一封署的日期是1980年10 月31 日，屈指算来，已阅十七载矣。 周先生的第一封信，是对我寄去《史湘云嫁贾宝玉说》 那篇论文的答复。当时由于地址不明，我首先把论文寄到中国科学院（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独立建院）文学研究所，被邮局退回来，我又二次投递，寄往《红楼梦学刊》 转，这期间往返周折已费去两个多月。我那时的情形，是一只脚刚迈进“学术界”的门槛，另一只脚还留在外头。那种仰慕名流、渴沐春风的心情真有如古语所云“如大旱之望云霓”。大概也就是一周左右，我得到周先生的回信。牛皮纸信封，左下方印着“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几个鲜红醒目的字，竖写格式。紧靠“研究”两字左侧写一个“周”字，其上横右上倾，转折成一个锐角，直刺在“术”字的横下撇上之间。后来我常常想，这个“周”字的孤峻峭立锋颖秀出颇有一点像征的意味。 拆阅时心情十分激动，尤其读到信中“见所论，不胜欣喜。我们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这些话语，更是大喜过望。待到喜悦之心潮趋于平静，才再细细揣摩信中另一些话：“事忙不堪言，又目坏已甚，因难很大”而仍然“尽可能地尽先粗阅了一下”, “个别处，论证似嫌简略，但好处是要言不烦”。对“因麒麟伏白首双星”那一句《 红楼梦》 的回目，我原来的解释，是“双星”用牛郎和织女隔河相望的故事像征贾宝玉和史湘云后来聚首又分离，信中特别告知：“我在《红楼梦集刊》 首期有一文论及，你曾注意否？请一参考才好。”后面又询问“此稿不知已有约好的发表刊物否？”并建议我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投稿，寄给“该校韩进廉同志”，并说“我已去信提过你此文了”。在信的结尾则很客气地说：“见稿是复写本，当另有同本，故惠寄的这一份就留给我参考，好吗？” 作为一个刚从十余年的人间炼狱挣扎奋头出来，正在求学读书的研究生来说，得到一位著名老专家这样一封意殷殷语谆谆的信，确实是获得了一种精神动力。思绪本已是春蚕破茧丝丝抽动，这一下更如放开了大闸，鞭策了骏马，一头扎进探讨《红楼梦》 八十回后佚文的研究之中，焚豪继晷地干起来。论文一篇篇写出来，又一篇篇寄出去，周先生的“鸿雁”也一封封地飞过来。从第二封信起，对我的称谓已经从第一封的连姓带名称“同志”改为只书名而称“学友”。 尽管时时感叹目坏，周先生对我的文稿是看得很细的。198 0年11 月24 日来信，在纸尾又附一笔：“稿P . 13 ‘人情事故’，应作‘… … 世故’。”除了对文章中的论点论据表示“深获我心”之外，又特别说：“你的文字很好，简洁，通畅，明白，气味纯正。望你坚持好文风（其实也是学风），万勿受任何‘时流’的坏影响。研究有得，要有信心（不是狂妄自是），不怕‘名家’的‘势力’（即压力）。我对你是很支持的，寄以很大的期望，‘探佚’是红学中极关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务望努力——全力以赴。”“我的‘红友’很多，真正认识‘探佚’的重要而且做工作的，也不过二三人。故深盼你在这方面作出好成绩。” 周先生成名很早，五十年代已是红学界数一数二的大学者，为什么却总是对“名家”、“势力”耿耿于怀呢？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已经有这样话：“只要抱着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志愿，应该这样努力研讨，无所‘畏惧’。”后来和周先生的墨缘深了，我更深深感到他有一种极为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不是由于年老，没有随着知名度的越来越高而有所缓解，政治环境的影响似乎也非主要原因，而是一种学术境界的孤独感。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爱看《红楼梦》 的人都能脱口而出背诵这首诗。可是，在“探佚”未大成之前，他们中很多很多人都把心灵的焦距对准了后四十回续书中的“黛死钗嫁”。这包括了研究《 红楼梦》 的大多数“专家”和“学者”。周汝昌却从四十年代写《红楼梦新证》 起，就力排众议，痛斥高鹗“狗尾续貂”，揭露“伪续”“篡”了《 红楼梦》 的真味儿。他因此陷入了“光荣的孤立”——孤立就是几十年。他因此成了“少数派”——这个“派”少到只有他一个人。他因此总感到一种强劲的压力和压抑― 来自“名家”和“势力”，他们以“集体”和“群众”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周汝昌因此实在地承继了曹雪芹“谁解其中味”的历史性孤独感。他被迫地成了“斗士”― 为坚持和维护自已的学术见解而展开了韧性的、几乎是毕生的“战斗”。 不是政治斗士，也有别于鲁迅那样的“思想斗士”，而是“学术斗士”, “思想”以一种非常专门的“学术”形式出现。这种“学术”里面隐藏着关乎中华民族灵魂品质和精神境界的大问题，却因“学术”的坚硬外壳而与大众隔离甚远，孤独感因此也就格外深享邃。“两间余一卒，荷戟独仿徨。”鲁迅的孤独毕竟还是直面社会和人生的，周汝昌的孤独却幽闭在“学术”的围墙之内，他的活动场地更专深，也就更窄仄，孤独感自然也就更强烈。这真算得是一种奇遇，在中国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很罕见的文化现像。在他给我的书翰中，为我的著作写的序言中，以及与我赠答唱和的诗词作品中，总是轰鸣着“孤独”与“斗争”交奏的音响。学术之事，试看古今哪一个重要学说之初出不是大遭反对的？哥白尼当时如有畏惧世俗压力之心，太阳至今仍绕地而行。可异不可异耶？ 我们看来一清二楚的，简单不过的，庸人蠢人却说“不然”― 所以我们很“苦”，和此二种人对话，多冤枉！！但现实却恰恰要求我们针对这“两种人”作不倦的斗争工作。苦在这儿，意义也在这儿：古往今来，凡真理都是先得战胜此“两种人”才获得自己的“存在权利”的！！！呜呼。 见你忧谗畏讥，顾虑不小。处今之世，可以理解。记得你刚交稿尔久（发排之后）来信说书出恐受“批判”… … 我也曾去过信。想当记得。我作诗不为发表，纯属个人之间的来往。有人看了不舒服，也要干涉？我的序，也并未出言失其分寸。如果也“连累”了你，那就太没好人走的路了，难道我们只是怕和是，就“免去”麻烦了吗？“积四十年之经验”. 知其不尔。你越逊让，他越放肆。手中有真理，词严义正以待之，可耳。书已正式出来了，你要有个坚定的态度― 拙句不亦及之乎？ … … 而是说这儿有一种见解，或一种“思潮”（夸张之词了），貌似陈义甚“高”，实则落后于时代，还是三十年前老脑筋老境界。连科学分工都觉不受用，作点儿实际工作都不肯，却高唱什么目标新局面。探佚是一门专学，他却嘲讽“这个学，那个学”，此非“葛天氏之民欤”而何？ 上面的段落，是从历次信札中挑选出来的极少一部分，都是围绕“探佚”这个研究课题而发。这些议论的背景，且隐云雾之中更妙。探佚盛行，则后四十回程高续书被“釜底抽薪”。一百二十回所谓“完本”《红楼梦》既然已经“被历史接受”了近二百年，彻底掀翻这个大案的探佚研究要“犯众恕”、“反潮流”，感受“压力”和“孤独”，原本是“册子”里注定的命运。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周汝昌的孤独感还不仅局限在这一个问题上。除了这个“核心”，在许多“外围”和“边缘”研究中，他也常常卷入争论而且显得孤立。比如他研究曹雪芹家世，推断应该有一个叫曹宣的，当时这纯粹是“大胆的假设”。虽然后来发现了康熙时的《曹玺传》 ，证实了他的“天才预测”，但在此前的长时期内，却备受责难和嘲弄。不过并非每一个问题都能有“《 曹玺传》 ”出来作硬证，因此他主张曹雪芹的祖籍在河北丰润，曹雪芹的卒年在癸未而非壬午，乃至曹雪芹小像，曹雪芹墓石，等等，周汝昌都成了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而且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很难说周汝昌在每个问题上都绝对正确，但他确有一种迥异常人的悟性思维方式，这又很难为一般只具有常规思路的红学同仁们所企及理解。这种历史的际遇造成了一种“缥缈孤鸿影”的孤独寂寞的学术和人生境界。因而，他一提起笔来，无论是撰文、写信，还是吟诗，一种“积郁”、孤愤的情绪就汩汩涌出。郁愤出诗人，郁愤的情绪加上周汝昌的天分，使他特别能于曹雪芹产生“同情”，而发《石头记》 的真论，也使他的学术文章写得分外漂亮，不仅是“学术”，而且是“文章”。所谓“玉言”和“解味道人”的别号良不诬也。即使那些和周汝昌学术见解十分对立的人，私心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文章“妙”, 他的笔“生花”。说得不客气一些，周汝昌的天分是远在他的红学同仁们之上的。他不仅有学，而且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识。考据、义理、辞章，周汝昌三者皆擅胜场，因此，他一下子就进入了曹雪芹的胜境，而他的同仁们却往往为高鹤所牢笼。专攻考据的人觉得他的思路跳跃性太大，好像不遵守考证的“规矩”，偏好文本分析的人又嫌他“脱离”文本太远，讥为“考证派”。总之，周汝昌“悟性”挂帅的治学思维方式常常使他的论敌们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云。本质上言，这其实也就是曹雪芹和高鹤的差异。《红楼梦》 的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这个历史的吊诡挤弄着狡黠的眼睛，使多少大名家捉襟见肘遗笑人间呀。 由此一脉贫注，也就突出了周汝昌另一种“个性”和“风格”：他特别肯奖掖后进，特别能发现人才，特别愿意充当伯乐。周汝昌的这个特点是红学界所公认的。不少中青年学人都受他的提携而步入红坛。只要有一善可称，周汝昌就尽全力予以表扬，代为鼓吹，给以各种帮助，包括推荐发表、出版，写序言，介绍参加学术会议，等等。由于“学派”林立，众口难调，而被提携的学子们也秉性各异，有的颇具锋芒，有的学养欠周，周汝昌的古道热肠也就有时引起非议，招来种种“说辞”。周汝昌似乎对自已的大名鼎鼎估计不足，不知道享有大名的人不仅“批评”的话难说，而且“赞扬”的话也轻易说不得。从根源上说，周汝昌对青年的提携也是他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觅不到知音，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人身上。而一旦真获遇“高山流水”，满腔真情就会倾泻而出。无论是公开发表的序文，还是私下的个人通信和吟咏，周先生对我的习作可谓赞誉备至。这在对“知遇之感”没有强烈体验的“局外人”来说，自然要不以为然。 “红场”极不堪。我数十年观场，至今日中怀更为作恶！若非有兄等二三子为中流砒柱，我真不想再研红了。 … … 而高山流水之思，固不能无所感切。人生之难，难在得一知赏，莫逆之契，良不诬也。 为红学辛苦大半生，今乃得有吾兄佼佼出现于红坛，欣慨交胸，莫可为喻。吾辈目前，势似孤单，但分明已经打破牢笼，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了，能解决这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钜大、最深刻的问题，开辟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使全人类逐步认识曹雪芹，平生愿足，岂更有他求哉。 兄欲为文，拙意只要将立论的理由论点，切实说清，即不怕什么。最多不过“商榷”，不会再出现什么“大阵仗”的。… … 要想有一点“突破”，也需要如常山赵子龙将军之胆的。呜呼。 这些不同时期的简犊，摘录了放在一起，是颇有一点“历史感”的。以“探佚学”的兴起和大成为标志，从“尊高”到“尊曹”, “两种《 红楼梦》 ”历史地位的升腾和坠落颇堪玩味。卷进这一红学漩涡的各路诸侯，都不免暴露了他们文化长衫掩盖下的某一种“底”。周汝昌高屋建纸，确有一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苍茫气概。这是文化的苍茫，前不见古人，只好往后张望，切盼来者了。因而，当《石头记探佚》 稿成，请周汝昌为之作序，他于“吴牛喘月”的“酷热异常”之时，“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写了一篇气足神完的佳构。其中有云：“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这样的话，确实是“骇俗”和“刺目”的。面对“溢美”, “捧杀”的“舆论”，周汝昌不为所动，自信“并未出言失其分寸”。当书稿正式出版、“问世传奇”后，他面炙书香，比出版了自已的著作还要激动，还要动情，“喜题但句，时复酷署，绝类作序之年也”: 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 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 人生怀抱几回开，何幸书成蜡未灰。 永夜孤明为谁照？清光长是引方来。 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 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 悬真斤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 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 序君书忆喘吴牛，披卷今欣似爽秋。 只道京华专酷暑，不知沧海阻横流。 下士闻道常大笑，报誉无惊致毁安。 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不芳。 风雨秋窗是谁事，月痕难解细参详。 探佚研究的某些具体问题，周先生和我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最后一首诗就是研讨性质的。诗后附一句：“若云逝于春末夏初，岂是月景时耶？”我并没有被说服，后来单撰一篇《林黛玉死于春末非死于中秋辨》 ，和周先生争论，而他并不以为怜。此外如“岳（撤）神庙”还是“狱神庙”, “情榜”中一百零八名女子是否都名列“薄命司”等问题，通信讨论，各抒已见，无法统一则各自保留自己意见。这就是“为学”之“品”。讨论分歧意见，周先生总是平心静气地陈述自己的看法和根据，出以商量的口吻，并且时常强调：“学问之事，正待相互切磋，方可收功。”此正潇湘妃子教香菱姑娘学诗之语意也。更多的情况是周先生对我的“发明”和“贡献”极口称许，有时还生发感慨，反省自已的“不足”。如我写了《红楼梦的两种悲剧观》 那篇论文，寄给他看，他看后接连写来两三封信，信中说： 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 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 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俊稍强，或当以诗题之。 悲剧那篇文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厨”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 还得靠自已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事，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实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辈此等最多。良可悲也。 即对姚先生的识见，器度表示非常佩服，多次在信中提及，后来又和我当面提起。周、姚两先生从此建立起亲切的友谊，互相赠诗、唱和。有一封信这样写： 他果然又寄来了两首诗，这一次是五律： 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 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 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 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 无憾平生愿，何忧吾不能！ 鹤林怜鼠腐，野畔服芹馨。 大业千均系，微怀百感承。 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 我当即依韵和了两首： 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 情痴悔九死，气壮驭千军。 孟浪宁随俗？孤明自不群。 春江潮又起，赤壁拜司勋。 浩气君真养，痴情我亦能。 神京飞雨润，陋室沐云馨。 微意脂芹系，覃思庄老承。 中宵无朗月，萤火自春灯。 周汝昌对自己真服气的人是绝对惺惺相惜的。“文人相轻”一类“通病”在他身上并不存在。他的文章中对季羡林、张中行等先生的独到之处，都由衷推崇，但并不见相应的回敬。这倒并非这些老先生故作矜持，实在是红学这门学问确实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这些学界泰斗不愿意说自已并无真切感觉的应酬话。但周先生对他认为真有料的人，却是到处逢人说项斯的。他看了我的导师姚奠中先生为《 石头记探侠》 写的“前言”之后，即对姚先生的识见，器度表示非常佩服，多次在信中提及，后来又和我当面提起。周、姚两先生从此建立起亲切的友谊，互相赠诗、唱和。有一封信这样写： 姚先生前赐一函，我已拜复。其简札之文词水平，当世无第二家可比，真堪佩服。（人家不是临纸掉文，只是随手写去，而词气之渊雅，复乎不可及。回视拙札，荒陋枪俗甚矣！! ) 我因为和姚先生同校教书，倒没福气领受姚先生的简札。但周先生的简札实在也是绝妙佳笔，真挚，雅洁，灼识隽语，满纸琳琅，笔意常在魏晋之间。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周先生对我的文章虽然常常褒奖有加，但遇有荒谬之处，即使是一字一句、也一定指出，绝不“客气”。还是那篇论“悲剧”的论文，周先生虽极赞，却不忘在信尾附上一笔：“兄之文字极好，文中只有一句，拙意以为可改。即不要说‘将甲与乙进行了一下比较’，只说‘将甲与乙比较一下’。”两个“比较”上下，又写上“对比”二字。他的意思，是文章要尽量写得自然如话，避免拿架子的“文件腔”。还有一次，我从探佚角度写了十几首咏十二钗的七言绝句，寄给周先生看，他来信指出不少“小声病”，使我赧愧感服不已。这样一种“真性情”，自己倾注毕生心血的学术见解和境界却总是“知音难遇”。在一封信中他曾感慨万端，说平生结交满天下，但对自已的红学研究成果，“肯于（敢于）份开说上一句好话的，却极罕！极罕！”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当他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出版，我写了那篇《 谁解痴中味》 的书评之后，他的心情为什么那样激动、欣慰： 立春大节前夕，得手札，知所患转愈，且惠书评，喜甚。 前因来函述偏头痛，会此患甚可畏，不容忽视，曾与姚先生（莫中）言之（他赠来论文集，我复谢也）。既病新痊，且属除夕良宵，乃蒙不惜心力，撰此佳文，喜何待言，转觉不安矣。 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 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炙）, 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沟非凡品― 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 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也。 你提出性分、默契、缘分，使我心折，亦深感动。 有一次天津的石建国老先生来信，索购新版《 石头记探佚》 。书寄去后，石先生又来信谈读后感： 很快又寄来一首诗： 文伟怜除夕，诗平愧立春。 因君骇时俗，而我待何人！ 下士常谈道，中华正富民。 非关财为匿，长叹睿灵贫。 周先生赠我的诗还有好几首。《 石头记探佚》 新版问世后，写来的那首别具怀抱： 身到红楼第几层？危栏迢递石峻嶒。 诸方振铎仍须士，独夜传衣转慕僧。 腐鼠尚劳甘惠施，鸣鸯谁识晓孙登。 遥知辛苦十年事，听尽啼鸦睡未曾？ 又一次天津的石建国老先生来信，索购新版《石头记探佚》。书寄去后，石先生又来信谈读后感： 两日来粗读了旧版未收的一些文章，仍未读遍。其中P . 578 《 周汝昌和（红缕梦与中华文化）》 一文中说他是诗人、是搜集考证的专门家、是学者、书法家… … ，或许他还有的一些才能，可能您不知道吧。我和他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同学，就所知者，他还会拉京胡，拉的、吹的，差不多称得起是一位京剧伴奏全能选手，并非过誉；他还能演京剧小生（彩唱），而且老生、青衣等，亦都能唱一些，又可以说是多行当的京剧票友。还有他还很懂曲艺，非常能欣赏京韵大鼓。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自娱的爱好而已。不过，由此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和文人。才华横溢，这确是周汝昌的特色，是他与其他一些或专门考据家世和版本、或只知鉴赏一百二十回伪“全璧”的红学界人大为不同的地方。多才多艺、触类旁通的周汝昌对《红楼梦》 的观感和研究不能为许多同行所认同，其实也是必然的事情。只要读一读他的新著《 红楼艺术》 ，那“鼓音笛韵”，那“吴带曹衣”，那“勾勒· 描写· 积墨，… … 真是建章宫千门万户，在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和学术中如鱼得水，自在优游。我为《 红楼梦的真故事》 写书评，以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人物画》 起兴，周先生读了拙文后又来信谈起一段往事： 此次从刘旦宅画谈起，能引人入胜。因你提雪雁，我方想起当时题司棋，还是堕入了高进士的圈套。此不得以“一时失神”而自谅，沟须检讨者也。又，也想到《真故事》 于紫鹃、雪雁等全无“交代”，乃大漏脱。（盖皆“急就”所致。即为刘画题诗，四十首连作带写，只用了一日零一上午即交卷，当时出版社大大惊奇也。） 我不禁想起有一次和周先生通信，提及石建国先生所述往事，周先生复信中又有一段让人解颐的“自述行状”: 月间曾三次为驻京外宾（使馆界、联合国开发署）讲红，颇受欢迎。我英语四十年不讲，全荒了。然尚能凑合，还落好评。罗马尼亚大使夫人（博士）赞我作得BEAUTIFUL （指讲红）。联合国一美国女士则说我的英语BEAUTIFUL 。这似比粉墨登场唱小生更值得一入兄文也。一笑。前此被逼为电视台讲诗（对海外的），结果说我之所录效果居首，说我有“演员才能”，然则我若当“明星”, 何至受穷至今。惜乎后悔晚矣哉。 后来又有一信，再次提到： 27 日为使馆界一群洋人讲红，很受欢迎，掌声（非“礼仪性”的）历久不息。在曹雪芹问题上似乎也引动了兴趣，有提问欲知80 回后情节者，我举起大著示之，告以此乃最新佳本，为你“宣传”。 周先生的孤独感是否已经略为缓和了了石建国先生是天津市一个“街道红学会”的筹建人和“副会长”，这个“学会”所宣讲的红学完全是“周汝昌派”。而“老外”们也开始对他的《红楼梦》 研究有了兴趣。看来，周先生似乎不必再为苦苦寻觅“灯火阑珊处”的“那人”而“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了。 前不久，我和两位红坛新秀陈维昭、乔福锦闲聊，他们都对周汝昌的“才气”深为折服，并对红坛的一些无谓纠纷感到好笑不在一个层次的人是很难对话的。大家都感叹，如果周汝昌先生没有“失足”红学，而是从事唐宋诗词或先秦诸子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只怕早已成了像陈寅悟、钱钟书、季羡林那样众口一辞齐声称道的“国宝”和“大师”了。但入了红学界，他就只能是一位“有争议”的学者。“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锋摘犹加．痴情未已”，连红学五十年的“有所纪念”也只能自己张罗。这是红学的悲剧性，虽然“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到底有些让人觉得要吐一口下平之气了。 1993 年8 月l 日稿 1997 年元月27 日新订· 原载：《黄河》1997年第6期 原载：《黄河》199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