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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画像有两幅。一幅是王冈绘，原藏李祖韩家，有照片流传，“文革”中被抄去，下落不明，只余原手卷中的部分题诗在上海发还抄家物资时出现。另一幅是陆厚信绘，河南博物馆1963 年2 月以五元人民币的代价自商丘人郝心佛手中购得，现藏河南博物馆。三十多年来，关于这两幅画像的真假问题，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陆绘，我极力为之辩护的也主要是陆绘，但两幅画像有一定的联系。我至今以为所有人证、物证远不足以否定两幅画像像主之可能是曹雪芹。因此，我愿意尽量客观地叙述这一场大争论中的亲自经历，请大家予以评议。千万不要随声附和，轻率地否定这两幅画像。 最早提到曹雪芹有画像流传人间的专著是1953 年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 。书中提到，1949 年初，陶心如对作者说，1932 年，他曾在一蒋姓友人家见过一幅曹雪芹行乐图立轴，上方有李葆峋题字。1935 夏，又在一李姓友人家见到一个手卷，画面结构与立轴完全相同，左上方有“壬午三月… … ”题字，幅后还有曹雪芹同时人的题诗，再后有叶恭绰的长跋。周汝昌认为很值得记录，但当时语焉不详，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再次提到这幅画像的是1959 年出版的吴恩裕的《有关曹雪芹八种》 中的《 考稗小记》 ，就说得比较详细了。《 考稗小记》 明确说藏主是李祖韩，像后题诗的有皇八子永璇等八人。图右下角有“旅云王冈写”字样，照片曾刊于《美术周刊》 云云。但藏主李祖韩秘不示人，外间只有照片流传，并被1957 年10 月版的《 红楼梦》 删去题签，据以制版，作为插图。 大约在1956 年左右，朱南铣根据周绍良与李祖韩的多次谈话所得，写成《曹雪芹小像考释－― 兼谈曹雪芹的生平及经历》 长文，1962 年曾在内部传阅过。朱文基本倾向于画像确为曹雪芹肖像，考释也很细致。但到此文作为朱南铣的遗作在《红楼梦学刊》1 980 年第一辑公开刊出的时候，却加上了周绍良的一个附记，对此画像又持否定态度，认为是李祖韩“有意作假”, “故弄玄虚”了。 就在朱文内部印出传阅的时候，又一幅曹雪芹画像在河南博物馆被发现。原来上海文化局的方行从西安回来路过郑州，顺便到河南博物馆寻访文物，发现了一批画像中有一幅曹雪芹小照。他立即拍了照，给北京王士菁写信，托他转请在北京的红学家鉴定。最先报导这个消息的又是周汝昌。他在1963 年8 月17 日《天津晚报》 上发表文章，充分肯定这幅画像，认为是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周汝昌的文章立即遭到刘世德（时生蕤）的反驳，并在《 天津晚报》 展开争论。刘世德是因为从《尹文端公诗集》 卷九中查到了画像对脸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标题为《 题俞楚江照》 ，便认为像主一定是俞瀚。至于画家题记称“雪芹先生”，那是俞瀚也号雪芹先生的缘故。周汝昌则认为，俞瀚从无雪芹之号，且江南寒士，也不可能与满州显贵尹继善有题记中所说的“通家之谊”。所以，“这幅像很大可能是曹雪芹，而绝不会是‘俞雪芹’”。而第一次把王绘与陆绘联系起来考虑的则是吴恩裕。1963 年10 月，他把他的《 有关曹雪芹八种》 扩展为《 十种》 出版，《考稗小记》 也作了增订，提到这幅新发现的陆厚信绘的“雪芹先生小照”这样写道：“细察其眉目平正，鼻下端较阔，与王南石所绘者似为一人，惟较王作稍早耳”。 到此为止，我尚未介入这场讨论。周汝昌与刘世德的争论，也没有深入展开，就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直到1973 年，周汝昌才又在刚复刊不久的《 文物》 第二期上旧“画”重提，并首次刊出陆绘小照及题记和对脸册页上的尹继善题诗的照片。为了解决题记与尹集诗题的矛盾，他认为尹诗原是题俞楚江行乐图的，此系借用。当时我正下放在湖南双峰原籍劳动，读到周文并看了照片，颇有些不同意见，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认为尹诗不是题俞瀚行乐图而是径题曹像的，诗意并不要求画面上出现“云树”“青山”衬景，画家题记与尹集诗题的矛盾，是尹集诗题有误。这些意见，在《红楼梦新证》 1976 年增订再版时，周汝昌把它作为一条附注刊出了。这些意见，现在看来虽有某些需要修正之处，但认为诗画是一体而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尹集诗题有误这一根本点我至今还以为是正确的。这一条附注的发表就是我介入这场争论的开始。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场争论竟会引起这样大的风波，牵涉面这样广，延续时间这样长，思想准备很不够。 促使我奋起为这幅画像的真实性辩护的动力是《 文物》 1978 年第5 期上史树青的文章。他以文物鉴赏家的身份，在亲自察看了画像以后，断然宣称：“这一开册页除尹继善的题诗以外，其他皆有意伪作，伪作时间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派’盛行时期”。这可真把我刺激起来了。就在当年8 月，我专程去了一趟郑州，通过当时在郑州大学教书的蓝翎的介绍，到河南博物馆看了画像，并与博物馆有关同志座谈，还看到见过此像的专家们包括郭沫若两封亲笔信在内的许多书面意见。博物馆的武志远与郑新来告诉我，据画像的出售者郝心佛谈，此像是从河南商捕宋草后代的手中收得的。他们还告诉我，郝心佛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收破烂的人。他们对他的话并不相信，认为郝心佛是故神其说，信口开河。蓝翎也不相信此画是真，认为我为此画像辩护没有必要。但我却想寻根究底，从郑州回来又专程赶到北京，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有关俞瀚的资料和《尹文端公诗集》 。从北京回来，便仔细对照吴恩裕，周汝昌、郭葬若、史树青等人的意见，写了一篇题为《 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辩》 的长文。 我以为，史树青的“敬空”说和彻底否定论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派”盛行之时，并没有任何一位新老红学家曾说过曹雪芹与尹继善有任何关系。作伪者不可能异想天开，见到一幅俞瀚行乐图，就往曹雪芹身上打主意。辛辛苦苦画一幅与题诗对不上号的无衬景单人坐像不算，还要画蛇添足，给题上五行题记，给曹雪芹凭空添上一段与尹继善有“通家之谊”，被“罗致幕府”的经历，这种设想实在太离奇了。但史树青批评周汝昌时，指出尹继善与俞瀚的交往始于乾隆三十年乙酉〔 1765 年），此时雪芹早已去世，尹继善借乙酉以后的诗，题癸未前已逝世的曹雪芹画像，决无此可能，却很有道理。不过，周汝昌说尹继善诗中有“白门云树”、“坐对青山”字样，不应该是题这幅无衬景的单人坐像而应该是题另一幅有衬景的俞瀚行乐图，此处只是借用，为史树青所首肯的，我却不以为然。因为，“白门云树”显然是用杜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的典，借指南京的朋友而非实指云树，何况，“白门云树望中遥”，诗句明说“望中遥”，当然不必在画幅上出现；至于“坐对青山想六朝”云云明说“坐对”, “青山”在坐姿画中人对面，不在画幅中出现更是完全合理的，怎么能说此二诗不能题无衬景单人画像而非题有衬景的行乐图不可呢？我重申此二诗即径题此像无疑，画像也不可能是俞瀚。因为除了俞瀚从不闻有雪芹之号以外，我还从查得的俞瀚资料获悉，俞瀚的相貌是“长身锐头，玉立峨峨”，乙酉与尹继善结识时已届垂暮之年，是个白晰纤长的老头子，与画中的黑胖中年人相貌完全不符。而曹雪芹乾隆二十年后不在北京即弹铁豪门那几年，恰好四十多岁，年龄与画中人相同，而且画中人那黝黝丰胰的神采，也与裕瑞所，说的雪芹“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正合。雪芹的父、叔是怡亲王的下属，《红楼梦》 早期抄本中就有避怡亲王父、祖名讳的怡府本，曹家与怡亲王府关系密切；而尹继善年青时曾作过怡亲王记室，是在作记室时被雍正赏识才获得荣显的。雪芹作为尹继善的晚辈被招入幕，被画家称为“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也完全合情合理。这种解释的唯一障碍只是这两首无上款的题画诗在《尹文端公诗集》 卷九中作《 题俞楚江照》 既然俞瀚的年事，相貌均与画中人不符，如果画像不是后人伪造如史树青所料，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呢？我经过查对，得知尹继善的诗集不是自己编的，而是先由袁枚编成八卷。又搁置了若干年，连袁枚都去世了的嘉庆五年，才由尹子庆保增订为十卷刊刻。这种经过多年多手编纂的遗集，部分诗题为编者擅加而造成讹误是在所难免的。关于这两首诗的诗题致误之由，我在这篇文章里也作了几种推测。我还建议召开一个鉴定会，请权威的文物鉴赏家与知名的红学家出席，采用专家目验与科学手段相配合的办法，先判定文物的真伪，然后再研究像主是不是曹雪芹。 正当这篇文章《 山西大学学报》 准备发排而尚未刊出的时候，我又一次到北京看资料，从友人处得知香港《文汇报》 1979 年4 月2 日至5 日连续四天发表了梅节的《 曹雪芹画像考信》 ，陈毓黑、刘世德的《 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长文也在稍前的上海《 学术月刊》 1979 年2 月号上发表了。他们一致认识，陆绘虽非鹰品，但画中的“雪芹先生”却绝非曹雪芹，而可能是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客俞楚江，并且把王绘也拉扯在一起，即两幅画像的像主都是“俞雪芹”。我首先针对梅节的文章写了《曹雪芹画像考信质疑》 交给香港《 文汇报》 于5 月30 日发表了，文章也涉及陈、刘。这时，《山西大学学报》 那篇文章还没有刊出，这是我正式介入这场争论的前哨战。 在这篇前哨接触的论文中，我先说此像之绝非俞楚江。因为俞瀚乙酉初识尹继善时已届暮年，而且“长身锐头，玉立峨峨”，与画中人年貌不相当。如果把两幅画拉到一起，王绘作于乙酉前四年壬午，反而比四年后陆绘显得苍老得多，就根本无法解释。更不要说江南市衣无从与满州显贵有“通家之谊”，俞楚江从无雪芹之号这些早已被周汝昌指出的老问题了。然后再说此像之可能是曹雪芹。第一，曹雪芹晚年可能到过南京，在1962 年此像尚未被河南博物馆购藏之前，周汝昌就在《 雨花》 第8 期《曹雪芹与江苏》 一文中提出了。周汝昌的根据是敦敏“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那几首诗，而梅节的驳议却非常脆弱，根本站不住脚。比如他说“别来已一载余”是雪芹住在西山，离城太远，久未进城，不能作为已离北京远游的证据。但同住西山的张宜泉不是也写过“扫径张筵久，封书界雁迟” 《怀曹芹溪》 吗？这又怎么解释呢？而且脂批中也有过“缺中秋诗，侠雪芹”这样的话，如果乾隆二十一年以后雪芹从未离京远游过，这也不可想像。还有敦诚于乾隆二十二年自喜峰口寄怀曹雪芹的“劝君莫弹食客铁，劝君莫叩富儿门”这种诗句，也显然是雪芹此时正在弹食客铁，叩富心门的证据。如果雪芹一直枯坐黄叶村闭门著书从未离开过北京，这样说就简直是无的放矢了。第二，我还特别指出，“芹圃曹君别来已一载余矣”诗中的“雅识我惭褚太傅”一句，“褚太傅”不可能是敦敏自况，一个三十来岁的落拓王孙，对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曹雪芹决不能这样用典。“别来已一载余”证明雪芹确曾离京幕游，而“褚太傅”则恰恰是指这次幕游归来的幕主，这个人必须年长位尊。如果雪芹此时正从江南尹幕归来，“褚太傅”指尹继善，这用典就最贴切不过了。 文章发表后，梅节又在9 月7 日的《 文汇报》 上发表《 不要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 。一方面也承认他原先考虑不周，我的论难对他有启发，但他还是坚决不同意我的结论。尽管他在他文前的按语中声明，．我那篇《山西大学学报》 上的长文他还没有读到，但他还是仅仅根据我在《 文汇报》 上驳他的那篇短文，就指责我给曹雪芹“随便拉关系”了。对手的文章没有仔细读，对手的名字总要清楚吧，但他却把我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错成“宋谋场”。粗心到如此程度，也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对这篇《随便拉关系》 我没有作答，我想等他读了我在《 山西大学学报》 上发表的那篇长文并弄清我的名字以后，写出更有分量的文章时再说。但后来我的文章发表了，他终于没有反响，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弄清楚争论对手的名字了没有。 那一次我在北京阅读资料的收获颇大。我从细读《 尹文端公诗集》 得知，尹继善曾与很多位幕僚诗酒赓和，集中留下名字的，有不少人都没有如陈毓黑、刘世德、梅节他们所估计的那样一定会在袁枚的《小仓山房诗文集》 、《 随园诗话》 中留名。仅仅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这一段，与尹氏唱和最多的曹西有、宋宝岩、陈光岳、娄毓青，在袁枚的集子中均只字未提。他们常以曹雪芹没有在尹集中留名，袁枚没有与他交往过的记录来断定曹雪芹不可能游过尹幕，仿佛凡是尹幕中人袁枚就非认识不可，否则就绝无可能。这一发现至少彻底否定了这种假设，现实情况远比他们那“一刀切”的设想要更复杂得多。这次读《尹文端公诗集》 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在卷五的《 初冬游摄山和曹西有韵》 七律六首之后，接连读到两组尹继善北京入规时写下的十六首七绝。第一组六首，是隆二十一年丙子冬入觑时在傅恒导游下遍历皇家园林，南旋时傅恒又赋诗送行，他的次韵之作。另一组十首，题为《过忠勇公第即事》 ，是专门赞叹傅恒园林之美的。诗中不但提到“回廊曲槛”, “画栋”、“飞霞”, “翰墨”“天章”, “红栏曲水”, 一派《红楼梦》 中的荣国府气像；而且还有北京很罕见，《 红楼梦》 中却有的“竹径松阴”, “阶前桂树”，再加上“平泉花木”, “绛纱”“日影”，简直是一座呼之欲出的大观园。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五首居然这样写道：“面面轩窗景自殊，偶凭架者寄清娱。金钗十二人何处，列屋新妆只画图。”“金钗十二”本来也可泛指姬妾，不一定与《红楼梦》 联系起来。但尹继善在这里并不是凭吊某一王侯故居而是赞美傅恒园林，如果“金钗十二”借指傅恒姬妾，就简直是当面咒他没落了，怎么能说傅恒的姬妾“人何处”, “只画图”呢？加之前面还有“谩将游戏当繁华”这样不同寻常的句子，仿化傅恒的园林还与某种游戏文字有关。于是我想，把这首诗解释为傅恒园林的某一处“面面轩窗”之上，画着“景自殊”的“黛玉葬花”, “宝钗扑蝶”等“金钗十二”的图画，不是更合情理吗？而这些人物都是小说中的人物，是水中月，是镜中花，是并不在人间的，所以说“人何处”, “列屋新妆只画图”，这就非常合适，非常得体了。 傅恒家事本来与《 红楼梦》 创作也有过一点关联，不过后来被明珠家事说、和砷家事说乃至张忠勇家事说淹没了而已。批本《随园诗话》 曾有过这样一段批： 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抄本《 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 这个批者似乎也跟永忠的叔叔弘旿一样，是个惊弓之鸟，怕书中有“碍语”而并没有真正读过《 红楼梦》，要不然不会说《 红楼梦》 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这样的昏话。但他记录的这两个“或云”，却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乾隆五十五六年间《 红楼梦》 尚以抄本流传的时候，社会上就流传着《红楼梦》 写的是傅恒家事的说法了。这一组诗的被发现，还有庚辰本《 石头记》 十六回说到贾琏这个被凤姐戏呼为“国舅大人”的奶妈赵嬷嬷的时候，行间有一条“文忠公之嬷”朱笔五字夹批，意思是说这个赵嬷嬷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是文忠公傅恒的嬷嬷。这条朱批过去长期被红学家们所忽视或误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傅恒生前封一等忠勇公，死后才谥文忠。这条批语不仅要把庚辰本的朱批年代下限延长到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傅恒逝世以后，还说明这个批书人是傅恒的亲属，否则不会称“文忠公”而不冠姓氏，并且他也认为《石头记》 中是夹杂有傅恒家事如《 随园诗话》 批者所闻了。 我把我这些发现告诉了冯其庸与胡文彬，当时他们正在筹备《 红楼梦学刊》 ，他们都鼓励我写文章。我也就写了《金钗十二人何处？》 《 文忠公之奴》 等几篇短文，交给《 红楼梦学刊》 ，在1980 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这几篇短文后来都引起过一些争论，傅恒家事说的研究也因此取得一定的进展。此是后话。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近两年，拨乱返正的工作越做越深入了，上海开始发还部分“文革”中抄家物质。消息传出，李祖韩生前秘不示人的那幅王冈绘曹雪芹小像手卷上的部分题诗又回到了他家属手中。这是从手卷上剪碎下来的三个片断，计有皇八子永璇五律二首一件，观保七绝二首一件，谢墉七律二首陈兆仑七律一首合一件。这些遗物被李名胜捐献给了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文研所工作的邓绍基、陈毓黑、刘世德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就先后写成了专文。邓绍基的《关于“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题咏诗》 介绍得相当详细，也比较平实客观。陈毓黑、刘世德的《 谈新发现的“曹雪芹小像”题诗》 就不同了。他们致力的还是他们的“画像辩伪”工作，继已经发表的三篇长文之后，这篇“四论”先论定新发现的四人题诗所题乃王冈绘的《幽笙独坐图》 ，而像主则绝非曹雪芹而可能仍是俞瀚。不过，他们也发现他们过去坚特的结论有些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了，在这篇“四论”中相应地作了一些修改。例如原来他们推测尹继善乾隆三十年乙酉入都，俞瀚并未随行，现在却改说俞瀚也同入都，甚至“秋初即已先行前往”了。他们还说乾隆年间有两个俞瀚，一个是大兴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一个是绍兴人，布衣；入尹幕的是后者。他们的文章六月初就写好了，我是在八月间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上见到的，也是在这个会上才认识陈毓罴与刘世德。会后，我写了一篇《 “曹雪芹小像”像主非俞瀚辩》 与他们商榷。他们的文章与我的文章先后在《 文学遗产》季刊1980 年第2 期和1981 年第l 期上发表了。我的文章的结论有两个，第一，像主不可能是俞瀚，因为身世不同，生平不类，年龄不合，相貌不符。第二，像主可能是曹雪芹，这是针对陈、刘二位援引谢墉题诗及陈兆仑题诗的上款否定曹雪芹立论的。我以为，谢墉题诗的内容及题诗时间都不足以否定这幅《幽董独坐图》 像主之仍可能是曹雪芹；陈兆仑题诗上款作“题为进老学长兄”而不是作“题进老学长兄照”，这个“进老学长兄”可能只是画像的藏主，也不足以否定像主之可能是曹雪芹。其实，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众所周知，这幅小像原为立轴，是李祖韩购得以后才改装为手卷的。手卷中的题诗，仅从现存的三个片断板心高度参差不齐这一点看，在装成手卷以前，就未必与王绘是一个整体，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从题别的“幽筐独坐图”的诗中拼凑来的，说这四个人都是题这幅王冈绘的《幽鳖独坐图》 ，还未免有点武断。即使这些题诗中有的确实是题另一个人的，也不足以否定已迷失的王绘画中人是曹雪芹。而另一方面，胡适在1961 年还发表过一篇《 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 ，他是亲自见过小像及其题跋的，他还记得乾隆时题咏者中有陈兆仑与秦大士。现在发现残留片断中果有陈兆仑题诗，可见胡适的记忆力相当可靠。李祖韩屡次说过，乾隆题咏者除一人署雪琴外，余均署雪芹。这话胡适是知道的，如果他的记忆中竟无一个题咏者提到雪芹，他不会没有印像。在他的文章中他也和陈毓黑、刘世德、梅节等人一样，认为另有一个不姓曹的雪芹，可见他一定是见过那些乾隆题咏者至少有几位是提到雪芹了的。我甚至这样想，这个被红卫兵抄去后只有三个片断残余留下来的手卷，和原图一起被盗画人剪去的那些乾隆间诗及后人题跋，正是署有雪芹上款的。恰恰是因为这四个人的题咏上款不作雪芹或无上款，才被这位盗画人剪下来废弃了。如果这个推测还有一点道理的话，根据这四个人的题咏来判断像主的是不是曹雪芹，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尽管后来陈、刘二位又写出了他们的“五论”，说他们终于发现谢墉这两首诗是题金梯愚的《幽笙独坐图》 的，我也没有再作答复了。 王绘毕竟迷失了，我真正关心还是陆绘。 那几年中，我只要路过郑州，就总要到河南博物馆看看，找武志远和郑新来，问他们是否找到了郝心佛的下落。我一共去过三次，哪一次都不得要领，他们总是说他们很忙，没有专门抽时间去调查等等。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严格保密。 河南博物馆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情况，我就转向中国红楼梦学会呼吁。1982 年红楼梦讨论会决定在上海召开，我写信给筹备上海会议的胡文彬、徐恭时等，建议把陆绘借到上海，让全国包括上海的文物鉴赏专家来鉴定一下题记及画像本身的真伪，然后再讨论是俞是曹。胡文彬、徐恭时都支持我的意见，向河南发出了邀请。出乎意料的是，河南博物馆竟以画像已调查清楚确系伪作为由，推辞前来上海。在一再敦请下，才由博物馆副馆长韩绍诗带着画像和他们的调查报告，珊珊来迟，大会开幕后一天才到。 上海会议以前，关于这幅陆绘大体上有四种意见。 一、俞雪芹说。首倡此说的是郭沫若，他在看过画像后给河南博物馆写信说：“寄来雪芹画像已接到，但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理由是“尹继善所题的诗，在《尹文端公诗集》 卷九中，题为《 题俞楚江照》 。”支持此说者有陈毓黑、刘世德和香港的梅节，他们写了许多文章，证明俞楚江与尹继善有“通家之谊”, 是尹继善与之“诗酒赓和”的心腹幕僚，芹生江上，所以楚江又号雪芹云云。此说的支持者是不怀疑题记有伪的。 二、“敬空”说。主此说者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他从文物鉴定的角度入手，认为除尹继善题诗是真迹外，其余半开本是白纸，是当年尹继善题诗时为了表示谦虚留下的“敬空”。整个半开连画像带题记都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新红学派’盛行之时”一个作伪者“利用前半开白纸补画”的“伪作，，。理由是“小像和题字墨色浅淡上浮，书法、图章均极粗略”。 三、周汝昌则坚持以为画的是曹雪芹，是尹继善借题俞楚江照的两首诗重题此像，才产生了矛盾。我大体上赞成周说，认为，只要画像不伪，题记非添，画像就不可能是俞楚江。因为年貌不符，身世不合，问题是出在《尹文端公诗集》 诗题有误上。 四、冯其庸的改头换面说。冯其庸本来赞成我的意见，但1980 年到河南博物馆看了画像以后，他的观点变了，先是给我写信，后来又公开发表了文章，他的《梦边集序》 当时已经在《 艺谭》 1981 年第4 期刊出。他是在已经知道俞楚江的年龄、相貌都与画像不符才去河南的。因此，当他看到画像“头部周围轮廓线有数擦水迹”，便认为“改动后面部又上了一次色”还“用须眉笔重勾了一下” , “醒了一醒，”这幅画已经“改头换面”。而为什么要“改头换面”的原因，则在于原画的俞楚江“是长身锐头，换句话说是高个子尖顶”, “必须把头部改动一下”，才符合文献记载的曹雪芹的“身胖头广而色黑”。他不同意史树青的“敬空”说；对题记有怀疑，但也认为未必伪，“不能排斥这个俞楚江竟有一个字叫雪芹”。 除了这四种意见之外，还有一种当时尚未形诸文字的“后题跋”说。这是我在北京时启功对我说的。他根据清代单幅无衬景画像很少在画面上题跋的常规，怀疑这五行题原来在另一开纸上，是作伪者临摹缩小，移植过来的。他还告诉我题记是不是后题跋，画像是不是伪作，只要见到原件，辩别并不十分困难。但他没有见过原作，所以只能推测，也不想写文章。后来我在杭州西湖西冷印社壁问见到一些清代印人小像，题记的确是题在另一开上。所以我对启功的话有点相信，想设法让更多的文物专家见见原画像，听听大家的意见，先别忙于作结论。 1982 年10 月23 日下午，河南省博物馆的代表，副馆长韩绍诗，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讲台上，手举着他们馆藏的《 曹雪芹先生小照》原件向大会宣布，这幅画像的像主是俞楚江，画面上的五行题记是售画人郝心佛串通朱聘之、陆润吾等伪造的。他带来了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及许多照片，声称他们的调查在三年内进行了三次，共计三十余天，调查了六十多个单位，走访了一百多人次，几经周折，最后才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武志远竟三下商丘，却向我坚不吐实，满得我死死的。但韩绍诗的报告本身又有许多明显的漏洞，过分戏剧性的情节也曲折迷离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当即作了个辩护性的发言，周汝昌也提出了质疑，并要求对画像作科学的鉴定。次日上海各报发表了新闻，除《新民晚报》 的林伟平以《 红学诗画两疑案》 为题作了客观平实的报导以外，《 文汇报》 、《 解放日报》 都唱出了画像是伪作，二十年悬案可下定论的调子。紧跟着《人民日报》 在10 月27 日也刊登了类似的消息。但在我和周汝昌等人的坚持下，大会秘书处还是派人持画像找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赏专家以及市公安局核对笔迹的同志鉴定去了。大会闭幕前一天，鉴定的初步结果传出来，上海博物馆的文物鉴定家认为，陆厚信题跋与画像是一体，与尹继善题诗的墨色、印色均无显著不同，无法说明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这个消息韩绍诗也知道了。大会闭幕，《新民晚报》 又发表了《 文物鉴定专家提出最新见解，雪芹照题跋非现代人所作》 一文，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河南博物馆的调查人报告，原来说会后交《 上海师院学报》 发表的；我也决定专门去一次商主，重新调查一次，并答应写出调查报告来交《学报》 同期发表。但后来我的调查报告写出来交了稿，周汝昌也写出《 精华欲掩料应难― “雪芹小照”公案初剖》 ，《 曹雪芹小像真伪鉴定纪实》 也由翁敏华、高雪芳整理出来了，都在《上海师院学报》 1983 年第一期刊出。河南博物馆却借口调查报告还要补充修改，不肯和我们的文章同期刊出，把稿子抽回去了。他们还要组织第四次调查。 我是1982 年11 月3 日中午到达商丘的，持着韩绍诗在上海给我开的介绍信径找商丘县文化馆。由文化馆的施长河陪同，当天下午就在县城北关肖水口202 号陋室中找到了郝心佛。郝心佛当时八十三岁，右眼失明，除两手有点抖，耳朵有点背以外，显不出其他老态，口齿非常清楚，反应也极敏捷。施长河说明我的来意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他的“作伪”经过，和韩绍诗在上海所说基本相同。他告诉我，他“作伪”的经过，已经写成文章，交给商丘县文化馆了，要我去找来看。我顺着他的言谈，问他们“作伪”’时有没有改过画像头部，他说没有。他说得很肯定，说是因为谁也不知道曹雪芹长个什么样子，根本用不着改。我把我带去的冯其庸的《梦边集序》 读给他听，又给他看。他认为那是他们误解了陆润吾的手势，陆润吾应该是捂住五行题记而不是头，头部绝对没有改过。那时陆润吾还在世，但已经不会说话，而且神志也不清楚了，所以我没有去找他。不过我还是间接通过他儿子陆代营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说是1963 年朱聘之拿着《 雪芹小照》 找过他父亲，可能对画像的头部加工过。当天和次日我也见到据说是画像原藏主俞情庭的孙媳妇井氏以及井氏的儿子、儿媳俞振国和孟繁英。井氏是个没有文化的七十岁的老妇人，非常健谈，一见面就说画像不是曹雪芹而是她们的老祖宗“楚江公”，并说这个“楚江公”祖籍绍兴，后来在徐州做过大官，她们俞家在徐州还有家庙。俞振国也说这幅画像画的是他们家“楚江公”，他小时候就见过，并不是武志远来商丘以后才见到的。只有孟繁英谈得比较朴素，她说她是当年三四月间武志远带来原件才见到的。井氏说五行题记原来没有，那是郝心佛、朱聘之他们添上去的。她也坚持头部没有改过，说正是因为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没变，所以事隔二十年一眼就能认出来那是她们家的原物。这个井氏讲话有个特点，每个问题都回答得非常肯定，比如她说她们家的“楚江公”在徐州做过大官，有七兄弟等等。我告诉她，我读到了许多历史资料表明，俞楚江是“布衣”, 从没有做过官，而且“少孤贫”，不会有七兄弟。她根本不听，仿佛怕我骗她似的，坚持说你们不信可以去查，反正不是“曹雪芹”。俞振国是中学教师，当我问到，他父亲既然如此珍重这幅“楚江公”画像，他小时候随便翻阅一下便遭到他父亲的斥责，为什么后来又以五斤小麦的代价便随便出卖了呢？他想了一想回答说，他父亲是俞份庭抱养的。大概是由于这才不重视这幅祖宗遗像，如果他曾祖父在，一定不会让出卖。 郝心佛《 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 一文的初稿，施长河也找出来交给我了。此文当时尚未刊出，文中提到画像原装一册三十余页，有木夹板，内容皆俞瀚自书今体律绝，全本倒数第二面才是画像及尹继善题诗。最后一页，是楚门张鹏为画像题的七言绝句四首。他全文引出了这四首诗，与韩绍诗在上海给我看过的抄件大体一致。这四首诗，后来被河南博物馆的调查报告以及徐邦达等人解释为与俞楚江身世正合，我却大以为不然。这四首诗的神秘出没，以及郝心佛亲口对我说的闪烁之词，使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很大，应该彻底弄清楚’。所以我先把这四诗全抄在这里： 先生肝胆世人知，何用描摹面目为？丝绣平原金铸范，偶从图画一窥之。 万壑千岩忆旧音，移家冀北又空群。诗裁书格无双誉。勘正风骚树一军。 君是伯牙我子期，成连端属望山师。石函’已得神仙秘，玉轴还留宰相诗。 吴门仙吏汉时梅，仲若听莺列下才。今日风流谁比拟，白公堤上白公来。 对这四首诗我当时是极为怀疑的。我曾当面向郝心佛提串：为什么俞瀚几十首律绝他一句也记不得，偏偏这张鹏的四首七绝，除“今日风流谁比拟”一句原稿括注“此句已忘之”以外能大体不差地记住？是不是他自拟的？他对于我提出的致疑理由，无法否认，但他笑着说他的诗做不这么好。其实，从那一次交谈中我了解到，郝心佛是个相当有文化的人，并不如武志远所说的只略通文墨。他也会作诗，和梁漱溟有交往，他还出示梁漱溟在1980 年n 月、12 月给他的两封信，又给我看了《赠刘修撰春霖》 、《 赠学者梁漱溟》 、《 思弟炳章》 等诗，诗也写得不错，只是常犯孤平，与这里的“君是伯牙我子期”相似，诗风也有点相似。因此，尽管他否认，我还是有点怀疑是他拟作的。我把我采访商丘的所见所闻很快就写成《调查札记》 交《 上海师院学报》 ，《 调查札记》 中将梁漱溟的信、郝心佛“揭谜”之文及诗都引用了。同时，我还另外写了一篇《 有关“雪芹小照”公案的四首诗》 寄当时正在讨论此公案的《北京晚报》 ，但《 北京晚报》 未采用。我是怀疑这四首诗的真实性的。因为俞瀚的生平，经过陈毓黑、刘世德的努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他是布衣，并不如郝心佛、俞井氏所说的做过徐州知府，“吴门仙吏汉时梅”就文不对题。这个莫须有的张鹏与尹继善有无师生关系姑且不说，俞瀚是布衣，与尹继善无师生关系是肯定的。他因金辉推荐到过尹幕，尹继善也欣赏过他的《金陵怀古》 诗，但“卒无所遇，卖药虎丘而亡”，硬要说什么“成连端属望山师”，也不伦不类。我也托人查阅了进士题名录，查出张鹏是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十八年已经死了，去世时尹继善、俞瀚尚未出生。这就使我更加相信诗系伪托。我把稿子寄给《北京晚报》 的同时，也及时写信给郝心佛通报，并告诉了韩绍诗。时隔两月，韩绍诗即带着这四首诗的原件到北京开鉴定会去了。这个鉴定会我没有参加，徐邦达、周汝昌参加了，胡文彬还给我寄来了这两首诗的原件复制件。据说原件甚旧，字句无大异，只“成连端属望山师”句下多了一条双行夹注，有上款，作“随园学长老先生清照”，下款为楚门同学弟张某，某字挖去，连名章也挖了。只剩下半边“鸟”旁。原件的来历，郝心佛元月四日来信说“又经程德卿加上了张鹏四首绝句，更招来不少麻烦”，把它推到程德卿头上。待我去信详询时，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又改口说：“承询张鹏诗的原件，前些年赠与商丘市广场刻字处喜爱书法的切大建临摹，去腊借来，转借河博摄片以证余言之非虚”。这已经在韩绍诗去北京开鉴定会以后，与韩绍诗的说法口径一致了。不过，据徐邦达说，这个诗页是郝心佛“从搁楼中找出来归之豫博”者。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闹不清楚。诗页上款的“随园”二字，从复制件上看不出破绽，上下一气呵成，见过原件的周汝昌、胡文彬也说没有挖改痕迹。但郝心佛却说，“随园”二字及“吴门”二字是他请程德卿挖改的，程德卿在《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的经过》 一文中也这样承认。对此我很不相信，曾致函程德卿提出我的怀疑，并请他再写几个“随园”“吴门”试试。以此触怒了他，一再反唇相讥，甚至把红卫兵语言“勿谓言之不预也”也请出来了，仿佛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把柄在他手里似的。他在《伪“曹雪芹小照”的再辩析》 （见《 中原文物》 1984 年第四期）一文中说某学者为了要促使郝心佛改变证词，“自1981 年n 月以来曾对郝心佛施行了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以及嘱咐他如何动手等等小动作”。这个“某学者”就是指我。1981 年系1983 年之误，不知是不是故意留下伏笔，也不必计较。但所谓“馈赠银两”、“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嘱咐他如何动手”三事却完全是他恼羞成怒后的血口喷人。为了剥夺他“保留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将其公之于众的权力”，我倒要把他“不拟在”他的“文中披露”的“其中种种详情”先在这里“披露”一下。 所谓“馈赠银两”，是因为我在我的《 调查札记》 中全文引用了郝心佛《 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当《 调查札记》 在《 上海师院学报》 发表得到几十元稿费以后，我知道他生活十分贫困，就从稿费中分出十元给他、他收后曾于1983 年4 月15 日复函表示感谢。我觉得，见到他那种困境，我就是出于怜老惜贫之心真的“馈赠”二些“银两”，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何况还只有十元之微，而且是采取分稿费的名义赠送的。 所谓“联合他人为其谋求爵禄”，是从他给我看两封梁漱溟亲笔信引起的。从那两封信以及郝心佛的口述，我知道他曾当过冯玉祥部下的少将军需官，他夫人魏雁令是北师大1930 年毕业生，是梁漱溟的好友魏朗斋的妹妹。他曾向梁漱溟求援，希望梁漱溟代他向统战部反映，为他觅一个文史馆员待遇。我看了梁漱溟的信，觉得他这要求既是出于无奈，也不无理由。我确实给当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周汝昌写过信，问他是否能与梁漱溟联合向政协反映一下。郝心佛本人也再次给梁漱溟写了信，并又把梁漱溟的复信抄给了我，梁漱溟也答应只要周汝昌领衔具名，他愿署纸尾。正巧这一年我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郝心佛得知消息后又写信告诉我，他还认识一个河南省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徐道蕙，是商丘人，他写了份履历，要我开会时找到徐道蕙面洽，设法帮助他摆脱困境。六月到北京开会，我找到了徐道蕙，拜徐道蕙为他设法。这在我也不过怜范叔之意，也不知后来徐道蕙帮忙达到了目的没有。不过，据韩绍诗说，商丘县已经改善了郝心佛的待遇。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想说出来也不会丢我什么人！ 至于“嘱咐他如何动手”，就更是程德卿的无稽之谈。我无论当面对郝心佛谈还是别后给他去信，都是一再指出他的言词不合情理之处，并明确道出我的怀疑，例如那四首诗，我就曾怀疑是他代拟的。但郝心佛复信，一再语无伦次，仅仅这四首诗，一时说迷失了，一时说送给了胡大建，一时又说从搁楼中找出，1983 年元月四日的信竟说是“程德卿加上的”，实在弄得我莫名其妙，所以劝他讲实话，不要再制造迷雾了。六月六日，在他获悉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突然主动提议： 关于“雪芹小照”事，我打算函河博暂不发表，或请先生代我撰述一文。自觉老耄昏聩，前文是别人的代笔，弄的是非颠倒，阴错阳差，此案可就此结束。 我当时读了觉得可笑，连忙回信拒绝，我不能替他“撰述一文”。并且也从这封信中才知道他那篇《 揭开“曹雪芹画像”之谜》是在他“自觉老耄昏聩”的条件下“别人的代笔”。这个“别人”是谁呢？我当时就猜想是程德卿，只是由于证据不足，还不敢十分肯定。果然，程德卿在读了我的《 陆厚信绘“雪芹小照”的再辩护》之后，又一次“不打自招”了。他在他的《 伪“雪芹小照”的再辩析》 一文中“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解释：郝心佛信中所说“又经程德卿加上张鹏四句绝句”一语，“其本意是指其初稿原无张诗，是经我的手加上去的”。又把“代笔”委婉地说成“誊清”初稿不敢断然否认，只承认“于是他背诵着，我记录着，就这样把张诗加入稿中了”，真是扭捏之态可掬。现在他居然说我嘱咐郝心佛如何动手，岂非血口喷人。要说做小动作，也只能说郝心佛在程德卿的导演下，曾经做过一些小动作，这一次又要求我帮助他也做小动作，被我坚决拒绝了！怎么能如此颠倒黑白，说成是我嘱咐郝心佛如何动手呢？ 原载：《黄河》1997年第6期 原载：《黄河》199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