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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艺术价值，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作过这样精辟的评论: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鲁迅的意见和曹雪芹的文学主张很有一致之处。《红楼梦》第一回石头对空空道人说: 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诗情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迂，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不论鲁迅说的“敢于如实描写”，写“真的人物”，还是曹雪芹主张必须按“事体情理”，对生活“按迹循踪”，都是强调文艺创作必须真实地描写生活，使自己创造的人物形象，有着深厚的生活实感和丰富的表现力。 曹雪芹正是遵循真实的创作原则，打破了违背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创作了他所处时代的巨大艺术画卷。《红楼梦》的艺术真实的力量，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都赢得了声誉。探讨《红楼梦》的艺术真实的问题，作为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借鉴，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一 《红楼梦》的艺术真实，首先体现在它描绘了“真的人物”。它突破了以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真实地反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贾宝玉和林黛玉是《红楼梦》描写的两个主要人物。他们的性格核心是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叛逆。他们既与其他贵族青年一样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又表现着他们对封建传统的叛逆和平等自由的热烈追求。作者把人物置身于贾府多方面的社会环境中，从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态度和反应中，在各种人物的对比和烘托中，写出他们独特的人物性格。贾宝玉在封建家族走向没落但一切又表现着它垂死前的繁华假象中，感到了现实的冷酷，经受了种种惨痛以至爱情的幻灭，使他憎恨原来所属的阶级，从某些方面感受到封建制度的反动性，甚至最后背叛家庭的希望，走上叛逆的道路。鲁迅指出:贾府“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①贾宝玉与其他的贵族青年不同，独他能领会当时环境的“悲凉之雾”，正是他叛逆思想的特征。然而，贾宝玉作为一个贵族的叛逆者，作者也如实地写出他贵族公子的思想局限和不良习性。他采取了一条消极反抗的道路，这在当时实在也只能如此。人物性格与典型环境达到了高度的真实。林黛玉则有所不同。她出身于没落的世禄之家，只身投靠贾府，孤苦零丁，寄人篱下，精神上遭受重重压力。她追求自由理想和婚姻自主而走上叛逆道路，但她的叛逆带着浓重的悲观色彩，终日多愁善感，柔肠寸断，分明带着侯门“千金”的烙印。曹雪芹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打破了以往小说大团圆结局的陈规旧套，给他们的爱情纠葛安排了悲剧结局，这完全符合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他众多人物性格的刻划也是如此，总是根据主题的要求，依描写对象的不同，而采取各种表现手法。就薛宝钗来说，她作为体现正统闺范的典型，处处表现着封建道德的“德、言、工、容”的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她出身于“皇商”世家，随家进入京都等待皇帝聘选殡妃，但待选未成，贾府薛家的主子便把她送上“宝二奶奶”的宝座，从而酿成宝黛爱情的悲剧。薛宝钗既有“神色飘逸，秀色夺人”的淑女姿质，又具有“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秉性，她端庄稳重，又虚伪无情;既善使机心，又不露锋芒，走的是一条封建正统的道路。她的思想性格处处与封建社会的环境相一致。没落贵族要用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必然选中这个体现正统规范的薛宝钗，而不会是叛逆的林黛玉。作者写出薛宝钗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卫道士，又不把破坏宝黛爱情之罪归诱她个人，而是归之于整个封建制度，这正体现了《红楼梦》的艺术真实。 鲁迅批评过《三国演义》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②《三国演义》对一些人物的描写存在夸张失实的毛病，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红楼梦》则完全摆脱了人物故事的旧套，所塑造的人物典型符合历史的真实，因而是“真的人物”。这正如黑格尔赞尝荷马史诗一样，认为其中“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的抽象品”。③所以，《红楼梦》给读者的印象就特别深刻，在艺术上就显得特别可贵。《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正如鲁迅所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④。它切近生活又使人感到新鲜，因而就显出《红楼梦》描写生活的真实性和艺术表现的独创性。 《红楼梦》虽然直接描写的对象是大观园里的人们，但作者站在时代思想的前列，透过复杂纷纭的现象，抓住生活中某些本质方面，通过大量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日常生活的描写，不但揭露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也表现了封建叛逆者与卫道士之间的尖锐冲突;不但描写了官僚地主的腐朽淫逸，而且也展示了下层人民的困苦屈辱，从贾氏两府展示了整个封建社会，揭示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社会风习、道德观念、婚姻爱情、家庭生活和文化教养等一系列的生活范围。它象一面镜子，把封建社会的一切腐败和溃疡与贵族地主阶级的必然灭亡的命运，不加掩饰地揭露出来。它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的幻想，动摇贵族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这正是《红楼梦》忠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独到之处，显示出它在中国小说中“口实描写”的特殊价值。 二 《红楼梦》通过对四大家族的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的描写，塑造了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众多的人物，作者既真实地写出了他们在一定阶级关系中的社会地位和阶级意识，也写出了由于封建末世激烈的阶级斗争所给予人物阶级地位的变化和阶级意识的影响。这是《红楼梦》的艺术真实的又一体现。 《红楼梦》中有许多人物阶级性演化的例证。除了宝黛属于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这一类以外，还有其他复杂的演化。属于阶级地位升沈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几十个主子，都经历着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化过程;贾雨村由破落穷儒演化成显赫官僚，而后又获罪被削职为民、递解还乡;甄士隐由乡绅望族演化成出家道士;石呆子由富足之家演化成家破人亡;蒋玉菌由优伶演化成拥有房产地亩的小康之家，妙玉由贵族豪门女演化成尼姑;何三由奴隶演化成结伙的强盗。此外还有:如阶级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思想意识完全被统治阶级毒化了的老奴才焦大;从阶级地位到思想意识都发生了转变的、由奴隶总管变为官僚地主的赖大;背叛自己原有阶级、从奴隶经由卖身求荣途径成了统治阶级鹰犬的袭人，等等。这类人物的发展演化，说明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着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作家描写的生活事件和人物性格，按照生活本身发展的逻辑，客观上与当时封建末世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向相符合。指出这些对立阶级的复杂关系，显然不是曹雪芹主观意识到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但是，由于曹雪芹严格遵循艺术真实的原则，使作品实际包含的内容大大超过了作者的主观认识。 文学用形象的图画描写现实。人物性格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现实关系。只要遵循艺术真实的原则，忠于生活本身的逻辑，文学就必然会把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现实关系反映出来。曹雪芹的艺术实践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曹雪芹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尽管没有自觉的阶级观点，但他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自发的辩证法，因而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红楼梦》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丰富现象，触及了封建社会不可挽回的发展规律。当然，我们从《红楼梦》中可以看到，当时作家在艺术思想上有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很大程度地制约着他的艺术思维。他一方面雄辩地展示出贵族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对这个没落阶级的现状和前途作出因果轮回的宿命归结;一方面从宝黛的自发反抗中强烈地表现新一代的叛逆精神，真实地表现了当时新旧两种社会力量的尖锐冲突，另方面又表现着浓重的悲观色彩和虚无主义思想。再从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来看，对批判地描写的王熙凤却赋予她理家治府的精明出众的才能，对城府深严、道貌岸然的薛宝钗给予辛辣讽刺的同时又对其淑女风范和闺秀柔情流露出相当的赞赏，在暴殄天物、依老卖老的贾府最高的统治者贾母身上也流露出有福消受、安富尊荣的情绪，对雍容华贵的贾妃也表现着她对奢侈靡费的反感和自身寂寞的悲叹，甚至对一些下层的女奴也写到他们对贵族的依恋和对主子的感激以及对同类逞威作法的表现，等等。这说明曹雪芹是不自觉地写出了在封建社会中那些作为具体存在的社会关系和人物个性的复杂性，按照当时的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来展示了这些复杂的现象。正是由于生活本身的逻辑力量和作家的写实手法，顽强地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实践，致使象曹雪芹这样一些伟大的古典作家，在没有自觉的阶级观点的情况下，通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能动性，能认真地细致地观察社会现实，产生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认识和感受，并运用形象思维，严格遵循性格在环境中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趋势，真实生动地展示生活的真实图景，形象地写出各种人物合乎他们特征的鲜明个性来。 《红楼梦》的艺术实践还说明，生活的表现形态要比人们的阶级属性的表现要广泛和丰富得多。《红楼梦》中的几百个人物，我们固然可以找出他们身上烙着的阶级性，但正如鲁迅所说:“性格感情等，·····一定都带阶级性，但‘都带’而非‘只有’”⑥。当人物一旦活动在他们的环境中时，并不一定在任何时间、地点和任何情势下，都能对他们的生活行动作出阶级属性的归结。如刘姥姥这一形象，作家不是单纯用她去揭示贫富生活的悬殊。如果我们仅仅给她找一个阶级归属，从而说明她的社会意义，并不能完成这一形象的分析任务。刘姥姥活动在贾府中的三次描写，既从结构上起到揭示贾府由盛而衰的见证作用，也刻划出她的性格特征。她既是世故的、圆滑的，善于适应环境博人欢心的，又是善良的朴实和幽默的。她的言谈举止，对于一个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要到贵族家庭里去攀亲戚、求救济的老年贫苦农妇来说，完全是真实的，合乎情理的。“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如果文学的分析，硬要对一切细节描写都加以阶级性或阶级斗争的说明，它可能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也可能出现用阶级观念去附会文学现象的贴标签的方法。例如，有的评论者把何三结伙抢劫贾府的强盗行为，硬说成是人民群众对地主阶级的造反斗争，把甄士隐因破产逃往农村，遭到“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又“不得安身”的描写，硬说成是作品展示着当时广大农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把薛姨妈搬入大观园居住，硬说成是有目的去监视贾宝玉的行动，把袭人的种种不端，硬说成是“特务”“叛徒”行径等等，这未免是附会。假如袭用现实斗争中的一些现成理论，强行把它加在文学作品中去，很可能把作家作品弄得面目全非。 评价一部伟大的古典作品，既不能单纯从作家的主观认识出发，离开作品的客观内容作出片面的判断，也不能以今人的认识水平来苛求。在古典作家中，其世界观和艺术观往往与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不能完全一致。如果作家在先进的世界观指导下，采用进步的创作方法，那他在艺术实践中，就可能为惊心动魄的生活事件所感动，就会为生活本身的规律所制约，而保持形象画面的完整性和复杂性，就能运用他最感动同时也最能揭示生活规律的血肉细节加以忠实描绘，而使创作更加切近生活的真实。另方面可以使作品的容量大大超过作家在创作时并没有明确认识或完全没有认识的内容，而使作品包含着生活本身的客观性具体性和丰富性。杜勃罗留波夫说过:“文学作品所以成为某一思想的表现，可能不是因为作家在创作时倾心于那个思想，而是因为他迷于现实中某些事件，那些思想便从这些事件中自然流露出来”⑥。《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的生活内容，是从众多的生活细节描写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艺术整体，它不仅要比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主观认识要深广得多(如五十三回写乌进孝交租，作者意图是揭示贾府经济来源的入不敷出，但客观上却真实地暴露了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残酷的经济掠夺和地主阶级贪婪的本性)，而且也要比评论者从一个角度所阐明的作品内容要丰富深广得多，更不要说那些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以现成的公式或概念去剪裁作品丰富内容的理论和归纳了。 三 在现实主义创作中，艺术的丰富画面都必须以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样式表现出来，但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并不是生活的实录或机械地照相。曹雪芹忠于他的生活感受，醉心于人物的“离合悲欢，兴衰际迂”，严格按照生活的“事体情理”，在创作中大胆地虚构，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艺术典型化的工作，花费了毕生的精力。 《红楼梦》从远古的传说开篇，从漂渺的天国引向现实的人间，不借汉唐，不着迹于朝代年纪和真实地点，而以“闺阁”“裙钗”为中心人物，把主角从姑苏扬州引向虚拟的石头城的荣宁两府。这石头城中的贾府，正是典型的封建贵族世家，它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它以贾府为封建社会的缩影，集中和概括着自己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耸立在小说所展示的封建末世图画中心的，正是这样一个经过典型化处理的封建世家，是展开《红楼梦》复杂纷纭的生活事件和人物关系的典型环境。在这个典型环境中，具有众多的有个性的人物活动着。尽管不少人物可能有现实的模特儿，在贾宝玉身上也的确反映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一些情节也可能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事件，但象《红楼梦》这样集中完美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不经过巨匠的艺术虚构和高度概括，是无法产生的。曹雪芹反对自然主义照抄生活，又反对“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他塑造的个性大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一些次要人物，只要他们一经出现在作品的特定环境里，就起到他们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所以，它比生活的真实更生动形象，更深刻有力，因而也就更有概括意义，更有美学价值。高尔基说，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合情合理地写出在生活中实际没有但又是可能有的人物和故事。脂砚斋在小说第二回写到林如海官至“兰台寺大夫”一句上有个眉批说:“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所谓“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是指作者不拘泥于细节真实，而着力通过想像虚构、取舍缀合的典型化来揭示事物的本质真实。《红楼梦》中一些“荒唐不经之处”，并不完全是作者出于“毫不干涉时世”的“狡滑托言”，也不仅仅是作者单纯为了避免清代残酷的文字狱，实在也是艺术创作中一项不可缺少的艺术真功夫。如果曹雪芹囿于真人真事，局限于叙述个人的家世和为个人叙传，那就必然违反典型化的原则，不可能写出这部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广阔社会画面的现实主义巨著。如果把小说内容当成事实考据的对象，又把史实材料与小说内容互相比附，把《红楼梦》完整的艺术形象割裂成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的偶然事实的碎片，这就从根本上抹煞了艺术的真实。 注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01页 ②同上第107页 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295页 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05页 ⑤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100页) ⑥转引自季靡菲耶夫:《文学原理》(平民出版社186-187页)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0/01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