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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曾经把《红楼梦》研究领域划分为两个世界：事实还原与意义诠释（或叫待考与待释）①，着重强调：两个世界有着各自的宗旨、原则和方法，模糊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则往往会走向谬误。这是针对红学史上一些常见的误区而提出的，一些研究者把意义诠释的原则与方法应用于事实还原领域，因而造成了一些因常识性误解而形成的红学纷争。 然而，红学的这两个世界虽然在学术旨趣与操作方法上泾渭分明，但却不能说没有关系。事实还原领域的研究成果将直接形成、诱导新的诠释意向。这里不存在考证与诠释谁主谁次的问题，不存在谁是基础，谁是附属的问题----把这些朴素的问题留给小学生去回答吧。这里的问题是，事实还原领域与意义诠释领域都与作为文化事实的《红楼梦》（或《石头记》）直接相关。由此而形成的表意实践的历史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红楼梦》研究的事实还原领域主要包括作者和版本两大分支（“脂砚斋是谁”和《石头记》探佚可以包含在版本研究之中），本文重点以《红楼梦》的版本为例，考察《红楼梦》的版本流变如何为《红楼梦》的诠释史提供不同的文本，如何由此形成不同的表意实践，以此描述《红楼梦》（或《石头记》）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生成历程。 在以往的《红楼梦》研究中，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是互为隔膜的。从理论上讲，版本研究是文本研究的基础，文本研究是版本研究的目的----研究者一般都不难认同这样的大道理。但是，这种“基础”与“目的”的性质究竟是如何呈现、如何展开的？研究者往往无暇顾及。他们往往在对上述大道理表态一番之后便各自回到自己选择的领域（或版本，或文本）去攻克难关，心不旁骛。由于《红楼梦》版本研究这一课题的高度的复杂性，选择版本研究者已无暇顾及《红楼梦》文本的价值阐释；选择文本研究者，要么转换角色，加入到版本研究的行列，要么知难而退，选择一种通行的版本去探讨《红楼梦》的写实主义艺术、典型塑造艺术、叙事艺术、原型隐喻，等等。（这时，版本研究者会对文本研究者说，你选择的版本不是曹雪芹的原作，而是“伪书”，你所谈的“叙事艺术”等等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叙事艺术，而是一部伪书的叙述艺术。）这样，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只好各行其是，依然故我。 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关系之实质依然未曾得到揭示，真理依然处于遮蔽之中。 如何阐释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关系，这已经不仅仅是《红楼梦》的问题，而且是所有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乃至古典文献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本文着眼于历史、文化的生生不息，关注古典文献是如何切入历史，如何展开于传统之中，并成为后人（包括今天的研究者）的血液的一部分。所以本文一方面相信，版本研究的直接目标是还原版本真相，梳理版本源流，辨析真本善本；另一方面，本文试图转换视点，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红楼梦》（或《石头记》）的诸多版本是如何成为文化事件的，是如何在阅读中展开的。在这一点上，版本研究将与文本研究合而为一。 二 撇开外文的《红楼梦》版本不说，一般研究者把《红楼梦》的版本系统分为两大系统：脂本系统和程本系统。事实上，在程甲本出版之前，已经有80回本的《石头记》和120回的《红楼梦》存在（见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只是程本之前的这部120回本的《红楼梦》至今尚未现世。② 关于《红楼梦》的版本，根据冯其庸、李希凡先生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③所载，就有146种（其中包括一些未见版本）。 据魏绍昌先生的《〈红楼梦〉版本小考》④，现存版本中文部分有30种。如果再加上此后发现的新版本，就不止这个数字了。这些版本之间的关系困扰着历来的《红楼梦》研究者，脂本与程本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各脂本之间的关系，其复杂的程度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脂本”，只是一个泛称，它泛指出自不同评点者在不同时间在《石头记》或《红楼梦》上写下的评语，它是一个集合体。尽管“脂砚斋”、“畸笏叟”是其中的主体，但毕竟无法改变“脂本”的泛称性质。要对这个集合体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并非易事。这个研究领域充满了荆棘、迷雾、陷阱，这个研究课题充满了挑战性。这种强烈的挑战性反而激发了红学史上一些研究者对这一研究课题如痴如醉，为之付出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较早论及《红楼梦》（《或石头记》）的版本的是清代的周春、程伟元、裕瑞等。20世纪的研究者更是大力拓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其研究队伍之庞大，研究规模之空前，讨论之激烈、集中与持久，都是在20世纪的学术界令人刮目相看的。 尽管红学史上的版本研究在很多方面至今犹给人以“定论尚早”的印象，但是，这些版本研究毕竟正在逐步走向深入。 三 不少《红楼梦》版本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不同脂本的研究去探讨《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但是，由于现存脂本都不是脂砚斋等的原抄原评本，而是过录本，甚至是过录本的过录本，或者是多种过录本的合成本，这给脂本系统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使脂本版本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臆测的阴影。 在所有的《红楼梦》版本研究中，一个强烈的意向是还原《红楼梦》（或《石头记》）的版本的本来面目。程本系统被称为“伪”、“伪篡”、“篡改”、“改窜”等，有人说：“从脂评抄本到程甲本，到程乙本，《红楼梦》一方面获得愈来愈广泛的传布，另一方面，他的内容受到愈来愈多的窜改。仿佛广泛的流传是以它的思想艺术不断削弱为代价的。”⑤ 程本固然已经不是曹雪芹的原本，尤其是后四十回，无论版本研究者或电脑数据统计者如何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出自同一人手笔，读者都不难认出：后四十回的作者与前八十回的作者在人生价值观、社会理想、对人性的理解等方面判若霄壤。但是，从文化事实的角度看，程本一问世，《石头记》的抄本时代即宣告结束，程本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即使今天能够找到曹雪芹的原著全书，也不能把程本从中国文化传统之链上砍掉。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文本的角度去考察《红楼梦》版本现象，《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就可以呈现出一番新天地。本文试图改变以往的“回溯式”姿态，而更加关注《红楼梦》（或《石头记》）在阅读领域中的意义生成性。 作为“文本”概念，它有“不断生成的”、开放性的性质、特点，第一个《红楼梦》（或《石头记》）文本诞生之后，读者对它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个性化的表意实践，此后的其他《红楼梦》（或《石头记》）版本都是一份表意实践的记录，也可以说，每一个版本的出现，都标志着一个崭新的《红楼梦》（或《石头记》）文本的诞生。譬如，研究者往往把有正本称为“戚本”或“戚序本”，但是，1975年上海古籍书店发现的10册《石头记》前40回抄本，使我们有理由对这一称谓提出质疑。魏绍昌先生对此抄本上的多处贴改进行研究，认为这部抄本即是有正本的底本，贴改处即是有正书局老板狄平子所为。根据魏绍昌先生的这一研究，有正称为“狄本”也许更为合适。由狄平子所贴改的《石头记》已经是一个有别于由张开模收藏的戚序《石头记》抄本，相对于张藏本，狄改本是一个新的文本，不妨把它视为狄平子面对张藏本而进行的一次表意实践。 根据研究者的考证，抄本《石头记》是在一个极为狭窄的阅读圈中传阅的。这些传阅者似乎是怀着隐蔽的心理进行阅读的，因而他们留下的记录文字极为有限。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谈到，乾隆庚戌秋（1790年），杨畹耕告诉他雁偶以重价购得两部钞本，一为80回的《石头记》，一为120回的《红楼梦》。 到了壬子冬（1792年）得知吴门坊间开始刻印新的刻本，他这才买到了一部全本，也许就是程乙本。从周春的随笔看来，他并未看到或听说80回本的《石头记》上有脂砚斋等的批语。在笔记中，周春特别关注《红楼梦》与清代历史实况的关系，这也是《红楼梦》诞生之后存在于它的读者中的一种强烈而普遍的阐释意向。他说当时有一种传说，指《红楼梦》为纳兰太傅而作。周春读了新刻本之后，认为应该是影射金陵张侯家事。⑥以周春对《红楼梦》“本事”如此之关注，他是不会忽略那些致力于历史实况的提示与暗示的脂砚斋评本的。清代中后期的一些咏红诗可以视为对《红楼梦》的意义诠释，但它们并未涉及脂砚斋等的批语内容，它们更多的是对《红楼梦》的爱情主题的吟咏。而对爱情主题的强调，正是程本的一大努力。这一点只要关注一下程本对宝黛爱情的结局的戏剧性处理，即不难明白。根据脂砚斋等的批语所提示，根据一些研究者的研究，黛玉最终不是死于“掉包计”，而是死于“泪尽”----因宝玉的不幸遭遇而泪尽。前八十回对贾宝玉的存在体验的深刻提示，在程本的后四十回里被转换为苍白的佛理说教，而形象感人的却是黛玉的戏剧性死亡。 魏绍昌先生把《红楼梦》的流传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曹雪芹生前的18世纪中叶到程本问世，这是《红楼梦》的传抄时代；二是程本问世之后的刊印时代。⑦应必诚先生把《红楼梦》（或《石头记》）的流传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脂评本----手抄本的时代（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第二，程甲本----木刻本时代（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至1927）；第三，程乙本----铅印本的时代（1927年以后）。“《红楼梦》的版本和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抄本的时代，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名称行世；第二阶段是木刻时代，这个阶段实际流行的是程甲本；第三阶段是铅印本时代，从亚东本一直到今天，流行主要的是程乙本。”⑧ 倘若从表意实践的角度看，《红楼梦》文本实现的历程则应表述为程本时代、关于脂本的传说时代与脂本于20世纪被发现的时代。而且从表意实践的范围与历史来看，脂本系统显然不如程本系统。 文本视角首先要求从现象的角度描述《红楼梦》版本，它要求研究者首先关注每一个《红楼梦》版本进入阅读视野的时间、方式，即每一个《红楼梦》版本是什么时候被发现、被阅读的，以什么方式（譬如，究竟是16回，还是78回，还是120回）被阅读的。 这一描述角度策略性地把文本相对于曹雪芹原著来说是真是伪的问题暂时悬置起来，它更关注每一个《红楼梦》文本的出现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它把读者面对《红楼梦》（或《石头记》）时所进行的表意实践放在研究的焦点上。 譬如，对于120回的程本，研究者已经指出其后四十回如何不符合曹雪芹原著的基本思路和基本价值观，指出其前80回如何篡改了曹雪芹的原著。这种研究从还原历史真相的角度看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从一个文本的意义生成的角度看，从读者的表意实践的角度看，程本的接受史显然长于脂本系统，而且，一些脂本也是程本接受史上的一个环节，譬如己卯本的第64、67两回，是根据程本补抄的；蒙府本的第57回至62回以及后40回，都是根据程甲本抄配的；梦稿本正文属脂本系统，旁改则根据程乙本。那么，我们可以说，这部脂本的过录本即是脂本系统和程本系统双重影响的产物。亚东初排本是根据属于程本系统的王、姚合评本和属于脂本系统的有正石印小字本进行校读排印的，1955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所缺64、67两回用己卯本补配，1962年重印线装本。1959年1月台北文渊出版社翻印，所缺两回用道光王希廉评本补配。1974年2月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所缺两回及68回一段文字用蒙府本补配。可以这么说，自甲戌本之后，两大系统之间已经不是泾渭分明了。又如，根据版本研究者的考证，甲戌本的祖本比有正本的祖本更早诞生，但是，有正本于1911年至1912年间出版，甲戌本则于1927年通过胡适的介绍而进入读者的视野，有正本的著名的阅读效应出现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上，而甲戌本的著名的阅读效应则出现在胡适的脂本研究上。按版本诞生的时间，这两个脂本的顺序是甲戌本→戚序本；但着眼于表意实践的展开，本文的描述顺序则是戚序本→甲戌本。 四 当我们从催生表意实践的角度考察《红楼梦》文本的时候，我们将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程本较早在较大范围内引发了表意实践，脂本系统的文本则要到20世纪才真正在较大范围里受到关注。 程甲本于1791年出版，其影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程乙本于1792年出版，至1927年亚东图书馆根据程乙本标点铅印出版，才开始在一个广阔的层面上被阅读、诠释。 程本诞生以后，它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阅读效应是：冷热效应。周春说： 自九十五回后，贾氏之衰败立见矣，须看种种世态炎凉。世俗嫁娶，未有不重财者。黛玉父母早丧，孑然一身，宝钗母兄俱存，家赀尚厚，贾政之取宝而舍黛也宜矣。即史太君、王夫人，亦皆不免世俗之见，凤姐但能巧为迎合，不能强为转移也。或以拆散姻缘，专归咎于凤姐，其于世故人情，未曾思之烂熟矣。 黛玉幼居母丧，克尽孝道，其心地极明白者。故其死也，既悲双亲之早逝，又愤外婆之炎凉，因而呕血数升，奄奄垂绝。若专以为相思病，亦不谅其苦心也。此发于情，止乎礼义，颇得风人之旨。慎勿以《金瓶梅》、《玉娇梨》一例视之。⑨ 清代徐凤仪的《红楼梦偶得》着意将《红楼梦》的前后情节进行比较：“第一回雨村对士隐，自称晚生，一百二回重逢，则称学生，势利如此。”程本在《红楼梦》的阅读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以《红楼梦》的戏曲改编本和清代至近代的咏红诗⑩为例，这些戏曲改编本和咏红诗的一个共同意向是把《红楼梦》的丰富的价值思考向爱情、才子佳人的单一模式展开。 程本在《红楼梦》阅读史上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它对《红楼梦》悲剧的伦理化处理，这种处理是以对前八十回的存在论悲剧体验的迷失为代价的。但对于20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程本毕竟保持了悲剧处理，这使20世纪的中国读者得以粉碎那种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悲剧作品的偏见。胡适指出，程本后40回的作者是高鹗，但对高续40回，胡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们不但佩服，还应该感谢他，因为他这部悲剧的补本，靠着那个‘鼓担’的神话，居然打倒了后来无数的团圆《红楼梦》，居然替中国文学保存了一部有悲剧下场的小说！”（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对于这个悲剧的性质，胡适无暇顾及，他只是为中国古典小说中尚有一部打破团圆迷信的悲剧存在而庆幸、而欢欣鼓舞，高鹗则是保存这部悲剧的一大功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初的悲剧美学思潮，也即对悲剧美学的推崇。这也可以看作是程本的后40回在20世纪所遭受的一种表意实践。 与伦理化处理相适应，程本尽量淡化石头的叙述者功能，使《红楼梦》的故事更加人间化。相比之下，脂批本似乎更加强调石头在《石头记》中的叙述者功能，在第一回中，石头与神瑛侍者分属两个不同的故事，石头的故事更着重在于它的叙述者角色，神瑛侍者则与木石前盟故事相关。正因为石头具有叙述者功能，所以它可以从故事背后走到前台来跟读者直接交流：“诸公若嫌琐碎粗鄙呢，则快掷下此书，另觅好书去醒目；若谓聊可破闷时，待蠢物逐细言来。”（甲戌本第六回）石头有时可以触景生情，譬如第十七、十八回，小说叙述到元妃省亲的情景时，石头有感而发：“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这功夫纸墨，且说正经的为是。”（庚辰本第382页） 程本把这些石头的叙述给删掉了，这样，石头的叙述者角色淡化了。然而无论如何，程本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对中国的读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譬如，在巴金的《家》里，我们不难感受到程本对悲剧的伦理化处理的深刻影响。从辩伪的角度，我们有责任指出程本对曹雪芹原著的改造；从表意实践的角度看，即使我们今天得到了曹雪芹的全部原著，也同样有责任对程本在二百多年来的《红楼梦》表意实践中的深远影响作出肯定。 五 20世纪之前脂批本主要处于传说和被收藏的阶段。就现存资料看，最早谈及脂批的是生于乾隆三十六年的爱新觉罗·裕瑞。他所写的《枣窗闲笔》成书于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1820）之间。在“后红楼梦书后”里，裕瑞传达了几点信息： 一、裕瑞听到这样一种传说：原来有一部叫做《风月宝鉴》的书，又名《石头记》，曹雪芹得到这部书之后，对它进行五次删改； 二、裕瑞曾经看到抄本《红楼梦》，每一本的卷额上都有曹雪芹的叔叔脂砚斋的批语。脂砚斋的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明确地指出《红楼梦》里所写的是当年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也即，裕瑞指出，脂砚斋批语作了历史实况的称引。 三、《红楼梦》的故事是历史实录：“其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情性遭际，一一默写之，惟非真性名耳。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 可以说，周春已经开始了《红楼梦》索隐；可以说，脂砚斋批点的《红楼梦》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阐释维度：从历史实况维度展开对于《红楼梦》的表意实践。这一维度在后来的索隐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开。 然而，脂砚斋究竟是如何点明或提示与《红楼梦》故事相对应的历史实况的，今天我们还不得而知。只有到了20世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出现之后我们才真正领略了脂砚斋是如何点明历史实况的。1911年有正书局出版了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部《石头记》的前四十回的眉批是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它的双行批则不做历史实况的揭示，而更多的是对《红楼梦》的人物塑造、章法技巧等进行提示。所以严格说来，1927年胡适得到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撰文对脂批进行介绍之后，脂砚斋所引发的阐释维度才为我们所真正领略。 19世纪末，刘铨福得到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部抄本在20世纪出现时被称为“甲戌本”），上面的“脂砚斋”批语给刘铨福的最大启发是批语对历史实况的点明与提示。刘铨福在这部抄本后面写了五条跋语，说：“此本是《石头记》真本，批者事皆目击，故得其详也。”“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度。”到了庚辰本，关于历史实况的点明与提示就更多了，对八十回之后的“原本”的情节提示更是这一抄本的一大特点，这种情节提示也是历史实况阅读趣味的一种形态。 尽管裕瑞对于曹雪芹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他自称见过脂砚斋批的抄本《红楼梦》。是否可以如此假设：“引其当年事甚确”的脂砚批本《红楼梦》曾经存在过并且已经形成了它的阅读史，只不过这个阅读史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 在《〈读红楼梦杂记〉选粹（附录）》一节中，俞平伯介绍了《读红楼梦杂记》（据顾颉刚考证，这是同治八年愿为明镜室主人在杭州刻的，顾颉刚因为见到一本《愿为明镜室词》，是旌德江顺怡所作，因为刻的时间和地点都一样，号也一样，所以顾颉刚认为《读红楼梦杂记》也是江顺怡所作），并摘录了其中的一些段落： 《红楼梦》悟书也。其所遇之人皆阅历之人，其所叙之事皆阅历之事，其所写之情与景皆阅历之情与景。正如白发宫人涕泣而谈天宝，不知者徒艳其纷华靡丽，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缠绵悱恻于始，涕泣悲歌于后，至无可奈何之时，安得不悟！（一页） 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已往所赖之天恩祖德，锦衣纨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半生潦倒，罪不可逭。此数语古往今来人人蹈之，而悔不可追者，孰能作为文章，劝来世而赎前愆乎？（一至二页） 或谓红楼梦为明珠相国作；宝玉对明珠而言，即容若也。窃案……苟以宝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况《饮水词》中，欢语少而愁语多，与宝玉性情不类。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梅》等书，意在报仇泄愤也。数十年之阅历，悔过不暇，自怨自艾，自忏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谓宝玉者，即顽石耳。（六页） 这些重点号为俞平伯所加，表明了俞对其价值的认定，即在于实录，自传。 1921年，胡适主要关注三个《红楼梦》版本：有正书局的“戚本”，程甲本和程乙本。此时的胡适对于《红楼梦》的版本大约知道有80回本子与120回本子两类。 他接触到了这个戚本，后来的甲戌本的双行批、侧批等也与戚本大体相同，但此时的胡适并未发现戚本批语的价值，因为戚本批语极少对历史实况进行提示。胡适说：“戚本大概是乾隆时无数展转传钞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种，可以用来参校程本，故自有他的相当价值，……”（重点号为原文所有）1927年，胡适得到甲戌本，该本的眉批与跋都是戚本所无，这些眉批与跋作了很多“历史实况”的提示与暗示，乃至可以证明曹雪芹卒年的直接证据。对此，胡适欣喜若狂，他写信告诉钱玄同：甲戌本中“有许多处可以供史料，有一条说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此可以改正我的甲申说。……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⑩ 甲戌本的出现，对于胡适来说，印证了他的实验主义方法，印证了他的自传说。得到甲戌本之后，胡适把它称为“脂本”，把它与戚本进行对勘。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胡适专列了“脂本与戚本”一节，他说：“我用脂本校戚本的结果，使我断定脂本与戚本的前二十八回同出于一个有评的原本，但脂本为直接钞本，而戚本是间接传钞本。” 可以说，甲戌本在20世纪20年代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红楼梦》阅读者从清代政治的维度展开他们的表意实践。 胡适没有留意到戚本的史料价值，俞平伯则发现了戚本的批者与历史实况的关系，俞平伯从戚本批语推测批者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他根据这样一条批语：“余历梨园子弟广矣，……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今阅《石头记》……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确，然非领略过乃事，迷陷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戚本第十八回龄官做戏节下注） 俞平伯又说：“看他底思想并不见十分高明，但他却颇有《红楼梦》是部作者自传这个观念，是正当解释底开山祖师。他怎样会有这样的见解呢？这实在因他上距作者不远，能了解当年底环境，空气，且叙述底踪迹处处可以考证，谬说无从发生。” 俞平伯引了几条戚本批语： 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第一回，“无材补天幻形入世”下注。） 盖作者自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耳。非作者为谁？余曰，“亦非作者，乃石头也。”（均第五回，注） 此回铺排非身经历，……则必有所滞挂牵强，岂能如此触处成趣？（第十八回，总评） 作者一生为此所误，批者一生亦为此所误。（第二十一回，注） 俞平伯说：他不但知道宝玉是作者自寓，且很能了解作者底生平，性情；这也可见他两人相去不远，大约是可以及见而没有见过的。可以说，戚本对于俞平伯的最大意义就是帮他对《红楼梦》80回后的情节进行探佚。 甲戌本等脂砚斋评本出现之后，成为胡适新红学的强有力的证据。胡适对甲戌本的成功使用，使新红学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得以在“历史实况”的阐释维度全面展开。俞平伯于1978年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办法。你看，二十年代以后，我根本就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章。” 俞平伯没有追随这股‘自传说’的强大阐释大潮，这股阐释大潮并没有因为他的退出而减弱，相反是更为汹涌澎湃。 六 可以说，脂本系统在20世纪出现，它们对阅读界的表意实践最大的影响就是历史维度的介入，对历史旨趣的诱导。除了激发历史实况维度的阐释意向之外，脂评本还在小说学方面得到了20世纪的小说理论与批评研究界的高度关注。裕瑞所看到的脂砚斋的评点是否有对《红楼梦》的艺术特点成就进行评析，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脂砚斋并没有以其小说艺术观念打动裕瑞。《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小说学方面的见解显然给刘铨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他并未就此展开评析。（程本的影响更多的是小说批评方面的）20世纪50年代，脂砚斋评点在小说学方面的价值开始受到关注，其文学理论价值的全面受到关注，是在八九十年代，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叙事学理论的研究都从小说学方面对脂批进行总结。 脂批本是以脂砚斋等的批语与小说正文一起进入阅读领域的，这在阅读效应方面显然不同于程本的白文本形式。这些批语已经与正文一起构成为一个独特的文本，在同一时刻向读者敞开、呈现。东观阁本等程本系统的版本也有了批语，把它们与脂本系统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脂本系统的文本以关注历史实况而引人注目，东观阁本等程本系统文本则无意于提示历史实况，无意于把读者向历史之维诱导，而是着力于对小说的文脉、章法、句法等形式特点的揭示，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勾勒。可以说，东观阁本等程本系统文本更多的诱导着文学或文章学方面的表意实践。 本文对关于《红楼梦》的表意实践的历史的描述依然处于未完成状态，因为关于脂本系统的源流演变，研究界至今还处于艰难的辨识之中。一旦正确的结论形成，本文的描述就有调整、矫正的必要。 注 释： ①还原与诠释---红学的两个世界[Ｊ]。明清小说研究，1995，（4）。 ② 范宁在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所写的“跋”里认为，可以根据稿本考出程高之前已有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存在。 ③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④ 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Ｍ]。中国科学出版社，1982。 ⑤ 应必诚。论庚辰本石头记[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 ⑥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拜经楼钞本，1958。 ⑦ 如：①（清）王希廉辑。红楼梦评赞[Ｍ]。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②（清）沈谦。红楼梦赋[Ｍ]。清道光留青书塾刻本。③（清）顾明镜室主人。读红楼梦杂记[Ｍ]。清末刻本。④（清）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红楼梦偶说[Ｍ]。清光绪二年（1876）篑覆山房刻本。⑤（清）梦痴学人。梦痴说梦[Ｍ]。清光绪十三年（1887）管可寿斋刻本。⑥（清）尊闻阁主辑。痴说[Ｍ]。清光绪申报馆铅印本。⑦（清）邱炜菽园外集第一种：红楼梦绝句[Ｍ]。清光绪廿五年（1899）刻本。⑧（清）睫。红楼梦本事诗[Ｍ]。民国四年（1915）有正书局石印本。 ⑧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⑨ 俞平伯。红楼梦辨（下卷）[Ｍ]。亚东图书馆，1923。 ⑩ 章兰。胡适谈甲戌本[Ａ]。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四辑）。[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Ａ]。胡适文存（三集卷五）[Ｃ]。亚东图书馆，1930。 痖弦等。《红楼梦》研究的未来方向[Ａ]。 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Ｃ]。北京出版社，1984。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4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4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