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引 红学研究者看到我的题目，会感到突兀、惊异，甚至莫明其妙。 那么，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在大家的心目中如何呢？ 沈治钧先生在《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二辑发表了《怡亲王弘晓与<红楼梦>》一文，其中讲道： “不管红学界对现存己卯本、怡府本、现存庚辰本的关系怎样看，各家在一个问题上的认识基本上是相同或相近的，即认为怡府过录本的底本应当就是己卯原本，也就是脂砚斋的那部‘己卯冬月定本’。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原因在于，一旦‘庚辰秋月定本’出现，‘己卯冬月定本’便如处子成婚，高僧破戒，一夕之隔，人是身非，任何人再据己卯原本过录的可能性就已不复存在。”① 看来，沈治钧先生对《红楼梦》版本研究的了解还很粗浅，他所谓基本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并不被各家所接受，因为有一些研究者根本否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己卯冬月定本”即己卯原本，也根本否认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庚辰秋月定本”即庚辰原本，他们只承认历史上存在过跨了己卯和庚辰两个年度的一个定本，我将其称为“脂砚斋己卯庚辰四评原本”。 《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六辑发表了林冠夫先生的《论己卯庚辰本——<红楼梦版本论>之一》一文，谈的正是这一问题，林冠夫先生告诉沈治钧先生和与他观点相同的研究者，以为历史上存在过两个定本实在是由于版本名称而衍生出的误会。他讲道：“但今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却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这两个本子由于版本名称而衍生了一些误会。即：据己卯和庚辰这两个版本年份，想当然认定，己卯年作者自定一个本子，即今存的己卯本。到庚辰年，又从头再作修定，即今存的庚辰本。研究者因此误认二者为各自分别独立形成的本子，然而，这样认定，却有舛版本事实。”②“今人看到现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都是过录本。如果追溯二者最初源头，即过录所据的祖本，是共同的。这个祖本就是：己卯庚辰本。因此，己卯本和庚辰本这两个本子的名称，如作更准确的表达，对己卯本，应称之为‘过录己卯庚辰本A’，而庚辰本则应称为‘过录己卯庚辰本B’。”③ 不知林冠夫先生苦口婆心地劝告对沈治钧先生和与他观点相同的研究者是否有启发作用呢？ 要想更清楚地了解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相关的研究和辩论的历史。 一 说到己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研究，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冯其庸先生1978年出版的专著《论庚辰本》，其完整的题目应是《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与己卯本之关系》，专著的中心观点就是今存庚辰本是据今存己卯本过录的。 陈维昭先生的《红学通史》中讲道：“胡文彬在谈到庚辰本也有避‘祥’字讳的现象时指出，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十分密切，并对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脂京本（指庚辰本——引者）可能是由脂怡本（指己卯本——引者）抄出的一个抄本。当然，也不排除脂京本是怡亲王府的另一个抄本的可能性。’后来，冯其庸的《论庚辰本》并不接受这后一种可能性，而把胡文彬的第一个推论作为讨论己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最后结论之一。”④ 陈维昭先生所说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的中心观点来自胡文彬先生，不知冯其庸先生是否认同？当然胡文彬先生的文章发表时间早于冯其庸先生专著的出版时间，不过，就常理来说，一部专著的构思、写作、出版都需时日，特别是基本观点应该酝酿已久。 1975年，冯其庸先生就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写作了《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共同认定今存己卯本就是怡亲王府的原抄本。随后，冯其庸先生参与了采用庚辰本为底本的新版《红楼梦》校注工作，对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异同应该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许，冯其庸先生会将自己的初步想法，即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与老朋友吴恩裕先生交流，如果两个人的观点相同，那么《论庚辰本》恐怕又是两个人合著了，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因为吴恩裕先生不认同冯其庸先生的初步想法。吴恩裕先生在冯其庸先生写作《论庚辰本》之前就有针对性地讲道：“庚辰本与现存己卯本是来自相同的底本（如书的行款、所缺回数、错字及个别怪字等）。庚辰本又不可能是直接从怡府抄本过录的，因为怡府抄本当时是秘密传抄的，他们决不敢再借与别人去传抄。”⑤显然，冯其庸先生没有听从老朋友的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初步想法，直到后来写作并出版了《论庚辰本》。今天来看，吴恩裕先生当时的劝告无疑是正确的。 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1978年出版后，引来了一场己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大讨论。众多的研究者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可谓是多种多样，但在批评《论庚辰本》的中心观点时却是异常地一致，即否认今存庚辰本是据今存己卯本过录的。 众多的研究者的文章、论著在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不过，透过多种多样的表述，它们又可分为两大类，这就是本文“小引”中所说的两种观点，即可概括为“两个定本说”与“一个定本说”。 魏谭先生在1980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二辑上发表了《“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说质疑》，其中讲道：“我们认为，正由于‘庚辰本是己卯以后的重定本’，它们是同一个‘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稿本的先后两次校定，因而，己卯本应抄自‘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才是从‘庚辰秋月定本’过录来的，它们之间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这就是己、庚两本既有相同特征又有原则差异的原因所在。”⑥ 用示意图可表示为： 脂砚斋己卯冬月定本 → 脂砚斋庚辰秋月定本 ↓ ↓ 己卯本 庚辰本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道理明白极了，己卯冬月定本的后代是己卯本，庚辰秋月定本的后代是庚辰本，今存庚辰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今存己卯本的过录本。 虽然，冯其庸先生与魏谭先生等研究者对己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看法是相对立的，即一方认为是“父子”关系，另一方认为是“兄弟”关系，但是他们双方讨论的基础是一样的，即认为曹家有两个定本。 1981年，香港《中报月刊》发表了梅节先生的《论己卯本<石头记>》，内地《红楼梦学刊》发表了林冠夫先生的《论王府本》，都提出了颠覆上述双方讨论基础的看法，即“脂砚斋只有一个定本，根本没有两个定本。”⑦“‘己卯冬定’和‘庚辰秋定’，是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定本的前后部分，而不是两个本子。”⑧ 林冠夫先生在他的新作《论己卯庚辰本》中特别强调道：梅节先生的文章与他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所见不约而同。”⑨ 梅节先生、林冠夫先生一个定本说的正确观点似乎并没有为所有研究者所重视，二十多年后，沈治钧先生竟然好像对此闻所未闻。也许是人们太关注于魏谭先生等研究者和梅节先生、林冠夫先生共同批评冯其庸先生中心观点的共同性，而忽视了魏谭先生等研究者与梅节先生、林冠夫先生之间观点的差异性。 梅节先生、林冠夫先生都是有成绩的红学家，他们的文章肯定会送交冯其庸先生，不过，从《论庚辰本》再版后记中看，冯其庸先生当时显然对此观点不以为然：“有的同志提出一种设想，可不可能曹雪芹和脂砚斋在己卯年（乾隆二十四年）‘定’了前四十回，在庚辰（乾隆二十五年）秋月以前‘定’了后四十回。这一设想，我觉得（只能是‘觉得’，因为无法确证）不能说绝无可能，但在资料完全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这种情况作出判断，包括否定和肯定两方面的判断。”⑩ 学术辩论的结果，往往是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红学界的不少辩论就是如此。但己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辩论却是一个例外。1992年6月，冯其庸先生写作了《重论庚辰本》，对自己在《论庚辰本》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反思，最重要的是，他放弃了他在《论庚辰本》中的中心观点：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他讲道：“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质疑和研究，看来现存庚辰本并不是从现存己卯本直接过录的这一点，已可以取得共识。但是庚辰本与己卯本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共同之点呢？它们是共同的父本呢？还是共同的祖本呢？这还须要进一步地解决。” (11) 1998年3月，我写作了《从同词脱文来看脂本、程本的先后关系》（以下简称《关系》）一文，后来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四辑，文中对冯其庸先生这种勇于改错的行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讲道：“前些年，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写作了《重论庚辰本》一文，公开表明他自己过去关于庚辰本抄自己卯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同时，他赞同己卯本与庚辰本两者同源的正确观点。这是多么可敬的学术风范呀！” (12) 陈维昭先生在《红学通史》中也讲道：“冯其庸后来接受了其他研究者关于现存己卯本与庚辰本为兄弟关系而非父子关系的看法。” (13) 虽然，研究者们在己卯本与庚辰本是两者同源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辩论成绩不能抹杀，但是在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上还有大量的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连两个定本说与一个定本说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都不曾展开讨论，所以当我们回顾了这段己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研究和辩论的历史后，我们应该清楚，大家仅仅开了一个好头。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所说的冯其庸先生赞同两者同源、陈维昭先生所说的冯其庸先生接受两者为兄弟关系的说法也许不是冯其庸先生的本义。1998年12月，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出版了，在自序中，他讲道：“我对庚辰本的研究成果，已写入《论庚辰本》一文，这里不再重复。我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红学界朋友的极大的认同，同时也有几位同志撰文进行论难，论难的主旨是说庚辰本不是直接过录己卯本而是间接过录”。(14)随后不久，冯其庸先生还写作了《我与<红楼梦>》，对自己的《红楼梦》方方面面的研究作了一个总结，其中讲道：“例如己卯、庚辰两本是一个血统，庚辰本是据己卯本或己卯本的过录本抄的” ,(15 )“我对庚辰本的认识是：1.这个本子是据己卯过录本过录的。” (16)看来，冯其庸先生放弃了“直接过录”，却坚持了“间接过录”。那么，什么是“间接过录”呢？而且冯其庸先生还认为批评者也认同“间接过录”，这让我们对冯其庸先生“间接过录”的涵义不知如何理解了。 其实，按照词语最平常的理解，所有批评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中心观点的研究者，都从根本上否认己卯本与庚辰本之间有过录关系，既包括否认两者之间有直接过录关系，也包括否认两者之间有间接过录关系。也就是说，己卯本与庚辰本不是直接的父子关系，也不是间接的祖孙关系。希望冯其庸先生能够明确地了解我们这些批评者的原义。 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冯其庸先生在《我与<红楼梦>》一文中又特别提到：“也有人认为己卯、庚辰是一次评阅，跨了两个年头，这一设想也是值得重视的。” (17)其语气与二十年前相比，可谓是大相径庭了。看来，从两个定本说向一个定本说的转变，也许并不是很困难。 二 我是一个业余的红学研究者，不瞒大家，我的红学研究就是首先从研究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开始起步的。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我被某报刊的一则学术争论的介绍吸引住了，它介绍的正是己卯本与庚辰本关系的两种观点，一是冯其庸先生认为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即父子关系，一是其他研究者认为庚辰本不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己卯本与庚辰本是两者同源，即兄弟关系。看完介绍后，我作出了一个初步判断：第二种观点即己卯本与庚辰本两者同源的可能性极大，而冯其庸先生的第一种观点即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可能性极小。 为什么我会作出这样的初步判断呢？ 这是因为我有一些文学史的知识和一点儿概率的常识。 大家都知道，程甲本是《红楼梦》的第一个印刷本，此前《红楼梦》是以抄本流传的。在程乙本的卷首有程伟元、高鹗合写的《红楼梦引言》，其中就说道：“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可想而知，在三十多年的抄本传抄时期及以后的流传中，产生数百种抄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再讲一点儿概率的常识。如果我们把某一事件记为A，把A的概率记为P，则A的概率P总是在0与1之间变化的，即： 0≤P(A)≤1 举个例子说，在布袋中摸白球的这一事件上，如果布袋中全部都是白球，则摸出的肯定是白球，那么摸出白球的概率为1；如果布袋中全部都是黑球，则不可能摸出白球，那么摸出白球的概率为0。当然1和0是概率的极限状态，一般情况下概率大都在大于0而小于1之间。比如说在布袋里放入九个黑球、一个白球，则摸出白球的概率为1/10，摸不出白球的概率为9/10。 有了以上的知识内容，我们就可以分析《红楼梦》抄本之间源流关系的基本情况了。 我们说抄本的传抄曾产生了数百种抄本，但要确证到底是几百种，已不可能。那么，我们假定它们为五百种，且都是一个曹家抄本的后代。 抄本的传抄次数也是很不相同的，有的抄本可能是这个曹家抄本的子辈、孙辈，而有的抄本却可能是这个曹家抄本的八世孙、九世孙了。平均一下，即假定每种抄本都有五代的一脉相承的传抄关系。 这样，抄本之间的概率关系就出现了。 先有一种抄本，然后让我们从剩余的四百九十九种抄本中“摸”出另一种抄本，那么它们两者同源的概率为495/500，即99/100；而两者一脉相承的概率为5/500，即1/100；两者有直接过录关系的概率仅为1/500。 将这些概率数据套在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上，就可以明确地说，己卯本与庚辰本两者同源的概率为99/100，己卯本与庚辰本一脉相承的概率为1/100，己卯本是庚辰本的直接前身的概率为1/500。这就是我当时看完介绍后作出初步判断的原因。你想想，数百种《红楼梦》抄本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仅幸存下十几种残缺各异的抄本，即幸存的比例小到百分之二、三，在这个里面如果还能找出一脉相承关系的两种抄本，那实在是一个奇迹；如果还能进一步找出直接过录关系的两种抄本，那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 不过，话说回来，可能性再小，它也毕竟还有这种可能性，同样，奇迹也是可能出现的。所以，在我作出初步判断之后，我决定去看一看冯其庸先生的《论庚辰本》，甚至有了一种期待奇迹的好奇心。 说来也巧，就在那几天里，我竟在一个图书量极小的我们单位资料室里见到了冯其庸先生《论庚辰本》的精装本，急忙借回家连夜研读。经过一番认真地研读后，我感觉，一切正常，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奇迹发生，更谈不上奇迹中的奇迹了，根据冯其庸先生书中提供的证据表明，今存庚辰本并不是今存己卯本的后代，今存己卯本与今存庚辰本的的确确是两者同源。 在这里我要特别赞扬冯其庸先生，因为他不隐瞒不利于自己论点的证据。这一点，并不是每位研究者都能作到的。有些研究者的版本研究文章从头到尾只摆出有利于自己论点的证据，隐瞒或者好听点儿说全然不顾不利于自己论点的证据，给人一种“铁证如山”的假象，所以我提醒大家，那些没有经过对验原始材料的版本研究文章不可轻信！ 那么，究竟是冯其庸先生当时所说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看法有道理，还是我们所说己卯本与庚辰本两者同源的看法有道理呢？这个肯定不靠谁权威、谁年长、谁人多，靠的只能是它能不能解释清楚复杂的版本现象。具体到上述这个问题，就看它能不能合理且同时解释三个部分的变异或者更主要的是三个部分的错漏：一是己卯本与庚辰本共有的错漏，二是庚辰本独有的错漏，三是己卯本独有的错漏。 先说第一部分的错漏，比较己卯本与庚辰本，大家很容易发现两者有许多共有的错漏。冯其庸先生在《论庚辰本》中就列举了许多这类的例子：“例如第二回回目中的扬州，两本都错写作‘杨州’，到第十四回，两本又都一致地写作‘扬州’；第六十二回回目下句，两本总目都作‘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但到回前目录里，‘石榴裙’又同错写作‘柘榴裙’；第六十三回‘开夜宴’的‘宴’字，两本同误抄作‘晏’；这种两本错得完全一样的情况，在正文里可以说多得举不胜举。” (18)冯其庸先生还指出脂评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己卯本是这样的：‘宝玉之情痴，十六乎，假乎，看官细评。’这个‘十六乎’是实在讲不通的，我们推想在己卯本的原底本上，实际上是一个草写的‘真’字，当时这个怡府本的抄者不认得这个草书的‘真’字，竟把它错成‘十六’两个字了，后来又有人用粗拙的笔改为‘真’字，但仔细看原底子，‘十六’两字还是清清楚楚可以辨认出来。现在这个‘十六乎’居然一模一样地保存在庚辰本里”。(19)可以说这是文化水平很低的“杨柘晏”之错，不识草书的“十六乎”之错，如何解释这些共有的错漏呢？ 冯其庸先生的解释很简单：“己卯本错在前，庚辰本照错在后，错得一模一样。”( 20) 我们的解释是，因为两者同源，同源的那个共同底本上就错写为“杨柘晏”、“十六乎”，后来这些错字被它的两个后代己卯本、庚辰本分别继承了下来，故而错得一模一样。 再说第二部分的错漏，也就是庚辰本独有的错漏。解释这些错漏，冯其庸先生和我们一样，都认为是今存庚辰本抄写形成时的那几个抄手抄写粗心所致。 最后说第三部分的错漏，也就是己卯本独有的错漏。正是在解释这些错漏时，冯其庸先生大伤了脑筋。己卯本有不少独有的错别字，而同样的地方，庚辰本的文字却是正确的，这用冯其庸先生所说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观点来解释颇感为难。更难解释的是，己卯本还有不少独有的漏抄，漏抄的文字从几个字到几十个字都有，而同样的地方，庚辰本的文字完全没有漏抄。冯其庸先生将庚辰本多出的文字称为“增文”，并在《论庚辰本》中举了十例庚辰本对己卯本的“增文”，在这十例中，既有己卯本的整行漏抄、整句漏抄，也还有己卯本的两例同词脱文。 庚辰本有：“遂为甘露，为和风”。己卯本却为：“遂为和风”，明显是两个“为”字干扰而漏抄了三个字。 庚辰本有：“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雨村自是欢喜。”己卯本却为：“忽遇见雨村，雨村自是欢喜。”明显是两个“雨村”干扰而漏抄了二十个字。 当然，这十例“增文”远非庚辰本“增文”的全部。让我们再看一例己卯本的同词脱文。 庚辰本有：“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己卯本却为：“其左寸沉数者乃肝家气滞血亏。”明显是两个“乃”字干扰而漏抄了十二个字。 冯其庸先生对上述的现象作了所谓的“贴改”和“夹条改”的假想，即假想曾有人在己卯本上将错别字“贴改”了，将漏抄的文字用“夹条改”增了上去，抄出庚辰本后，这些“贴改”、“夹条改”的纸片便莫明其妙地遗失了。就我看到的讨论文章中，实在还不曾发现有人相信冯其庸先生的所谓“贴改”、“夹条改”的假想，因为这种假想与事实的差距也太大了些吧。 我们对第三部分的错漏，即己卯本独有的错漏的解释很简单，这就是今存己卯本抄写形成时的那几个抄手抄写粗心所致。 我在《关系》一文中就曾指出：“了解了庚辰本与己卯本是两者同源，对庚辰本、己卯本出现各自独有的漏抄（包括同词脱文）就不会感到奇怪。但如果要认定庚辰本抄自己卯本，则己卯本出现独有的漏抄（包括同词脱文），而同样的地方，庚辰本并没有漏抄（包括同词脱文），故反而显得多出了一些文字，这就是庚辰文‘增文’的真象。” (21) 按照冯其庸先生的看法，只能解释前两个部分的错漏，却解释不了最后一个部分的错漏，而按照两者同源的看法，却可以合理且同时解释三个部分的错漏，谁有道理不就很清楚了吗？ 以上就是我赞成己卯本与庚辰本是两者同源从概率的初步判断到实际的研究结果的全部心路历程。 还要说明的是，己卯本与庚辰本之间不仅有因己卯本独有的错漏、庚辰本独有的错漏而产生的异文，而且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异文，对于后者，用冯其庸先生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观点更是无法解释了，下面我们抄上一段冯其庸先生的困惑来看一看： “庚辰本的正文与己卯本的正文除上述这些情况外，还有差异之处，这就是句子中间往往庚辰本有个别的字或词（不是指整句的）与己卯本不一样，庚辰本上这一类的异文究竟来自何处，在己卯本上同样查不出修改的痕迹，既不是‘径改’，也不是‘贴改’，更不可能是‘夹条改’。那末，这类异文只能是边抄边改，如果是个别的文字，还可以认为是抄手的笔误，但这类文字数量虽不甚多，但也不是极少。总之有一定的数量。那末，它是抄手随意妄改的吗？我认为不可能，其理由已如前述，那末，竟是过录者手边另有别本参照吗？在没有资料证实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确断。总之，在从己卯本到庚辰本的全过程中，我们还有这一个环节没有弄清楚。那末，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留待大家来解决罢。”( 22) 不要着急，下文我们将会专门来解决这一重要的版本问题。 原载：《红楼研究》2007/02 原载：《红楼研究》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