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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金瓶梅》、《红楼梦》的人对两部小说都会有不同的评说,我想其中定有一种普通而重要的看法,那就是两部小说给人以不同的生命感觉。一个感觉是赤裸裸俗滥的、无足轻重的肉体蠕动,另一个感觉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有醇浓诗意的生命悲歌。两者都是世情小说,选材几乎都是世俗性的,主体情节都是在一男子与众女子间展开的,而竟产生了如此悬殊的审美感受,其中显然有惊魂摄魄的差别处。下面我们从灵性之有无、性之纯洁的有无、宗教精神之有无、存在真实感之有无四个方面,来看这一差别。 一 灵性乃人之有别于动物的那种自由创造之本性,是追求真善美的生命趋向,是人之不可欠缺之物。 《金瓶梅》塑造人物形象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缺点,就是无描画灵性之笔,一路写来的都是在欲望中讨生活的浑浑噩噩之人。西门庆,号四泉,所谓的“四泉”就是酒色财气皆为其所备的缩写语。刘伶病酒是唯酒独钟,在酒中陶然忘我,超然拔俗,嗜酒使他灵性四溢。可西门庆的好酒却与之相隔天壤。西门庆多的是酒中玩色,酒中谋官谋财,酒中与众帮闲的耍笑。酒中带仙气不俗,酒中带色财无赖气却俗不可耐。西门庆的贪财不只是俗不可耐,而是在巧取豪夺中恶迹斑斑。身处破落之境,他交通官吏,在招揽诉讼中诈取钱财。巧吞杨宗锡、花子虚、陈洪家财,不惜使花子虚气丧黄泉。他贿赂中升了正职掌刑,利用手中权谋财更是肆无忌惮。贪赃枉法,滥断公案,放债受贿,假公济私,竟至杖杀人命。西门庆之纵欲好色可谓是一荒淫无耻的大淫棍,兽性一词不能写其变态的纵欲。他的气不是什么堂堂英雄气,魁伟才子气,而是动不动就使拳弄棒的恶徒气。 潘金莲可称得上是与西门庆无独有偶之相对的一个。潘九岁卖入招宣府学习弹唱,也学得描眉画眼,天生灵性已渐渐流失。嫁给武大,整日在门前勾引浮浪子弟;嫁给西门庆,“枕边风月,比娼妇尤甚”,虽生得标致,会诗赋词曲、琵琶弹唱,只不过是她玩弄色相的资本。她是第二个“专弄人的刽子手”,武大等五人因她命丧;性情暴戾狠毒,听篱察壁,“专爱咬群”,乱伦等使她一无是处。她被领出变卖,“次日依旧打扮乔眉乔眼,在帘下看人”,灵性在她身上早已泯没,人性中其他美好的东西也已丧失,难怪张竹坡说她“不是人”了。 其他人物不再赘述,总起来说,《金瓶梅》描画了一个个真实的、可读者又多不能接受的人物,拨动他们生命之弦的唯有酒色财等粗俗的欲望,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人”。张竹坡在评点中给他们画不是“人”的像说:“西门庆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小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当然,张言有不确当处,但他总体上道出了《金瓶梅》的人物所给读者的感觉,这一感觉是与小说中人物无灵性分不开的。看过《金瓶梅》,再看《红楼梦》似有换了“人间”之感。一翻开《红楼梦》,以贾宝玉、十二钗为主体的人物所承载的人为万物之灵的灵性之气就扑面而来。如写宝玉、黛玉的形象各从他们对方的眼中写出,堪为生花妙笔。黛玉见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宝玉换了冠带回来,“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宝玉眼中的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 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虽然是不长的肖像描写,可两人那活泼泼的、撩拨人的灵性,却跃动于摄入魂魄的字句之间。不但他们两人相互觉得似曾见过,就连读者也觉得好像见过。后文宝玉的“行为偏僻性乖张”、黛玉的“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和二人的聪灵秀异都是承灵性而来。 小说中写其他人物,也不忘突出其灵性。如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另外还有,像写薛宝钗、秦钟、水溶、迎春等,都是借貌写神,活画灵性。贾宝玉看重女儿的也是她们的灵秀之气,他说:“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还言:“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贾宝玉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曹雪芹所欲表达的思想观念的载体,无论是从贾宝玉的女儿观,还是从小说中所写的人物,都可以感知到,曹雪芹所欲褒扬的人物,总有一股活脱脱跃出纸面的灵性,也由此可见曹的人性观是首取灵性的。贾宝玉出生时,口内所衔的晶莹之玉,可以说就是作者灵性观的代言者。贾宝玉有玉(有灵性)则潇洒风神,睹之忘俗;失玉(失灵性)则浑沌愚噩,一座泥态。 李吉力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中说,《红楼梦》在精神上承续了汉唐气象,尽管此说值得商榷,但我们从《红楼梦》写人物首取灵性上,可见其对魏晋的人物审美之高标的继承。《世说新语》中“容止篇”写人物多是:“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濯濯如春月柳”;“玉在侧,觉我形秽”;“触目见琳琅珠玉”等语句,显然,魏晋时是以灵性风神为人物之美则的,我们可以直觉《红楼梦》与“容止篇”二者在写人物上的暗合之处,和暗合中后来者对前者的应有继承。小说第二回中,贾雨村的“天地生人”论是人物灵性论的理论宣言;“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是作者写人物突出灵性的根据。《红楼梦》的桐花凤阁评本中有言,“《红楼梦》中所传宝玉、黛玉、晴雯、妙玉诸人,虽非中道,而率其天真,白爵然泥而不滓。所谓不屑不洁之士者非耶。其不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卓然自立,百折不回,不可谓非圣贤之徒也”。这显然说出了读者们对有灵性人物的认同感和带有亲近感的欣赏态度。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江西诗派和竟陵诗派都是为摆脱诗之俗而特立门径的,两派都认为诗一俗便不足观。除诗俗不足观外,人俗也不足观,《金瓶梅》中诸人物堪为俗之不足观者的“集锦”。《红楼梦》突出人物的灵性想必也有救《金瓶梅》等小说中人物俗滥之失的用意。 二 中国古代小说写性的很多,可绝大多数都有淫秽之嫌,而没有劳伦斯的《查德莱夫人的情人》的厚重美感,其关键的原因是在性的观念上。只有在公允的性观念赋予了性以纯洁的色彩时,性的描写才会提升到带有诗意感的高度。 “三言”中《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对“情色”解释说:“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金瓶梅》搬用了这段文字,并加了一句“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从《金瓶梅》的叙写看,“情色”只指色欲,自然作者对性是“认可”的。作者在书中曾写完几次做爱,接着又写几句谴责的话,道学家式地表明自己对淫荡之举的批判态度,这样作者对性的“认可”也无诲淫之嫌。欣欣子的《〈金瓶梅〉序》说此书“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多少说出了作者教化世风的意向。但作者“劝百讽一”的汉大赋式的小说结构和描写,真有汉大赋的“谏而不止”和读《大人赋》的飘飘欲仙感的背反作用,小说中接连的大段大段的带有热情的性描写,充满煽情的诱惑力,客观上造成反礼教的劝淫诲淫的社会效果。淫逸的世风中,又不能排除作者对情色的倾心,欣欣子序说:“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正道出了作者在性认识上的矛盾心态———心理上对性好之,而理性上又恶之;《金瓶梅》汉大赋式的悖论创作所体现的正是作者的这一矛盾心态。 曹雪芹对“房中之事”已不是“好之”并“恶之”的态度,而是视之为正常的欲望,对其中的美幻色彩也加以肯定。第五回写秦可卿的卧房,他用了一系列与古代风流韵事有关的器物以作渲染,与其说是借此描写以暗示秦氏生活的淫靡奢侈,不如说是借此描写折射贾宝玉这个多情少男走进秦氏卧房的心态。该描写带有色情的挑逗味道,这是符合宝玉当时冲动的心态的。作者的言词并没有任何的贬责意向,是带有美感的描述之语,显然他是褒扬这一冲动的。宝玉在梦中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说“意淫”,授云雨之法,写得纯洁而飘忽,带有诗的境界。可见曹是肯定和欣赏性成熟带来的美感的,不惜在太虚幻境中给以展露,披以圣洁的色彩。如此的美化之描写,在其前没有,在其后也少见,并不是其他人没有这种感觉,而是其他人没有曹的思想境界,尤其是没有曹的对人性予以审美的境界。但对非分之想和滥淫纵欲,曹是加以贬斥的。贾瑞害相思卧床不起,一道士送与“风月宝鉴”,贾瑞精亡而死,从这一故事情节可见曹对非分之念和纵欲的烦厌及否定。借“风月宝鉴”这一象征性的镜子,曹表达了自己的欲不可纵的观点。《金瓶梅》作者的“戒淫奔”主旨曹用一镜子完成了。《金瓶梅》欲戒而实扇,“风月宝鉴”如电触般的戒顽警愚,不言戒而自知戒。风月哲理虽寓于一镜子中,但补李贽、袁宏道等人在性认识上的缺陷,而且也在拖欲望中人向高处自立,勿滑向或沉于庸俗滥淫之泥坑中。从这两个事例的叙写中,看不到《金瓶梅》中性描写上的陶醉投入的世俗心态,其他处也看不到。脂胭斋批评贾琏与多浑虫媳妇偷情时的描写道:“一部书只此一段丑极太露之文”,可拿这一段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比起来,不知要雅洁多少倍。总之,性在曹雪芹这里进入了审美式的纯净境界,他对性没有道学家式的恶感,也没有皮肤滥淫之辈的病态喜好,我们看到的是他从感性上和理性上对性的公允把握,性也自然地从《金瓶梅》式小说里走出,已不再是不洁之物———这至少对曹雪芹来说是这样。 女性观的转变是与性观念的转变相一致的。《金瓶梅》基本上还是上承《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工具式、淫邪式的女性观,小说中出现的女性,除吴月娘、孟玉楼的姑妈、王婆、文嫂等外,都涉足淫乱,小说对女性的刻划是带着生子、泄欲的眼光来写的,所以,从中找不到一个赏心悦目的“闪光”的女性。性观念不转变,是很难改变女性观的。可以想象,一个世界没有高洁的女性,是很难有高洁的男性的,《金瓶梅》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男女皆浑浊不堪的世界。 《红楼梦》中新的性观念是其新女性观的基础。曹雪芹肯定了性的纯洁、性的美感,才会以魏晋时品评赏析男子的眼光,甚至标准来品评赏析女子。只凭公心,也会发现女子的聪灵秀异,和该聪灵秀异受世俗气的冲击异化少而更见其清纯的特点;再加上由色生情的男女间的“意淫”冲动,爱屋及乌,又增几分女性的聪灵秀异;不俗而又有识之男子很容易看出男权世界的俗滥堕落皆因为男子的恶德劣行,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也憎厌周围男性世界的不可救药的浊臭。通过以上分析,也就很容易理解贾宝玉说的“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末而已。”贾宝玉的说法再加情教的虔诚,就有甄宝玉之言,“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原始天尊的这个宝号还要尊荣无对的呢。” 雪燕在《女性人类学》一书中说:“一个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女性社会;如果没有人类历史的‘女性化’,世界就不能得救。”此系伟大的预言,还是荒唐的谬说?然而无论如何,这样的消息唤醒了一种深切的生命体验或直觉,辉映出了一种艺术极境中常常蕴含的奥秘原型。我们可以从《红楼梦》中看出曹雪芹欲把世界女性化的倾向。曹欣赏的男性皆非有阳刚之气者,而是聪灵秀异中带妩媚者,宝玉、秦钟等皆此特点。“大观园”是一个女性化的情爱缠绵的王国,它是一个超拔于尘俗之上的纯然理想化的世界,从中更能看见作者欲把世界女性化的倾向。 总之,《红楼梦》一改传统的女性观,以女性与质贵于金玉、性纯于冰雪、神精于星日、貌美于花月的芙蓉相比,不妨称其为女性观中的“芙蓉观”。歌德在《浮士德》中说:“永恒的女性在引导我们飞升!”《红楼梦》中的高洁女性确实在提升着贾宝玉、甄宝玉等(指往高贵之人性提升),而在《金瓶梅》中找不到这种提升感。 三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儒不儒、佛不佛、道不道的世界,儒释道三教之精神荡然无存。小说写了两种类型的儒生:一类是经科举登上统治阶层的上层官吏,一类是无法进入仕途混迹于私塾或富商之家的下层知识分子。官场的黑暗让人看不到丝毫的亮色,儒家之精神显然是在黑暗自私的官场上倍受冷落。作为下层知识分子典型的水、温二秀才,一个是不学无术却又舞文弄墨,另一个是不但搬弄是非,而且贪财好色。小说中写的佛教徒、道教徒,与儒生一样,没有一个是正面的或理想的佛、道子弟:和尚窥奸情而丑态百出,薛、王两尼姑做马伯六从中得钱钞,胡僧云游四散春药,道士多是荒淫之流。显然,这世界中的宗教已彻头彻尾世俗化了,其精神也已经沦落了,让它们再提升或超度众生只能是空想。一个世界没有了宗教精神的提升作用,而众生只在财色间奔逐,在感官享乐上讨生活,是很难有生命的厚重感的,向俗滥境地愈陷愈深的下滑是这一世界的必然,然后直至毁灭。 《红楼梦》没有推出一个《金瓶梅》式的一塌糊涂的世界,三教之精神还在熠熠生辉,“照亮指引”世人的精神之路。贾雨村开始是一位有“补天”之志的读书人,禀性恬淡的甄士隐当面赞扬“抱负不浅”、“非久居人下者”,贾政、林如海也都非常看重他,他自题诗云:“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可以相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理想正使他跃跃欲试,激动不已。贾雨村后来怎样我们不管,他当时所受儒家精神的感召不能不说是生命的奋进。贾政的清政廉洁、好多人对仕途经济的看重,也都说明儒家风范是在激励着士子进取有为的(当时的社会黑暗那是另一回事)。《红楼梦》一僧一道贯穿始终,甄士隐、贾宝玉的出家与他们有关,贾瑞的“风月宝鉴”是道士所送,玉的来去也与他们有关;另外还有妙玉、柳湘莲、惜春、芳官、蕊官、紫鹃等的出家,这些足以给人一强烈的反应,道佛似乎比儒教更有“感化力”。诸多世人的一路出家,都是与他们人生追求的一路破灭相连接的,无论是在他们看破前还是看破后,都是生活在一种“精神”的关照之下(出家的“空”也是一精神境界)。出家后,佛道追求的虽是类似行尸的空冷之境(在世人看来),但生命在其中得到净化。 具有著名哲学家等七个著名称号的舍勒坚信,人身上毕竟尚有永恒的、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精神位格,其核心是在人自身内具有最高价值,无穷无尽地促使人高贵并向基督看齐的挚爱意向。①《红楼梦》中的宗教精神其核心虽不是向基督教看齐的挚爱意向,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宗教精神下诸人物的精神位格,及作为该精神位格核心的、每个人的由神赋予的高贵品性,这是我们从《金瓶梅》中怎样都不会感受到的。 四 到底肉身给人存在的真实感?还是灵魂给人存在的真实感?或者是二者的统一给人存在的真实感?我们可以在《金瓶梅》、《红楼梦》中找到这一答案。 《金瓶梅》中诸人物几乎都存在于基本的官能感觉之中,衣尽华丽,食不厌精,一夜不能无性,甚至日以继夜,在极世间之声色为人生之大快中讨生存的“真实”。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一篇《丹东与妓女》中有言:“享乐的生存原则的正当性基于身体的自然感觉,身体是‘永恒不变之体’,感觉是他的渴念和掳取。就个人的身体感觉来说,没有人民的公意道德插手的余地,身体的享乐本身没有罪恶可言。”我们依现代这一自由伦理给《金瓶梅》中人之存在定位,其就是合乎身体感觉的有自然权利的存在。这一合乎自然权利的满足官能感觉的存在是否有真实感呢?我们可以从《金瓶梅》中清楚地看到,纵欲很容易使个体沦为一个充满兽性的雄性动物。西门庆等人基于感性体验赋予“无意义”生命以意义,从肉体感官的刺激中寻求生命的支点。他们的极声色之乐不外乎:行动多带有冲击、破坏的恶劣,生命消耗净尽的消失,肉体动作的机械无聊,还附有荒芜、苍白、浮浪的欢笑。感性的欲望容易满足,容易厌倦,他们除物色不同的做爱对象外,还用怪怪奇奇的方式,来寻求狂热的性刺激,流于与正常的性爱格格不入的龌龊行径。而且性情变得怪戾狠毒,正常的人情人性多被吞噬,迷失在兽性的发野之中。这是一种病态,唯人类才有的一种病态。 儒释道三教的“德”、“佛”、“真”三性,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但却找不到作为人之生命力源泉的情性,因而自魏以来就有不少探索者,试图沿情性找一条新的安身立命的根据。宋明的一些文人士子张大其军,最后曹雪芹为其殿军,在《红楼梦》中立“情教”(虽然冯梦龙在《情史》中言情可以为宗教,但他的作品并没有使情带上“教”的光环)。 大观园是“情教”的理想国,园内这一群极富生命力的多情纯净的女儿,个个风情绰约,无瑕真挚,花季的青春洋溢着美的风情。贾宝玉被她们所娇宠,所体贴,更为她们而陶醉。他与林黛玉的爱情,与众女子的和睦相处和相互关爱,使他搬进怡红园后“心满意足”。他的即事诗云:“霞绡云幄任铺陈,隔巷蟆更未听真。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盈盈烛泪因谁泣,点点花愁为我嗔……”(第23回)这首诗流露了贾宝玉在这一理想的“情教”境界中真切的存在感。为祭晴雯作的《芙蓉女儿诔》实是祭黛玉之悼文,其中情感“风凄雨惨”,无此诔不足以写贾宝玉的情性信仰崩溃之痛。 林黛玉“情情”,相对贾宝玉的“情不情”而言,她才是典型而虔诚的“情教”徒。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日子里,神圣的情感是她生命的唯一支撑点。天生的风流态度,诗人的气质才华、孤标傲世的高洁秉性、“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爱情合写了林黛玉的美丽青春。我们为林这诗样的青春所感染、所净化,可林自己多的是临风洒泪,泣月西厢。“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 (《秋窗风雨夕》)“泪眼问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桃花吟》)等诗句写出了她切入骨髓的生命苦痛感。林黛玉青春的美丽是带血色的美丽,她最后吐血焚诗稿,魂归离恨天,使得凤为之哀鸣,龙为之洒泪。桐花凤阁评言:“读出师表而不流涕者,非忠臣。读陈情表而不流涕者,非孝子。仆谓读此回而不流涕者,非人情也。昔杜默下第,至项王庙中痛哭,泥神为之下泪。夫下第之怨何至于此。若此回焚绢子,焚诗稿,虽铁石心肠,亦应断绝矣。”“世人皆为黛玉哭耳。”杜鹃啼血不能写此情之痛,世人只有洒泪祭潇湘了。 《红楼梦》中除宝黛之情外,还有龄官之情、尤三姐之情、妙玉之情、紫娟之情等,“红楼大旨谈情”,谈得真切,谈得刻骨铭心,谈得生死为之轻。这可证汤显祖言“情之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之不诬,这也正是《红楼梦》中有生命存在这真实感的原因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借佐西马长老之口说过一句让人深感不安的话:“当整个世界早就走上了歧路,把不折不扣的谎言当作真实,并要求别人也同样地说谎的时候,你们怎么能弄得清真假呢?”②曹雪芹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封建末世仍能“弄得清真假”,那就是人之灵性、生命之本然纯洁的冲动———性、宗教精神(主要是人性中之神性)、情性四者为人之存在的真,它们共同托起了人之灵魂,以至于每一个“真”都不堪背负灵魂之重,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金瓶梅》在真假难辨的时代思潮中随波逐流,它舍弃了人之灵魂,让生命在肉欲中漂泊,以至最后化为空白,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注】 ① ②转引自刘小枫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第77页、第76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94年版。 原载：《济宁师专学报》 2000年第1期 原载：《济宁师专学报》 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