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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文学都有描写一个大家族的兴衰成败的小说。每当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积累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正在或将要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视角对准某一个有影响的大家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因其小,便于分析,作家可以把对社会的观察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单元,从中分离出众多因子,演绎出作家对整个社会的悲喜剧的思考。这样的家族还必须大,因其大,才会人物众多,社会各阶层都有涉及,小说才可能深入,作家甚至可以由此而创作出反映某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传世佳作。本文无意对此类小说作全面的评述,只想取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我国曹雪芹的《红楼梦》作一初步比较,兼及巴金先生的《家》。虽然几部作品背景迥异,创作时间也相隔甚远,但既然都写出了一个大家族的没落,写出了诸多人物的沉浮悲欢,而且作家的着眼点也都绝非一个“家”所能了得,其用意也深远,其中自有若干值得探讨耐人寻味之处,相信经过一番比较研究必有所得。 福克纳的小说其实远不止《喧哗与骚动》中的一个康普森家族,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还描写了诸如萨托利斯、德斯班、麦卡斯林、斯诺普斯等众多或者没落或者发迹的家族世系,加上贫穷的白人和黑人,完整地勾勒出了他交织着爱与恨的美国南方的巨幅画卷。有批评家把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系”(Yoknap-atawpha Saga)和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比,可见他此类小说的影响。 《喧哗与骚动》被公认是福克纳最好也最难读的作品,集中描写没落的康普森的家族最后一代人的故事。就小说的创作而言,作者好像压根儿没有认真构思他的故事,他只是在脑子里对小说中的某些情节有一些并不系统的轮廓。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开始,只是我脑海里有个画面。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个画面是很有些象征意味的。画面上是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裤子,屁股上尽是泥,小姑娘是爬在树上,在从窗子里偷看她奶奶的丧礼,把看到的情形讲给树下的几个弟弟听。”[1](P261)福克纳运用了多角度加意识流的叙事方法,他似乎以为没有必要按照传统的方法把故事的前因后果一一交代清楚,这大概也因为他觉得那样做的话很可能会讲出一个很不起眼的故事。的确,故事本身相当平淡,但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已经远非故事本身所能包容,这是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南方的地域和作者所处的时代,它成了20世纪很独特的一个精品。 康普森家族最后一代兄妹四人都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老大昆汀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生活在世纪之交,他的家族所代表的旧秩序已经完全没落,到达了它的终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他所受到的教育和他那个家族的传统在许多方面会发生尖锐的冲突。这一点象征性地表现在他和他父亲在许多涉及时间、荣誉以及价值观念等问题上的龃龉。他的父亲其实也已经失去了一个大家族家长通常具有的那种风范,这一点倒是和他那个已经没落的家庭相衬,老康普森对生活所持的态度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论和无可奈何的玩世不恭。昆汀的意识流的思考使他成为一个典型,他所面临的问题和他所处的时代不仅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而且和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都有极大的可比性,他想要捍卫荣誉的努力固然可以博得读者的同情,但他不具有人们通常期待的那种英雄气概,他的无能为力使他有点像唐·吉诃德,他的抑郁和彷徨又使他更接近哈姆雷特。我们从昆汀对旧秩序的留恋上,似乎隐隐感觉到了现实中的福克纳心中的矛盾和彷徨,而他对人生的价值的思考则更明白无误地表现了理想中的福克纳的追求。若干年以后,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好像也和昆汀一样要摆脱时间和历史的束缚,在那篇著名的讲话中抽象出了一连串似乎永恒的人生价值: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昆汀的结局给所有尊崇精神价值和想要对社会、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读者的启示,竟然就是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就是问题。”这也实在够发人深省的了。 如果说昆汀代表过去的话,那么杰森则代表着现在,而且是可诅咒的现在。他脑子里只有金钱,没有任何价值观念,是个尖酸刻薄,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他的邪恶随处可见,他宁愿把戏票烧掉,也不给渴望看一场演出的黑奴。他不懂得爱,也不需要爱,完全生活在物欲之中。他的母亲不仅虚荣,而且冷漠,但她却偏偏对这第二个儿子情有独钟,而杰森对他母亲的爱的回报是“欺以其方”,他故意把自己的钱存在他母亲名下,于是很轻易地得到了代母亲在正式文件上签字的权利,从而不仅成功地骗取了他母亲的钱,也侵吞了妹妹寄给外甥女的钱。他的精于算计使他日后成了康普森家族中惟一成功的人物。福克纳把杰森叙述的部分安排在耶稣受难日,当不是随意之作。杰森确是一个十足的恶魔,我们拿他和任何其他文学作品中邪恶的人物相比都不过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这样塑造杰森是在毫不留情地谴责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 班吉是个白痴,福克纳让他第一个讲述康普森家族的故事,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是想要一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1](P262)来讲。当然,班吉做叙事人也呼应了小说的标题,呼应了麦克白的那几句台词:生活“是一个白痴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2]。我们不讨论作为叙事人的班吉,只把他看做三兄弟之一,作者不仅把他写成一个白痴,而且还是一个被阉割了的人,这里面又有什么用意呢?福克纳说,“塑造班吉这个人物时,我只能对人类感到悲哀,感到可怜。”[1](P262)也就是说,芸芸众生其实只是像班吉那样地活着,不仅不知道是非曲直,不知道好歹,而且自身就像行尸走肉,任由命运摆布而毫无反抗能力。 凯蒂是这一代人中惟一的女孩子,我们看她也是“水做的骨肉”,她是作者满怀真情心爱之人。凯蒂是康普森家族中惟一一个存有一份爱心和同情心的人,她对弟弟班吉的爱弥补了弟弟所缺乏的母爱,她成了弟弟生活的一个重大支柱,她给女儿取名昆汀表现了她对哥哥的怀念。她在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爬在树上看家里发生的事情,那棵树就像《圣经》里的智慧之树,使她看清了自己家族必然没落的趋势,她因而鄙视任何虚假的“荣誉”,她的堕落其实也是一种反叛。凯蒂的悲剧是美的悲剧,是在一个污浊的世界里美必然要被玷污的悲剧。 福克纳不愿意接受所谓人类末日的说法,他不愿意陷入绝望之中。他从黑人迪尔茜身上发现了那些他极力推崇的美德,因而他把集中写迪尔茜的最后一部分安排在复活节,寄托了他对于前途的希望———也仅止是希望而已,因为人类的未来绝不是仅靠道德的力量就可以拯救的,福克纳不是政治家,他实际上还是没有为自己迷恋的那片土地找到一条出路。 《红楼梦》里的人物远不止几个、几十个,那真正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曹雪芹没有想到用什么象征的手法,他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画出了一大群栩栩如生的人物,使读者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面。如果我们也来探究作者对他那个世界的看法的话,我们还是很容易从人物身上,特别是从贾府的那些人身上找到答案。 贾政可以被看做是整个封建秩序的化身,他名字里那个“政”字正体现这一点。和满天下的贪官污吏相比,贾政处事谨慎,且“最喜读书人,礼贤下士,济弱扶危,大有祖风”(第三回),俨然是个清正廉明的形象。贾府既有“训子有方,治家有法”(第四回)的贾政,又有元春这样的大靠山,“诗礼簪缨之族”,“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怎么会转眼之间便“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其实正是作者含意深远之处,曹氏越是写贾政的为官清正,就越是揭示了整个封建秩序无可挽救的衰败的命运,越是切中封建社会的本质,所谓“盛筵必散”,绝非泛泛之语,倒像是揭示全书悲剧结局的一句谶语。关于贾政的形象还有一点是我们绝不可忽略的:他全然不是中国传统中的清官的形象。《水浒传》显然是推崇清官的,而曹雪芹则见识深远,根本不对“清官”这一封建社会最后一剂药方抱任何幻想。曹氏不仅写贾政的迂腐可笑,而且写他深谙官场世故,有一副虚假的道学面孔。贾政起初帮贾雨村复职候缺,是因“妹丈致意”(第三回),之后待之如上宾,实在和贾雨村“徇情枉法”胡乱判断葫芦案不无干系,这件事贾雨村给贾政是有书信的:“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第四回),虽然寥寥数语,贾政岂能不牢记于心!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人物,他是作为他父亲的对立面出现的,他的最鲜明的性格一是他的“情”,一是他的叛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关系,纯系一个“情”字,无丝毫俗念,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又透着一个“真”字,“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第一回),相比于古今中外各类爱情小说,把宝黛爱情看做千古绝唱毫不为过。宝玉对身边饱受欺凌的丫鬟也充满了怜惜之情,宝玉因金钏之死大承笞挞,黛玉劝他,他便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四回)晴雯被逼致死,宝玉作《芙蓉女儿诔》,其情亦真亦切,感人至深。宝玉的“情”,既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也是对封建秩序的毫不妥协的反抗。宝玉的叛逆性格在《红楼梦》研究中早有定论,他所反对的封建科举和封建纲常乃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根基,然而在没有新的社会力量出现的时候,他的反对其实也就是拒绝和躲避,他最后的出家正说明他找不到出路的无奈。 林黛玉和薛宝钗也是两个对立的人物,她们从性格、处世到追求都迥然不同。宝钗安分随时,黛玉孤高自许,宝钗深藏不露,城府森严,黛玉多愁善感,率直刻薄,宝钗热心仕途经济,而黛玉则从来不说那样的“混帐话”。宝钗虽赢得了与宝玉的婚姻,却并没有得到爱情,最后做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黛玉是“真”和“美”的化身,她敢于追求爱情,但在强大的封建礼教压迫之下,一个弱女子又怎能摆脱任人摆布的命运?“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黛玉的悲剧是爱情和美都必然归于毁灭的悲剧。 巴金的《家》中的高家也是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封建大家族,但《家》的时代背景则在五四运动以后。书中既有高老太爷这样的封建礼教的卫道者,也有被封建礼教和迷信迫害致死的梅、瑞珏和鸣凤,还有背叛旧家庭、投身新生活的觉民和觉慧。觉新是处在新旧交替之间的人物,他的矛盾的性格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他的逆来顺受在客观上造成了两个女人的悲剧,但他内心也充满了痛苦和愤懑。他的性格是发展的,他最终还是选择站在向往新生活的弟妹们一边,直至帮助他们离家出走。 当作者已经看到未来的曙光的时候,他的小说里的时间具有确定性,他的作品的主题具有战斗性。如果作者看不到前途,他便如坠入时间的海洋,不知道怎样才能游到彼岸。巴金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的影响,他憧憬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他作品里的人物也一步步地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而在《喧哗与骚动》里,时间则是个令人头痛的东西,法国作家萨特指出:“福克纳的哲学是时间的哲学。”[3](P159)确实如此,福克纳讨厌现在,又看不到未来,他脑子里只追求永恒。1910年和1928年太确定,只能说明故事发生的背景,而4月6日和4月8日则似乎含意更为深远,因为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是超越时间的。福克纳躲不开现在,不得不写下1910和1928,但他对现在的概念,正如萨特所说,“它并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一个划定界线或有明确位置的点。他的现在在实质上是不合理的;它是一件事件,怪异而不可思议,像贼一样来临———来到我们跟前又消失了。现在再往前,什么也没有,因为未来并不存在。”[3](P159)曹雪芹也极力要摆脱时间的约束,因为他所思考的、他所反对的是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走过来的路,他必须从这样的历史重负下解脱出来。他的故事从“地陷东南”写起,无朝无代,作者明言:“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第一回) 小说创作的成功离不开主题的挖掘和人物的刻画,作家越是能摆脱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局限,越是具有超前意识,越是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他的成就就会越高。福克纳不理会事件的发展,他用意识流的方法把所有的事件拼接在一起,从中寻找永恒。这一方面造成了混乱和荒唐,另一方面却从这“喧哗与骚动”中产生了意义,福克纳在1946年为他这本小说加的附录中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描述迪尔茜及其他黑人:“他们坚忍不拔”(They endured)。这坚忍不拔的东西正是超越时代的东西,小说中的人物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深化了主题,福克纳也终于跳出了时间的牢笼,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永恒。曹雪芹因其历史感的沉重,便试图一下子跳回到历史的源头,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被浓缩了,他对历史的批判使他在一些涉及主题的重要问题上具有超前意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18世纪中叶,正当乾隆盛世,而他在小说中却已经全面地描绘了封建末世必然崩溃灭亡的趋势。正是他的远见卓识造就了他的伟大,造就了他作品的伟大。小说开篇所说“无材可去补苍天”,表面看来是假托女娲补天时未用的一块石头,作为故事的引子,但它却揭示了一个我们绝不可轻易放过的真理。问题在于:这个“苍天”究竟是清王朝的“苍天”,还是别有所指?从整篇作品批评的矛头所向可以看出,《红楼梦》确非一般地伤时骂世,曹氏说不“拘拘于朝代年纪”乃是真话,因为作者想得更深,想得更远,他甚至已经对几千年来沿袭的改朝换代也不抱希望,他要跳越朝代的局限,从根本上反对“仕途经济”和“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纲常,向整个封建社会挑战。这种超前意识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谓不荒唐,这也就难怪他会写下如此诗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当某个旧的制度就要走到它的尽头的时候,那个社会必然从各个方面都会显现出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矛盾。有眼光的思想家这时已经可以预言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而敏锐的艺术家也可以及时捕捉到代表未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创作出超越自己时代的不朽作品。上面论及的几部小说都把视角对准了一个没落的大家族,几乎都涉及了爱的失落与美的毁灭这样的主题,其中也都有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这不能说是偶然的现象。中国和美国的历史背景有着巨大差异,福克纳和曹雪芹的个人经历也有天壤之别。《喧哗与骚动》以其独特的叙事角度和意识流式的叙事风格见长,但它却不可能有《红楼梦》的博大精深,不可能如《红楼梦》那样读来让人击节感叹,也不可能像《红楼梦》那样在人民群众中具有那样广泛的影响。曹雪芹和巴金都是从旧家庭出来的作家,他们的经历和他们自身的叛逆性格无疑对作品的成功具有不可忽视的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都没有沉湎于个人的喜怒哀乐,他们是心系天下之人,他们笔下的世界是所有读者都认同的世界。艾略特说:“诗歌不是情感的宣泄,而是情感的回避,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回避。当然,只有那些具有个性和情感的人才知道要回避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4]信哉斯言! 参考文献: [1]福克纳谈创作.转引自:福克纳评论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见William Shakespeare,The Tragedy of Macbeth(New York:Lancer Books,Inc.,1968),P157 [3]让-保罗·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嚣与骚动》.转引自:福克纳评论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4]见T.S.Eliot,The Sacred Wood(London:Methuen&Co.,1986),P.58.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