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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的红学研究,应当说总体呈现出一种深入的态势:一方面,一些红学研究者尝试从新的理论视角,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西方的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结构美学等,对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品的内涵和艺术方法等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则用传统的方法对于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版本等红学的老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论辩。这一切,无疑都是很令人鼓舞的。但在研究深入的同时,沉渣的泛起也颇令人注目。特别是索隐派的重新抬头和对读者的误导,不能不引起人们严重的关注和忧虑。此外,即是一些家世和版本的探索,其动机和结论也不无可议。笔者仅就管见所及,想主要就“沉渣泛起”作门外谈,另外也就家世和版本问题略陈自己的一得之见,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一 索隐派的重新抬头,可以说主要有两大景观:一是霍国玲姐弟俩的《红楼解梦》,一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的两篇以“之死”为题的所谓“学术小说”。 据说,《红楼解梦》的两位作者原是学自然科学的,他们也声称要以自然科学的严密论证来研究《红楼梦》这么一部巨著,而且事实上也的确进行了长期含辛茹苦的探索,其想法是应当受到鼓励的,其精神也的确是十分可嘉的,但其结果却是令人瞠目之后又禁不住哑然失笑。他们竟辛辛苦苦在《红楼梦》的背后,“索隐”出一个所谓曹雪芹与其恋人“竺香玉”合谋毒死雍正皇帝的荒诞故事来。对于这一天方夜谭式的所谓“研究成果”,红学界起初是瞠目之后一笑置之,觉得不屑一顾或者不值得为之浪费自己的宝贵精力。所以在此书出版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学界的反应几乎是一片沉默。但在此后一些新闻媒体把此书炒得纷纷扬扬,红学家们才不得不打破沉默,在国内红学的主要阵地《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浪费他们本可从事更有意义工作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和这个近乎“风车”的“巨人”进行战斗。 其实,在正常的人看来,《红楼解梦》这部著作(如果可以称为著作的话)所用的“科学方法”是不值一驳的。如就其论证(公正一点应称之为“索稳”)人物的方法而论,其基本方法是在《红楼梦》人物中杂取多个人身上的不同之点凑合成一个人(这有点近乎鲁迅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只可惜鲁迅说的创造典型的方法,而不是“索稳”人物的方法),然后以这个人和历史上(这个“历史上”也应该加上引号)某个人相比较,从而“证明”《红楼梦》中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真身”就是此人。这与其说是论证,毋宁说是一种杂凑,连索隐都谈不上。因为正统的、负责任的索隐派研究者也只取书中某人与历史上某一个人相比较,而不会“杂凑”。从这一点说,说此书是索隐派的沉渣泛起还不够,简直有点等而下之了。 我们知道,人大概可以算作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个体了。作为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其性格的因素都是多元的、复杂的。这正如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事物,因视角不同,给人的印象就会千变万化;何况还有观察者本人的主观因素如感情态度等的不同,因此即使同一个角度和侧面,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结论。而《红楼梦》的人物又是那么真实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象《解梦》的作者所作的那样,即按其主观意愿,从这个人物身上取某点,从那个人物身上取另外一点,又从第三个人身上取第三点,那么请问: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人物从《红楼梦》中“索隐”不出来?《解梦》的作者大概是运用他们所说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把《红楼梦》中各个人物身上的性格因素都先分离出来,然后以此作为一个“原材料库”,再就象用物理或化学方法组成或化合各种物质一样,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再加以重新“排列组合”吧?这大概就是作者用自己的自然科学头脑创造出的颇为自豪的“科学方法”吧?可惜的是,这种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的方法”,不但用于文学考证显见荒谬,而且对于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恐怕也是一种亵渎。 二 如果说,《解梦》的作者由于所攻专业为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基本规律比较“隔漠”,或者是误将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方法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物质合成的方法,所以不但其精神可嘉,其误入歧途还有情可原,不必深责的话,那么,那位原本因对新时期文学颇有开创之功,因而受到人们应有尊敬,而今却写出“之死”那样所谓的“学术小说”的作家,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就只会使人感到迷惑和遗憾了。 这是因为: 第一,他起码应该知道,创作和学术虽不能说毫不搭界,但总是有很大区别的:小说就是小说,学术就是学术;小说可以虚构,学术就只能凭客观证据。当然,作者要创造出一种“边缘”文体,把小说嫁接到学术上,作为一种大胆试验,不但未尝不可,甚至是应当得到鼓励的。但有一个显然的前提:就是这种“学术小说”的材料必须以扎实的学术考证为基础。否则,作为“小说”则可,作为“学术小说”就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不说有人推一下,就是连风也没有,恐怕也会自倒的。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被作者自诩为“学术小说”的两篇“之死”,正好就是这样的东西。《三国演义》以至二十四史演义中的其他作品,作为以历史为题材的“演义”,尚且“七实三虚”呢,而清代戏剧大家孔尚任写《桃花扇》这部历史剧,为了说明自己是严格的历史剧,还专门写了一篇考证呢。但我们的“之死”的作者,却只拿出两篇“学术小说”,实际是“小说”见了,“学术”却无踪影。是有奇材异闻作为依据但却秘而不宣呢,还有本来就是自己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编造呢?如果是前者,似乎大可不必。因为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史实,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共同财富,谁也没有权利据为己有而故作高深;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似乎不太尊重,甚至有点太亵渎原作者曹雪芹和广大读者了。退一步说,自己想根据自己的意愿重写《红楼梦》中的有关人物,那就题“小说”二字足矣,远不必假“学术”之名。即使自己已经写出了,别人恭维说是“学术小说”,自己也当深有自知,大不必也就自称起“学术小说”来,更何况一开始就自诩为“学术小说”呢! 第二,作为作家,他起码应当知道创作的基本规律。不管你主观上想写什么,当写出来之后,它就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存在;人们的评价就只能以你写出来的东西为依据。而且人物的原型就仅仅是人物的原型,研究它可以有助于人们对创作过程和方法的了解,有时甚至也有助于理解人物,但它决不能、也不应代替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成为研究、评价这一人物形象的主要依据。即如秦可卿这个人物,即使假设“之死”是建立在可靠的考证之上的,“之死”所写的对人物原型来说都是事实,我们研究《红楼梦》中的秦可卿是否就可以以此为依据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何况作者还拿不出那怕是一点“学术”证据来(从这个意义上,“之死”的作者和红学史上真正严肃的索隐派学者相比,又不能不说是等而下之了,因为他们好歹还能拿出一些“证据”来;但因为“之死”的作者自言他写了《红楼梦》背后的真故事,所以我们只能将其归入“索隐派”,真正的索隐派学者是否能予接纳,还真在两可之间呢)。如果人们都象“之死”的作者那样,毫无根据的随心所欲地编造《红楼梦》中的情节,而且声称情节不应当是曹雪芹所写的那样,而应当是自己所编的这样,那还有真正严肃的红学可言吗?那除了一堆碎片外,还有一部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红楼梦》吗? 三 如果说《解梦》和两篇“之死”是近年来索隐派抬头的两个景观的话,那么,关于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还是丰润的争论和脂评的真伪的论争则是近年来红学研究中的两大“焦点”和“热点”。曹雪芹的“祖籍”究竟是关外辽阳还是河北丰润,这几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曹雪芹祖籍在辽阳,这有大量的可靠史实为证,因为好多位先生文章在,我这里不想一一罗列。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坚持是河北丰润呢?据说是因为曹雪芹的某位远祖可能曾在由江西南昌一带去东北的路上在丰润呆过一段时间。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研究一个作家家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加深对作品的了解呢,还是为了好奇而上溯其列祖列宗?如果是前者呢,那就应该上溯到对作家创作有影响的那一代为止。如果这个结论可以认可的话,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祖籍”?换句话说,多少代以前的祖先居住的地方是祖籍?有的先生提出五代就可以了,但还是得不到认可,那么,十代怎么样呢?据考,曹雪芹的祖先大概是在元末明初到东北而后定居辽阳的,从此时到曹雪芹的生年,这中间约三百五十年左右,该不止十代吗?再向上追溯,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多大关系呢?第三,如果因为某人的祖先在某个地方路过时住过一阵子(何况这还仅仅是出于推测的一种“可能”),这个地方就算某人个的“祖籍”,那还有“祖籍”可言吗(更何况从丰润北上的铁岭曹氏和辽阳曹氏搭得上搭不上边,还是个大大的疑问)?事实是如此,但“丰润说”加上“曹雪芹家酒”的鼓噪,还是被炒得纷纷扬扬,似乎这样就可以代曹雪芹的祖先定“籍”了。作为商家出于商业目的,随便说说虽有混淆视听之嫌,但仍情有可原,但一些红学家也推波助澜,就真令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了。近年来,又有人说曹寅之父曾过继丰润曹鼎望之子曹为子,后又生曹寅,而雪芹为子,故祖籍当为丰润。后有人又说曹寅过继丰润曹之子曹渊(颜),渊为《红楼梦》原始作者,曹雪芹则为删增者。两说皆无实据,纯属推测之词,其目的,无非是想为证明《红楼梦》的作者祖籍是河北丰润寻找一条“终南捷径”,故亦于此连带及之。 因为自本世纪初至今的《红楼梦》研究除了《红楼梦》本文外,几乎可以说就是建立在“脂评”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脂评真伪的问题一提出,就引起了红学界同仁及广大《红楼梦》爱好者的极大关注。提出脂本为伪造的始作俑者是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所研究员欧阳健先生,此后应和者亦不乏其人。他怀疑脂本系清人刘铨福甚或胡适伪造,但似乎拿不出很有力的证据。对此说持反对态度的是红学界同仁的大多数,近年来他们和欧阳健多次反复辩难,几乎让人眼花缭乱。但就笔者管见所及,双方要使各自的说法真正成立,似乎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对欧阳健先生这一方来说,要否定刘铨福以前的裕瑞《枣窗闲笔》中关于脂批的记载是困难的,恐怕仅指出《枣窗闲笔》非原本还远远不够,必须拿出更充分而有力的证据来。对于反对“作伪”说的人来说,笔者或许所见有限,觉得最大的疑问是:从脂批来看,《红楼梦》的创作素材显然可以说是“曹雪芹家事”,但在胡适发现脂本以前,《红楼梦》脂评本流传了一个半世纪,关于其“本事”,人们提出了那么多的“家事”说,为什么却很少有人甚或几乎没有人提出“曹雪芹家事”说?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曹雪芹以《红楼梦》“备记”曹寅任江宁织造时的“风月繁华”之盛,更可作为曹氏家事说的证据,为什么似乎没有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是人们没有看到脂批本,还是看到了而视而不见?后一种可能显然是极小的。至于脂批的“真”“伪”情况究竟如何,笔者在此不敢妄断,但恐怕此事要弄个明白,尚需时日。 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解放方针的提出,红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风大盛,传统的禁区被打破,各种提法、观点异彩纷呈。这本来是正常的,令人鼓舞的,也是红学界的主流。但不可否认,在金钱万能,商业意识无孔不入,道德观念滑坡的情况下,为一己之私利不顾事实的学风和坚持门户之见的宗派作风,也相当严重。个别新闻媒体由于利益驱动,一味追求标新立异和轰动效应,更使这一倾向日益严重。在一些所谓研究者看来,不管我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反正我的文章发了,轰动效应有了,自己也成了“名人”,“笑骂任你笑骂”,名人我自当之,实利我自得之。那些新闻媒体则亦与上述心理相似,不管正确结论如何,我的刊物的新闻效应已经有了,发行量已经大了,他们也就自得其乐了,也有一些人,有的公开“玩”文学,有的竟也自以为才大,什么都可一“玩”,于是玩到了“学术”。而这些又都是出自知识分子,即古代所谓“义人”之手。这至少表明,一部分文人的道德滑坡,而这,其悲剧性质虽与《红楼梦》不类,但也确是一种令人悲哀的“悲剧”呢。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