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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红学”是个十分独特的热门话题，是个最著名的分支学科。有人称“红学”为“显学”、具有跨学科意义的典范性学科；也有人为“红学”的现状和前途担忧，提醒人们注意“红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红学”的发展走向会有怎样的变化?它会不会摆脱内在的危机而走向新的辉煌? 只有采取温故知新的思路，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 一、“红学”的历史分期与红学观念的演进 关于“红学”的历史分期，《红楼梦学刊》主编冯其庸、李希凡主持编写的《红楼梦大辞典》在“旧红学”词目下的一段话，是最为流行的两期论观点的典型代表。该条目在无保留地溢美胡适“使红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之后，断言：“后来，人们就称胡适以前的红学为旧红学，称胡适、俞平伯、顾颉刚以后的红学为新红学。”这种把整个红学史分为新、旧两期的论点，根本就不符合红学史的实际，纯粹是由于过高估计胡适在红学史上的作用而做出的错误判断。两期论掩盖了“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事实，通过歪曲红学历史，人为地制造了胡适曾发动过一场“红学革命”，并且一举实现了胡派“新红学”永久统一天下红学的假象。 笔者认为，“红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历史分期同中国清代以来的文学史分期大致相符，即：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历史时期。具体起止年代和各代红学观念的嬗变如下： (一)第一个时期为古代红学，自《红楼梦》问世的清乾隆年间起，到清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夏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前，约150年。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封建末世，建立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基础上的腐朽清王朝，表面“昌明隆盛”，内部却蕴育着深刻的危机，正在缓慢地走向崩溃解体。这个时期红学的主要特征，是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但受传统观念束缚较重，学术价值普遍偏低，多呈现古朴零碎的评点、索隐、札记的形态。其中较为系统些的专书，具有鉴赏随笔的性质，一般也缺乏学术性文学评论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深度。这时的红学人物只把红学当成士大夫文人的一种文化自娱活动，谁都未意识到它后来居然会发展成一门有很高人文价值的高雅学问。依据人们评议《红楼梦》的认识方法和旨趣的不同，这时的红学文献主要分为杂评、杂考和索隐三大类。这是一个没有出现大师级学术典范的不自觉的红学时代。 (二)第二个时期为近代红学，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问世(1904年夏)，到1921年3月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前，共17年。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近代史末期到现代史初年，是一个跨世纪的红学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正经历着推翻封建统治的深刻社会变革，古老封闭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迎来一次对外开放、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机遇。这时的红学代表人物是王国维和蔡元培两位学界巨子。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学术界上以资产阶级美学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第一篇论文”(郑朝宗《从王国维到俞平伯》)。王国维吸收了叔本华悲观厌世的哲学思想和康德的美学思想来阐释《红楼梦》。他严厉批评了古代红学的“自传说”和索隐派方法，并切实把《红楼梦》做为纯文学艺术作品来认识，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辩性和严密完整的逻辑结构，为红学界提供了崭新形态学术论文的典范。可惜其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消极悲观的“欲念解脱”说，堕入了佛教出世教义的魔障，浸透没落封建遗老的绝望和“世纪末悲哀”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红楼梦》的主旨。蔡元培做为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学者，他撰写《石头记索隐》的意图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并不想以此来加高和完善自己的学术大厦，而是从反清政治斗争的目的出发，借索隐《石头记》来达到宣传反满，借民族革命口号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造舆论。他的红学，在学术方法上是非科学的，但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则是进步的。王、蔡二人的红学，各有一半新一半旧：王是学术思想新而社会意识旧；蔡则社会意识新而学术思想旧。只有把二人的各自一半“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代完整的红学典范。从总体上看，近代红学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在社会意识上都超越了古代红学，取得了无愧于自己时代的进步。 (三)第三个时期为现代红学，从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到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共33年。这个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初年。本时期在文化上的显著特征是资产阶级文化同无产阶级文化的斗争贯穿始终。在红学上，前者的代表是确立本时期“新红学”统治地位的胡适和俞平伯，后者的代表是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旗手鲁迅。胡派主要传人为周汝昌等人；鲁迅的继承者有王昆仑等人。现代红学对当代红学影响至巨，后文还将论到胡适、鲁迅的红学研究及其红学观念，此处从略。 (四)第四个时期为当代红学，从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1954年9月)到现在，并且还将继续一个较长的时期，直到出现新的有划时代影响的学术典范为止。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44年。本时期的社会背景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代红学至今仍未出现全面超越现代红学的学术新典范。主要红学流派为新兴起的小说评论派红学(其主体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派)和在胡适“新红学”影响下滋生的新考证派、新索隐派、探佚派、曹学派，还有90年代兴起的疑胡派。当代影响最大的红学人物是把红学推上“显学”地位的一代政治伟人毛泽东主席，其次是积六十余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对胡派“新红学”进行毕生反省和扬弃的红学大师俞平伯先生。这些学派和人物，后文还将提到，这里也从略。 二、胡适建造的“红学围城” 胡适是20年代以来对红学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近八十年来，红学研究的几乎全部文献基础都是建立在胡适《红楼梦》考证成果的基础之上。绝大多数后世红学家都把胡适关于《红楼梦》版本、作者的一系列论断当成不容置疑的红学公理来使用。不论他们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有何种分歧，在版本、作者的认识上都是胡适说法的认同者。胡适红学观这种无孔不入的影响，严重束缚了当代红学的发展，而且随着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致使一些文学神经灵敏的新、老红学家和作家对这种“红学”产生怀疑、厌烦，终至否定。社会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著名红学家、《红学》一书的作者刘梦溪，在经过对当代红学方方面面的考察品味之后，开始淡出红学圈子，并且深有感触地发出“我喜欢《红楼梦》，不喜欢近年的‘红学”’的喟叹。还有的学者以调侃的口吻评论现行红学的致命缺陷道：“《红楼梦》是伟大的，但被红学家们研究得越来越不伟大了。”著名作家王蒙在谈到胡适“续书说”对读者欣赏《红楼梦》的消极影响时指出：“这些情况的论证构成了阅读后四十回的极大心理障碍。少时多次阅读《红楼梦》，但每至后四十回便匆匆翻过，既是‘伪作’，何必看它!”(《红楼启示录》)老作家孙犁则对深受胡适影响的红学家们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为了发扬《红楼梦》这部作品，不是帮助读者去了鳃这部书的主要思想和全部意义，不是总结或研究这部书的艺术成就，甚至也不是对这部书所表现的各方面的生活，加以恰如其分的注释和说明。他们所做的工作，总起来看，好像是要把这部书从广大读者的手里或心里拉出来，收回它已经发生的重大影响，而换给读者一些看来和这部书有些关系，而其实是无关大体的鸡零狗碎。或者引导读者去作风马牛的索隐，或者拟出几个永远也猜不破的谜。这就是企图：把读者从读过这部书以后，自然而然产生的崇高有力的心境，沉重激励的情绪中拉出来，走到一个偏僻的甚至迷惑的境地去，使他们完全忘记这部书的可贵的艺术感染的力量。”(《(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转引自郭志刚、章元忌辑录《孙犁评<红楼梦>》) 这些红学家和作家对深受胡适影响的红学著作的这种批评，言词似乎尖刻～点，但确实击中了要害，尖锐指出了胡适红学传统贻害当代红学的严重恶果。可以说，胡适的红学传统是一座阻碍红学健康发展的“红学围城”。 对于胡适的红学研究，笔者总的评价是：过大功小。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点。 (一)主要功绩在于：胡适做为一位著名学者，能抛弃轻视小说的传统偏见，大搞小说考证，把《红楼梦》的考证当成一项正经的学问来做，连续发表考证文章，并同著名学者蔡元培就研究《红楼梦》方法的分歧公开进行激烈的笔战。这都造成广泛深远的影响，对唤起人们研究红学的兴趣，提高红学的学术地位，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从此以后，红学开始登上学术研究的大雅之堂。 (二)罪过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胡适是出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反动政治目的来搞小说考证的，他曾公开表白过这一政治意图：“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与这一动机相一致，他的《红楼梦》考证，一味向青年兜售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和中国“乾嘉学派”与西方僧侣“圣经学”的陈旧方法，抹煞与歪曲《红楼梦》反封建的积极思想意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价值，长期起到毒害青年的恶劣影响。 (三)罪过之二：由于实用主义思想方法的严重影响，胡适让考证的方法完全屈从自己的主观意志，使考证方法的科学性丧失殆尽。他不仅对文献资料的真伪与可信程度疏于鉴别，而且只片面选择有利于自己成见的证据，或对不足为凭的证据做出想当然的解释，甚或用主观臆测代替证据。在这种主观性极强的考证中，他对本该存疑的诸如《红楼梦》作者、脂本、脂评、后四十回等问题却武断地做出了“不容置疑”的定论。这些影响深远的成见，构成了当代红学危机最直接的内在原因。他还不顾考据方法有限的适用范围，错误地把考证方法用到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研究上来，得出贻害久远的谬论“自传说”。他还在考证中掺杂了索隐、探佚等非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使同类的考据谬种广为流传，而且孕育出新索隐派、探佚派、曹学派等非科学的红学派别。这两项贻害红学的罪过，就是胡适一手建造的“红学围城”。不毁掉这座“围城”，不仅当代红学的危机不会真正解除，还会殃及下个世纪红学的健康发展。 三、鲁迅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派红学暨跨世纪“红学”前景展望 在现代红学时期，红学阵地制高点应当是鲁迅先生经典性的《红楼梦》评论。他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旗手高瞻远瞩的眼光，在不同的著作中对《红楼梦》的思想、人物和艺术诸方面都作了精辟的评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派红学的先河。 从1954年起，一代政治伟人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性的红学批判运动和高度评价《红楼梦》的讲话，以革命领袖的崇高权威，极大影响了红学的命运，使红学空前普及，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评论《红楼梦》成为当代中国持久不衰的一股文化潮流，逐步确立了“红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地位。毛泽东本人的评《红》讲话，是一个伟大政治家对《红楼梦》小说的独特鉴赏和比兴寄托式的应用，不具有学术典范的意义。至于“文革”红学，那是“四人帮”利用红学搞反党夺权的一场政治阴谋，不能算是红学，毫无积极意义。 新时期以来，群众性最强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空前繁荣，百花齐放，但其主体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红学。这个流派的红学对资产阶级红学的革命，遗漏了一块重要的领域，那就是红学的文献学。完全照搬胡适的文献学旧说，也是整个当代红学思想与艺术研究的共同缺陷。这就使当代红学呈现荒谬的旧文献学基础同当代理论观照之间的奇怪结合，极大地限制了当代红学的科学性与群众性。因此，红学专家越努力于自己的研究，越同《红楼梦》原著和广大读者的阅读鉴赏实际南辕北辙，甚至在不少方面出现对立倾向，导致红学的贵族化，生命力渐趋枯竭。再加上某些红学家恶性膨胀的学阀式老爷学风，使红学的声誉每况愈下。只有为数不多的红学家能不受胡适的影响，在红学的文献学问题上独立思考。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红学大师俞平伯和在他影响下兴起于90年代的疑胡派红学家欧阳健等人。 四、俞平伯和疑胡派红学 关于俞平伯先生的独特红学道路和无私献身真理的高尚学术情操，笔者在《现当代红学集思》一文的第五部分《现当代红学的一面旗帜——俞平伯》中，曾用四千余字的篇幅做过简要评述。限于容量，本文只能更加概括地评价他的红学遗产。 俞平伯先生以他1923年问世的首部红学专著《红楼梦辨》确立了在现代“新红学”派中与胡适齐名的开创者地位，成为仅次于胡适的“新红学”主将。在他这部红学成名作之中，他在努力支持胡适红学的同时，也对胡适歪曲《红楼梦》的“自传说”表示怀疑，对胡适把《红楼梦》小说整个当成信史来认识的非科学性，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时隔一年，俞平伯就发表了《(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对“自传说”做深刻的反省和修正，并对胡适倡导的考证方法表示厌烦。从此他开始一步步跳出胡适嫡传治学方法的狭隘圈子，运用文艺学研究的科学眼光重新评释《红梦》。 本来，他在1921年就提出了开创全方位红学学科的正确方案，明确区分了文献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两大领域及其不同的方法。可惜“新红学”的开山盟主胡适偏执考证万能的信条，研究文艺却摒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造成“新红学”学科体系上的先天不足。 俞先生积六十余年的艰苦反思，终于在其晚年，对现代红学和当代红学非科学传统的祸根有了完全清醒的认识，彻底走出了胡适缔造的“红学围城”，成为“新红学”名人中唯一真正的反叛者。1979年3月，他在《宗师的掌心》一文中写道：“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如前人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开山祖师为胡适。红学家虽变化多端，孙行者翻了十万八千个筋斗，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胡适地下有知，必干笑也。……胡氏开山，事实如此，不可掩也。按其特点(不说是成绩)有二：一是自叙说、曹家故事。二是发现脂批、“十六回本”。顷阅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一文，似为新鲜，然亦不过变雪芹自叙为石兄自叙耳。石兄何人?岂即贾宝玉?谜仍未解，且更混乱。他虽斥胡适之说为(胡说)，其根据则为脂批，此即当年胡适的宝贝书。既始终不离乎曹氏一家与脂砚斋，又安能跳出他的掌心乎?。”(转引自1995年《红楼》第三期，原载《明报月刊》)在逝世之前，俞先生又写出著名的“红学遗嘱”：“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引自俞平伯的外孙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1993年9月上海书店出版) 这简直是一篇警醒世人的红学开示录，旨在棒喝盲目迷信所谓胡适红学“贡献”的红学界。文中所言“一切红学”显然是指一切受到胡适影响的红学，因为有“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为证。 俞先生反叛“新红学”，对又一次真正的红学革命是第一声春雷，其贡献十分巨大，直接启发和鼓舞了欧阳健等后起红学家们反叛胡适非科学红学传统的学术良知，孕育了90年代新兴的疑胡派红学。 疑胡派红学的出现，震惊了整个红学界，立即遭到胡适衣钵传人们气急败坏的围剿弹压，引起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真假红学大论战”。这场红学革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无论在学术上还是道义上，均以保守派的失败而归于平静。疑胡派讨论的问题均是俞先生提出的跨世纪的历史性红学难题，即彻底摆脱胡适红学的魔影，重建当代红学的文献学基础。他们虽以人微言轻的小人物为先锋，但却勇于攻克红学的世纪性难题，来势锐不可当。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远非尽善尽美，难免存在证据不足及考辨疏误的局部缺点，但其大的学术方向一直是正确的，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 鉴于200年来红学史中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为了迎接2l世纪的新挑战，再创红学新的辉煌，当代红学确实到了必须进行一场真正的红学革命了。必须扫除封建红学、资产阶级红学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依据当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在科学性和进步性原则下，正确对待红学遗产，坚持发扬精华、遗弃糟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大家都培养起俞平伯那样的“红学真魂”，一心朴实地追求真理，涤尽一切个人名利杂念，就一定会迎来学风淳正、全方位多元化发展的光明红学前景。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