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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金瓶梅》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可谓双峰并峙。随着海内外“红学”和“金学”的蓬勃发展，两书的思想、艺术等诸方面的价值愈来愈得到全面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正如美国学者海托华在《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中指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① 那么，这两部堪称中国小说之典范的煌煌巨著，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金瓶梅》成书于明代晚期，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红楼梦》甫告问世，从时序和小说文本内容而言，两书存在着较明显的承继关系。脂砚斋在《红楼梦》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中云：《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从而揭开了《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的序幕。然早期评点多要言大略，良莠并存。经现代人当代，这项比较研究才逐步深入。如果说现代学者还多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囿限，那么当代研究无论角度之新颖独到，还是论述之全面评备，都集中体现了当代学者的意识和眼光。纵览这项比较研究的整体情况，它主要从二个层面展开，其一是注重两书之间的承继关系，表现为《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其二是把《金瓶梅》和《红楼梦》都视为相对独立的小说文本，将两书的思想、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和特色加以比较和阐发。 本文拟从题旨、形象、叙事、价值四方面，对自古及今的《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作一简要述评，以期从一个侧面检视“红学”和“金学”的共同成果，并为学界同仁提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一、题旨的比较研究 题旨的比较研究集中反映了学者们对两书思想内涵的不同认识，主要是围绕“主题论”、“性爱论”、“色空论”等方面展开的。 (1)主题论 《金瓶梅》的主题自问世以来一直众说纷纭，只有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徐州青年才子张竹坡开始评点《金瓶梅》，才对它的主题思想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张竹坡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撰有《竹坡闲话》、《冷热金针》两文，作者在文中大谈财色、冷热、真假等等：“问尝论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而“此书独罪财色也。”“《金瓶梅》以冷热两字开讲，”为“一部之金钥”，全书“点睛处乃在于温秀才、韩伙计。”②张氏的这一“冷热说”在清代颇为盛行，并直接影响了后来评点者对《红楼梦》的评论。蒙古族评点家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总录》里，几乎直接引述《竹坡闲话》中的原文来解说《红楼梦》：“富贵则假可成真，贫贱则真亦成假。富贵是热，热则莫不成真，其真即是假。贫贱是冷，冷则莫不成假。其假中亦有真。”③张新之在《妙复轩评石头记》中也有类似说法：“《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④此类评论俨然都是竹坡的论调。从作品内涵观之，以“冷热说”评点《金瓶梅》和《红楼梦》，显然均失之于片面，未能把握住小说的要旨。 此外，邓狂言《红楼梦释真》述及《红楼梦》主旨时曾说：“作者胸中抹煞一切才子佳人小说，而仍有一《水浒》《金瓶梅》为其所不敢轻视，二书皆政治小说而寄托深远者也。”⑤此说与旧以为《金瓶梅》“寄意于时俗，盖有所谓也”⑥“指斥时事”⑦之说暗相契合，虽未为公论，也聊备一说。 真正把《金瓶梅》《红楼梦》主题比较研究推向深入的是当代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之后。 任访秋的《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最早较详论述《金瓶梅》与《红楼梦》关系的论文。该文指出：“对封建社会的丑恶进行揭发，与对封建阶级的罪恶进行控诉来说，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红楼梦》与《金瓶梅》可以说完全是一致的。”⑧朱捷和蔡国梁在肯定《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关系的同时，也较深刻地揭示两书主题思想的同中之异。朱捷《<红楼梦>与<金瓶梅>》一文认为：“曹雪芹既严肃地冷峻地剖析了现实世界污浊、朽败的实质，又始终没有放弃他对人世生活的执着和热情。他既痛恨那窒息生命的桎梏，又渴望那解放人性的未来曙光”。而“没有象《金瓶梅》的作者那样绝望，消沉，冷漠。”⑨蔡国梁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则指出：“(《金瓶梅》)的典型意义暗示了天道循环，世道亦循环，难以引起人们对封建社会永存性的怀疑。”而“(《红楼梦》)通过贾家这象征着封建盛世的贵族家庭，”揭示出“由于‘内里蛀空’，自我霉烂，它的衰亡解体是必然的”。⑩ 徐君慧、卢兴基、郑继家、王永健主要是从文学史传承嬗变的角度，论述《红楼梦》在主题上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创新。徐君慧专著《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勾勒了中国古代世情小说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发展流程，其中讨论了包括婚姻观、科举观等诸多思想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发展变化。⑪卢兴基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寻找小说史的一段轨迹》是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卢文依据脂批和“《红楼梦》旧稿删改的痕迹”、大胆指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早期阶段，对它的思想主题，曾有过近似于《金瓶梅》的构思，后几经删改，提升了“思想境界”。《金瓶梅》和《红楼梦》代表了小说史的不同阶段，而中间作为过渡的是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的思想精神与十六世纪以后产生的《金瓶梅》和才子佳人小说是同属于一个体系的。⑫郑继家和王永健都撰文讨论《金瓶梅》——清代世情小说《林兰香》——《红楼梦》的发展演变历程，指出三者主题和题材的相似性。⑬这种纵向考察无疑进一步强化了《红楼梦》与《金瓶梅》主题比较研究的历史深度。 (2)性爱论 《金瓶梅》曾被视为“淫书之首”，其不加掩饰、淋漓尽致的性行为描绘，惊世骇俗，表现了笑笑生带着时代印记的性爱观念。而在由作者揭示“大旨谈情”的《红楼梦》中，虽偶有涉及性的内容，都颇有节制，展示了性爱描写崭新的风貌。对于这一点，张新之曾称之为：“《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⑭这对后代研究者不无启发意义。 新时期思想解禁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涉足这一专题的比较研究，但在初期阶段，有些观点的偏颇失当比较明显，如朱星《<金瓶梅>的文学评价以及对<红楼梦)的影响》认为曹雪芹比笑笑生“更深刻”之处只在于性爱描写，提出“意淫”、“风月宝鉴”与写乱伦三者，以表明贾府“比西门庆家更乱。”⑮这显然令人难以苟同。这方面研究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入的当推傅憎享《<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兼论性的描写》与李建中《从“金瓶梅现象”到“贾宝玉情结”——中国古代性意识之美学嬗变》两文。傅文首先批评阚铎的《红楼梦抉微》是用“肮脏的眼光，专门搜求书中的‘不洁’之处，把《红楼梦》与《金瓶梅》加以比并，认定是‘引人堕落之书’。”然后从作者的立意，描写性行为的形态，性描写与主题、人物的关系，虚实不同的笔法，以及对传统观念、写法的不同处理等方面，比较两书的性爱描写和观念，指出：“《红楼梦》是前此之小说不可以比并的，较诸《金瓶梅》‘直是另一种笔墨’。”⑯李建中的论文则开宗明义地主张“不用道学而用性学的眼光重读《金瓶梅》和《红楼梦》，并透过那个‘淫’字，追寻古人的性意识”，他认为完整体系的性意识，“至少包含三个子系统：性目的，实现目的的方式，目的无法达到时如何解脱。”“‘金瓶梅现象’与‘贾宝玉情结’，其性目的之演变，是从‘传宗接代’与‘真个销魂’的殊途不能同归，到‘情痴’；其性方式之演变则是从‘禁欲’与‘纵欲’的悖论效应，到‘意淫’；“至于性解脱的途径则是从肉体毁灭则“色空”。⑰李文以性爱观为本位，并从历史的角度探索了中国古代性意识的美学嬗变历程，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学者史梅蕊的《<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花园意象》。该文运用西方阐释学的理论，在两书中探寻以花园为中心的意象群落，认为两书中的花园都是“‘情’之具体化。”而“‘情’一旦滥用就成为‘淫’，”就意味着“违反既定秩序，最后必然导致西门庆花园和大观园的毁弃。”⑱作为西方最新批评理论的成果，其独辟蹊径，解说了两书主题的悲剧意蕴，思路和方法都可为我国学者所借鉴。 (3)色空论 较早指出两部小说都有“色空”思想的是俞平伯。俞先生于1954年在《红楼梦简论》里说：“近人阚释《红楼梦抉微》一书，虽不免有附会处，但某些地方却被他说着了。如《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空’(原注：色是色欲之色，非佛家五蕴之色)明从《金瓶梅》来。”又说：“《红楼梦》的独创性很不好讲。到底什么才算它的独创呢?如‘色’‘空’观念，上文说过《金瓶梅》也有的”。⑲这番议论点明了《红楼梦》在色空观上对《金瓶梅》的继承性。 王平的《<红楼梦><金瓶梅>色空观念之比较》表明两书“色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该文显然已包含了更多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当代思考，文章所理解的“色空”也不再是“色欲之色”，而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佛教有“色受想行识”共“五蕴”，其中“色蕴”总括了时间和空间的一切现象。王文进行了三方面的比较：造成由盛而衰的原因，由色至空的过程，“色”的实质和“空”的结局。如在第三方面比较时认为，《金瓶梅》的“色”是“财色”，而“空”则是“轮回转也。《红楼梦》的“色”是“美好情感”，而“空”则是“遭到毁灭”，“宣告了身心俱灭的彻底死亡。”⑳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充满哲学风味的文化阐释。 此外，还有研究者讨论了两书在其它思想观念上的相互联系。如李裴《<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时间观念及其审美效应》，从时间观念的差异来把握两书的思想内涵。[21]董芳的《已见寒梅发，复闻鸟啼声——试论<金瓶梅><红楼梦>的美学分野》和《女性自我的失落与蜕变——简析<金瓶梅><红楼梦>的妇女观》两文则分别讨论了两书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生命观、情欲观、死亡观和妇女观。[22] 二、形象的比较研究 文学是人学，《金瓶梅》与《红楼梦》都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少已成为中国小说形象画廊中不朽的艺术典型。 民国时期，阚铎、灵犀比较关注《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但由于他们没有正确的艺术观作为指导，只是对两书人物机械地进行对勘比附，因而走人了索隐的歧途。阚铎在《<红楼梦>抉微》序中阐明撰书的起因，认为“《红楼》全从《金瓶》化出，”“每读《红楼》，触处皆有左验”，所以他在书中认定：“黛即金莲”，“贾珍与可卿，即花太监与瓶儿”，“李纨即孟玉楼”云云。[23]堕入恶趣无法自拔。灵犀的《<金><红>胜语》所论几与阚铎相同。[24]这种以考证比附为能事的研究多遭后代学者的批评。 相对而言，痴云《<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一文较为中肯。在谈到两书的人物形象时，该文认为：“《金瓶梅》注重实际，个中人物贪财好色，趋势嗜利之状，不论何时何地，皆能遇到。”“《红楼梦》则不然，其写富贵骄侈，虽悉在人耳目，其主要脚色如宝玉钗黛诸人，完全出于理想，恐欲界之中千古不易一见。”[25]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两书人物迥然不同的精神品性，更把握了两书艺术表现的实质。在具体人物比较时，作者一方面认为：“宝钗、黛玉亦从金莲、瓶儿变化而出，”另一方面也指出“西门庆之嗜淫欲，贪货财，宝玉则谈情爱，薄利禄，撰著之人，命意不同，各逞其才艺。”[26]痴云的这些见解可以提醒人们：在两书人物比较研究时，一方面应该看到彼此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处，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加以等同。 孙逊《<红楼梦>与<金瓶梅>》是新时期较早专门论述《金瓶梅》《红楼梦》两书关系的论文。孙文认为：“《红楼梦》的人物描写，正是直接继承了《金瓶梅》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远远超越了后者。”首先，“《红楼》和《金瓶》都敢于写‘真的人物’，因此它们在写及人物的命运时，没有采取瞒和骗的态度，而是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如实地写出了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和命运的悲剧。”其次，“《红楼梦》不仅在典型的数量上要大大高出《金瓶梅》，而且同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艺术典型，前者的思想艺术容量也要比后者更加丰富和深刻。”此外“《红楼梦》在人物描写上还有一个最主要之点是《金瓶梅》所根本欠缺的”，那就是它不仅写了“肮脏的人物”，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闪烁着理想的光辉和洋溢着生活的诗情的艺术典型。”[27]孙文能较早地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两书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客观公允的立场是值得肯定的。 在八十年代初期，还有曦钟发表了《“深得(金瓶>壶奥”——略谈曹雪芹对<金瓶梅>的艺术借鉴》和《从人物形象看<金瓶梅>与<红楼梦>》二篇文章，重点阐述了对两书人物形象塑造的看法。在后文中，作者紧扣住前文已述及的“《金瓶梅》的人物描写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某些人物性格往往前后矛盾”的观点加以延伸，通过分析比较，认为《金瓶梅》在人物塑造上已经在努力追求从单一的“扁平”性格发展到复杂的“凸圆”的性格，但是它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发展，而只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实现了这一小说史上的飞跃，即如鲁迅所说的打破了传统思想和方法。曦钟在文中还批评了那些夸大《金瓶梅》人物塑造成就的观点。[28] 在《金瓶梅》《红楼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中，往往是以《红楼梦》作为参照系来评判《金瓶梅》人物塑造所达到的艺术高度。除曦钟外，还有张俊等学者都提到《金瓶梅》中某些人物形象性格前后有相矛盾之处，典型即如李瓶儿，也不如《红楼梦》人物之丰满圆润。对此，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厉平《<金瓶梅>与<红楼梦>审美价值比较》在“有无内在机制的人物性格层递”一节中明确指出“李瓶儿与林黛玉的形象塑造，前后都有着明显的层递变化。”[29]这一点显然与曦钟等意见相左，代表了对于《金瓶梅》人物形象塑造的另一种理解。 当代学者除了在整体上比较评价两书形象塑造的艺术成就外，也有学者侧重于讨论两书共同采用的艺术手法，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将其归纳为：“既突出了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也写了他们性格的复杂性，”“运用白描手法描摹人物神态”，“人物心理刻画，蕴藉含蓄，不露声色，”“通过别人议论，介绍人物的性格特征”等七个方面。[30]这七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两书在成功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的艺术技巧种种。 对两书人物的群体形象和个体形象进行比较，是人物形象研究的主要内容。冯子礼侧重于两书中群体形象的比较研究，用力最勤，成果亦丰。1989年、1990年、1992年连续发表了《善恶殊途，美丑判然——<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女性形象之比较》[31]、《相悖互依，逆向同归——<金瓶梅><红楼梦>主人公比较》[32]、《“大家风范”与“小家子气”——<红楼梦>与<金瓶梅>中两种不同的主妇群的形象之比较》[33]三篇论文，分别从思想高度和审美品格，生命哲学，文化教养的不同角度比较评价两书中的群体人物形象，昭示了两书不同的审美取向。 关于个体形象比较。徐君慧在专著《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中对凤姐与潘金莲，王夫人与吴月娘，焙茗与玳安等都进行分析比较。[34]牧惠在《金瓶风月话》也论述了潘金莲性格与凤姐、黛玉的相似之处。[35]这些都丰富了《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形象比较的研究成果。 三、叙事的比较研究 叙事研究体现研究者关注文本、回归文本的倾向，通过对《金瓶梅》《红楼梦》两书文本的全面考察，研究者们围绕文学母题、情节、结构、语言艺术等诸方面展开了叙事的比较研究。 《金瓶梅》被公认为是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多种“首次”的意义，就小说叙事而言，这种创新及其对《红楼梦》的影响主要包括文学母题、情节结构和语言艺术三个方面。 在《红楼梦》问世后不久，清代的许多学者就直觉地感到了《红楼梦》在文学母题上对《金瓶梅》的继承性。张其信《红楼梦偶评》认为《红楼梦》“从《金瓶梅》脱胎，妙在割头换象而出之。”[36]诸联在《红楼梦评》中云：“《红楼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37]苏曼殊在《小说丛话》则认为：“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38]惜于这些论者虽感觉到两书在题材内容上的相似性，但未经过理性的过滤，所下的论断也不准确恰当。如上述评点中多用“脱胎”二字，显然是清人受宋代黄庭坚诗论影响较深的缘故，细察两书，虽可言“化出”，终非“脱胎”，更无论“倒影”了。 进入当代以后，任访秋、孙逊、张俊等学者都认可《金瓶梅》与《红楼梦》在文学母题上有继承关系的观点，认为《金瓶梅》是第一部以日常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直接影响了《红楼梦》这部现实主义伟大作品的产生。同时又指出，比较而言，《红楼梦》所描写的封建贵族家庭，更具有代表性，也更能反映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39] 正如《金瓶梅》第一次把日常家庭生活的描写引入长篇小说领地，《金瓶梅》在叙述上又是第一次摆脱了此前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历史演义的单线结构，展示给人们的几乎是一种全新的结构风貌。它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红楼梦》。民国时的三行已经注意到《金瓶梅》在结构上的进步。三行在《金瓶梅》一文中认为：“《金瓶梅》之所以能够有结构，而不同于其它叠凑而成底说部者，因为他把范围缩小，集中于西门庆，正如《红楼梦》之集中于贾宝玉。”[40]这段话揭示了《金》《红》两书结构的相似性，但在理解上尚属感性层次。 深入全面的比较是在当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之后。许多学者认为，《红楼梦》“像《金瓶梅》那样，以事件为纲，一个波澜接着一个波澜地向纵深开掘。”[41]但是，比之《金瓶梅》，“《红楼梦》作者已将网状结构使用得炉火纯青了，”“《金瓶梅》疏虞之处，鱼网编织中的粗陋之处，《红楼梦》一一补正过来。”[42]另外“《金瓶梅》主要写的是西门庆家庭的兴衰史……《红楼梦》则没有具体写贾府的发家过程而主要写了它衰败的经过……体现了封建‘末世’阶级的时代的特征。这是《红楼梦》的艺术构思超过《金瓶梅》之处。”[43]显然，当今学者在论述中更着重于《红楼梦》全篇结构在继承《金瓶梅》后的创新意识。 结构包括了整体和局部叙述，后者构成了情节内容，因而结构的比较直接关涉到情节内容的比较。在对两书情节内容的比较中，评论者的倾向性是比较明显的。清代的脂砚斋在《红楼梦》甲戌本第二十八回眉批中写道：“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44]他言下之意是赞赏前者的。哈斯宝则在他的《新译红楼梦》第九回回批里比较《金》《红》两书有关预言结局的情节，认为“《金瓶梅》中的预言，浮浅；《红楼梦》中的预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45]这两位评点家的观点在当代几乎得到了有关研究者的一致呼应，他们大多辩证地指出：“《红楼梦》的场面描写，同《金瓶梅》有许多类似之处。或仿效，或借鉴，或暗合，痕迹宛然。不过，两相比较，从形式上说，《红楼梦》的场面描写更为千姿百态，章法多变，挥洒自如。”[46] 当然，两书在情节叙述中，由于侧重点不同，有时也各有特色，甚至“《红楼梦》也有不如《金瓶梅》的。”徐君慧就指出：“如鲍二家的和贾琏通奸，被凤姐撞见，大闹了一场，鲍二家的上吊自杀。这情节当是从《金瓶梅》里宋惠莲上吊自杀而来。”但前者“只一笔带过了事”，后者却“把这一段写得很精彩。”[47] 最后简略谈谈两书的语言艺术的比较研究。 《金瓶梅》与《红楼梦》都以风格鲜明、特色显著的语言艺术而著称于世。早在脂评中即已写道：“《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岂不更奇。”[48]此处说明《金瓶梅》与《红楼梦》都善于吸取民间的方言俗语，然后通过艺术转化成为新奇的文学用语。两书对俗语的借鉴，民国时就有人指出：“所谓俗者另为一种语言，未必尽是方言。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石头记》仿之，而尽用京语。”[49]说明了两书共同具有以民间口语为本的艺术创作倾向，以及两书的传承关系。当然，两者的高下之别还是至为明显的。当代学者把这种差别归纳为“一个缺乏提炼，不免失之杂芜；一个善于提炼，显得精细凝炼。”《金瓶梅》是“下里巴人”，而《红楼梦》则是“阳春白雪”。[50]此外，还有一些论著讨论了两书的白描手法，如牧惠的《金瓶风月话》认为《金瓶梅》与《红楼梦》两书都具有“摹神肖影，追魂取魄”的艺术表现力，但比较而言，《红楼梦》则“是更高一级的白描，是《金瓶梅》里没有掌握到的。”[51]再如董芳《<金瓶梅>对比艺术探微——兼谈<红楼梦>的嬗变》、[52]于承武的《<金瓶梅><红楼梦>在小说创作中的模糊手法》[53]则分别讨沦了两书的对比手法和模糊手法，使人们不同程度地加深了对两书语言艺术的异同的理解。 四、价值的比较研究 关于《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价值比较研究是与以上题旨、形象、叙事的比较研究密不可分的。实际上，在以上三方面的比较研究中，已不同程度地蕴含了研究者的价值评判。但是，价值的比较研究重点是直接围绕对《金瓶梅》、《红楼梦》两书价值与成就的评判而展开的，由于学者的视角，观点，方法不同，难免会各持一端，造成歧见丛生，众说纷纭的局面。从清代开始，历经民国，直至今日，随着研究的深入，才逐渐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下面分阶段述之。 清代学者大多强调《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关系，最为流行的是“脱胎说”和“倒影说”，大多偏颇失当(前文已述及，此不赘述)。当然，也偶有切中肯綮的论断，如诸联在《红楼梦评》中一方面主张“脱胎说”，一方面又能够较中肯地指出《红楼梦》对于《金瓶梅》“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54]这种比较评判对后代研究者有启发作用。 在民国时期，研究者贬《红楼梦》和拔《金瓶梅》的倾向殊为明显。李辰冬《<金瓶梅>法文译本》在西学东渐的肇始期就贸然给两部小说定性：“我认为《红楼梦》与《金瓶梅》都系自然派的作品，不过前者是研究贵族阶级，后者是研究平民阶级罢了。”[55]贬《红楼梦》扬《金瓶梅》之意至为明显。郑振铎在《长篇小说的进展》中更是明显地表现了他对《金瓶梅》的偏爱：“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去旧的中世纪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则将这些‘传奇’成分完全驱出于书本之外。它是一部纯粹写实主义的小说。《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脱尽一切旧套。唯《金瓶梅》则是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不夸张，也不过度的形容。”[56]阿丁也说道：“我觉得《金瓶梅》之意识，实是反抗的，积极的，不若《红楼梦》意识之腐化与消沉。”“我还觉得《红楼梦》完全是模仿《金瓶梅》的”，“世谓《红楼梦》是人情小说的杰作，那末《金瓶梅》更是《红楼》之师了。”[57]如果说，郑文在贬《红》扬《金》中尚有对文学史发展的深刻认识的话，那么后者则完全是一边倒的溢美之词了。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金瓶梅》的固有价值重新受到学界的重视，有关《金瓶梅》《红楼梦》价值高下的争论亦随之日益激烈，较早的一次是因重新审视晚清“脱胎说”、“倒影说”而引发的。1980年，朱星发表了《<金瓶梅>的文学评价以及对<红楼梦>的影响》，重新提起晚清的“脱胎说，”并表明自己赞同“《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的观点，结果引起朱捷等的批评，朱捷认为这是不妥当的，不恰切的，并且还指出“不能为了给《金瓶梅》昭雪，就不惜歪曲贬低《红楼梦》。”[58]其后，吴小如在《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里也发表类似意见：“《红楼梦》之于《金瓶梅》，绝对不是照搬。我们不能因《红楼梦》的伟大来为《金瓶梅》的严重局限进行弥缝掩饰，《红楼梦》和《金瓶梅》两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59]此外，叶朗所著《中国小说美学》在谈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时，对同出于晚清的“倒影说”也提出批评意见，但他同时认为“如果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有《红楼梦》，这是可以肯定的。”[60]然而另一位学者曦钟则通过推断得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只能是社会生活……而‘过去的作品不是源而是流’，《金瓶梅》对于《红楼梦》而言，当然也只是流而不是源。”他的结论是：“即使没有《金瓶梅》，曹雪芹仍然会写出《红楼梦》这部杰作。”[61]就中国世情小说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看，《金瓶梅》作为开山之作，也就是《红楼梦》相对的源，这由《红楼梦》中许多借鉴的痕迹可证，曦文似乎过于强调生活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而轻视文学本身的源流继承关系了。 因重提“脱胎说”、“倒影说”引发的以上争论，主要是从《金瓶梅》《红楼梦》源流观的角度评判两书价值之高下的，而宁宗一，宋谋玚之间另一次争论则是集中于小说观之更新上展开的。1984年宁宗一发表了《<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一文，他在文中认为：“《金瓶梅》小说的作者探索了小说的新观念，”“小说再不是按类型化的配方演绎形象，在艺术上更加考究、新颖，比较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而更加贴近读者的真情实感。”[62]这种说法引起宋谋玚的批评，认为《金瓶梅》人物还未达到性格化的程度，只有“《红楼梦》中的人物典型是性格化的典型，”宋谋玚在对宁文分析之后认为宁文是拔高《金瓶梅》，“用《金瓶梅》来取代《红楼梦》在小说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并不惜贬斥包括《水浒》在内的所有明代小说。”[63] 宁宗一抱着“为《金瓶》一辩”的宗旨，在《说不尽的<金瓶梅>》中提出了反批评，批评宋文批评的“蹊跷”，并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金瓶梅》代表了“小说观念的重大更新”，占了“小说史的一半。”[64]于是，宋谋玚再度反驳，指出“中国小说观念的重大更新的最终完成“应该”记在《红楼梦》帐上而不是记在《金瓶梅》的帐上。”[65] 继“源流观”、“小说观”二次论争之后，有关《金瓶梅》与《红楼梦》的第三次论争则进一步转到“文化观”上。1988年5月，周中明在“全国第六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论<红楼梦>与<金瓶梅>是两种文化》的论文，批评人们“大有把《金瓶梅》的成就捧到《红楼梦》上面之势”，他认为《金瓶梅词话》是隶属于“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作品，“作者的思想出发点，是要恢复传统的封建秩序，作者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是属于封建传统文化。”他比较《红楼梦》与《金瓶梅》后的结论是：“《红楼梦》与《金瓶梅》是民主文学和封建文学两种不同文化在我国小说中的典型代表。”两者的思想体系有“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样两种文化性质上的区别。”周文发表后，张兵即撰写《论<金瓶梅>研究中的“封建说”》予以反驳，张兵通过引证小说中大量的情节内容，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和“对妇女的态度问题”两方面人手反驳周文的观点，指出“封建说”的产生是由于“逻辑上的混乱，使正确的前提导致了错误的结论。”[66] 以上三次论争标志着《金瓶梅》《红楼梦》价值比较研究在新时期的逐步深化。 近年来，在对《金瓶梅》《红楼梦》比较明确褒贬的争论外，有一种意见颇引人注目，季学原《<金瓶梅>与<红楼梦>对读二题》一 文，[67]在《金瓶梅》与《红楼梦》关系上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即“认为《金瓶梅》和《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如同双峰并峙，前后辉映，形成一个不可相互取代，不会相互掩盖，不能随意轩轾的互补性的关系。”这种观点虽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价值，但也不免带有浓烈的折中主义色彩。 纵览对《金》《红》两书的价值比较，人们可以看到，其中明显地呈现为三种倾向：一是贬《金》扬《红》，二是贬《红》扬《金》，三是折中调和，但就总体而言，尽管有些研究者挟带着偏爱，或是对历史进行反拨的情绪，为《金瓶梅》正名，但《红楼梦》作为小说最高峰的地位毕竟是无法撼动的。历史的天平有过摇摆，但最终总倾向于《红楼梦》，这是历史的公论。 《金瓶梅》与《红楼梦》同有“奇书”之誉，“红学”和“金学”也都是显赫的专学，相比而言，《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的领域还未得到两支研究队伍的充分关注，在学术成果上也还未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此外在两书比较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少亟待克服的认识误区，正如傅憎享所指出的：一些研究者因为对比较的目的认识不清，于是偏执于“去摘滴血认亲之举，”用“静观静态的比较”代替“动态的比较，”用“庸俗的比附”取代“整体的比较。”[68]这都是当代研究者在比较研究中应该注意的。我们希望，随着“红学”“金学”的深入发展，对两书的比较研究会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入，并由此开拓出更为开阔的学术空间。 注 释： ① 转引自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载《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58页。 ② 见陈昌恒整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8、9、11页。 ③④⑭[37][38][44][45][48][54] 见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l2月版，第468页，第469页，第469页，第470页，第480页，第463页，第467－468页，第463页，第470页。 ⑤ 转引自王永健《<林兰香><金瓶梅><红楼梦>》，载《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 ⑥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 ⑦ 沈德符《野获编》。 ⑧ 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2期。 ⑨[58] 载《山西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3期。 ⑩[41]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载蔡国梁著《金瓶梅考证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74—75页，第85页。 ⑪[34][47]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228－233页，第244－248页，第243页。 ⑫ 载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0、11、22页。 ⑬ 郑继家《论<金瓶梅><林兰香><红楼梦>题材、主题的继承和发展》，载《盐城教育学院学刊》1988年3／4期；王永健《<林兰香><金瓶梅><红楼梦>》，载《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 ⑮ 载《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6—88页。 ⑯ 载蔡国梁选编《金瓶梅评注》，漓江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53－173页。 ⑰ 载《华中师大学报》(哲社版)1994处第4期。 ⑱ 载徐朔方编选《金瓶梅西方沦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75页－187页。 ⑲ 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46页，第850页。 ⑳ 载《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2辑。 [21] 载《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 [22] 载《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内蒙占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23][24][25][26][40][55][56][59] 见周钧韬编《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1月版，第9—15页，第219—228页，第215页，第218页，第35页，第64页，第65页，第176页。 [27] [50] 见孙逊、陈诏著《红楼梦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2－16页，第23页。 [28] 前文载《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后文载《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l1月版，第174—181页。 [29] 载《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3期。 [30][43][46] 载《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9～104页，第94～95页，第96页。 [31] 载《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32] 载《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1期。 [33] 载《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3期。 [35][51]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12月版，第61～68页，第204、208页。 [36] 转引自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载《金瓶梅研究》第110页。 [39] 参见注释⑧[30]。 [42] 祁和晖《青出于蓝一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载《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一集，王利器主编，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90页。 [49] 蛮《小说小话》，转引自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载《金瓶梅研究》第107页。 [52] 《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 [53] 《枣庄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59] 见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24页。 [60]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62页。 [61] 《从人物形象看<金瓶梅>与<红楼梦>》，载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第174页。 [62] 原载《南开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后收入《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l2月版，本文所引据后者，第17页。 [63] 《略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载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第187页。 [64]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 [65] 《再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与宁宗一同志商榷》，载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4辑，第64页。 [66] 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06－112页。 [67] 载《宁波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 [68] 《<红楼梦><金瓶梅>求同比较异议——兼再论曹雪芹的借鉴与创新》，载《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