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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面世以来，论者对《红楼梦》提出的解说多不胜数，这种情况是不同的阅读角度造成的，但《红楼梦》文本的特殊情况也是重要原因。《红楼梦》版本众多，诠释对象不稳定，容易产生大相迳庭的诠释。以往红学的版本学，注重本子之间的异同优劣。本文要指出的是，《红楼梦》本子歧异的问题，实际上与文学诠释关系密切(例如反满说、自传说、曹雪芹的叛满归汉之说)。更重要的是，分析论者对版本异文的态度，可以彰显诠释活动中的内在逻辑和吊诡之处，足资以后的论者参考。以下从两个异文问题开展讨论。 一、文本的不稳定性与诠释的关系 在抄本系统中，第一回有两个下凡历世者：一个是补天石；一个是神瑛侍者。具体情况是：一、补天石故事：(抄本以甲戌本为代表)石头变为美玉，由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人红尘。[1]二、侍者的故事：甄士隐做梦，听见一僧一道交谈，说到赤瑕宫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绛珠仙草，绛珠草才得以久延岁月。近日神瑛侍者意欲下凡，绛珠仙子也要下世为人，以报灌溉之情。书上那僧说“这一于风流冤鬼，尚未投胎人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2]。士隐索看“蠢物”，“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钱著“通灵宝玉”四字[3]通灵宝玉就是未能补天的石头。值得注意的是：“灌溉”、“还泪”是神瑛、绛珠之间的事，与通灵玉(石头、蠢物)无关，通灵玉只不过“夹带其中”下凡历世而已。 程高本的文字跟抄本系统很不相同，只有一个下凡的故事。程高本也有石头变成美玉的故事，但是石头就是鉀瑛侍者。我们可以比较抄本(以甲戌本为代表)和刻本(以程甲本为代表)的文字： 甲戌：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单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便久延岁月，……[4] 程甲：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那时这个石头囚娲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就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灵河岸上行走，看见这株仙草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5] 依程高本，石头既已变成美玉(通灵宝玉)，这里又变成神瑛侍者，显然有内在矛盾，不像抄本那样神瑛、石头各自分明。在抄本中，神瑛侍者的化身是贾宝玉，而石头的化身是通灵玉。神瑛侍者和贾宝玉的故事是石头的见闻。所以，石头在小说中是一个叙述者。依抄本，石头初见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时已自称“蠢物”；在士隐梦中，僧人和士隐也称石头为“蠢物[6]随著故事发展，石头也常自称“蠢物”，向读者发表议论。如第六回说到千里之外，芥豆之微，有一个小小人家与荣府有些瓜葛。这时石头就现身说：“诸公若嫌琐碎粗鄙呢，则快掷下此书，另觅好书去醒目。若谓聊可破闷时，待蠢物逐细言来。”[7]元妃省亲一回，上舆进园时，看到园中繁华景象，石头又有议论：“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8]又说到大观园中匾联俱宝玉所题，但贾府世代诗书，何以竟用小儿戏辞苟且塞责?这时石头又出来解释：“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大家方知。当日这贾妃……”[9]本中，神瑛侍者与石头各自分开，贾宝玉与通灵玉也各自分开。神瑛侍者下凡为贾宝玉，把石头夹带在中，所以通灵玉得以留在宝玉身边。[10] 程高本昧于这层分别，合二为一。程高本虽然已删去上引石头的议论，但故事一开始已使石头、神瑛、通灵玉、贾宝玉混淆不清，所以难免有内在矛盾。最明显的例子是，宝玉既然与通灵玉是一身，为什么又写宝玉佩通灵玉，掷通灵玉?又似未曾合一。其他不协调处还有：(一)前面写石头因为“不堪人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但后面却说“那时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11]到底石头是悲是喜?(二)前面写石头遇见僧道后，即被那癞僧袖了去，后来也是癞僧与跛道一起“到了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程高本后来却又说它到“各处去游玩”，并且自己“来到警幻仙子处”，成了“神瑛侍者。”四不过诠释者基于这种有内在矛盾的本子，也能得出他们的说法，以下举台湾学者潘重规为例。潘重规说： 有人说解释宝玉为传国玉玺是穿凿附会，其实不然。我们细看作者穿穿插插，隐隐约约的告诉读者，石头就是宝玉，宝玉就是传国玺。他首先在第一回叙述青埂峰一块石头，锻炼通灵，“须得再镌上几个字，便是件奇物。”又从甄士隐梦中，指出石头原来是块美玉。第八回更从宝钗的口中眼中详细描写了这决美玉，形体大小和《三国志。孙坚传注》中所载汉传国玺相同。玉上“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的刻字，更是汉传国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翻版[13]。 潘重规说“石头就是宝玉”，这种印象自然是阅读程高本系统得来，但这套理论却不单单利用程高一系的文字。抄本第十六回秦钟弥留之际，都判命众鬼放回秦钟之魂：“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14]潘重规发挥说： 宝玉的威力可以吓倒鬼判，正因他是传国玉玺的缘故。王者官天下，所以说“天下官管天下民”，这正是作者点明宝玉是传国玺，是代表政权，是天子的身份。不然，宝玉是什么官?曹雪芹又是什么官?由于全书中这一类明呼暗唤，旁敲侧击的启示触目皆是，所以我说宝玉是影射传国玺，而不敢相信《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的说法。[15] 潘说依赖“天下官管天下民”一句甚多。但是我们注意到“天下官管天下民”一句只见于庚辰、己卯、甲戌、蒙府、戚序、戚宁五个抄本，连梦稿、舒序、甲辰、列藏本都没有这一句。如依程甲本，则全无都判喝骂的话；如依程乙本，则只有“那都判越发着急，吆喝起来”，也没有“天下官管天下民”一句。 因此，潘重规是利用了文本的异文来立说：要将贾宝玉和通灵玉合一，就取程高本的文字，要加强宝玉即“天下官”时，又取抄本系统的文字。一一文本不稳定(textual instability)为潘说开了方便之门。詹姆斯．麦克拉法提（James Maclaverty)在《特性和发言的问题：意图论者对“文本不稳定性”的反应》(“Issues of Identity and Utterance：An Intentionalist Response to‘Textual Instability’ ”)一文指出，“文本不稳定性”的问题可以简化为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说好几个版本属于同一个作品是什么意思呢?(“What do we mean when we say several versions belong to the same work?”)[16]事实上，近年的版本研究已经使我们不得不认同“两种版本系统[抄本和刻本]，两种红楼梦”的看法[17]。混合两种系统来立说，势必产生种种矛盾。例如，据抄本，柳五儿在第七十七回已经死去，但在刻本中柳五儿却不曾早死，而且还在第七十七回替宝玉解围，后文(第一百O九回)更有“候芳魂五儿承错爱”一大回文字。可见抄本刻本各自有它们的一贯性(consistency)，不应勉强混合。史蒂文．马尤(Steven Mailloux)在《版本学与“作者的最后意图”》(“Textual Scholarship and‘Author’S Final Intention”’)一文中曾经提到要找到“作者原本”三个文本决定(textual decisions)，第一个就是要“区分一个作品的不同版本，不使它们混合为一”(distinguishing separate versions of a work that should not be confalated through through eclectic means．)[18]。马尤的意见是就编辑、校勘而言，但他所说的同样适用于文本批评。 二、作者本意与文本的地位 第六十三回，据己卯、庚辰、戚序、戚宁四本，宝玉到栊翠庵投了回帖后，紧接着是一大段芳官改妆易名、宝玉大发议论的文字[19]。据应必诚统计，这段文字共1100余字。各本或有或无，引起不少争论。我们先看一看这段文字在各本中的存缺情况： 1存缺情况不详的：甲戌、舒序本(俱缺此回)； 2存有这段文字的：己卯、庚辰、戚序、戚宁、蒙府本； 3没有这段文字的：列藏、梦稿、甲辰、程甲、程乙本(旧行本)[20]。俞平伯撰写《红楼梦辨》时(二十年代初)，非常厌恶这段文字，他从两方面来批评这段文字：一、从文字欣赏的角度来批评；二、从文本真伪角度讨论。我们仔细考究他第一个标准，就知道他着眼于(1)人物口吻、(2)文词、(3)结构三方面，结果得出极负面的评价。这种“文学的”分析反映了俞平伯的鉴赏力，但内里的信念却是涉及他对作者写作能力的信心。然而，“文学的分析”在俞平伯的版本判断标准中，地位及不上“作者意图”(下详)。 俞平伯发现有正本第五十二回真真国女子诗“汉南”作“满南”，这条有正本“内证”使他怀疑有正本经人改窜。在俞平伯眼中，有正本这两个地方似乎都在支持“民族主义”的说法(反满说)。俞平伯既认定曹雪芹是本书作者，于是他从“作者意图”的角度来进行论说。他说： 以作者底身世，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而论，绝不容易发生民族思想。即使是有的，在当时森严的文禁下，也决不会写得如此显露；以作者底心灵手敏，又决不会写得如此拙劣。我以这三层揣想，宁认高本为较近真相的，戚本所作是经过后人改窜的[21]。 所谓三层“揣想”，就有两条涉及作者意图(一和二)，第一层直接涉及，第二条层间接涉及。他的第一层揣想和“作者意图”有不可划分的关系一一以作者(曹雪芹)的身分看，不应写出这段“民族主义”之文，言下之意即这段文字不是曹氏原文。第二层似乎是外在的因素，和作者无涉，其实不然。因为这相当于：在文禁森严的环境下，作者会不会写出这样“显露”的文字?仍然离不开“作者意图”。然后才是第三层，作者的写作能力：“作者心灵手敏，又决不会写得如此拙劣。”也就是以文辞优劣为版本判断的标准，在俞氏的论点中居于末位。 到了《红楼梦研究》一书印行时(1953年)，俞平伯对这段芳官改“番名”文字的看法有很大的转变。在《红楼梦辨》中，他对这段文字的总评语是“全是些梦话”。具体分析说：“全失宝玉底口吻”、“文字十分恶劣，令人作恶”、“文章前后气势，也万万不能插入这一节古怪文字”[22]。这样激烈的语气，在《红楼梦辨》中是少有的。到了《红楼梦研究》，他的总评是“不伦不类”。语气比以前温和许多。具体分析也只是说“失却宝玉平常说话底神气”[23]。《红楼梦辨》中立足于作者意图来判断的文字删除净尽。 在版本异文的断判上，俞平伯有这么大的转变，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追究的。在一九二三年《红楼梦辨》出版的时候，俞平伯相信自传说。自传说最核心的两个信念是：一、作者是旗人曹雪芹；二、书中的贾宝玉即曹雪芹。贾宝玉说出带“[汉]民族主义”的话，相当于旗人作者曹雪芹说出，这怎么可能?于是俞平伯从作者是旗人的角度出发，对“民族主义”的说法持否定态度。这种信念影响到他对版本异文的判断，并不是什么出入意表的事，特别是当时他只持有有正本。拿有正本和刻本系统一对校，有正本这段文字只是特有之文，偏偏又有利于“民族主义”，在他眼中自是可疑。到了一九五二年时，俞平伯对“自传说”已有怀疑[24]，削弱了他以作者为本位(author—centred)[25]的研究信念。影响所及，在版本论断上自然没有一九二三年(或稍前)那时的坚定立场。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推测这段文字是程高刊行之后窜人有正本的。他有两个理由：一、他怀疑这段文字不是有正本原文，决不是戚蓼生所及见的，因为戚蓼生在清朝为官，不是抱民族主义的人，也决不敢为有民族思想的书作序。二、俞平伯甚至怀疑是有正书局为响应民初的反满情绪、招徕读者而加入这段文字[26]。现在证明他两个推论都成问题。因为这段文字确为戚张本原有(有正本底本)[27]，，戚蓼生应该见过这段文字。其次，有正本是根据原抄本照相石印，只改动过个别文字，不是为招徕读者而妄改。魏绍昌(1922一 )《红楼梦版本小考》中有《谈“有正本”的底本》一文，可以参看[28]。 俞平伯早年认为这段文字不是作者原文，从现存抄本的存缺情况来看。仍然难以作出判断。不过，抄本系统的两大分支系统：四评整理本系统和蒙、戚系统(也就是郑庆山《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中的“立松轩本”)[29]都有这段文字，说明戚序本的内容并非独有，俞平伯的“伪作”之说不能轻易成为定论。事隔七十年，一九九三年，曲沐也提出这一段“决不是曹雪芹的‘笔墨’”，因为他不相信雪芹笔下的宝玉竟庸俗到一戏一笑也该称颂圣君功德的地步[30]。总之，我们注意到：版本学研究依赖作者意图(或作者形象)来作判断的情况。以俞平伯的例子看，凭著他构想中的“作者意图”足可以否定文本文字的真实性。 后来的学者对这段文字的解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是讥讽满清，另一派认为是在歌颂满清(以下姑称之为“谀满说”)。认为是讥讽满清的包括潘重规、吴恩裕、余英吋、刘梦溪等；认为是歌颂满清的包括胡适、胡念贻、赵冈(下详)。但是这样归纳为二派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学者对文字存缺的解释又牵涉到其他问题。潘重规和胡适就争论过这段文字的意义。他们的争论是在著作权的层面上进行的。潘重规一九五一年发表《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一文，指出“耶律雄奴”一段文字是“站在汉人立场，大骂异族“[31]。这个解释并不是独自立足的，因为潘重规基于这个解释来进一步论证著作权的问题：既然是“站在汉人立场，大骂异族”，则不可能出白一个旗人作者之手，“曹雪芹本身是旗人，而代汉人大骂异族”[32]，潘重规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段文字成了他反对“著者是曹雪芹”的根据之一。问题是这段文字是不是有反满的意思?胡适就认为：“这一大段明明是一个旗人作者颂扬满清帝室的威德。”[33]他的理解恰恰与潘重规相反。 我们知道胡适主张《红楼梦》的作者是旗人曹雪芹，潘重规则认为“此书的作者必是明代的遗民。”[34]对于这段文字，两人没有深入分析，不过他们都能释出对他们有利的意义，使这段文字成为他们的整体解释的一部分。 这段文字的意义，即使是承认曹雪芹著作权的学者，意见也有分歧。吴恩裕在一九五四年发表《曹雪芹的(红楼梦)与政治》一文中也注意到这段文字，当时他也承认曹雪芹是作者，但是他并不像俞平伯那样怀疑这段文字是伪稿，反而认为曹雪芹虽隶旗籍，但血统上本是汉人，所以推测曹雪芹是以“大舜之正裔”来打掩护，实际上是在骂清人为异类[35]。吴恩裕的说法引起胡念贻的驳难。胡念贻似乎不承认“大舜之正裔”等话头是掩护词，所以他说：“这一段根本看不出什么民族思想，只是好玩地把‘当今之世朝廷的功德，大大夸扬了一番。”[36]何其芳(1912--1977)~说：“[曹雪芹]所歌颂的显然是当时的清朝，是清朝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征服。孟轲说过舜是东夷之人，所以贾宝玉称满族是大舜之人，所以贾宝玉称满族是大舜之正裔。这些歌颂到底是真心话还是敷衍之词，就很难判断了。”[37可见何其芳也主“谀满说”，但他也怀疑作者在说“敷衍之词”，不是真心歌颂。 到了一九七四年余英时发表《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又再度提及芳官改名耶律雄奴的故事，认为这是曹雪芹叛满归汉之证，曹雪芹有“汉族认同感”[38]。这又引出赵冈来攻讦。赵冈认为“雪芹是在直接引用雍正《大义觉迷录》的理论，来肯定满州入主宰中原的法统地位”[39]。除余英时之外，刘梦溪、郝火斤、元之凡、赵卫邦、柳存仁、仇曾升都认为这段文字流露了作者的反满思想，但他们的意见基本上不超出“汉族认同感”和“反话正说”的旧见，这里不赘[40]。 这段话痛骂异族，各家都无异议。问题是：一、被骂的匈奴是不是影射满清；二、说话的人(贾宝玉)站在什么人的立场来痛骂匈奴。潘重规说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但我们细读原文，贾宝玉是自居“大舜之正裔”来“作践”匈奴的。反满说和“谀满说”同样是把这一段文字放在清朝的背景来理解，但“大舜之正裔”和《大义觉迷录》有关系，这并不是牵强之辞。清世宗在《大义觉迷录》中说： 且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41] 又说： 汉、唐、宋、明之世，幅员未广，西北诸处皆为劲敌，边警时闻，烽烟不息。申原之民，悉索敝赋，疲于奔命，亦危且苦矣!今本朝幅员弘广，中外臣服，是以日月照临之下，凡有血气，莫不额手称庆，歌咏太平。[42] 宝玉则说： 这两种人[涛按：指土番、匈奴]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历朝中跳梁猖撅[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竞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原远来降，[……]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亨[享]升平了。[43] 宝玉的语气口吻与清世宗之言实有相似之处。所以，反满说如果要克服“大舜之正裔”的难题，至少要像吴恩裕那样以饰词为说。衡量两种说法，“大舜之正裔”仿《大义觉迷录》的说法，是有迹可寻的(吴恩裕本身也承认作者用“大舜之正裔”是指清朝统治者)[44]；饰词之说却是读者主观的推测，作者本身是不是用为饰词，我们不得而知。理论上，赵冈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45]。而实际上，《红楼梦》歌颂“当今”朝廷的话，也不只六十四回这一段，例如第十六回风姐称赞：“可见当今的隆恩。历来听书看戏，古时从未有的。”而贾琏又赞：“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人民文学出版社82年版新校本，页215)。第五十五回叙述文字又说：“当今以孝治天下……”(新校本，页769)第六十三回又说：“原来天子极是仁孝过天的”(新校本，页903)。这些话，也都是对“当今”而发，不但没有骂，反而捧到了天上去。 再者，清王朝征讨边疆少数民族时，被俘的土番，也确有被当作奴隶来使用的。曹寅《棟亭诗钞》中“南辕杂诗”二十首之十二：“林间系马集归鸦，屋上炊烟指歇家。随处风光期好语，奚儿争拾白杨花。”[46]诗中的“奚儿”，很可能就是“先人当年所获之囚”。 俞平伯早年受作者观念影响，怀疑这段文字不是作者原作，是后来才窜人有正本的。后来的学者似乎都不认为这段文字是伪作。检视各抄本，梦稿本、甲辰本、列藏本都没有芳官改名“耶律雄奴”的事，所以第六十三回再由耶律雄奴改为金星玻璃、温都里纳等等也相应没有[47]。但第七十、七十三、七十七回仍保留芳官的改名：雄奴、金星玻璃、耶律雄奴[48]。凭这点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抄本原来也必有芳官改名、宝玉大发议论的段落，只是出于某些理由被删去，而后面出现的雄奴、金星玻璃等是未削净的漏网之鱼。有趣的是，反满说和谀满说双方都能从他们的诠释出发推测这段文字被删的理由。潘重规以为百二十回本删去这段文字，“大约因当时文网日密，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涉及异族之误[语?]，都在禁毁之列。这段文字自然非删去不可了。”[49]赵冈则说：“雪芹完全模仿《大义觉迷录》的口气，来歌颂乾隆的‘十全武功’。最后还加上一句‘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实在过份肉麻。后人将这一段删掉，倒真是删对了。”[50]换言之，在潘重规眼中，这段文字被删，是文字本身反满的证据；在赵冈眼中，则是歌颂朝廷的证据。无论这段文字因何缘故被删，这个例子说明：一、诠释者可以因应他们自己对作者身份、文本时代背景的种种假设来决定文字的意义。二、文本被删本身也反映了文本的地位受到了威胁，读者的诠释完全可以压倒文本的权威。删除原文似乎是一种很特殊的做法。其实不然，这里举一例为证：近人聂绀弩对芳官改名一段文字有以下意见：“这种歌功颂德文字，曹雪芹在写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用意，已不可知，但作为艺术品说，则正是贾宝玉所鄙视的腐儒禄蠹的口吻，用现代的话说，简直是帝国主义法西斯口吻，与贾宝玉的性格和思想都不相容。难道又有恢复原状的必要么?”[51]我们曾在上一节指出红学家有各取所需的倾向，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另一种阅读态度一一“逆我则死”。《文心雕龙．知音》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52]，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况。 以上的分析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作者的写作心理；二、后人删削的用意。事实上，我们从梦稿、甲辰、列藏本“失删”的情况看(即“雄奴”、“金星玻璃”等后文)，各本的底本或祖本无疑都有这段文字。但是，确定了这一点不代表四阅整理本系统(己卯、庚辰本)和立松轩系统本(戚序、戚宁、蒙府本)的文字就是原稿。清人范锴(1764--1845)曾用一旧抄本和程甲本对校。范锴所见之抄本第六十三回文字也有芳官改名一节，但文字却比四阅整理本系统和立松轩本系统的文字简洁，只有五百多字[53]。最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个旧抄本中，根本提也没提过“匈奴”，也没有“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朝廷武功]”的话。据任少东和赵金铭的研究，己卯、庚辰、蒙府、戚本比这个抄本多出的文字应系后人所补[54]，但周策纵则认为是被删简[55]。这样一来，“反满说”和“谀满说”的立论依据是否作者原稿已成疑问，凭这一段文字推测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实有张冠李戴之虞。这一点正可印证坦西尔(Thomas：Tanselle)的看法。坦西尔在Textual Criticism and Scholarl Editing《版本学与学术校订》中指出：论者基于讹误的文本(corruptedtext)也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在这种基础上谈论“作者意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56]。不管怎样，这一例子显示出文本的意义是不稳定的，读者的主观建构在阅读活动中起极大的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对《红楼梦》版本、异文的研究，绝对不是单纯的文献校勘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红楼梦》流传过程的复杂，读者的解读对象《红楼梦》本身已经不稳定(异文纷呈)，这一点正有利于诠释者各取所需；另一方面，即使论者没有“各取所需”的打算，但他们处理异文问题时，无疑受到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57]影响，以此为基础对文字背后的作者意图作出推测，或者先推测作者意图然后再来论定文字的地位(是否作者原文)，很容易陷入诠释循环(hermenuetical circle)[58]之中而不自知。以上的分析证明自传说和反满说都有这样的危险。这是值得后学警戒的一点。 注 ①《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甲戌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页5下。 ②《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页10上。 ③《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页11下一12上。 ④《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页10上一下。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杜，1987年)第一册，页24。以下简称为“汇校”。 ⑤《程甲本红楼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页4。 ⑥《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页4下、11上。 ⑦《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页82下。 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页381—382。 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页383。 ⑩参马力：《从叙述手法看“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载梅节、马力：《红学耦耕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页65—80。 [11]《程甲本红楼梦》，页4。 [12]参蔡义江：《“石头”的职能与甄、贾宝玉》，见其《红楼梦伕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页203。 [13] 《红楼梦新解》(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页6一一7。 [14] 《汇校》，页790。 [15] 《红楼梦新解》，页15。 [16]James Mclaverty，“Issues of Identity and Utterance：An Intendonalist Response to Textual Instability”In Philip Cohen(ed．)Devis and Angels一Textual Editing and Literary Theory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P of Viginia，1991)，页136。 [17]参梁归智：《两种版本系统，两种(红楼梦)》。见其《被迷失的世界一一红 楼梦伕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页3--10。 [18]《诠释成规》(Steven Mailloux，Interpretive Convemion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P，1982)，页114。 [19]见《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88年)，页2427— 2430。为求方便，也可以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l982年版第899页。 [20]《汇校》，页3551。旧行本，页820。 [21]《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171。 [22]《俞平伯论红褛梦)》，页171。 [23]《俞平伯论红楼梦》，页451。 [24] 俞平伯早在1925年1月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已经提出：“[曹雪芹]自叙生平的分子在全书究有若干?(我想，决不如《红楼梦辨》中所假拟的这样多。)”见《俞平伯论红楼梦》，页342。 [25] 该词取自苏珊．R．Suleiman，“Introduction：Varieties of Audience—Oriented Criticism”In Susan R．Suleiman and Inge Crosman(ed.)一The Reader in the Text(Princeton：Princeton UP，1980)，P．20。 [26]《俞平伯论红楼梦》，页]71—172。 [27]参周汝昌：《戚蓼生与戚本》，见《红楼梦新证》(棠棣版)，页974。 [28]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结论见页24。 [29]“立松轩系统”参郑庆山：《立松轩本石头记考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2月)。 [30]参曲沐：《红楼梦会真录》(台北：弘毅出版杜，1996)，页397。 [31] 潘重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收入李辰冬(1907一?)：《红楼梦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6月)。引文见页175。 [32]李辰冬：《红楼梦研究》，页174。 [33]《胡适红楼梦研究全编》，页224。 [34]《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见李辰冬：《红楼梦研究》，页176。 [35]见《新观察》十六期(1954年)，页24。 [36]胡念贻：《评近年来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见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集)》(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6月)，页235。 [37]何其芳：《论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页132一133。 [38]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页193。 [39]赵冈：《曹雪芹与民族主义》，见其《花香铜臭读红楼》，页32。 [40]参看以下文献： (1)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l982年7月)，页 55。 (2)郝新：《石头记》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红楼梦学刊》1983年4辑(1983年11月)，页49—69。 (3)元之凡：《剃发案、土番儿、取律、豆童及其他一一试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兼议〈红楼梦〉的索隐》，《红楼梦学刊》1986年1辑(1986年2月)，页223—248。 (4)赵卫邦：《〈红楼梦稿〉校读札记》，《红楼梦学刊》}1984年4辑(1984年11月)，页179—194。 (5)冯精志：《悼红四题》，《红楼梦学刊》1989年1辑(1989年2月)，页2433—272。此文后收入冯精志：《百年宫廷秘史一一“红楼梦”谜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11月)，页脚377。 (6)柳存仁：《〈红楼梦〉之旧本》，《红楼梦学刊》1993年1辑(1993年2月)，页53。 (7)仇曾升：《“红楼”妇女隐“足”考》，《红楼梦学刊》1993年4辑，页105— 112。 [41]引自《大义觉迷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4月)，页22。 [42]同上注，页22。 [43]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页1508。 [44]载《新观察》十六期(1954年)，页24。 [45]张金煌也认为宝玉是在颂扬“圣朝”。参其《评〈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片面倾向》，《(复印报刊资料)红楼梦研究》1989年2期，页2l。 [46]《楝亭诗钞》卷五．叶十四。 [47]《汇校》，页3559---3561。 [48]《汇校》，页4035、4224、4551。 [49]《红楼梦研究》，页183。 [50]《曹雪芹的民族主义思想》，《红楼梦研究专刊》)第11辑，页76。 [51]聂绀弩：《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 集)》，页351。 [52]引自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60 年6月)，页714。 [53]见《红楼梦卷》，页109—110。 [54]任少东、赵金铭：《苕溪渔隐所见〈石头记〉旧抄本》，《（复印报刊资料)红 楼梦研究》1991年1辑，页77。 [55]周策纵：《论一部被忽视了的〈红楼梦〉旧抄本》，《红楼梦学刊》1993年1辑(1993年2月)，页37。 [56]参洪涛：《红楼梦衍义考析》(1994年香港大学哲学硕士论文)第三章第二节最后一段。又Textual Criticism and Scholarly Editing(London，1990)，页3l一32。 [57]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加迭默尔的诠释理论》(R．E．Palmer，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ciermacher．Dilthey,Heiddeger and Gadamer(Evanston：Northwestern UP，1976)，页510 [58]同上注，页87。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3期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