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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学史上，就如对薛宝钗的评价有分歧一样，对被认为是“宝钗之影子”[1]的花袭人的评价，也一直就是有分歧的。 一九五四年，王昆仑同志发表的《花袭人论》[2]，对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作出颇为扼要中肯的阐述，论证了这个人物的封建奴才的思想性格特征，这就远非过去那些只从奸谗、阴险、．虚伪着眼的评论所可比，是一次很大的进步。因此，许多年来，对王昆仑同志的论点，多数的同志是承认或默许的。 但是，对花袭人的评价，近来却有了异议。有位同志用鲁迅说的“倘有取舍，即非全人”作题目，并在文章中作了如下论证：“袭人是奴隶，不是奴才；她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奴隶，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她既有“奴性”也有“潜在的反抗性”——尽管是“软弱无力”的“反抗性”；她虽然不能“抬举到奴隶英雄的地位”，但也应该“否定说袭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的“论断”，应该给她以“恰当的评价”，“尽管袭人不是一个令人喜爱的人，不是一个值得受人褒扬的人；然而，却是一个可以使人们同情的人，我们……不应该掷给她那么深的憎恨与那么多的厌恶。”[3] 诚然，在《红楼梦》 (本文以前八十回为评论范围)中，袭人没有脱离奴隶的阶级地位，只是在防范宝玉和告发宝黛关系有功之后，从一两的“大丫头级”提升为二两的“准屋里人级”。但是，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典型性格——花袭人性格，应不应该基本上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呢?是否因为有一些其实并非“反抗性”而仅仅是“奴才的牢骚”[4]就能够否定“奴才”的论断，而认为是一个“可以使人同情的人”了呢? 马克思说：“如果我们……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5]看来，对于花袭人性格，有必要在时贤已达到的研究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来研究这个典型人物的“一般本性”和“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本性”，探索这个典型性格的基本特征、发展过程及其所蕴含着的根本性、实质性的东西。 一 从奴隶到奴才 鲁迅曾经指出，《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6]花袭人也是一个具有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全部复杂性、丰富性和生动性的“真的人物”。而且，从多数读者的感情反应来说，不能否认，袭人又是一个使人觉得十分可厌可憎甚至可怕的“负的人物”[7]。 从阶级地位来看，袭人虽然不是“家生子儿”，不是贾府奴隶的后代，但也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在母兄“没饭吃”时以“卖倒的死契”断卖给贾府的奴隶(十九回)，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独立人格的道道地地的奴隶。作为清王朝时仍然存在的蓄奴制度下面的女奴隶，袭人的“出路”是被注定了的：除了通常的“配小厮”或“交官媒婆”之外，大体就是这么几个类型：司棋型，鸳鸯型，金钏型，紫鹃型，香菱型，平儿型，袭人型，或者是类似其中的某一类型；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袭人型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力求依附上封建统治阶级，力争能够从奴隶变成奴才的一个类型。 袭人虽然不识字，但她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是有所考虑和有所认识的。她进入贾府之后主动自觉地遵循封建礼教的一切规矩，接受封建思想的一切熏陶。在服侍贾母和服侍宝玉几年之后，她已认定贾府是“恩多威少”的“慈善宽厚人家”，使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福荫了母兄“家成业就”，因而深以为“幸”。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奴隶身分，知道自己虽不是“家生子儿”，但仍然是“奴才命”，服侍得好是“分内应当”，“不是什么奇功”。当宝玉说将来要让她坐“八人轿”时，她说，“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可见她一直是清醒得很(十九回)。她的为人本来是自私、狡猾、虚伪而又城府甚深，因而在自觉主动接受封建礼教的规范之下，就决定了她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趋向。她曾经是贾母的大丫头，贾母认为她“心地纯良，克尽职任”，因此，她本来也有可能走上“鸳鸯型”的道路，即忠实于贾母并借助这个“太君”来保护自己；但她缺乏鸳鸯的坚强正直的性格。她更没有晴雯那样的爽直、刚强、泼辣，和具有劳动人民那种未被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所驯服的宁折不屈的性格。她又不象金钏那样戆直单纯，无所用心，一旦受辱就演成悲剧，投井一死了事。她又没有紫鹃的纯良、温厚、忠贞和聪慧，因而能取得黛玉当作类似朋友甚至姊妹那样的真诚相待。袭人走的是近似香菱和平儿的路，但仍有所不同：她不象香菱那样的天真、单纯、善良，以及那种愿意彻头彻尾让人摆布的驯顺。至于平儿的“姑娘”(通房丫头)的身分，是袭人所追求的；但平儿的温顺、忠实，以及处事的观前顾后的才能，则是袭人所不及的。《红楼梦》的正直的读者会同情晴雯、紫鹃、鸳鸯、司棋和金钏，也会同情香菱，甚至还会同情平儿，但就很少有人会同情袭人。这是因为，香菱和平儿的主子薛蟠、金桂、贾琏、凤姐等，都是很坏的家伙，他们两人基本上都是被摧残被控制的；但袭人的主子宝玉，却是好人。香菱和平儿在坏主子的统治下不敢干害人的坏事，而袭人却在思想上成为宝玉的对立面，和宝玉的生活意向背道而驰，还主动地、秘密地干了害人的坏事。因此，花袭人的性格，是一种背叛了奴隶出身的典型的奴才性格，正如李嬷嬷骂袭人时所说，是个“一心只想妆狐媚子”的“忘了本的小娼妇”(二十回)。 二 所谓“痴处” 《红楼梦》第三回，作者把这人物的一个侧面介绍给我们：“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更名袭人。这袭人亦有些痴处，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他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 在我们看来，袭人的一生，并没有可以算得上“痴”的地方，而是隐藏得甚深的“黠”，或者叫做“似痴而实黠”；同时，这“黠”不是说的聪慧，而是说的狡猾。袭人进贾府之后，是有她的看法和打算的。她很清楚：贾母在府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主子都得对这个“太君”承欢侍笑，奉承讨好。连那个得宠的管家政的“琏二奶奶”，对贾母还得投其所好，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接连不断地进行阿谀逢迎。那么，愿作忠实奴才而又最工心计的袭人，既有了“服侍贾母”的机会，为了在贾府中得到好处，当然会摸准贾母的性格、脾气和爱好，努力作了“适应”，“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了。正是这样，她的狡猾和利己又深埋在“温柔和顺”、“没嘴的葫芦”的外部形态里面；因而终于博得贾母的“心地纯良，克尽职任”的评价，当作“竭力尽忠之人”而“与了宝玉”了。 十分明显，“与了宝玉”是袭人的千载一时的机会，为她的生活道路开辟了一个在她看来是辉煌灿烂的前景。因为，她深知宝玉是贾府当权的统治者们理想寄托之所在，是他们心目中名符其实的“命根子”，是最有资格、最有希望的承官袭爵、传宗接代的继承人。更何况，宝玉又是一个纯真厚道、痴情体贴、聪明出众、神采飘逸的年青貌美心又实的贵公子，这根本不是平儿香菱的主子贾琏薛蟠一类人物所可同日而语。因此，在袭人来说，努力争取到宝玉的心，对将来作“屋里人”以至“姨娘”，显然更具有关键性意义。在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作者写了袭人的理智上的考虑：她“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也不为越理”。可见，她理智地知道这样做会使宝玉对待她“更比别人不同”而又“不为越理”的。这也就是她打算在实际上先成为未过“明路”的“屋里人”，以后再争取合法化。然而，当她后来因告发宝玉和黛玉的爱情关系有功，王夫人承认她为实际上的“屋里人”，之后，“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发要自己尊重，凡背人之处，或夜晚之间，总不与宝玉狎昵”，“反倒疏远”了。 (七十七回)也就是说，当她的目的初步达到之后，她甚至是有点“道学” (晴雯对她的评语)了。这里，何曾有一点“痴”的影子? 可见，无论是“初试”，或者是装“道学”，袭人决不是一般意义的“痴”。要说“痴”，那就是一种想依附上贾府的主子的“争荣夸耀之心”的“痴”，想“挣上”个“明公正道”的“姑娘”的“痴”。如果袭人遇上的不是年青貌美心又实的贵公子宝玉，而是一个年老貌丑心又黑的坏主子。比如说，假定她在服侍贾母时遇到“尴尬人”贾赦要她去做“姨娘”，她就绝不会“痴”。请看，当贾赦的魔掌伸向鸳鸯，袭人知道了经过之后，私下对鸳鸯和平儿说：“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四十六回)袭人这话说得何等尖锐，何等深刻；哪里有什么“痴”的影子?当然，如果袭人真的碰上鸳鸯的遭遇，尽管她不“痴”，但她那狡猾阴柔的性格和攀龙附凤的打算，恐怕会使她出现比嫁给蒋玉函更为“尴尬”的结果，屈服于贾赦的淫威的。这恐怕不能说是诛心之论，而是花袭人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呢! 可以这样说，这个应该加上引号的“痴处”，就是袭人死心塌地力争依附上封建阶级的典型的奴才性格的一种突出的表现。晴雯等人在开玩笑时说袭人是“西洋花点子哈吧儿”(三十七回)，看来正是她性格的本质的形象概括。 三 奴才——封建卫道士 袭人知道，决定她自己命运的，是贾府中具有“命根子”地位和“接班人”前途的宝玉；因此，她对宝玉当然要“克尽职任”，努力巴结。但袭人更知道，决定着宝玉命运的，则是贾府当权的统治者王夫人、贾政、贾母等；于是，她对具有“异端”倾向的宝玉的生活虽操尽了心，努力“服侍”，但又并非百依百顺，恰恰是在最根本之点即在对宝玉的生活意向上，她和宝玉却是背道而驰的。她扮演的是一个“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封建卫道士的角色。这是因为，袭人看准了贾府统治者对宝玉的培养意图：必须把宝玉培养成一个关心“仕途经济”的能克绳祖武、承官袭爵的封建“接班人”；只有这样，她这个未来的“屋里人”才有“依靠”，才有真正的“发展”前途。因此，为了千方百计地贯彻贾府统治者的意图，袭人不得不使用一切手段，对宝玉进行无休止的复杂错综的“争取”。第三回写到袭人的“痴处”之后有几句描写：“……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宝玉，心中着实忧郁。”这是几句十分奇怪、十分鹘突，但又是十分深刻的描写。因为，这本来只有王夫人、贾元春或者假定是订婚后的薛宝钗才应该有的“忧郁”；而作为一个奴隶丫头的袭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什么资格来“忧郁”呢?可见，曹雪芹第一次涉笔写这个人物时就“意在言外”地接触到她的灵魂深处：这个奴隶，早就以通房丫头自居了。而作者第二次写到这个人物就写了“初试”，也就使读者知道她献上肉体是作为一种向上爬的手段。 关于袭人对宝玉的又笼络又限制的两手，这里需要作一点分析。 首先，由于宝玉是一个带有个性解放觉醒的对许多“女儿”都有“痴性”的“多所爱者”(鲁迅语)，生活上又确实要依靠袭人，因此，袭人充分发挥少女特有的手段，包括李嬷嬷所斥骂“妆狐媚子”的手段去欺哄宝玉。十九回，她故意对宝玉谎说其母兄要“赎”她出去，“先用骗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箴规”。待到宝玉“情有不忍，气已馁堕”，便半欺哄半箝制地要宝玉“依”她“三件事”：不许有“化烟”“化灰”一类极端和绝情的思想和言论；不许混批“禄蠹”和混说“除‘明明德’以外无书’；不许“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这其实就是要求宝玉对封建思想礼教不能有任何不满和非议，不准有“多所爱”和爱情的活动，要驯服地遵守封建规矩，走上封建正轨。虽然宝玉在袭人的“骗词”和手段的箝制之下不得不说“都改，都改!”但其实是“都不改”。作者在这一事件之后，便紧接着描写次日宝玉发展和黛玉之爱的“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一般文字，好象让宝玉立即用行动给袭人一记耳光。 当袭人用欺骗控制宝玉的手段失效之后，她不但没有死心，反而更进一步想用“娇嗔”来箝制、要挟宝玉，以下“箴规”。二十一回，湘云于潇湘馆给宝玉梳头之后，袭人便生起气来： ……宝玉无法，只得拉住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么了?”连问几声。袭人睁眼说道：“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再迟了就赶不上。”宝玉道：“我过那里去?”袭人冷笑道：“你问我，我知道?”……宝玉笑道：“你今还记着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 当然，这只有跟宝玉那样有“痴性”的人打交道才有可能出现的对话和动作。而对袭人的奴才形象的刻画，作者采用的是“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8]的方法，让读者从袭人的十分传神的语气、腔调中，去发现那些在于“文字之表”的东西：那是一种已经“得宠”的“擅专房”的“姨娘”的口吻，一种和她那丫头身分毫不相称的不自量到有点忘乎所以的神态。至于公开的讽刺宝玉和黛玉、湘云的亲热关系，公开的警告宝玉不准让“四儿”“五儿”等丫头近身去“服侍”，还是其次的事。而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限制宝玉的友情的、特别是爱情的活动而展开，也集中表现了袭人的封建卫道士式的奴才的嘴脸；而且，她所采用的是道地的有点近于下作的妾妇式的手段。 总之，巴结和限制(有时是箝制)是袭人对待宝玉的两手：一方面是无微不至的生活上的照料，直至并不吝惜肉体；另一方面则是调动一切手段，包括什么“情切切”和“娇嗔”等手段，主动自觉按照贾府统治者的意图来限制宝玉不要“越轨”。尽管她也有着某些“温柔和顺”、“似桂如兰”的外部形态，但实质上是贾府当权者设置在宝玉周围的一道紧密的“柔媚佼俏”的“监护网”。她并不是对宝玉有什么真实深切的感情，主要因为宝玉是“二爷”。宝玉虽然为人厚道，那种贵公子的生活习惯又离不开袭人的照料；但由于动机和目的各不相同，因此那种无微不至的照料和防护，实质上就是对宝玉的一种监督，一种限制和控制。宝玉曾向柳湘莲诉苦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都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四十七回)这是指整个处境，但袭人在这里面显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宝玉的任何一点非封建正统的感情、思想和活动，首先就得冲破这一道最紧身的“监护网”，连要叫晴雯送手帕给黛玉也得先把袭人支使开去，这就是宝玉和袭人之间带有现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的关系的实质。一个封建贵公子有着非封建正统的思想感情括动，而一个女奴隶却自觉自愿地扮演着封建卫道士的角色来加以监视和限制，这是《红楼梦》所提供的最为独特但又最为典型的人物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 四 在黛玉、宝钗之间 袭人既然以宝玉的未来“屋里人”自居，又自觉以监护宝玉的封建卫道士自命，因而对必将要有的“宝二奶奶”的人选，就必然会给予十足的关心，借以确定她要采取什么态度，采取什么措施。按当时的情况，史湘云也有点可能性，但不大，最有可能的是林黛玉和薛宝钗。 袭人对黛玉和宝钗之间的选择是有过变化的。在黛玉初进贾府时，贾母表现出特殊的溺爱，几乎和宝玉同等看待，远远超过迎春诸姊妹：这些，充满心机的袭人自然是看清楚了的。第三回，袭人第一次去见黛玉时，鹦哥(紫鹃)说黛玉因初见 面宝玉就摔通灵玉而在流泪，袭人对黛玉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止你多心伤感，只怕你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这里，袭人以一个丫头的身分，对着主子的嫡亲姑表妹第一次谈话居然用“他”来指宝玉。——我们只要知道六十三回晴雯对平儿说句“今日他还席”，平儿便取笑道：“‘他’是谁?谁是‘他’?”就知道这个“他”字，宝玉的丫头们是不能乱用的。可见，袭人这些话有其目的：在黛玉面前显示出她可以把宝玉称作“他”的特殊身分。聪明绝顶的黛玉，当然充分“体会”到袭人这些话的言外之意，以后会把袭人叫做“嫂子”正是其来有自的。但这时袭人对黛玉还是巴结得很，当黛玉问起通灵玉时，虽已“夜深”，袭人还立即要去拿来给黛玉看；但黛玉并没有接受这分“殷勤”，说“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也不迟”，可见黛玉对袭人这些表演是并不欣赏的。但是，袭人和宝钗的接触，情况就与此很不同：当宝玉在黛玉房中让湘云梳头，宝钗适时地来到怡红院，袭人向宝钗诉说“‘宝兄弟’那里还有在家的工夫”时，宝钗不但“心里明白”，并立即断定袭人有“识见”，借“闲言”来“套问”袭人的“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二十一回)。薛花二人正是物以类聚，一拍即合。 本来，在贾府统治者看来，应该由谁作宝玉的配偶，在开头一段时间，和宝钗比较，黛玉是占了上风的。二十五回，凤姐还开黛玉的玩笑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甚至，到了后来，深知贾府内情的小厮兴儿也断定“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六十六回)。但是，二十八回，袭人知道贾元春赏赐的“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的端午节礼，宝钗与宝玉一样丰厚，还特别有了红麝串珠；黛玉的却少了。这件事，袭人当然知道意味着什么。这之后，我们看到薛花之间的关系是直线地发展着。三十二回，宝钗借口告诉袭人要体谅湘云不能帮做针工的难处，“毛遂自荐”地帮着袭人做宝玉针线上的“活计”。三十六回，宝钗在静悄悄的中午来到怡红院，袭人正坐在睡着的宝玉身边驱蚊子和做针线，见宝钗来了便借故离开，让宝钗有了二个“鸯鸳代绣”的机会，如是等等。至此，薛花之间的关系已是水乳交融；正统的封建闺秀——未来的“宝二奶奶”，和道地的封建婢妾——未来的“花姨娘”之间的结纳已很紧密。显然，薛花的勾结将会给二玉的爱情悲剧增加了若干必然性；而勾搭上宝钗，很能显示出袭人的战略眼光。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完全按照袭人的愿望。她认为最适合作“宝二奶奶”的宝钗，跟宝玉谈到“仕途经济”时，宝玉却“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当时还是“拥薛派”的湘云谈起“仕途经济”，宝玉不客气地干脆下了逐客令，并且都评为“混帐话”。(三十二回)偏偏是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的黛玉跟宝玉言语投机，感情最好；这不能不是袭人的一个“心病”。因为，在黛玉当令时，袭人虽曾经打算讨好巴结黛玉，但黛袭两人毕竟是薰莸异器，按照黛玉的性格绝不可能象宝钗那样去笼络袭人。同时，袭人当然记住贾元春赐端午节礼时的给宝玉的择偶意图，也估计到贾府统治者终必会贯彻这个意图。这之后，当袭人确凿无误地发现二玉之间的在她看来是“不才之事”的叛逆爱情时，就觉得“可惊可畏”，“下暗想如何处置方免此丑祸”了。(--十二回)至此，这个从奴隶变成封建奴才，并且已经明确地站在二玉的对立面，下决心要来进行破坏了。到了宝玉被“笞挞”以后，袭人冒险向王夫人提出要宝玉搬出大现园的 建议，非常明显，正是“处置”这“不才”的“丑祸”的关键措施。从此以后，袭人一直扮演着监视和破坏二玉爱情的“调三窝四” 的角色，起着贾府任何当权者所不能起的极其恶劣的封建卫道士的作用。 五 当宝玉“大承笞挞”以后 第三十三回，宝玉的“大承笞挞”，是贾府统治者中的死硬派贾政和“越轨”的叛逆者宝玉之间矛盾达到白热化的一次爆发。这样的爆发性事件刚好是考验与双方有各种关系的每一个人的最好机会。袭人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简直使人觉得十分川怕。在宝玉被抬回怡红院之后，袭人见到打伤很重，刚咬着牙说了一句“我的娘，怎么下这般的狠手”，便立即转入：“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得到这步田地。”（三十四回)这里，袭人虽有对宝玉的痛惜之情，但最主要的是埋怨宝玉不“听”她的“话”，言下之意是“自作自受”。可见，即使在这样的时候，这个封建奴才的立场还是何等“坚定”，她的头脑还是何等“清醒”，“理智”! 本来，宝玉“越轨”的事被发现，对袭人很不利。但她立即利用当权者和叛逆者之问的矛盾乘虚而入。当王夫人叫“跟二爷的人”去问话，袭人自己去了。她先“陪笑”说明由她来是因为怕别人听不清楚王夫人的“吩咐”而误事；接着就说明所“着实感激”的“宝姑娘”的丸药如何有效，为未来的女主子做点“铺垫”；再接着说“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不能在宝玉“刚挨了打，又不许叫喊”时吃，借以证明她不但尽心服侍，而且“善于”服侍。这之后，等到王夫人询问被打原因时，她才装腔作势地“说了半截忙又咽住”，但终于说出耸人听闻的几句：“论理，二爷也须老爷教训两顿；若老爷再不管，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然后又冒着可能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孤注一掷地“越级”提出让宝玉搬出大观园的建议。这终于使王夫人“吃一大惊”，怀疑宝玉“和谁作怪了”(王夫人当然不知道“作怪”的恰恰是袭人) 袭人连忙回道：“……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婶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象。。…只是预先不防着，断然不好。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不论真假，人多口杂，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俗语又说，‘君子防不然’，不知这会子防避的为是。太太事情多，一时固然想不到。我们想不到则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来我为这事日夜悬心，又不好说与人，惟有灯知道罢了。” (三十四回) 袭人这段话，一反她和宝玉、黛玉说话的不自量的腔调，完全切合丫头身分，说得十分委婉，十分得体，大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味道。她诉说“日夜悬心”，正表白她是一个主动自觉地“领会”和“贯彻”贾府封建统治者意图的忠实、可靠的奴才。特别是，她从“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来立论，这就更是深深地、单刀直入地迎合了王夫人对宝玉的培养意图，成为她“越级”向高层封建统治者表忠，争取得到赏识和信任的关键的一着，她的“处置”二玉的“丑祸”的建议终于得到王夫人的欣赏和采纳。于是，王夫人不但对她当面大加称赞，此后对她还特别优待，又是“赐菜”——不必去“叩头”的特殊的“赐菜”(三十五回)，又在自己月例钱中拨给她“二两”(三十六回)，把已经是“屋里人”的身分和待遇半公开化。到了后来的回明贾母(七十八回)，不过是一种合法化的手续而已。至于王夫人不要把袭人“开了脸”明放在“屋里”，而要暂时“浑着”，正是要求袭人继续去充分发挥“监护”宝玉的作用。 六 怡红院里的“壁垒” 由于袭人决计要贯彻贾府封建统治者的意图，“监护”宝玉不再发生“越轨”的行为，争得并巩固她那“屋里人”的地位；因此，她必须培养亲信，发展党羽，以便在时机成熟时一举剪除了异己。 在怡红院里，从等级上来说，只有袭人是个“一两”的大丫头。晴雯不过是和麝月等一样的只有“一吊”的二等丫头。按照贾府的等级制度，当然是在袭人管辖下的人物；然而，怡红院里存在着一个晴雯这事实，一直是袭人的一个大“心病”。一则，晴雯纯洁正直，心灵手巧，与宝玉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有相当深厚的友谊，袭人深怕晴雯与宝玉关系的密切程度在自己之上；二则晴雯“性情爽利”，嘴不饶人，袭人怕她揭露自己的阴私。曾有一次，袭人在和晴雯说笑时谈到补孔雀裘事时说：“……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得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是什么原故?……”(六十二回)可见袭人对晴雯冒病给宝玉补裘一事，一直是耿耿于心。更何况，晴雯这个“爆炭”性子的人，一生气时就公开宣布她知道“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当然主要指“初试”一类的事，因为那时晴雯正和袭人一起服侍宝玉)，又曾尖锐地当面讽刺袭人“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就“称上‘我们’”(三十一回)。这些，当然会使袭人觉得如芒刺在背，一刻也不得安宁。可以说，在袭人看来，晴雯就是最能威胁到她“屋里人”地位的最可怕的竞争者，因而必然要列为第一号的等待“剪除”的“异己”人物。 至于在戏班子解散后分派入怡红院的芳官，也是个天真伶俐、聪明美丽的少女。宝玉因她年轻不懂事，对她特别袒护和照顾。这也加重着袭人的“心病”，引起她的警惕。 此外，那个曾经说到和宝玉“同生日”的蕙香，也就是曾经乘机挤近前“变尽方法笼络宝玉”，的四儿，虽然只是一个“几百钱”的三等丫头，但因为“有几分水秀”又有点“不安分”，当然也是袭人所不能相容的。以上三人，当然都是袭人准备伺机“剪除”的“异己”力量。 另一方面，、在怡红院里宝玉身边的二等丫头中，麝月和秋纹都是接受袭人“陶冶教育”的，是袭人的亲信。对于麝月，宝玉就曾经认为“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如果说，袭人要当上个“耳报神”，那就很需要麝月这样的“亲信”来作为羽翼。秋纹更是一个奴才性十足的人物，王夫人偶然赏一套旧衣服，她就认为是“彩头”、“恩典”；红玉偶给宝玉递一次茶水，秋纹就“啐”得很凶，破口大骂。所以，以袭人为首的包括麝月、秋纹的小宗派，也是按照物以类聚的规律形成的。这就是袭人以后要实行“剪除异己”的亲信和羽翼。以上所述，说明袭人在怡红院里是有可依靠的亲信作她的耳目的。同时，她又与管家政的凤姐的助手平儿联络勾结，以备互相呼应；还与“深得下人之心”的为贾府统治者所器重的宝钗达成水乳交融，心心相印的“默契”。特别重要的是，袭人自从因为“打小报告”有功取得王夫人的格外赏识和完全信任，并表示要竭力效忠之后，已经是牢固地依附上贾府的高层统治者，并深深地“领会”贾府统治者的意图。至此，袭人在怡红院里已经巩固了地位，发展了势力，建立了“壁垒”，协调了上下左右各种“关系”，准备在时机成熟时突然出击，一举剪除了异己。而作为这一“壁垒”的出击对象的晴雯、芳官等人，则处在她们的虎视眈眈之下而毫无所知。——这就是在“抄检大观园”事件之前，怡红院里的隐蔽着的“阵线”方面的典型情势。 七 对阶级姐妹的一次叛卖 在袭人准备“剪除”的“异己”力量之中，如前所述，晴雯当然是第一个打击目标。 本来，第三十一回，因为扇子问题引起，袭人和晴雯有过一次交锋。这一次，袭人虽然口齿不及晴雯锋利，但她却有一套“调三窝四”的本领，说晴雯是“夹枪带棒”针对宝玉，挑拨得胡涂的宝玉上了气，要去“回太太”撵晴雯。这时，袭人却又出面来做好人，对宝玉说：“好没意思!真个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认真的要去，也等把这气下去了，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这会子急急的当作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说这话时的袭人是过分估计她自己挑拨离间的作用，断定宝玉和晴雯已经彻底闹翻，也断定宝玉确要撵晴雯，但她却认为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怕“太太犯疑”，因此应该“缓图”。而胡涂的宝玉还认为真的是晴雯自己闹着要走的，也听不出袭人的“便是他认真的要去”这话背后的阴险意图，竞发起公子脾气来，“一定要去回”。这时，是袭人带头跪下，阻止宝玉去“回太太”的。但这绝不是袭人已收起了清除晴雯的决心，而是她认为这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毫无准备，王夫人不了解情况，一定要“犯疑”。事实上，袭人这一着“跪下”拦阻，还确是有策略眼光的：她这时还未向王夫人“表忠”，还未得到具体信任，假如让宝玉去“回太太”，真的把事情闹大了，对晴雯还未有太多成见的主夫人如果来审理这件事，“爆炭”性格的晴雯在迫不得已时会把袭人和宝玉“初试”这样的“尖端材料”抛出去；那么，羽翼未丰、“壁雀”未成的袭人，就有可能“打蛇不死，反被咬一口”，甚至还有可能一古脑儿都被撵出怡红院，两败而俱伤。因为，封建统治者对效忠了九十九次的奴才，即使只有一次出了问题，也会立即加以抛弃的。 就在闹扇子问题的当天晚上，宝玉与晴雯和解了；这当然是对袭人的“调三窝四”的一个否定。但可惜的是：晴雯这个直性子的人也没有发现袭人说的“便是他认真的要去”的话背后的用心，仍旧天真得可以；而袭人却从此下决心积累条件，发展羽翼，建立“壁垒”，等待时机，不达到清除掉晴雯的目的就决不干休。 终于，时机来了，绣春囊事件发生了。在这一事件中，“风流灵巧招人怨”的晴雯立即被推到“出头鸟”的受到重点打击的位置上。 作者写了宝玉亲自看着王夫人“一脸怒色”地在怡红院动手处理这件事：“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恹恹弱息，如今现从炕上拉了下来，蓬头垢面，两个女人才架起来去了。”接着，王夫人又把所有大小丫头都叫来一一过目，还追问“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人们指着蕙香，王夫人冷笑道：“这也是个不怕臊的!他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这可是你说的?打量我隔的远，都不知道呢!可知道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难道我通共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于是把蕙香撵出去。接着，王夫人又断定芳官等“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于是通通赶掉。最后，王夫人吩咐袭人麝月等人；“你们小心!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饶。”并决定“挨过今年”把宝玉等搬出大观园。(七十七回) 如果我们不相信王夫人有了马道婆一类邪法，那就知道她“身子虽不大来”，但却又敢说“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正是依靠袭人等人来充当“耳报神”。至于王夫人吩咐袭人、麝月等人时的语气，由于是在盛怒之下，看来也很严厉；但这显然是又一次地强调把监护宝玉的重任交给了袭人等人，还明确表示接受袭人过去提出的把宝玉搬出大观园的建议，并定下了搬出的时间。 在绣春囊事件所引起的这次大清洗之后，作者把袭人的用告密手段叛卖阶级姐妹的行径，以及阴险狡猾等等性格特征作了既没有一个字公开指斥，但又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描绘： ......宝玉道：“...... 咱们私自顽话怎么也知道了?又没外人走风的，这可奇怪。”袭人道：“你有甚忌讳的，一时高兴了，你就不管有人无人了。我也曾使过眼色，也曾递过暗号，倒被那别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觉。”宝玉道：“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袭人听了这话，心内一动，低头半日，无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论我们也有顽笑不留心的孟浪去处，怎么太太竟忘了?想是还有别的事，等完了再发放我们，也未可知。”宝玉笑道：“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的人，他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还有孟浪该罚之处!只是芳官尚小，过于伶俐些，未免倚强压倒了人，惹人厌。四儿是我误了他，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来作些细活，未免夺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 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然他生得比人强，也没有妨碍着谁。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说毕复又哭起来。……(七十七回) 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以前没正面写到、此处也没有任何一句正面写到袭人的告密；但那言外之意，却几乎句句都是在写袭人的告密，而且简直是确确凿凿，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掬西江之水也洗不清：这是一。袭人明明是借刀杀人，落井下石，主动配合王善保家的搞掉晴雯，但当宝玉哭着说“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时，袭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轻佻些。在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他……。”(七十七回)宝玉说的“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的愤恨的话，正是针对袭人此语而发的。显然，袭人把撵 晴雯的原因归之于王夫人“恨嫌”她“生得太好”，“美人似的”，就轻轻地把责任推卸给晴雯自己：这是二。袭人明明 充当了“耳报神”，作了卑鄙的告密；但她却说成因为宝玉 “一肘高兴”，没有“忌讳”，因而给“别人”听了去告诉了王夫人，把责任推卸给宝玉：这是三。到了宝玉这个“心实”的人根据袭人、麝月、秋纹都安然无恙这确确凿凿的事实提出 质问时，袭人已“心内一动，低头半日，无可回答”了，但还说她“想是”王夫人“等完了再发放我们”来搪塞，力图掩盖 她和她的亲信的叛卖行为，借以冲淡宝玉的怀疑，可说是既阴 险又卑怯：这是四。到了一切都无可抵赖的时候，她又还会来 一套“天知道罢了”的赌咒发誓，以证明她的“无辜”；又用置 身事外的态度对宝玉说：“此时也查不出人来了，白哭一会子也无益。”用这来表示对宝玉的“关心”，实则是十分害怕宝玉对这件事进行深究，害怕被揪出狐狸尾巴，力图扭转宝玉心理活动的趋向：这是五。还有，撵走晴雯，袭人虽然拔去了自己背上的芒刺，“医”好自己的“心病”，但她也明知晴雯在怡 红院是宝玉心上“第一等的人”，晴雯的事是“第一件大事”，因而无异在宝玉心上戳了一刀，可是她还要装着好象确是宝玉的“知心”，还要用“不难”把晴雯叫回来的空头支票来安 慰宝玉，借以掩盖她这只用“道学”装扮起来的“狐狸精”的 本来面目：这是六。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无论袭人采用了什么“妆狐媚子”的手段，用上了什么花言巧语，赔上了多少眼泪，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解除宝玉内心对她的怀疑和谴责了。在宝玉祭晴雯的《芙蓉女儿诔》中，不但“鸠鸩”包括着袭人，“蛊虿”、“诐奴”也包括着袭人；而“诼谣溪诟，出自屏帏”，更是毫不含糊、确凿无误地直指袭人：这就是宝玉对袭人的结论。 八 花袭人性格的历史意义 在《红楼梦》中，花袭人是写得非常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对这样一个出身贫苦，但又具有颇为恶劣的奴才性格的婢女，作者把她放在整个封建社会背景——典型环境中来写，放在与主要人物、主要情节的关系中来写，深刻地、形象地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写出了这个人物从奴隶到奴才的变化发展过程中性格的各个侧面和各种表现，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许多血淋淋、活生生的严峻而又残酷的生活真理和“斗争形式”。这样一个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内容的奴才典型，在中国文学史上未有先例，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9]这是对全书包括花袭人这个艺术典型在内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是的，《红楼梦》确是“虚事传神”的，“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10]；也就是说，以贾府这一“世家”为缩影，反映了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百千世家”的各种各样的无法克服的深刻危机，并且已经处在四分五裂、腐朽衰败的过程中，预示了这些封建“世家”最后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然而，这仅仅是一种“预示”，一种征兆；而所预示的也仅仅是一种历史动向和历史趋势，实际上距离最后崩溃还有好一段路程。另一方面，《红楼梦》所反映的封建制度、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在当时还是占绝对优势的盘根错节的强大统治力量，而且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几乎所有被统治阶级思想里的统治力量。但是，这一方面，从一九五四年《红楼梦》讨论以来，一直未得到某些评论者的正视、重视和足够估计。这在客观上就会造成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误解和曲解，从而也就不能准确中肯地阐明这些女奴“反抗”(严格说，只是带反抗性的挣扎)的意义。其实，这些女奴正是在那种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的“反抗”——即使仅是一种带反抗性的挣扎，才更有意义，更值得称道，更值得大书特书。而花袭人这个艺术典型的出现和存在，则是从另一角度证明当时封建统治力量还非常强大，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享受上还有许多使女奴们十分羡慕的地方。以袭人来说，她之所以死心塌地想做奴才，不择手段效忠献媚，力图向上爬，力图依附上封建统治阶级，当然有她个人品质上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以贾府为代表的强大的封建政治经济力量对她还有巨大的吸引力，使她觉得一旦依附上去，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有了一切”。正是这样，袭人的从奴隶变为奴才的生活道路，在贾府中是有代表性的。贾府中的女奴，或多或少地带有花袭人性格的某些特征的，不是少数，而是多数。以书中作了较多描写的女奴形象来作例，不但平儿、香菱走的是近似花袭人的路，其他如秋纹、麝月、蕙香、红玉、佳蕙、春燕、彩云、入画等等，他们中多数在个人品质上没有袭人那么恶劣，因而没有表现了象袭人那样的典型性，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奴才气”；她们中的许多人不是不想走袭人的道路，而是没有机会和才能。甚至，连具有一定反抗性的晴雯、鸳鸯、司棋等，也都多少带有一些“奴才气”，几乎没有例外。 总之，花袭人性格的出现和存在，是当时的历史土壤的产物，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许多原因。一方面，封建力量还很强大，那些要巩固封建统治又要“享福”的统治者需要大大小小的奴才来作他们的附庸、走狗；而奴隶一旦依附上红楼梦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一辑统治阶级，成了奴才，以至成了各种“定格”的奴才(如“屋里人”、“姨娘”之类)，那即使不是“有了一切”，但确实还是一条“出路”，还有许多“好处”。因此，中国的奴才阶层，是中国封建阶级的“副产品”。这是当时残酷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一个奴隶之所以能够爬上去，往往既要有当奴才之志，还要有当奴才之才。平儿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袭人则是一个正在走向成功的例子。还有红玉是刚爬上了去(由凤姐“提拔”起来)，蕙香也爬了一步(“叫上来作些细活”)。如果没有当奴才之才，像佳蕙之类，是爬不上去的。正因为这些人物有“才”，因此一旦爬了上去，依附上统治阶级之后，就能起着很恶劣的走狗的作用；像袭人那样，就还能起着统治者本身所不能起的作用。奴才阶层的这些恶劣的历史作用，是必须给以足够的估计的。这就是花袭人性格所提供的生活真理的历史意义。 [1]涂瀛：《红楼梦问答》；《红楼梦论赞·袭人赞》。 [2]文见《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 [3]金实秋：《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对袭人评论的异议》，《北方论丛》l 980年第4期。 [4]金实秋文中引作袭人的“反抗性”的三个例子：十九回袭人对宝玉说的话，三十九回对平儿说的话，四十六回对鸳鸯说的话，等，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奴才的牢骚”，都算不上是“反抗性”。 [5]《资本论》第一卷669页(注63)。 [6]9]《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新版《鲁迅全集》第9卷。 [7]“负的人物”的提法是笔者杜撰的，意思是指文学作品中那些基本上应该持批判态度的人物，如阿Q，《故事新编》中的老子，庄子、伯夷、叔齐，《红楼梦》中的袭人、平儿等。这些人物的情况，虽然千差万别，但叫做“反面人物”或“中间人物”都不十分恰当，暂且叫做“负的人物”。 [8]戚本序言。 [10]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据《红楼梦卷》卷三。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一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一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