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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周汝昌先生的新著《红楼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写一篇书评，用个什么标目，颇费了斟酌。怡红公子题大观园对额时曾说“编新不如述旧”，循此义，选定了“伟大也要有人懂”这个“旧题”。 要讲《红楼梦》的艺术，就是要发抉出它的艺术独创性。曹雪芹在第一回就借石头之口，表出“变令世人换新眼目”这种艺术革命的抱负。究竟“换新”在何处？只有把这种独创性的艺术奥秘和细节真切实在地表扬出来，也就是，发现《红楼梦》艺术的陌生之域，才算尽了阐发《红楼梦》艺术的研究本分和职责。《红楼艺术》独到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正在这里。 《红楼艺术》有三个基本的视角。一个是《红楼梦》的整体观念。一个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鱼水关系”。一个是《红楼梦》的独特性认知。 《红楼艺术》开卷“解题”：“我说的《红楼梦》，专指原作者曹雪芹的八十回现存原著(以及研究推考所知的全部情况)，不指被程、高等篡改、伪续而成的假全本一百二十回式的‘红楼梦’。”严格区分曹著和高续“两种《红楼梦》”，这已经是八十年代以来红学界具有共识的学术立场，不管你是“尊曹”还是“尊高”。在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时，这种区分更具有“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只有立足于“探快学”的原著“整体”观念，而不是高续的“整体”观念，《红楼梦》的真艺术才可能被发现，被阐明。 《红楼艺术》许多章节都是原著“整体”观念的产物。从“一喉两声，一手二牍”这一戚蓼生的知赏说起，却以贾芸和小红在佚稿中“搭救凤姐与宝玉于惨境”的大构思来说明那“两声”、“二牍”的奥妙。欣赏“巨大的象征”，却以大观园“沁芳”象征着正、副册十二钗在佚稿中的毁灭性下场立案。“恰红院的境界”却是“蕉棠两植”——林黛玉和史湘云是贾宝玉的两个“湘妃”——史湘云在佚稿中终嫁宝玉。“奇特的‘即事’诗”原来却是“宝玉此时作的‘享乐’之诗，实际上是在遥遥地射伏着他自己日后的‘受苦’之境。”“海棠·菊花·柳絮”的红楼诗词都紧密关联着佚稿中史湘云的归宿结局。书中的各种“戏目”都是八十回后贾府家亡和众女儿人散的“精巧的构件”。更不必说“伏脉千里，击尾首应”和“结构的新意”这些完全谈讲佚稿内容的部分了。 没有探佚的基础，对《红楼梦》的艺术就根本上无从窥察其“完美”和大美，顶多得其皮毛，入其外围。或者只能把一座美轮美奂的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这是《红楼艺术》给予的严肃的启示。 “解题”对“艺术”也作了“讲解”：“但在我们中华文化古国，早有‘艺术’这个词语。”“我们所谓艺术，是总包经籍以外的一切技能，近乎‘百科知识’的意味。”“古之艺术，不与今之艺术密合雷同，比如清代编纂《图书集成》，其中的‘艺术典’的内涵，犹与古训无异。如果你与曹雪芹‘对话’，说起艺术，那他肯定会‘误解’了你的意思。”这并不是要“复古倒退”，而是确定了《红楼艺术》的一个基本立场：要把握《红楼梦》的艺术真谛，必须本原地深入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横云断岭”之中才行。缺乏这种基质素养，同样难以进入大观园的艺术之门。 具备了这样条件的读者能有多少?所以真正能“整个地”怀揽《红楼梦》艺术就成了凤毛麟角的事情。大多数对这部伟大小说的解读其实不过是“盲人摸象”得其一隅而已。《红楼艺术》的使命就是解决这一接受美学的难题。而它确实完成得好极了。 第一章提出“《红楼》文化”有“三纲”——玉纲、红纲和情纲。从李后主的“雕栏玉砌应犹在”说到苏东坡的“又恐琼楼玉宇”，一直到“瑶章”、“玉人”、“锦衣玉貌”、“玉山自倒”……，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和氏璧，孔子和老子的“赏玉”。“玉在吾华夏文化的传统中，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代表一切最为美好的人、物、境。”《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林黛玉、妙玉以及林红玉等就这样皴出了“文化背景”。 从千门万户贴春联，到“林花谢了春红”，到“红妆”、“红袖”、“红颜”……，“中华人的审美眼光，是以红为世界上最美的色彩。”《红楼梦》中的“花落水流红”、“千红一哭”的“大旨”、基调因此显示出“红纲”和“情纲”的文化远影。“雪芹的《红楼梦》正是把三者的相互关联作为宗旨，而写得最为奇妙的一部天才的杰作。” 中国传统绘画的“积墨”与“三染”的“法度”怎样化为曹雪芹描写人物的绝技?中国传统音乐的“鼓音笛韵”，中国书法的“中锋”、“正笔”如何融在《红楼梦》小说的写作艺术中?中国文学的“奇书文体”和诗意诗境又是怎么在《红楼梦》中发扬光大、闪展腾挪……？当真是“娓娓开谈，何必效鸿编之搭阔架”，而《红楼梦》理中华文化的厚重、深邃已经显露无遗，这一切又都围绕着《红楼梦》的“艺术”这个核心打转，为这个“终极”服务。 因此，《红楼梦》艺术的独特性就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离开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就根本谈不上对《红楼梦》艺术的认知，脱离了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红楼梦》就只是一条死鱼，一条“涸辙之鲋”。此所以“红学”与“曹学”不能割裂，此所以要“还红学以‘学’”，此所以谈《红楼梦》的艺术不能只谈“形象鲜明、语言生动”，不能这样“直截了当”。这就是《红楼艺术》全书的“眼目”和“立场”。 这一切当然不是没有“书香”的读者所能轻易会心解味，也不是只知西洋文艺条条框框或对中国传统文化“取貌遗真”、偏对传统的糟粕朽腐独得秘传的人所能想见认知。 《红楼艺术》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是否对西方的文艺理论视角就弃置不顾呢?却又并非如此。它既有“一架高性能的摄像机”这种洋味的比喻，又有西方“叙事学”和“结构主义”的吸收借鉴。但是，这种“他山之石”的取资“拿来”是自然的，溶解的，不弄名词吓人，不摆架子唬人，不用洋皮尺给十二钗量“三围”以“选美”。 我读《红楼艺术》，感到最有深获的有时倒是其中由解说《红楼梦》而引申出来的一些“文化”。 比如在谈到《红楼梦》写作艺术的“诗化”特征时，周汝昌引其先师顾羡季先生的观点：对人物的“诗化”比对自然风景的描写重要得多，后者甚且有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赶下去了。”说这才是“诗化”的极致，因为这是“诗化那人物的一切言词、行动、作为、感发等”。他还感慨说，许多影视导演等文艺界人士对“诗化”的反应总离不开“一片湖波，柳丝拂水……”、“一座花园，花木楼台，山石掩映……”之类，对人物行动的诗境则全然钝觉。“这使我深感失望，也倍加思索，在我们中华传统戏剧舞台上，昔时的艺术大师们创造的那些奇迹……如果只知道杜丽娘与春香二人《游园》那叫诗境，就必然不能懂得《山门》的鲁智深、《夜奔》的林教头、《起解》的玉堂春(苏三)，那才更是真正的诗境。为什么说这是诗境?因为这早已超越了西方戏剧理论观念的‘逼真’与‘再现’的艺术层次。一个粗鲁胖僧，不守戒律，抢酒喝醉，拆亭毁寺……这怎么‘逼真’、‘再现’?再现了能让观众在台下‘击节’审美大大享受吗?落难逃命、慌不择辱，发解太原，自忖自祷，柔肠百结——这不幸之妓女，是个蓬首垢面的死囚!要把这些‘逼真’‘再现’?怎么可能?有何看头?可是请你看看咱们中华文化的舞台艺术吧!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个什么奥秘?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智府灵源中的善于‘诗化’的宝贵质素和本领才华。《红楼梦》则是在小说形态领域中的一个特立独出的范例。” 谈中西文化比较，谈中国传统文化。我想，这才当得起言简意赅，一以当十吧。 一切真正喜爱《红楼梦》真思想真艺术的“红迷”们，不能不读这本书。一切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人士，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不读，那是怎样的遗憾呀!何况，这本书的遣词措语、思致行文，又是这般“娓娓开谈”和“轻轻傅彩”，一扫沉闷的学究气，绝无掉书袋的洋八股，阅读它，只会是一种享受。 原载：《文艺报》1996年7月26日 原载：《文艺报》1996年7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