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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红楼梦》中，“泪”是曹雪芹为着力渲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思想主题而使用得最多的一个字眼的话，那么，“花”就是他为表现真善美的人生而使用得最多的另一个词语。作为一种自然物的花，在《红楼梦》中，被赋予了最美艳的色彩，寄托了最深挚的情思，对作品艺术意境的形成、故事情节的组织、人物形象的刻划和主题思想的揭示，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多方面的功能。本文拟从这几个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究。 一 美化环境，创造意境 在古往今来、恒河沙数的文学作品中，《红楼梦》是第一部全力礼赞女儿群、并为她们作“传心之谛”的文章。曹雪芹以他横绝一世的艺术才华，“萃日之精月之华，花木之灵芬，山川之秀异”，“为蛾眉调其气，为脂粉和其神”，使她们得以“各畅其情”、“各尽其才”(涂瀛：《红楼梦》论赞，一粟《红楼梦卷》卷三)，而足以压倒“堂堂须眉”，睥睨“碌碌”丈夫(第一回)。为了有一个配得上为作者所深心敬爱的、“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第一回)的女儿们的栖息地，曹雪芹以“欲回天地”(李商隐语)的笔力，把那个子虚乌有的“太虚幻境，，从天上搬到人间，这就是为人们所不胜神往之的大观园——“玉兄与十二钗之太虚幻境”(庚辰本十六回脂评)。在这个寄托了曹雪芹对人生最美好的理想与憧憬的“清净女儿之境”，他首先借花，而且往往是以花为主，把这个“幽微灵秀地”(第五回)，装点得五彩缤纷，美不胜收。可以说，书中如果没有了那些随处可见的对花卉的描写，也就没有了人们心目中的那个恍若仙境的大观园。假使失去了四时逞艳的鲜花的点染烘托，大观园中数十处精美富丽的院馆轩阁，只是一组生气全无的建筑群而已。大观园的生动气韵，正是从千万枝流光溢彩、喷香吐馨的花儿中透露出来的。 在人们的印象里，大观园似乎永远是一个鲜花盛开的锦绣世界。但倘若认真查书，就会发现，内中其实却又找不到多少对花卉的具体描绘。书中罕见的一例，便是对贾宝玉从栊翠庵折来的那枝红梅的摹状： “原来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枝，纵横而出， 约有二三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集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兰惠。” 就是这一处的工笔细描，也不过六十来字。曹雪芹为花所费的文字，与他对贾府这个“功名富贵之家”奢华无极、挥霍无度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具体翔实的精细描绘相比，简直不堪一提。然而，大观园中的鲜花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似乎比对贾府“一饮一饭”的印象更为鲜明和深刻。仔细想来，大观园里令人目迷五色、心醉七彩的瑰丽花景，大都是由第十七回的文字造成的。在这一回中，作者借贾政游园，把大观园的景象作了全面的展现。在这次巡礼中，大观园这个“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最先吸引了人们注意力的，乃是“佳木茏葱，奇花烂熳”的自然风光，其次才是藏露合宜、错落有致地点缀其间的亭台楼榭、山石流水。但即便是这样在通常情况下总要作大事铺张的描绘的场合，曹雪芹在花上的用笔还是那样的惜墨如金，其精炼简约，可以说是到了吝啬的地步。他常常只用一两个词、最多是三两句话略一点染，就“一一尽其灵而足其神”(清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地创造出某一种花的美的形象，构成了某一处所的美的环境。如对稻香村的杏花，曹雪芹只用了“喷火蒸霞”四个字，就写出了“几百枝杏花”怒放对呈现的浓艳的色彩和似欲烛天的蓬勃气势。对稻香村山坡下的“佳疏菜花”，则既不标明色彩，也不临摹姿态，只是非常朴素地用了“一望无际”四个字，就令人领略到其地平淡悠远而又清新明朗的乡野风光。这样的景物描写，正写出了“泥墙”“茅屋”、“纸窗木榻”，洗尽富贵气象的稻香村所应有的环境气氛。 再来看整座大观园是如何给人以“花影不离身左右”的感觉的。究其实，大观园的缤纷花影只是由曹雪芹在交代贾政等人的游园路线时，才仿佛是“无意随手”地濡染出来的： “……”转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了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亨，度芍药圃，入蔷薇院，出芭 蕉坞，盘旋曲折。忽闻水声潺湲，泻出石涧；上则萝薜倒 垂，下则落花浮荡。” “于是一路行来，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为垣，或 编花为门……绕着碧桃花，穿过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 ......” 除此之外，在第十七回中，就再也找不出多少对大观园总体花景的叙述了。 在这一回外的其他一些场合，曹雪芹结合着对人物和事件 的表现，顺笔一点，便呼应了这一回粗线条的概括交代而使人沉浸于大观园花光烂熳、花团锦簇的奇丽境界。其中最为人称 道的，就是曹雪芹在贾宝玉读《西厢》和史湘云醉眠时用彩笔 点染出来的“落红成阵”、“红香散乱”的景象。其他如贾宝玉“孝心一动”，折了孝敬贾母和王夫人的桂花(三十七 回)；第三十八回螃蟹宴时，“ 迎春却独在花阴下，拿着针儿穿”的茉莉花；还有大观园女们斗草时点到的美人蕉、月月红、牡丹花、姐妹花及兰、惠、菱花(六十二回)；贾宝玉 凭吊迎春旧居时点到的“蓼花苇叶”(七十九回)等等。就是这样一些在文字上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叙写，就把全书笼罩 在鲜花的那一片万紫千红的氤氲之中，令人感觉视之成彩，嗅 之生香。这些星星点点散于篇中的叙写，不但在文字上达到了“筒之入微”、“洗尽尘滓”(清恽寿平：《南田画跋》)的工力，更触发了读者对大观园四季花事的极为丰富的想象、联想和扩想，使有限的文字包孕了无限的艺术意蕴。《红楼梦》正是这样一种美妙的艺术品：它的“字里行间似乎包含着诉之不尽的意蕴和情致，一个词就是一个表象，一句话就是一个意象，一段话就是一种意境，作家仿佛把生活中的有关经验、意绪、思维、情趣全部浓缩在作品之中了”。(鲁枢元：《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载《文艺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读者在作者留下的艺术再创造的广阔天地里，从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等出发，通过想象和联想，把作品中高度浓缩了的花事描写加以还原，就构成了人们心目中那个花影重重的大观园。 正如大观园众女儿都有其各具特征的风神品貌一样，大观园中的鲜花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也呈现出不同的色调和韵致。每种花都以自己富饶特色的美，形成了某个场所的典型意境，从而为构成大观园的总体意境贡献出了一个个独标神韵的局部。 且看潇湘馆：“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前院是“曲折游廊”，后园“有大株梨花，阔叶芭蕉”，墙角下“得泉一派，开沟尺许”，“饶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曹雪芹在一一描述潇湘馆内小巧精致的房舍，九曲回肠般的清泉和游廊，风神秀逸的翠竹及清朗洒脱的阔叶芭蕉时，以高超的审美力，锦上添花般地在其中又安置了一些“大株梨花”。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梨花，潇湘馆雅则雅矣，只是在色彩上该是多么单调乏味——一年四季都只是绿，只有绿。这些景物纵然清雅，也会因为常年没有变化而显出枯寂板滞。但一旦增加了这几株梨树，可以想见，当春风送暧，千万朵洁白的梨花满缀枝头时，这个翠绿色的世界就被调济得尤其幽雅秀丽，潇湘馆立时平添了多少生气和活力!而贾宝玉的住所，则是由那一树“红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闺阁风度”的女儿棠作了点睛之笔，使怡红院以艳丽的风采迥然相别于潇湘馆的秀雅格调。如果没有了这一株“丝垂金缕，葩吐丹砂”的女儿棠，怡红院就不成其为怡红院，贾宝玉“怡红公子”的雅号也就无从所出了。那么，象霍克斯的英译本《石头记》那样，为照顾民族的习惯心理，违避“红”字，把怡红院改译为“绿院”，把怡红公子改译为“绿色的公子”也就无可无不可了。(见傅憎享：《(红楼梦)色彩初论》，《红楼梦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在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中，曹雪芹不但用他审美创造者的天才，将花的自然形态的美点化为更高一级的艺术美，而且“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范唏文：《对床夜语》)，从以花为重点组成的自然景物中提炼出最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典型意境，使客观景物充溢着某种典型环境所独具的特定的艺术氛围。 总而言之，曹雪芹借助于对花卉的描写，尽情美化了大观园，为金陵诸钗布置了一个最宜于她们生活和活动的场所。曹雪芹把他“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的感情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二一七页)，不动声色地传达给了读者，使读者在陶醉、沉迷于大观园的花光花影中时，对作品的艺术气氛和总体意境有了极为真切生动的感受。 二 丰富情节，诗化生活 《红楼梦》是一部以贵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其中充满了对饮食起居和“家常琐碎，儿女私情”(洪秋蕃：《红楼梦抉微》，一粟：《红楼梦卷》卷三)等家务细事 的描写。这些本来会显得芜杂琐屑的内容，在曹雪芹笔下写来，却变得那样地丰富多彩，引人入胜。除了别的原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许多场合以花为题组织情节，安排人事活动，使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增添了无穷的趣味和诗意。象黛玉葬花、湘云眠药、椿龄画蔷、宝琴立雪这一组历来为人叹赏不绝的生活画面，就是以桃花、芍药、蔷薇和红梅这几种花或为背景、或作道具组织起来的。 除了这几幅“独艳图”之外，大观园中几次大型的诗歌创作会也无一不是以花为题的：海棠社的吟白海棠、吟菊花，桃花社的柳絮词(柳絮也是花：柳花)，芦雪庭即景联句的“外一首”吟的是红梅花。 (其实，雪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花”)这几次群芳吟花会使大观园的女儿们不至于淹没在贾府“婆子长舌，丫头碎语”的家务俗事中而令“佳人落魄，花柳无颜”(二十三回)。曹雪芹意趣盎然地写出了这些既美且敏的女儿们，人人兴会淋漓地驰骋其捷思颖才的情景。其中宝钗诗的端庄浑厚，黛玉诗的新雅奇巧和湘云诗的俊爽潇洒，皆可谓各具风骚，各有千秋。这些吟花诗从更高的欣赏水准上“提升”了花卉的神韵，使大观园的花柳为之增色，同时也诗化了大观园女儿们的生活。 在这些画面中，美的大自然和美的人物浑然不可分隔。罗丹认为，“古代艺术的含义是：人生的幸福、安宁、优美、平衡和理性”(《罗丹艺术论》)。曹雪芹这种使“人和大自然”“生活在一起”(《歌德谈话录》一一二页)的艺术构思，正表现了我们古人对理想的人生的一种追求和为理想的人生所设计的一种境界：人生应该象大自然一样舒展、恬静、安适，美好的人生应该与美丽的大自然和谐地统一成为一个整体。曹雪芹写出了大观园女儿们带着鲜花的斑斓色彩和馥郁气息的生活，把“最平凡而庸俗”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了“艺术极境”，表现出他的“至高创造活动”(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贾府三小姐探春在发起诗社的倡议书中，曾满怀豪情地宣称：“孰谓雄才莲社，独让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余脂粉耶?”其实，曹雪芹兴致勃勃地描写大观园女儿们“或竖诗坛，或开吟社”，挥洒诗笔，“醉飞吟盏”，冲击的远不只是雄居诗坛的男性中心。对女儿们杰出诗才的倾心赞美，表现的是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男权统治的鄙视贬抑，是他“为闺阁昭传”的一种借笔。在这里，曹雪芹没有一句义形于色、“金刚怒目”式的激烈言词，也没有一声直诉胸臆的愤慨指斥，他仿佛是悠闲从容地展示出来的闺阁女儿充满闲情逸致的宴饮诗会，其中却包含有异常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清代一些文人把《姽婳词》中“丁香结子芙蓉？？？，不系明珠系宝刀”两句视为全书的关键、主旨，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红楼梦》确实象一把有着“丁香结子芙蓉？？？”的绮丽装饰，同时却在无情地解剖着封建社会腐朽肌体的寒光凛冽的宝刀。在《红楼梦》中，具有巨大批判意义的思想内容不少都是通过风花雪月的生活画面，用“花娇月媚”的优美文学表现出来的。为此，《红楼梦》在被指出是一部“政治小说”的同时，又是一部公认的诗化了的小说。 在《红楼梦》以前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借助干花事来生发情节、扩展内容的。如在《西厢记》中，张生借对“月色溶溶夜，花影寂寂春”的吟咏，来叩击莺莺小姐的心扉。在 《牡丹亭》中，杜丽娘由“姹紫妍红开遍”的良辰美景而启情窦。一把桃花扇，是青楼名妓李香君爱情的信物和爱国的证物。但与《红楼梦》相比，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都显得望尘莫及了。在《红楼梦》中，花不但串连起大量的故事情节，而且关系到书中很大一部分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揭示作品的思想主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三 衬托人物，深化性格 如果说，在以上两个方面，花还只是作为场面的点染和人物的道具的话，那么，花在曹雪芹手里，又更进一步地被结合到并融化进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红楼梦》中，花屡屡被用干预示和暗示人物的遭际、命运等。如金陵十二钗簿册中，榴花被用来暗示元春的命运，看来红极一时，实际上只是“瞬息的繁华”(十三回)。在“群芳开夜宴”一回中，宝玉的大丫头麝月抽中的花签上画的是“寂寞开最晚”(苏轼句)的荼？？？花，预示的是这个丫头在“韶华胜极”后将苦度其贫困凄凉的岁月。 在更多的场合，花是被用来映照和衬托人物的形象，象征人物的品格和资质的。在中国古代，文人们常常在诗画中把社会的人作为自然风光的点缀品，把人写(画)得“平和得象花鸟一样”(鲁迅语)。曹雪芹出色地发扬了古典文学善于创造优美的艺术意境的传统，以绚丽芬芳的鲜花渲染出了大观园的一派诗情画意。同时，他又成功地避免了那种可能会产生的喧宾夺主、见物不见人的弊端，使书中出现的花卉完全服从于作品思想内容表达的需要，服务于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栊翠庵的红梅，在漫天冰雪中寒香远播，“如胭脂一般”，“分外显得精神”(四十九回)，这正象征了妙玉身处厄境而更倔强兀傲的性格。稻香村那几百枝喷火蒸霞的杏花，是作者对大自然中压抑不住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的激赏和赞美。这关不住的满园春色，正有力地反衬出李纨“青春丧偶”，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虽处“膏梁锦绣之中”，却已变得象“槁木死灰”(第四回)一样的人生悲剧的荒谬可哀。 晴雯是曹雪芹最为珍爱的人物之一。对这个“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奴婢的不幸遭遇，曹雪芹表现出了极为可贵的同情心。他怀着无比痛惜的心情，在用“一盆才透出嫩箭的兰花”(七十七回)这样高精度、高纯度的语言，对她作了崇 高的礼赞后，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还觉得“不足喻其洁”，“不足喻其精”，“不足喻其贵”(《荚蓉诔》)。于是，他又取木芙蓉花为之传神写照，让晴雯以“芙蓉花神”的妙曼形象长留人心。木芙蓉花开于八九月间，耐寒不落，亦名拒霜花。当“千株扫作一番黄”时，“只有芙蓉独自芳”(苏轼句)。木芙蓉花所固有的自然属性一旦与晴雯的形象联系起来，就转化为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物个性特征，极富意蕴。在木芙蓉花的具象象征下，晴雯纯洁的心灵、刚强的性格和多难多厄的身世，就被表现得无比深刻和生动可感了。 当然，在大观园众多女儿中，曹雪芹倾注了最大量心血和最深沉的感情，用了最美的笔调来精心塑造的，还当是林黛玉的形象。在以花喻人方面，林黛玉也是得“人”(曹雪芹)独厚的一个。曹雪芹用多种花卉的意象来为林黛玉造型。多种花卉的意象构成的叠象美，使读者能对林黛玉这个典型人物作多层多边的认识，产生历久弥新、回味无穷的美感。 桃花曾被前人评为“花中第一”，“艳中之艳”(唐皮日休：《桃花赋》)。曹雪芹就此用桃花来比之林黛玉的娇美容颜：“桃腮”“薄面”(二十三回)，“真合压倒桃花”(三十四回)。桃花又是一种最经不得风催雨送的娇花：“花原自怯，岂奈狂枫”(《芙蓉诔》)。这又正与林黛玉娇弱的体质和凄苦的命运相似，为此，林黛玉自己也特别钟情于桃花。在第三十四回中，引发她葬花的动因之一，就是对“秋桃艳李”零落无依的衷心怜惜：“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她的《葬花吟》说是一曲《桃花女儿诔》也未尝不可。囿于封建礼教的桎梏和大家闺秀教养的约束，林黛玉的满腔忧虑和哀愁，往往连对贾宝玉也无从诉说或不便言明，但对着漫天飞舞、满地狼籍的落英残红，她可以长歌当哭地倾泻无遗了：这是对世态炎凉的憎恨，对黑暗势力的抗议和对险恶处境的惊惧；这是对前途渺茫的惶惑，理想幻灭的痛苦和未来不祥命运的哀伤。在这里，花已经成了林黛玉的异类知己。她向自然物的花寻求慰借和解脱，她在花身上找到了自己情感和思想的寄托。在第七十回里，林黛玉更直接了当地以桃花自况，写平一首《桃花行》。她把自己的命运结合于桃花的命运，把桃花的形象变成了自己的形象，她借着对桃花的吟诵，把自己在社会中受到压抑和禁锢的思想感情作了又一次畅快的宣泄。 在第六十三回中，林黛玉抽中的花签上“画着一枝芙蓉花”，上面题着“风露清愁”和“莫怨东风当自嗟”的词句。当时，众人笑说：“这个极好!除了他，别人不配做芙蓉。”这个看似偶然的巧合，使“黛玉也自笑了”。的确，桃花也许更多地象征着林黛玉的命运，而亭亭净植，涤于清涟，只可远观，不可近亵的芙蓉(莲花)，则更多地表现出林黛玉清丽隽永的风姿、孤高超逸的气质和多愁善感的性格。曾在林黛玉房中出现的“攒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五十二回)，又令人想见她淡妆素裹、恬静高雅的形象和风貌。 在《红楼梦》卷首，曹雪芹大发奇想地写了个新编神话，说林黛玉原是太虚幻境中的一株仙草——“绛珠仙草”“下凡”“造历”的“幻形”(第一回)。绛珠仙草名为“草”而又有“绛珠”，似花却不以花名，其“娇娜可爱”的姿态和“绛珠”二字唤起的鲜丽色彩感，比之一般鲜花的仅具颜色，的是具有更高一级审美意境的美的形象。 桃花、莲花、水仙、绛珠仙草，无疑应再加上翠竹，这众多自然物以它们各具特色的美的神态，从不同的角度组成了林黛玉从容貌、体态、风度到品格、情韵诸方面多彩而又谐调的艺术形象和情思意境。设若推而广之，再加上她吟白海棠诗表现出来的灵巧敏慧、菊花诗表现出来的孤标傲世、柳絮词表现出来的凄楚幽怨，林黛玉简直就是一个萃百花之神和百花之魂的百花仙子了。曹雪芹就是这样地“用整个自然的材料”、“照着自然的创造再创造着”(席勒给歌德的信，引自《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第十一页)林黛玉的形象。 参与了大观园女儿群全部活动的贾宝玉，身为“诸艳之冠”却又是其中唯一的男性公民。对他，实在不便以花形之、名之。但这是难不倒曹雪芹的，他让贾宝玉以“主持巾国、护法群钗”的“护花使者”的身分，堂堂皇皇地息居于大观园中，使贾宝玉也与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位被警幻情榜判为“情不情”的“天下古今第一淫人”(第五回)，对一切美好的人和物都满怀深情。他“愚顽怕读文章”，又偏爱“杂学旁搜”，对无涉于“仕途经济”的一本花谱，定是了然于心的。不然的话，在第十七回中陪同他父亲游大观园时，对贾政和众清客茫然无知的奇花异草，就不会如此头头是道和如数家珍地为之指点得一清二楚。他象爱花一样怜人，象怜人一样惜花。他曾把女儿们比作娇贵的白海棠花，又完全忘记了自己“活龙”、“凤凰”(四十三回)一样高贵的公子哥儿的身分，自惭形秽地甘愿自比为野坟地里“最讨人嫌”的“下流”的大杨树(五十一回)。在贾宝玉看来，从黛玉、宝钗到香菱、小红，都，“一般是鲜花嫩柳”(八十回)，个个可亲可爱。只要是没有染上“男人气味”的聪明、清俊的“上等女孩儿”(四十四回)，都是“老天”的“精华灵秀”，都是至珍至贵的“人上之人”(四十九回)。这正如他对“锦重重的落了一地”的花儿，不论是桃花还是凤仙、石榴，都珍重爱惜，都一视同仁地为之收葬一样(--十七回)。他“撮士掩埋”，夫妻蕙和并蒂菱的举动，被香菱讥为“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六十二回)。这种看来确实稚气可笑的行为，却正表现了贾宝玉思想上一种重大的新质要素：带着近代民主主义色彩的“泛爱”或谓“博爱”精神。睛雯死后，贾宝玉相信晴雯当了花神而“去悲生喜”。因为，在他看来，主管芙蓉花的这“一番事业”(七十八回)是极其神圣和崇高的事业。这种“呆想”与他为了“兴女子之利，除女子之害”(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粟：《红楼梦卷》卷一)而欣然将自己的“一生事业”毫不可惜地“尽付东流”(三十二回)一样，表现的是贾宝玉对“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的彻底否定。 贾宝玉不但不忍听任美而洁的花朵被随意践踏，甚至不能容忍对花的“唐突”轻慢。为此，他断然指令小丫头蕙香改名为“四儿”，理由是：“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儿?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二十一回)与林黛玉、贾宝玉对鲜花的一往情深相比，薛宝钗的“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第七回)，闺房里又阴冷得象“雪洞一般”(四十回)，不是令人再清楚不过地透视出这位以“天理”窒息了“人欲”的封建淑女冷漠无情的灵魂吗? 虽然薛宝钗本人对花无动于衷，但曹雪芹还是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把她比之于“艳冠群芳”的牡丹。因为，有着“国色天香”之丽质的牡丹，首先是一种珍贵的名花；这正如薛宝钗其人在曹雪芹眼中，首先是一位远胜于“须眉浊物”的“有才色的女子”。但是另一方面，牡丹又是一种几乎已经被贵人们垄断了的富贵花。与其说它是“花王”，不如说是“王”(帝王将相之“王”)花。它总是被栽培于雕栏玉砌之侧，笼盖于“霞稍云幄”之中，为大富大贵之家点缀繁华与升平。这一点，又正与薛宝钗精神上的庸俗之处——对“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的崇奉和对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自觉维护、严谨恪守相一致。把薛宝钗比之于牡丹花，褒中寓贬，流露出曹雪芹对这个人物所怀的那种不无遗憾的矛盾心理：“可欣”、“可羡”而又“可悲”、“可叹”(六十四回)。 曹雪芹象他的理想主人公贾宝玉一样，在对女儿们的一片敬重昵爱之中，又发现她们并非一概都是超尘绝俗的。“琼闺绣阁”之中，也有一等人，“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她们不知自爱地辜负了“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三十六回)，而令人痛心不已。更甚者，“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混帐”得“比男人更可杀”了(七十四回)。其代表人物，一个是王熙凤，她长得“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六十八回)，却有一颗蛇蝎之心。还有那个“心里的丘壑泾渭，颇步熙凤的后尘”的夏家小姐，也长得“比花朵还轻巧”，却是个“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的河东吼狮(七十九回)。看来，曹雪芹对这个泼妇的嫌恶之情似乎更甚于王熙凤，连“好名好姓”都不肯给她一个，为她起了“金桂”这样一个恶俗的名字。 (不知是不是因为桂花与“蟾宫折桂”——功名利禄相关，桂花也许是曹雪芹在百花中唯一没有好感的一种花)她俩一个将尤二姐“挫磨”得吞金自尽，一个把香菱“折挫”得“酿成干血之症”，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两个人堪称女儿的败类，所以曹雪芹将她俩禁约和排斥于大观园之外，且让她们都成为嫁了汉子的“死珠”、“鱼眼睛”，以免她们影响到大观园女儿们的清白声誉。曹雪芹对这两个人物以花比之拟之的结果，是使人好象看到了长在腐臭粪堆上的毒菌一样，其妖艳的色泽，只是叫人感到可怕而陡生恶意，一绝对不会引起任何美感。同样是以花写人，在曹雪芹笔下竟然会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艺术效果，这真是怎样神奇的一枝笔啊!’ 在《红楼梦》中，自然形态的花“作为艺术的对象，它们就组成人的精神方面的无机世界”(马克思语。转引自朱光潜《美学拾穗集》)，使人物身上视之无影、触之无形，而且往往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神”、“气”、“情”、“性”之类抽象的感觉、印象、认识、体会，因为有了相应的具象物而变得真切可感，并且有所依托。巴尔扎克曾经指出，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作花的就是庸才了。曹雪芹决不是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人，而且他还把大观园的女儿们个个都写得如花似玉，其结果，却丝毫不使人感到有任何重复雷同之处，相反，这种借花写人，因人写花的艺术手法，使曹雪芹能对红楼诸钗进行深入膜里的艺术剖析，从而充分显露出她们各自迥异的风骨神理，令人回味津津，遐思悠悠。 五 讴歌青春与理想，探索社会与人生 王国维曾一再肯定地指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上之价值即存乎此。”(《红楼梦评论》)作为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红楼梦》打破了“中国悲剧不悲”的历史传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奏出了一曲不胜哀怨的挽歌。但它在深刻展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那种“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鲁迅语)时，却并没有象一般悲剧作品那样，只是以血和泪构成的悲惨画面使人在精神上感到沉重的压抑和无比的窒息，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书中出现的百花。曹雪芹有一颗以三千年的文化“修炼”而成的诗心，他从每一朵花里都象是发现了一个美的世界。所以，出现在他笔下的那些花花朵朵才显得如此千姿百态、惊彩绝艳。正是这些鲜花为红楼女儿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欢声笑语，正是这些鲜花使她们心头荡漾着青春的朝气，正是这些鲜花使整部《红楼梦》时时闪射出理想的光辉和诗意的光辉。所以，一些有见地的论者又都纷纷指出，《红楼梦》“是一曲青春、爱情和理想的颂歌”(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红楼梦学刊》一九八三年第四辑)。“追求春天，这就是整部《红楼梦))的主旋律。”(叶朗：《中国小说美学》二○七页)曹雪芹以他诗人的气质和画家的审美力，把他对春天的追求、对理想的憧憬，凭借着对花卉的描写表现了出来。他在用这样一些“花娇月媚文字”把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大自然的图景奉献在人们眼前时，也把春天的清新甜美的气息、把青春和生命的活力注入了人们心中。 黑格尔认为，人和人的性格是理想的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自然界丰姿艳色的百花固然美丽绝伦，但只有当它们成为表现出人的主观情思的审美意象时，它们才是有意义的、曹雪芹正是借重于对花的描绘，写出了一个鲜花似锦的大观园，又以大观园为背景来衬托和展现人物形象，显示了我国古典文学以“借物抒情”、“托物寓意”来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法的巨大深厚的工力。他的大量的花人相映、花人交融的艺术描绘，使花与人物的形象全完契合、以至同化了。至此，雨果的哲理名言“人生是花”自然而然地浮现于人们的脑海。大观园里众多的女儿正象花一样美，比花还美。在她们的豆蔻年华里，她们本当生活得更幸福，她们理应享受青春的一切欢乐。但是， “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的曹雪芹，严格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把她们一个不漏地统统归之于“薄命司”中。正如再美的花也得归葬于“浊臭逼人”的污泥一样，这一群花容月貌的女儿们，最终还是一个个地被黑暗的社会吞噬了，毁灭了。从金钏、司棋、晴雯到黛玉、迎春，她们都曾经有过理想，有过追求，有过抗争，或至少有过挣扎，但是，“春荣秋谢花折磨”，“到头来，谁见把秋捱过”(红楼梦曲： [虚花悟])。她们的一幕幕人生悲剧在春花秋月的背景的映衬下，显示出了尤为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这一幕幕以标准的古典艺术的形式出现的人生悲剧透露出的，却是近代艺术在表现生活上的新内容：“人物苦痛的反省，不安的毅力，绝望的斗争意志，为不能实现的理想所困而受的苦难”(《罗丹艺术论》)。这是曹雪芹以思想家的敏感和颖悟，对社会与人生所作的伟大的探索。他在苦思冥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可痛的悲剧?是宿命、是天意、是历史的轮迥，还是个别人、某些人的罪过，抑或社会制度的罪恶?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继续产生? 曹雪芹虽然无限眷恋人生，执着生活，但他还是清醒地、冷峻地遵循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写出了他所热爱过的一切的终于破灭。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他看不清历史发展的方向，看不到理想实现的可能，因此，他感到迷茫，他有绝望的幻灭感。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信念，又使他挣扎着抬起头来，把一腔热望化作了花娇月媚文字，使《红楼梦》这部绝大悲剧透出了如许曙色亮光而不至于漆黑一片。 对读者来说，《红楼梦》表现的这一切，给人更多的是重大的思想启迪和美妙的艺术欣赏。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柔蜜欧与幽丽叶》以“青春与春天的气息”、“春天的种种芬芳、迷人”(转引自曹禹译《柔蜜欧与幽丽叶》前言)取胜，而《哈姆莱特》又以其深沉而巨大的历史内容见长，那么，我们的《红楼梦》则可谓二者兼而有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曹雪芹以他的花娇月媚的优美文字表现出来的艺术上和思想上的辉煌创新，是《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的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 花说得上是造物为世界创造的一种最美丽的植物。古往今来，它曾“燃烧和温暖”(席勒：《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见《西方文论选》上卷)过无数诗人的灵魂，使他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如果说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的话，那么花也许就是表现这个永恒的主题的一个永恒的题材。曹雪芹以他大艺术家的勇气和胆力，发掘出了这个老题材的新富藏。他不但把这个最容易“落套”的旧题目写得“新鲜大方”(三十七回)，可令人换新眼目，更以“虚实相生”的传统技法，集前人之大成，发前人之未发，进一步把花用于作品内容的组织、情节的结构和典型的塑造、主题思想的昭示，笔参造化地对花进行了再创造。他把“托物寓意”、“借物抒情”的传统手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更用这种艺术方法表现出具有近代艺术含义的思想内容，这种戛戛生新的匠心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启示：在努力学习和吸收外来的各种现代派艺术手法时，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使我们的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表现既富有现代感，又显示出民族文学的传统风神，从而为人民贡献出新鲜隽永的精神粮食，为世界文学贡献出新的《红楼梦》般有永恒的魅力的艺术珍品。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1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