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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是个变革的年代，“红色”的年代！这一年的7月l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苍的刻意安排，这一年的5月间胡适公开发表了他的《红楼梦考证》一文，竟然成为开创《红楼梦》研究的新时代—“新红学”［1］时代的起点。 “红色”革命与“新红学”，同时诞生在一个“红色”的年代里。他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所采用的“方法”，都不同于以往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这是令人回味无穷的一段佳话。 就方法论所言，“新红学”的“考证’。方法是对“旧红学”［2］的“索隐”研究法的变革，是对旧红学的一种批判和淘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考证”这种研究新方法在红学研究中取代了“索隐”方法，成为主流，“技压群芳”，大有“独占鳌头”之势。当代世界西风东渐，红学研究中也曾出现过“系统论”、“综合论”、“比较文学”、“结构主义”，以及“宏观研究”、“微观研究”等新方法的名词，经常弄得人们头晕目眩，但是这些新方法、新名词并没有动摇或者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过新红学考证派的基础。 红学研究仍然是以“考证”为主要武器，考证派的势力仍然是红学研究界的旗帜和主宰者。因此，对红学研究中的考证，乃至考证的形成和发展作一些研究，不仅对过去红学研究的走向有所了解和认识，而且对探索当代红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将有所裨益! 1、“考证”，是一种研究方法 考证，又称考据。它作为一种研究、治学的方法，并非是源于胡适的发明，可以说是“古已有之”。如宋代的宋祁、曾巩、沈括、洪迈、郑樵等前人就曾运用“考证校勘”的方法使古籍的字义贯通。这是“考证”或称“考据”学的发轫。到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胡渭、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从顾炎武、阎若璩等考据大师那里继承了“考证”这种治经的方法。乾嘉时期的考据，已不完全同于宋学的考据方法，他们(清人)不仅注意古籍的字义整理贯通，而是更加重视“本文”的“厘正”，即如《经解入门·有考据之学》中所说的，“考据者，考历代之名物象数典宰制度，实而有据者也。”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的考证方法，是对清代乾嘉考据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把传统的治经方法同来自美国杜威〔3〕的资产阶级实验主义方法相结合的新的“考证”方法。这种“中西合璧”的考证新方法，虽然谈不上是一种十全十美的“科学方法”，但它比“旧红学”所运用的“索隐”和“评点”［4］方法，显然是一种可喜的进步，它更接近“科学”。大家都知道，“索隐派”所用的“索隐”方法，把《红楼梦》中的故事硬说隐喻历史上的某件真人真事，这种研究结果只能掉进测字猜谜的泥潭，从而贬低或抹煞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评评点派”的“评点”方法，大约起源于明代中叶。最初，这种方法是山于戏曲小说的盛行，书商们为了招徕顾客而聘请当代社会名流加以评点后出版。后来，这种“评点”方法成为中国文学史卜的一种研究、批评的现象。从整个评点派来看，其中当然也有优秀的文艺批评家(如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提出过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从大多数的评点内容看，“评点”内容多是无病呻吟，陈词滥调，他们的圈点批评把原作搞得支离破碎，缺乏完整的理论思维和系统的丧述。因此，不论是“索隐”方法，还是“评点”方法，显然无法对《红楼梦》做出比较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来，也无法推动红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事实上，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过去的研究方法已经不满足了。新的“考证”方法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应运而生”。所以“新红学”一诞生就给“旧红学”狠命一击，而“旧红学”溃不成军，一败涂地，让位于“新红学”。 如我在本文前面就说到的，“考证”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清人用它来治经，胡适用它来评《红》，方法虽然几近相同，但所要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乃至最后所得的结果则不一样，或者根本就不相同。对此，人们不会误解，因此也就无需浪费笔墨去细细“交代”了。但有一点是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那就是作为古典小说的《红楼梦》为什么要用这种“考证”的方法呢? 2、红学研究需要“考证” 谁都承认《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人说它可以当作历史来读，但这并不意味着《红楼梦》是一部历史典籍。只是由于这部旷世奇书中写了“很精细的社会历史”［5］，它反映了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使读者从中认识到“什么是封建社会”而已。因此，按着通常的“道理”来，考证只适用于古籍的字义及历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考核辨证”。而小说—《红楼梦》只能用文学批评的方法。这种认识或看法，对绝大多数的小说来说，当然没有错。但对曹雪芹与《红楼梦》来说，仅仅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则远远不够，它需要“考证”的方法。如果将所有的理由加以概括的话，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资料留下的太少，扑朔迷离，难以让人对这位伟大作家家世、个人经历、思想倾向等等，有一个较为清晰和全面的了解。例如，曹雪芹的祖籍、生卒年月。乃至他的民族归属、旗籍［6］等等，争论了近百年，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十年来，故宫档案馆不断发现一些有关曹家的档案材料，对廓清曹家历史有很大的帮助。但一些具有关键性的问题，如有关曹雪芹的生平材料则一无所获。民间虽然不时传出“重大”发现的新闻，“激起千层浪”，但大多又是应了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难辨的结局，留与他人作笑谈。不论是对已有的极为珍贵的材料，还是对新“发现”的各种材料，都有一个“去伪存真”、“考核辨证”的问题。因为，弄假成真，欺世盗名，贻害后人;弄真成假，有眼无珠，贻笑来者。所以，考证是曹雪芹家世生平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2）《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红楼梦》第一回前的“楔子”中，作者写道：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付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运，……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轮，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这段“告白”，任何人读了都不能不产生一些疑问：其一，这部小说究竟是谁写的?曹雪芹“巧手新裁”说符合实际吗?其二，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究竟是《石头记》还是《红楼梦》?谁先谁后?其三，文中的空空道人、情僧、孔梅溪是些什么人?他们与这部小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连串的涉及这部小说成书过程的问题，对研究和评价曹雪芹与《红楼梦》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那么要弄清这些模糊不清，疑窦横生的问题，也需要运用“考证”的方法。 (3)《红楼梦》版本众多，情况复杂。众所周知，《红楼梦》时代还没有产生家用电脑，作家是用毛笔抄写。曹雪芹是边写边改边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从迄今已经发现的十几种早期抄本实际情形看，回目有不同，分回有不同，文字有增删，缺文待补等种种情况，这说明“楔子”中的话是可信的，并非完全是“假语村言”。如果仅从字义的校勘角度进行研究，各个抄本间的文字都存在不同数量的歧文异字，少则几十处，多达几百处。异文字数，少则一二字，多则几百字。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新校注本第一回后的“校记”就有八条之多。请看： 〔一〕“说说笑笑”至“登时变成”共四百二十九字，原作“来至石下，席地而坐长谈，见”，十一字，各本同。从甲戌增。 〔二〕“更有一种”至“又不可胜数”二十六字，原无。梦稿、甲戌、蒙府、戚序、甲辰本均存，文字小异，从梦稿、甲戍本补。 ［三］“醉淫饱卧”，底本(庚辰本—笔者)、梦稿本同。蒙府、戚序本作“醉饱淫卧”，甲戌本作“醉余卧”，甲辰本作“醉心饱卧”，舒序本作“醉酒饱卧”。 〔四〕“避世”，原作“避事”，梦稿、甲辰、舒序本同。从甲戌、蒙府、戚序本改。 〔五〕“从此空空道人”，原无，各脂本均同。从程甲本补。 〔六〕“英莲”，原作“英菊”，已卯本同。从梦稿、甲戌、萦府、戚序、甲辰、舒序本改。下同，不再作校记。 〔七〕对联，原作“假作真时真作假，无为有处有为无”。已卯、梦稿本上联同底本。余各本均作“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底本第五回也作“真亦假”，“有还无”。从改。 〔八〕“胡州”，底本、甲戌本同，已卯、蒙府、戚序、甲辰、舒序本均作“湖州”，梦稿本作“湖北”。 在此，我不殚其烦地全文引录“校记”，目的只在说明《红楼梦》早期抄本版本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仅是“校勘学”上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各个抄本的形成时间、先后、回数等诸多问题都需要考证。 除了十几种早期抄本之外，还有一种八十回本与百廿回本之争和百廿回本问世后的甲本与乙本文字优劣之争。同抄本一样，摆印本也存在版本考证问题。 （4）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问题。自裕瑞提出后四十回笔墨同前八十回文字并非一色之后［7］，又加相适“考证”论定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之后，红学研究界一直有激烈的争论。有高鹗续书说，有百廿回皆曹雪芹所作说，有高鹗与他人共续说……奇说奇文层出不穷。这里涉及到的问题，一是后四十回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二是如何评价后四十回的思想、艺术成就;三是高鹗的家世生平与续作的动机、时间;四是高鹗之外的其他续作者又是谁?其人其事又是如何?凡此种种，都需要通过考证来澄清，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 (5)早期抄本上大都附有朱墨回前回后批、眉批、侧批、夹批，这些批语因多出自署名脂砚斋等人之乎，故被统称为“脂批”。脂批不完全同于嘉道以后出现的“评点”派的“评点”，它是曹雪芹“身边人”写下的，不仅对拟书底里作了大量的暗示，而且还透露了许多作者家世、个人经历方面的珍贵资料。脂评的作者们是《红楼梦》写作的“见证人”，对《红楼梦》的创作、流传都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有关这些脂评的形成和作者的身世、身份也需要进行认真的考证。 (6)《红楼梦》第一回“楔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其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姑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通观《红楼梦》全书，联系到已知的作者的家世生平，我们有理由相信曹雪芹的这段“声明”。他采用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写作方法。这种真真假假的写作方法是符合小说创作法则的。但是，曹雪芹所说的真与假又不完全同于一般小说的“模特儿”，他的“真”是与他的家世和个人经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虽然不是在写一部真实的“自叙传”但他又确确实实地写了自己的“自叙传”。他把自己的家世和个人的遭际和人生感受，倾注到自己心爱的人物身上，从小说中一些重要故事情节和人物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曹雪芹的家世和他个人经历的某些影子。因此，二百多年来红学研究者中总是有人致力于考证小说中隐去的“真事”。旧红学的索隐派抉微索隐。固然离题万里，走得太远，但他们并非是突发奇想，毫无根据［8］。新红学考证派对索隐派虽然备加讥笑、猛烈攻击，但他们的文章、专著中具有的“索隐”内容也是俯拾皆是。就连当今的某些号称运用西方最先进研究方法的人，也在文章中不时地要露出那“索隐”的尾巴。所以，我认为《戏楼梦》的这种特殊写作方法也决定了我们研究中需要考证的方法。 (7)“考证”帮助读者的阅读。《红楼梦》诞生在二百年前的清乾隆年间，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情节是那个时代的贵族生活，反映的是18世纪中叶的历史风貌。它距离今天已经很久远了。一般读者大众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感情，乃至小说中所写到各种典章制度、诗词曲赋、风俗礼仪，小到饮食、服饰、园林、医药、称谓等等，都很陌生。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需要加以注释，使读者知道它正确的含义和来历。因此，自《红楼梦》诞生后有不少人致力于其中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的考证工作，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近年来出版的《红楼梦》辞书有几种［9］其目的就是帮助阅读原著，而其条文无不利用“考证”的成果。 3、红学考证派的出现及其代表人物和著作 将“考证”这种研究方法引进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中，肇始者是胡适之先生。1921年3月，他写出《红楼梦考证》一文的初稿，5月初稿附载在卜海亚东图书馆初排本《红楼梦》卷首，同年11月12日又加改定。这篇文章是新红学考证派的开山之作，也是新旧红学的划时代之作。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根据当时所搜集到的袁枚《随园诗话》、俞樾的《小浮梅闲话》、吴修的《昭代名人尺犊小传》、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韩菼的《有怀堂文稿》、章学诚的《丙辰札记》、曹寅的《栋亭集》、杨锺羲的《雪桥诗话》及《江南通志》、《熙朝雅颂集》等专书中有关曹家史料，结合《红楼梦》本文的一些描述，详加考辨之后“凡得六条结论”： (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族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族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四)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下，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引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 接着，胡适又根据高鹗、程伟之的序《引言》及《小浮梅闲活》,《船山诗草》、《郎潜纪闻》,《御史题名录》、《八族文经》等书中的有关记载，对所谓“本子”问题作了考证，得出《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这话自无可疑”［10］的结论。 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之后，胡适还写了《跋＜红楼梦考证＞》、《与钱玄同书》、《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等重要文章，不断补充他的论据，修正他的某些“结论”。从《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11］一书所收的材料(文章、信函、日记等)看，胡适的考证成果还得益于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诸人的与之切磋琢磨和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胡适的考证成就是“一代人”的研《红》成就的集大成。在他同时和稍后，俞平伯、周汝昌二位先生以执着的热情，对曹雪芹与《红楼梦》都发表了许多考证性的文章，极大地丰富了考证派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四十年代之后到八十年代的四十年之间，周汝昌先生矢志不渝，献身芹红。他倾毕生精力和深厚的考证功夫，写出影响深远的《红楼梦新证》［12］，将新红学的考证推到了巅峰，创造出新红学前所未有的硕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胡适只是新红学的开路人，而周汝昌才真正是入山得宝者! 在当代的红学研究中，红学“考证”与红学“评论”、红学鉴赏，分庭抗礼，各领风骚三五年。从红学研究的人数和发表的文章、专著数量两方面看，评论“主题主线”、时代背景、人物分析、诗词评注、故事赏析……，占绝对优势。但是，若是从文章的“重量”和影响程度两方面看，红学的考证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则是前者所不及，考证仍然是“重镇”，甚至起着左右红学研究的路向的作用。 近20多年来，红学考证用功最深者，有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三大家［13］，各有建树，为海内外红学研究者所敬重。其后，也涌现出一批从事考证的论文和专著，也各有发现和贡献，但就整体而论，缺少突破性的前进，更没有产生出像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那样的“扛鼎”之作。 4、红学考证派功过的评判 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有两段批评索隐派的话，这里摘录出来，大家看看这位大考证家是怎样说的。他说： 《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14］ 胡适在批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之后，发表一通总结性的议论： 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同旧红学索隐派的“索隐”方法相比，新红学所运用的考证方法，无疑前进了一大步，更接近于“科学”，更符合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实际。实践证明，70年以来的红学考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专著，解决了红学研究中的一些具有关键性的问题。这些成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永载红学史册。但是，从数十年的实践中我们也逐渐发现“考证”这种方法既不是红学研究中的唯一方法，更不是完美无瑕的方法。这种“考证”方法从它诞生的时候开始就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1)考证的前提“证据”，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材料”。用当代时髦的话说，“考证”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它首先要搜罗到足够的有关材料(证据)，没有“证据”就无法“考”。用法律术语说，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就不能“定案”(下结论)。所以。红学考证就必须依赖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各种资料的发现。胡适当年考证“著者”、“时代”、“版本”，是依靠那个时代发现的一批材料。特别是甲戌本、庚辰本的发现，使他在版本问题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周汝昌先生能够写出《红楼梦新证》那样内容丰富的专著，也是得益于故宫所藏有关曹家档案、曹氏诰封、曹氏家谱及有关的志书文集。吴恩裕的考证得益于《四松堂集》、《懋斋诗钞》。《鹪鷯庵笔记》、《春柳堂诗稿》诸书的发现。 近十年来，不断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人物，都无不极大的推动了红学的考证，乃至掀起阵阵的波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人们不要忘记，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地上地下材料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而“发现”材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不是随人意愿随时随地什么都能够发现的。另一方面，发现的材料即使都是真的，那也有重要与否的局限。有些新发现的材料对某个问题研究有用，甚至只起一些补充某些论点作用，有些材料则作用不大。因此，这种依赖发现材料的考证，不可能持续不衰。有一天，“材料”发掘完了怎么办?这是局限之一。 （2）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考证的过程、结论也并非都“科学”，都“可靠”。它还受学力深浅，知识广博与否，治学严谨与否的限制。在红学研究中，大家使用同一些材料，但考证的结果则完全不同，甚至是南辕北辙，互相矛盾。例如，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旗籍族属的争论，祖籍的争论，具体到曹雪芹死于何处葬于何方，都争论得非常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一切都说明，考证方法还有许多弊端，甚至它也有索隐红学那种牵强附会，猜谜的成份。 (3)山于考证在红学研究中是一种重要方法，并且影响巨大，近20余年来某些少数迎合某些渴求资料的红学家的需要，趁机制造假材料，搞所谓的重大发现，制造轰动性的新闻效应，借以出名获利。这种情形引起海内外红学研究界的公愤，著文讨伐。这些假货色的出笼是与红学界某些人不顾学术的严肃性或个人某种私利而采取支持态度分不开的。正因如此，考证就被真假材料所干扰，曾经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考证要“去伪存真”，这是从事考证的人必须经过的过程，也是考验一个一号证占治学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的试金石。但是，由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有关文物资料实在太稀少，所以有些研究者总有一种“梦想成真”的心态。有时他们是怀着“怀疑”的心情去“肯定”某些新发现的。这些他们心里清楚，读者心里也明白，叫做大家“心照不宣”了。 自1954年的那场评《红》批胡适、俞平伯的运动之后，“新红学”一度被批得“声名狼藉”，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更是口诛笔伐，“新红学”与“旧红学”打入被“批斗的行列，全面否定它在红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功绩。那时编印出版的各种书刊中都是一副面孔、一个腔调。例如，一本《红楼梦研究资料》［15］中写道： “新红学”是指五四运动以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红楼梦》研究。胡适是资产阶级买办文人，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1921年，他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用从杜威那里贩卖得来的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大胆假说，小心求证”，把《红楼梦》考证为曹雪芹的“自叙传”，完全抹杀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俞平伯起而响应，用胡适吹嘘的“科学方法”也写了一本《红楼梦辨》与胡适一唱一和，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新红学”是资产阶级文人互相吹捧而提出来的名称。他们将五四以前的称为“旧”，给自己一伙则标榜为“新”。……“新红学”是资产阶级的流派，它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达三十年之久，我们须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 粉碎“四人帮”之后，红学界曾出现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特别是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对“新红学”及其代表人物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肯定了“新红学”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对他们的考证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事实同样被载入了红学史册。 如果我们细心考察一下1954年以后的所有研究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文章和著作之后就会发现，“考证”作为一种红学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因为批俞评红和文化大革命而被完全摈弃。相反，在这次运动之后“考证”文章仍然是不断公诸于世。1962年前后的曹雪芹“生卒年”大讨论和后来出的曹雪芹家世材料、版本材料的大讨论，还有时常冒出的“新发现”等等，都是运用“考证”的方法。这些文章不同于“新红学”考证派之处，最明显的是用了几段马恩列斯毛泽东语录，有几句当时社会流行的新名词而己。就其方法本身，与胡适、俞平伯等人所运用的考证方法并无多大的本质区别。因此，严格地说，这些称作运用“马列主义方法”写出考证文章，仍然应归属于“新红学”的范畴。这些文章一是大多在阐发补正“新红学”那些观点，二是某中同样存在着“新红学”考证派著述中的那些弊端。诸如考证柳湘莲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后来率起义军攻入皇宫，导致贾家的毁灭，难道不是“牵强附会”?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一大串来。我的意思是想说明，“新红学”的考证方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其中的弊端过去有，今后也存在。我们不应该因为这种方法是胡适、俞平伯提倡过，有某些“附会”而就视为异端。用马恩的话说，就是倒“洗澡水”别把“小孩子”也倒掉。 《红楼梦》内容博大精深，结构森罗万象，人物灿若群星，语言精粹富丽，是一部罕世奇书。因此，红学的内容和它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多彩多姿。这就是当代诸多研究者常说的要多层次、多侧面的去探讨、去研究，要百花齐放。“考证”的方法，过去运用它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今后仍然要运用它，也会为红学研究作出新贡献。它是红学研究诸方法中的一种，只要不局限于这一种“模式”之中，把红学的考证变成“考证的红学”，我以为大家会把“考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当前，红学研究的方法还显得很单调，整个红学界应该提倡引进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不拒绝吸收，但是我们应该在引进和吸收的基础上，根据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创造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学评论的理论和方法。倘能如此，我深信红学研究必将获得突破性的新发展。 我深信不疑，这一天终将到来! 1994年1月15－18日定稿于京华无涯斋 ［1］新红学：是指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后的红学研究。它的主要观点见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其研《红》方法主要是注入杜威实用主义的考证方法。新红学、旧红学这两个概念，最早是顾颉刚先生在为俞平伯《红楼梦辨》写的序言中提出的。这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代表著作有《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红楼梦新证》等。 ［2］旧红学：是指1791年《红楼梦》120回本诞生后至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前这段时间的红学研究。这个概念是由顾颉刚先生在为俞平伯先生《红楼梦》写的序言里首先提出的。他在《序》中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 比了古人真正知便宜了多少。 这是自“红学”这个名词诞生后又出现的两个新名词，后来的学者们沿用了。就是那些自称，马列主义的批判家们，也“同意”采用这两个名词了。旧红学主要是由“索隐”和“评点”两个流派构成的。其“索隐派”代表人物是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评点派”代表人物是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诸联、哈斯宝等人。代表著作有《红楼梦索隐》、《石头记索隐》及《新增批点绣像红楼梦》、《增评补图石头记》等。 ［3］杜威(1859-1952);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被称为“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头子”。他在获得学士和博大学位以后，曾先后在密执安、明尼苏达、芝加开大学和哥仑比亚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他一生系统地发展了由皮尔斯所创立的、詹姆斯予以补充推广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企图把这一哲学观点同当时的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他否认客观真理，宜称一切能保证“我的企业成功”的“概念一工具”都是真理，成为地道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胡适受教于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方法。 ［4］索隐和评点：这是旧红学的两种阅读研究《红楼梦》的方法。所谓“索隐”。就探索作品中有没有什么隐喻晴指的史实。在《红楼梦》研究中运用这种方法，把小说中的故事硬说是隐喻历史上的真事，把小说的人物说成是影射某一历史上的真人。其中“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小宛故事”说、“康照朝政治状态”说，最有代表性。所谓“评点”，就是指那些在小说中加以圈点并对某些文字所写的总评、行间评、眉批、夹批等批注。 ［5］参见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141页。 ［6］关于曹家祖籍，研究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说是辽宁省的辽阴市。古称襄平，符合曹寅所署“千山曹寅”;一说河北丰润县。辽东曹家是丰润曹家的一支。关于曹雪芹生年，有康熙五十三年、康熙五十四年和雍正二年三种不同说法。他的卒年乾隆壬午、癸未、甲申三种说法。曹雪芹究竟属汉族还是属满族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说属汉族，入了旗籍。成为“包衣下人”。一说是属满人。一说是满化很深的汉族。但到了曹雪芹时代应属于“满人”了。曹家旗籍，有说是汉军正白旗，有说是内务府汉军正白族人。 ［7］参见裕瑞《枣窗闲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64页。 ［8］《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楔子”中是说其“缘起”的，其中强调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这是索隐红学的一条重要根据，即“索”出所“隐”来。这种索隐的方法和它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完全都错了的。特别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索隐”仍然在应用至于在红学史上的地位，也还是有它的贡献的，不能全部否定，应该给予历史的评价。 ［9］目前已经出版的《红楼梦》辞书有：(1)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的《＜红楼梦＞辞典》;(2)广东人民出版杜1987年12月出版的《红楼梦辞典》。(3)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的《红楼梦大辞典》;(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辞典》等。 ［10］参见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载《胡适红楼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占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15页。 ［11］《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内收有胡适与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人的通信多札，还有日记摘录。 ［12］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初版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铅印一册，后经修改由人民文学版社再版。 ［13］吴世昌先生的代表作有英文本《红楼梦探源》，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版。吴恩裕先生的代表作有《考稗小记—曹雪芹红楼梦琐记》。香港中华书局1979年4月版;《曹雪芹佚著浅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版。《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版。周汝昌先生继《红楼梦新证》之后陆续出版了《献芹集》(1985年)、《石头记鉴真》(1985年)等著作。 ［14］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75页。 ［15］《红楼梦研究资料》。《解放军报》社编，1975年印刷，一册。771页。 收稿） 原载：《商洛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原载：《商洛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