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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它的崭新的内容和形式震撼文坛，诚如鲁迅所说，它摆脱旧套，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种卓越的成就，除了曹雪芹的主观条件——他的天资，他的思想艺术修养和他的创新精神——以外，是不是也受某些外来的影响呢?比如说，是不是接触过西方文艺作品，受过西方美学思想的启示和诱发?由于曹雪芹传记材料的异常缺乏，这一悬案一直未能得到明确的直接的解答。最近，读到黄龙同志在南京日报《周末》版上刊载《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文，引起了我的莫大的兴趣，我仿佛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把钥匙。根据黄龙同志提供的资料，在英国温斯顿所著《龙之帝国》一书中，记载着温斯顿之祖“腓立普赴华经商，有缘结识曹频君，当时彼任‘江宁织造’；并应曹君之请为该厂传授纺织工艺。曹君极其好客殷勤，常即兴赋诗以抒情道谊。余祖亦常宣教《圣经》，纵谈莎剧，以资酬和；但听众之中却无妇孺，曹君之娇子竟因窃听而受笞责”。如果这条资料确凿可靠，那末这个曹頫的“娇子”极有可能是曹雪芹，曹雪芹接触西方文艺作品和接受西方文艺思想就更有根据，许多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谁都知道，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动摇的时代，也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复兴方兴未艾的时代。我们从历史记载中看到，当时东西方交流有了新的发展，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到中国，有的还供奉内廷，成为清朝皇帝的上宾。随之而来的，西方的工艺品和艺术作品也流到了中国宫廷和上层社会，使王公贵族，豪门巨富大开眼界。曹雪芹的父祖，历任织造、盐政等要职达数十年之久。他们经办替皇室输送外国奢侈品的任务，必然要与外国商人和外国传教士打交道。所以，如上述资料提供的那样，曹雪芹在少年时代接触西方文化是完全可能的；《红楼梦》里叙述这许多一般人所难以见到的“洋货”也决不是偶然。 这里我要以《红楼梦》里写到的三幅西洋画［1］来进一步分析，说明：曹雪芹曾目击西方美术品，他确是受到西方美学影响的。第一幅在第五十二回，薛宝琴说“……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也没她好看。”后面还谈到这个女孩子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并附有她做的五律一首。这个真真国女孩子是否确有其人，不必深究。但曹雪芹看到过类似的西洋女郎的肖像画则是毫无疑义的。可以想见，这是一幅类似达·芬奇《莫娜丽萨》那样的现实主义肖像画，画的是一位西欧少女，所以给曹雪芹以深刻的印象，形诸笔墨，有此一段生动文字。绘画可以扩大人们的视野，增进人们的知识。当时，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特别是思想顽固的封建文人一味排外，拒绝一切外来的东西。他们孤陋寡闻，甚至把外国人一律描绘成“猫睛鹰嘴”，“碧眼赤发”的鬼怪模样，这是一种无知的种族偏见。曹雪芹就要比这些封建文人高明得多，敏锐得多。他见多识广，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比较尊重事实，承认美的客观性，所以在他笔下的西方少女的形象是真实的，也是美的。 承认不承认西方也有好的美的东西，要不要向西方好的美的东西吸收营养，这在明清之际一直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据历史记载，最早把西洋画传入我国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l601年)上明神宗朱翊钧的表文中云：“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万国图志一册，雅琴一张，奉献于御前。”据当时见过利玛窦所携画像的顾起元称：“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版为橙，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橙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2］尽管这种西洋人物画有较先进较科学的技法，但仍要遭到中国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当时，明政府的礼部就奏称：“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既属不经，……则唐韩愈所谓‘凶秽之余，不宜入宫禁’者也。”［3］力主驱逐排斥。直到清朝前期，虽然西洋传教士携来的西洋画逐渐增多，但其流传范围始终不广，更不可能对中国画风产生重大影响。据记载，当时在清廷供奉的外国画家郎世宁、王致诚等，也不得不根据皇帝的意旨，放弃西洋画，改学中国画。至于一般画家在论及西洋画时，更竭力贬低其艺术价值，认为“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4］我们了解到这种历史背景，就愈觉得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以赞赏的口吻叙述西洋画和西洋少女，确是很有胆识和远见的。 第二幅画也在第五十二回。作者写晴雯害病，宝玉命麝月取鼻烟来给她嗅些。麝月果真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扁盒来。“宝玉便揭开盒盖，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顾看画儿……。”据推测，这是画在鼻烟壶上的裸体天使像。这种像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以宗教为题材的西洋绘画中最为常见，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件新鲜的玩意儿。不可否认，对于裸体女像，东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习惯。在西方，古希腊就有维纳斯雕像，并把它视为至高至美的艺术品。可是，在中国，在封建的道学先生眼中，赤身女子总是跟淫秽和祸祟联系起来，特别在闺阁中视为禁忌之物。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居然引进了这个裸体天使像，并写少男少女们竟然可以毫无顾忌地观赏，实际上就是肯定它是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品，这不能不说是审美观念上的一次突破。 裸体天使像还帮助曹雪芹浮想联翩，在头脑中创造出新的形象。《葬花词》中“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的奇妙的想象，恐怕也是来源于裸体天使像。 从裸体天使像联系到《红楼梦》里的其他章节，我们更可以看到曹雪芹有一种追求“天然”、“自然”为最高境界的审美理想。他认为“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实际上就是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少女看作是最纯洁、最天真的自然美的象征。《红楼梦》里写了形形色色的女人的形态，却从来不写缠足，没有“三寸金莲”的描绘，这跟第十七回中宝玉所表述的“自然之理”、“自然之气”，以及“天然图画”的美学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曹雪芹的上述见解，当然可以从我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中找到渊源，但是外国的裸体天使像的发现，会使他的这种审美理想更明确更成熟更充实，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 第三幅画在第四十一回里，那是写刘老老酒醉后，闯进了怡红院。作者写道： ……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的迎出来。刘老老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要我醐头确到这里来了。”说了，只见那女孩儿不答。刘老老便赶来拉她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瑚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幅画儿。刘老老自忖道：“怎么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很明显，刘老老碰到的是一幅西洋油画， 而且是一幅与房间浑为一体的大型壁画。这种壁画当时唯宫廷、天主教堂和富贵之家有之。如高士奇《蓬山密记》记载畅春苑观剧处“高台宏丽，四周皆楼，设玻璃窗，上指示壁间西洋画。”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载北京阜城门天主堂，“堂中佛像，用油所绘，远望如生。”徐昆《遯斋偶笔》谓天主堂壁画，“盈尺孩童，圆浑活跳，洵称绝笔。”李斗《扬州画舫录》也记载扬州平山堂静照轩东隅有一间房屋，“一窗翠雨，着须而凝，中置圆几，半嵌壁中。移几而入，虚室渐小，设竹榻；榻旁一架古书，缥缈零乱，近视之，乃西洋画也。”这种画居室于墙壁的油画，对这位农村老妇刘老老来说，不识为何物是难怪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油画，摆脱了封建神学的束缚，大多数取材于现实生活；在表现手法上，则广泛运用科学原理，能够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能够把人物和物体画得非常准确逼真，非常接近自然。曹雪芹肯定对这种油画作过仔细观察和研究，所以他丰富并发展了我国的绘画理论，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在第四十二回里，他借宝钗之口，讲到画大观园图必须注意三件事，第一件：要想纸上的地步，远近该多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第二件：楼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划的，一点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斜了，阶矶也离了缝，甚至于桌子挤到墙里头去，花盆放在帘子上，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第三件：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折裙带，手指足步，最是要紧的，下笔不细，不是肿了手，就是跏了腿…… 曹雪芹的这些见解，吸取了西洋画的优点，击中了中国画常见的通病，代表了在绘画艺术中追求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追求视觉的准确性的先进观点，这在明清人的论著中也有类似的反映。如： 西洋画运用光影法，有凹凸感、立体感，这也是利玛窦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他说：“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5］曹雪芹显然注意到凹凸法的妙用，所以他特别写到刘老老碰到的那幅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 西洋画运用透视法，有远近感，空间感，也见清人的著录。张庚《国朝画征录》云：“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远而近，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李斗《扬州画舫录》也说“张恕字近仁，工泰西画法，自近而远，由大及小，毫厘皆准法则，虽泰西人无能出其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谈到绘画要注意“远近疏密”，注意空间距离，显然也是受西方技法的影响。 西洋画运用人体结构解剖的原理，画人物线条准确，比例适当，这是明清时期许多画家所公认的。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人物画由于不画裸体，不懂得解剖，不理解人体结构，所以画出来的人物形象常常是歪歪扭扭，头重脚轻，线条失误，比例失调。也许，正出于这种原因，所以曹雪芹要在《红楼梦》里展示一下裸体女像，并且强调人物造型时，结构比例的准确性是“最要紧的”。 中国画求“神似”不求“形似”，与西洋画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情趣。中国人物画中也有不少杰出的非常接近自然的作品，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在“四王”把持下的清初画坛，从理论到实践都把“仿古”、“摹古”放在首位，严重脱离现实，轻视从生活中获得真实感受，已经把绘画艺术变成纯粹的笔墨游戏。在这种情况下，曹雪芹能够发现中国画需要借鉴西洋画的合理技法，需要发展和革新，这是令人惊奇和钦佩的。可惜，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幅写画手迹，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绘画理论，怎样在中国画中参用西法，刷新当时的摹拟风气，闯出一条新路来的。 曹雪芹有没有在小说描写里受到西方绘画技法的影响和启迪?我国古典小说中传统的白描手法，都是用单刀直入的叙述语言，通过对话，行动和动作，对人物的性格作正面的描写，这好象绘画中的速写和素描，用单线条、平直面、浅表层的表现方法，形象比较模糊。可是在曹雪芹的写人艺术宝库里，不但有正写，而且有反写和侧写，有明写和暗写，有虚写和实写，还有比较细腻的透彻的心理描写。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这个典型性格，就是通过与甄宝玉的类比，通过与贾政、贾珍、贾琏等人的对比，通过贾雨村、兴儿、北静王、傅试家的两个嬷嬷的口述，通过林黛玉又爱又嗔的态度的折射，通过整个故事的种种矛盾冲突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作者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各种不同的光线、各种不同的笔触和色彩，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地去表现人物。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丰满，具有令人叹服的立体感和质感。这难道跟他接触西方美术作品没有一点关系么?! ［1］《红楼梦》第九十二回，写到一件用硝子石镂成的《汉宫春晓图》，说是“洋货”，显然是续作者杜撰，故不论列。 ［2］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条。 ［3］《明史·意大利亚传》。 ［4］邹一桂：《小山画谱》卷下《西洋画》条。 ［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条。 原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5期 原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