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读了一点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人把贾宝玉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形象进行比较，并在这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其理由：一是他们同属于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贵族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叛逆人物；二是他们对上层社会的黑暗现象和腐朽生活感到不满，要求变革，但又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所以，他们的反抗总以失败而告终。这两点似是有理，实则不然，其间尚有不甚妥贴之处。 我们知道，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活，被当时的社会风尚、伦理道德所制约。因此，不同的时代向人们提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作家创造艺术人物的时候，一般来说也是不能违背这一规律的。中国自宋元以来，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在城市中有了发展，这个阶层显示了与过去时代的阶级和阶层所不同的格调和道德风尚。它在爱情婚姻方面对封建传统的道德观念还有所突破，这在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里有所反映。但到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依然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不论政治、经济，都还是占统治地位，伦理道德的封建色彩是浓重的，而且还没有什么征候显示出它要黯然消失，资本主义因素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创作的曹雪芹，他所塑造的具有叛逆色彩的贾宝玉，当然就印有深深的历史痕迹。贾宝玉这一艺术人物，说到底也仅仅是表现了一种朦胧的政治觉醒。因为贾宝玉的要求，诸如婚姻自由、行动自由、不愿意走传统的仕途道路，仍属于初步的民主思想范畴；他对科举制度的抨击，感性多于理性；他的“男儿浊，女儿清”的见解，也是幼稚而含混的。总之，贾宝玉还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没有经济上的见解。作者只是在宋元以来所产生的市民意识基础上，独具慧眼，把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具有初步民主思想要求的历史趋势，通过贾宝玉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表示了在漫漫长夜中还是有闪光的，说明无论封建统治者怎么防范，都无法阻止贵族阶级中出现叛逆的人物。 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上的特点，到了十八世纪时候，仍然没有产生和形成象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更没有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的和文化方面的深刻影响，所以，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就带有中国的特色。在曹雪芹时代，不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艺术家，他们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否定，极少是从社会制度方面去进行的，从经济角度去思考，对封建经济予以否定的理论也极为鲜见，新的理想的社会蓝图自然还绘制不出来。从《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总的思想倾向来看，他无疑是站在那个时代的高度，这个高度是可以从贾宝玉等艺术形象中窥视到，从《红楼梦》所显示的思想深度表现出来。 俄国的情况不同。它同西欧有着密切的联系，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成果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俄国表现得格外有力；文化领域内也有了新的起色，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北美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先进人物中间得到了同情和反应。尤其是经历了一八一二年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俄罗斯民族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一些有文化教养的贵族青年军官，随军进入西欧，亲身感受与体验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活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面对黑暗落后的农奴制的祖国，他们思考、分析，在政治上开始觉醒了。他们当中的一些有志于社会改革的贵族青年，挺身而出，要求变革，并进行了起义，这就是“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唤醒了整整一代人，他们不断地在寻找解放俄国的道路 列宁同志把十九世纪俄国的解放运动分为三个时期：贵族革命时期，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贵族革命时期，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着的，并且扮演了主要角色的是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所谓“多余的人”的艺术形象，就是一些具有叛逆思想的作家，象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贵族知识分子所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物。他们从生活出发，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了“一幅由我们整整这一代人的充分发展的缺点构成的画像”（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序言》），反映了十九世纪前半期先进的贵族青年的精神面貌：他们力图冲破封建制度的藩篱，追求资产阶级的平等和自由，企图从他们出身的那个阶级中独立出来，但他们的贵族阶级的教养与积习，又使他们缺乏坚定性，因而一事无成，庸碌地虚度一生，成为社会变革前夕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这是时代使然，也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于社会完全无用的“多余的人”。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皮乔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空谈家罗亭，他们比一般的俄国贵族青年无疑是先进一些，走在一般贵族青年的前头。他们的出现，象候鸟，象预言家，预示着社会的变革将要来临。顺便提一下，在奥涅金等艺术形象中，确有象汉语“多余的人”这词所包含的内容，如爱情上的多余人，生活上的游移不定，无所适从，犹如梁上君子等，但就奥涅金等艺术人物的气质来说，用“多余的人”来概括，似不准确。尤其是从政治角度衡量，更其如此。因为汉语词汇中的“多余的人”完全是贬意，而俄文可译为“多余的人”，也可以译为“无处使用自己力量的人”。就后一种意思来说，还比较能体现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象奥涅金这类艺术典型的特点。因此，在使用“多余的人”来阐述问题时，应加以必要的说明。 简言之，贾宝玉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时期的先进人物的风貌，他仅仅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朦胧的觉醒而已，没有显示出多大的力量，还幼弱得很，不能与奥涅金、罗亭这类人物相比拟，他们虽同属于贵族阶级的叛逆儿，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他们虽同属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人物，但由于清朝和俄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不相同，特点各异，因而扮演的角色亦不相同。贾宝玉不能说是“多余的人”，而所谓“多余的人”，其实并不多余！ 贾宝玉和奥涅金等人所追求的生活志趣，也说明他们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众所周知，贾宝玉对封建传统的“仕途经济”的背叛，是他叛逆性格的主要方面。而奥涅金、皮乔林、罗亭这些人，除皮乔林当过俄国沙皇的军官外，几乎都没有在沙俄政府里供职，也不愿意去供职，这与贾宝玉这个“富贵闲人”有相似之处。但更重要的是与贾宝玉有着质的差别的地方：奥涅金等人崇拜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在自己的田庄上做过小小的自由主义的改良；或者致力于改善农民的处境的事；或者是法国启蒙学说的崇奉者，响往西欧的文明，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或者虽具有无穷的精力和丰富的智慧，却不愿顺着阶梯往上爬，而要求过绝对自由的生活，甚至不愿用结婚来约束自己，总想有所寄托，渴望干一番事业。而贾宝玉在反对“仕途经济”道路之后，似乎唯一的愿望就是生活在“女儿国”里。作者所描述的“大观园”里的“女儿国”中，虽不那么纯洁，但确比官场少些浊气。贾宝玉在那里似乎也寻找到了某种“纯真自由”的生活，也少了一些烦恼。但如此的生活志趣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缺少理想与活力！也就是说，虽然贾宝玉公然嘲笑过热衷于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是“禄蠹”，“为圣人立言”是骗人勾当，但没有更多的实际行动，后来他还是遵命赴考，中举之后才遁入空门的。他感到生活不自由，不能象戏子柳湘莲那样过日子，但又安于“饭来张口”的生活，没有进行过积极的探索；他厌恶官场，也痛恨那些为虎作伥之徒，但又与北静王相好，对君权还是尊重的，对封建势力的反抗一般来说是取消极态度。由此可见，眷恋“女儿国”，不过是贾宝玉能够选择到的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罢了。当然，贾宝玉在那个时候追求真挚的爱情和自由生活，有摆脱“仕宦”念头的萌生，还是难得的。 对于奥涅金、拉夫列茨基、罗亭这些艺术人物的评论，过去经常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他们“在这个奴性的世界和卑鄙的野心世界中，感觉不到任何热烈的兴趣。然而他注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因为人民和他们距离日远，他们和人民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而决定了他们既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也永远不能够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似乎成了定评。我认为，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应该充分肯定奥涅金这类人物在“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上的积极意义，而不应作其他苛求。因为在任何历史转变关头，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的人物，总是依其经济政治地位不同而分成不同的集团，对事件采取不同的立场、态度。在1812年以后，俄国社会对农奴制度的保存与废除，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贵族革命家，他们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废除农奴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社会的沉闷与停滞状态；皇沙及其拥护者们，则极力维护农奴制，以保持阶级的特权。奥涅金遵照亚当·斯密学说，用地租代替劳役的做法，以及拉夫列茨基在自己庄园里改变农民处境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自由主义的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一种反响。从这一角度去考虑，奥涅金等人虽没有明确地提出废除农奴制的主张，但其所为，还是有益于农民的，对贵族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叛逆，是危险的举动。尽管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那个社会及其制度，但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是明显的，这就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显示了这类人物的光彩，因此也不能笼统地说他们“和人民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贾宝玉和奥涅金这类人物的出现，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他们被塑造成这个样子，有其深刻的阶级和社会原因。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看到了清代和俄国社会的风尚及其特点。从贾宝玉身上，我们确实还没有能感觉到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一卷261页）的程度。而我们却可以从奥涅金这类人物身上，确切地感觉到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俄国，由于北美和法兰西大革命的影响，在俄国贵族中有一批具有较高文化教养的青年，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了，虽然尚未紧紧地依附于资产阶级，但确实在黑暗中摸索着自己要走的道路。他们在寻求社会和个人的出路时，表现出来的苦闷、彷徨、抑郁，是时代所使然。他们挣扎着，虽然没有苦斗，却履行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在同过去诀别之时，他们痛苦，惆怅，叹息着无用生命的毁灭，可给后来者开辟了一段路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就是贾宝玉和奥涅金之类人物差别的根本所在。 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作家生活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变革”又恰恰是当时社会的中心议题。奥涅金、皮乔林这些艺术人物的出现，反映了这些作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作家通过这些艺术人物，揭露与批判了俄国专制制度的罪恶，农奴制度被证明是使俄国陷入贫困、愚昧、落后的主要原因，也是产生奥涅金之类人物的土壤。沙皇专制社会不推翻，俄国是没有希望的。谁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呢？奥涅金、皮乔林，就是普希金等作家所能寻找到的当时的最优秀的人物。从贵族阶级中寻找正面人物，探求社会的出路，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一个特点，一直延续到屠格涅夫，以至列夫·托尔斯泰。奥涅金这些人是不可能从根本改变现实的，但他们确实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于俄国后，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是“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产生出来的。他们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正如《贵族之家》里的拉夫列茨基在看到年青的一代的欢乐情景时，十分感慨地想到：“未来属于你们的！你们的生活会比较我们的容易！”六十年代以后就有了平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崛起，代替了这些贵族阶级的叛逆儿，成为农奴制度的更为严厉的批判者，到了九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取代了革命民主主义者，最后完成了俄国民主解放的任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俄国十九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看所谓“多余的人”，就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都比贾宝玉成熟得多。 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上，《红楼梦》无疑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它通过对四个贵族大家族由盛到衰的描写，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与批判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种种罪恶；通过许多细节的生动描写，表现了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必将倾覆的趋势，预示着封建制度灭亡的命运开始了。这是曹雪芹从自身的遭遇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观察中敏锐地感觉到的，并不是他受到外来的文化思想影响的结果，也不是他从当时所生活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强烈、尖锐的社会内部的分化种种事实推导出来的结果，因而容易使人感到《红楼梦》所显示的深刻性显得有些儿孤立，有点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味道。这当然可以用曹雪芹的智慧和才华特别卓越来解释，以致无人能追踪他的步伐。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解答，是十八世纪时的中国，比之俄国的社会进程要慢一点，还没有达到“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刻”的水平，只处于观念改变的伊始，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潮流，因之就不可能出现成批的作家共同思考社会中已经形成了的中心问题，更不可能出现一系列的贾宝玉式的人物群象。从封建阶级中分化出一部分人依附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情况，在十八世纪清王朝时代还嫌早了一点。因此，笼统地把贾宝玉和“多余的人”归之于“同属于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贵族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叛逆人物”，并在他们之间划上等号，是不太准确、妥贴的。“封建社会后期”这一概念的时间跨度太大。比较，应该考虑时代，更应考虑社会发展阶段的近似，不然便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失去了比较的价值。 在爱情婚姻上所显示出来的道德观念，同样看到了贾宝玉和奥涅金等人物之间的差异。大家知道，《红楼梦》所描写的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悲剧，是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在我们古典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象它那样把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得如此深刻、全面，就是在十八世纪以前的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属于最优秀的文学巨著。卢梭的《新哀露绮思》中描写的朱丽和圣·普乐之间的爱情悲剧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维特和绿蒂之间的爱情悲剧，作者归之为阶级出身不同所造成，从而控诉了封建等级婚姻制的罪恶。《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悲剧，则表现为封建时代把婚姻作为一种政治联姻的结果。作者把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描写得十分纤细、缠绵，歌颂了他们之间追求共同的思想情趣和人生道路，表现宝黛坚定的对封建主义的叛逆立场。作者对宝黛的这种肯定，是民主思想的表现。当然，从总体上看宝黛爱情，他们仍属于封建社会里一种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因为作者对宝玉在爱情上叛离封建主义的羁绊，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而是用“意淫”、“情痴”和“情种”来解释。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正如前面所述，已经是受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在贵族上流社会中的男女交往中，渗透了许多资产阶级的习尚了。比如皮乔林玩弄维拉的爱情；把玛丽公主的感情挑逗起来后又冷酷地加以拒绝；对于真心实意照顾他的二级上尉马克西姆视若路人；对于纨绔子弟葛鲁式尼茨基，他象猫玩老鼠似的玩弄之后寻衅决斗，将他杀死。这一切，说明皮乔林身上既有封建阶级的劣习，又按照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进行活动。他给别人带来了痛苦和灾难，但他自己并不因此而快活。他自己为此而进行忏悔，而又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会如此。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现象：当旧的将要破坏（或被怀疑），新的东西尚未完全显现出他的全貌时，处于变革中的人们，确实会有无所适从之感。皮乔林就是这样的人物。 拉夫列茨基婚后发现自己的妻子华尔华拉有了外遇，他宽恕了她，并用金钱换取了暂时的平静。由于误传华尔华拉已经死去，他有意追求丽莎小姐。有一次在丽莎家里辩论俄国应走什么道路时，他驳斥了斯拉夫派的潘辛，表现了他对俄罗斯命运的关切，因而赢得丽莎小姐的爱情。但当妻子又重新回来时，他又尊重丽莎进修道院的选择，自己专心去“耕种土地”，欢乐地与过去告别了！可见拉夫列茨基在爱情问题上，更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的思想。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吉雅娜，摆脱了贵族少女的骄矜，主动向奥涅金表白爱情，也是她接受十八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影响的结果。《罗亭》中的贵族少女娜达莎，也是在罗亭关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宣传鼓动之下，爱上这个“聪明而不中用的人”，并打算与之私奔的。 从上面所叙述的情况判断，在爱情婚姻问题上，贾宝玉、林黛玉还没有摆脱封建社会所遵奉的习俗办事，还不可能象十九世纪前期俄罗斯的贵族青年男女那样行动。不是贾宝玉不愿意那么做，而是时代尚未向他提供那种条件。因此说，贾宝玉和“多余的人”不仅国藉不同，而且是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两类思想境界不同的贵族叛逆儿。 十分有趣的是，俄国文学中的“多余的人”，父亲几乎都去世了，他们在家庭中处于独立的地位。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意志行动，没有父辈的干涉，而只遭到其他贵族的责难。不知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由于这些作家有意作如此安排，以示俄国贵族传统力量的削弱，抑或借以说明俄国的解放要由这些贵族青年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贾宝玉头上不仅有贾母，还有贾政、王夫人和管家凤姐，禁忌多，行动更不自由，而且也当不了家，命运掌握在他人手里，因之，宝玉的冲出牢笼更其艰难，更费时辰！ 比较文学中的平行比较研究学派认为，人类在一定的进化阶段上，不同的民族会有相类似的发展水平、相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这种“共同心理”使不少民族文学之间尽管在毫无联系、互不往来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惊人雷同的现象，当然，也会因民族之间的心理上的差异，产生完全不同的文学现象。这是不错的。问题是在选择，选择不适当，比较也就会失去意义。“相类似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仅要注意它们大的方面，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又有前中后之别，甚至于同属封建社会后期，也还有不同的发展程度上的差别。另外还要考虑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等条件。不然，即使你确实选取了互相不受影响，没有实际接触过的两部以上的文学作品，两种以上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它们的相同点或不同点，探讨了相同或相异的原因，你还是找不到真正的内在规律。有的同志，只看到封建社会后期，从贵族地主阶级中会分化出一些叛逆者这一点，便把贾宝玉和“多余的人”作了简单的划类，甚至划等号。其间的偏颇，已如前述。还应看到，把贾宝玉视为“多余的人”，实际上就是拔高，忽视了人物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具有的特性，以及这种特性所赖以产生的社会诸多条件的差异。 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漫长，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内在原因，它的发展阶段与欧洲是不同的。在进行平行比较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中国直至解放前，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解放区除外），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如果确认从明代末期开始有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那么，明末清初就其社会发展的程度而言应该大致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而不象欧洲主要国家发展那么充分、正常。如果要拿这个时期的文学同欧洲国家的文学相比较（包括主题、题材、人物和艺术形式诸多方面）就必须找“相类似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来比较，从它的普遍性、共同性中寻求由于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形成的特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宣传人的价值，批判封建社会和教会的罪恶，在追求世俗的生活时又赞美放纵；歌颂人（资产阶级的人）可以依赖自己的智慧去猎取金钱和地位，而不管手段是否正当。同时在一些杰出的文学家的作品中也批判了资产阶级。而明代的白话短篇中有了市民阶层道德观念的披露，与《十日谈》里的内容多少是相似的；而《红楼梦》的思想深刻性与人物性格塑造，可以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杰出的作品相媲美，而且有其独到之处。但也看出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如欧洲发展得那么正常、迅速，在道德观念方面反封建的斗争性上不如西方那么尖锐、强烈。因此，不论作品的内容和人物形象就有了中国的特色，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从这个事实出发，才能探求出时代特征，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从而认识人类的“共同心理”究竟表现在哪里，一个时代的文学它所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水平及其原因的症结何在。当然我们不否认某种情况的交叉出现，也不否认其中的继承和发展，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每个近似的时代的文学特色总会有共同性和个性。 平行的比较研究，是要有前题和条件的，不然容易乱套。上述粗浅之见，谬误难免，敬希广大读者和专家指正。 原载：《南宁师院学报》1984/01 原载：《南宁师院学报》1984/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