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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道属宗教范畴，人所共知，本无须浪费笔墨，另求新解。然而，要认识《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真面目，恐怕就不是“僧者，和尚；道者，道士”那么简单了。他们多次出现于全书，且贯穿始终，神乎其来，幻乎其去，牵动着许多重要人物、情节，似神的灵光，又象人的思辨，似宗教迷信，又象借神以托言寓意，真不知“魂梦欲教何处觅”。有些青年读者，曾因此而感到迷惘，而红学家们又意见分歧，或者只简单地肯定、否定。因而很有必要根据全书对僧道的描写，进行具体的剖析，以引出比较符合作者原意的结论。 一、“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 僧道有神、凡之别，由来已久。 凡僧凡道，是现实世界的人。因内感于人间苦痛，外感于宗教宣传，终于看破红尘，皈依空门者，有之；因政治角逐，财权兴替，暂假蒲团以为清闲地主，或拂麈尾以为官僚政客者，有之；因不事生产，专行迷信，借宗教以欺瞒诈骗、谋财害命者，亦有之。佛门道院本是阶级压迫的产物，因而一般的僧道，便不能不是备受折磨、被迫而寻求逃路的奴隶。《红楼梦》写僧道，主要是凡僧凡道。如：“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的惜春；因“不合时宜，权贵不容”，不得已而带发修行的妙玉；“现掌‘道录司’印”，出入权门的张道士：口念“阿弥陀佛”，却伙同凤姐勾结官府，为几千银子害死人命的老尼姑静虚；高唱“佛法平等”，竟立意“拐两个女孩子去做活使唤”的智通、园心；“明里不敢”，“暗里也计算”害人的马道婆；既为女尼又殷切盼望跳出道院牢坑的智能；“做奴隶而不可得”，终于“绞了头发做尼姑”的芳官、蕊官、藕官等。作者对他们的生平遭际、思想性格的描写，赤裸裸，毫无讳饰，无论阶级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爱憎分明：对惜春、妙玉，尤其是芳官等，哀其不幸，深表同情；对张道士、静虚、智通、马道婆等，恶其灵魂丑恶而暴露之。而集中于一点，又无不表现为对宗教神学的无情批判，表现为“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①。 神僧神道，是幻想世界的神。神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原始蒙昧时期。一方面，人们幻想征服和支配自然，因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出许多英雄，即神的形象，如开天辟地盘古，炼石补天的女娲，教民稼穑的神农等。这些神和神话故事，对社会实践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无法抵御，又想象有一个“上帝”在支配主宰一切，形成了原始宗教。所以恩格斯说：宗教“根源于蒙昧时期人们的狭隘愚顽观念”②。不过，那时还只是一些零星的思想形态，只因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经过历代剥削者和宗教士的不断生发扩展，才形成宗教神学体系，成为毒害人民的鸦片。 神话与宗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的宣扬宗教迷信，以天上不可亵渎的神权，为地下的王权作辩护；有的则是借神话托言寓意，批判现实，表现理想，即使采用某些宗教形式，也不得与前者混为一谈。《红楼梦》也写了个神道世界，确切地说，应该是神话世界。有人认为，一僧一道代表佛教道教，警幻仙姑代表以儒为正宗的三教合一。这完全是曲解。曹雪芹出入于三家，对三家都有批判，难道反成为三家思想的大杂烩？仙姑也好，僧道也好，什么教都不代表，只代表曹雪芹的托言寓意。 本文且说一僧一道。他们天上地下，神来幻去，是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的神道神僧。其真像出现，“骨格不凡，丰神迥异”。据石头说：“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才，利物济人之德”，显然又是现实中存在的德才兼备的高人，而且有点象作者曹雪芹，只“利物济人”，并不“补天”。其幻像出现，“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显然又是愤世疾俗的狂人形象，不入王公大人之眼；狂放中似乎也有作者的影子。其命名一曰“茫茫大士”，一曰“渺渺真人”，不正是“子虚公子、乌有先生”一类假托吗？我们不必象解庵居士说他们“即作者之魂魄也”，或“皆宝玉之魂魄也”③；但看做作者为表达某些不愿或不便直说的思想意念的假借，是符合实际的。正如书中的贾宝玉，平时“毁僧谤道”，最恨有钱的愚夫愚妇“混供神，混盖庙”；一旦需要，他也“供神”，只不是信神，而是“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脂评”说：“通部中假借癞僧跛道二人，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非袭《西游》中一味无稽，至不能处便借观世音可比。”旧红学家王希廉也说：“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平空撰出，并非实有其人，不过借以叙述兴衰，警醒痴迷”。④既然是假借，何以非僧道不可？而且二人如同一体？有人认为，“僧道常同行止是说佛道二教有偕同一致之处”。那就不是假借，而是宗教神学了。其实，脂本八十回书，一僧一道共出现九次，涉及的人有石头、甄士隐、英莲、黛玉、宝钗、贾瑞、宝玉、凤姐、柳湘莲等，每一次都在“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即末世社会怎样决定着他们的前途命运。因而僧道偕同，不是佛道二教偕同一致，而是借“僧道”谐生道，代表作者对地主阶级及其各类人物的生存出路的客观观察的分析和判断。 二、“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 《红楼梦》一开卷，一僧一道即出现在纲维全书的神话中。据甲戍本，女娲炼石补天，于大荒山炼成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单单的剩下一块未用，被弃在青埂峰下。而此石自经锻炼，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一日，忽见一僧一道来到峰下，坐于石边，高谈阔论。先说了些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的荣华富贵。顽石听了，被打动凡心，便要求僧道带他“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经过苦求再三，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那大石变成一块扇坠形美玉，携入红尘，让他“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 一部《红楼梦》，竟从顽石求僧道写起，用意何在？是寻求宗教出路吗？可慈航普度众生，是要超脱红尘苦海，岂有反向之理？说来也巧，僧道首次登场，竟与曹雪芹开场演说《红楼梦》同一机杼，“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的荣华富贵”。这虽是偶然中的同一性，却与作者以神话引出现实描写的艺术构思契合。写神，本意在写人。顽石被弃，景况够悲苦的了；但他听僧道谈神说人，并不向往天国，倒是要求人间生活，而且是到那号称“昌明隆盛”的国家，“诗礼簪缨”的豪门大族，去“安身乐业”。这就表明：顽石求僧道，实际上是求生道，而且是上层社会地主贵族的生道。明乎此，则曹雪芹让顽石求僧道，幻形入世，“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是要以亲身的观察体验，对地主阶级的生存命运作出历史性的宣判，也就不言而喻了。 生道，是严峻的社会问题，有盛世生道，也有末世生道。顽石求生，是盛世？末世？或者表面上是盛世，实际上是末世？作者说：“朝代年纪”，“失落无考”。这与鲁迅揭露封建主义的“吃人”历史，说“这历史没有年代”，出于同一匠心，意在“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薄子”⑤，和盘托出，以概括更深厚的历史内容，并不是没有朝代年纪。所以“脂评”指出：“据余说，大有考证”。第五回，宁荣二公之灵对警幻仙姑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第十三回，秦可卿临终致梦凤姐：“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这些虽说的是贾府，却与清王朝的兴盛同步。清朝从顺治帝一六四四年定都北京起，至一七四四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正好一百年，决非巧合。更值得考证的是下面一些奇怪数字：女娲氏“炼成高径十二丈、方径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下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按农历计，一年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五天。“三万六千五百”之数，不正是一百年吗？而一“用”一“弃”，还寓有对清王朝政治历史的褒贬呢。在曹雪芹看来，清初百年，尽管封建之天已破，尚能以补天之材补之；百年之后，则倾塌之势已成，补天之材尽弃，再也不可修补。那被弃顽石“自经锻炼，灵性已通”，正反映曹雪芹家没后受到锻炼，提高了认识，才深刻感受到地主阶级及其封建统治的衰亡趋势。“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并不只是个人生不逢时之悲愤，亦大厦倾危，民生多艰之苦痛。“按那石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则“昌明隆盛之邦”即所谓“雍乾盛世”，正处在天崩地解、方生未死的时代。“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盗，民不安生”，则生产破坏，社会动乱，地主贵族竞相掠夺，老百姓已无法安生。这盛世，已入末世，顽石求生就在这样一个由极盛转向衰亡的时代。作者正是为了反映这一时代的种种悲剧，才以女娲炼石补天为背景，幻造顽石入世亲历生活，展开全书反封建内容的描写，以宣判地主阶级的衰亡命运，表现新的人及其对新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我们将看到现实人生的探求者的艰苦历程，而不是宗教的归宿。 三、“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 在甄士隐的生活中，一僧一道曾出现三次。 一次是“梦”中。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过的是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这说明他在地主集团内部，早已受到排挤，因而才于梦中求僧道为之“大开痴顽”，以“免沉沦之苦”。他的梦正是有感于本阶级“自杀自灭”的危局，而思谋出路的心理反映。僧道开导他：“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这好象是要以宗教为出路了，其实，“不忘我二人”，即不忘生道。佛教以现实世界为火坑，曹雪芹借书中人物，说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智能身在佛门，却向往红尘。她对秦钟说：“除非等我出了这牢坑”，显然以佛门道院为牢坑。龄官当着贾蔷骂贾府，“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鸳鸯骂嫂子劝自己嫁给贾赦，是“把我送在火坑里去”；富贵公子贾宝玉初会秦钟，就恨自己为什么生在侯门公府，说“‘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⑥；贵为皇妃的元春，享尽荣华富贵，也埋怨当日不该“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都把“富贵”看做火坑。可见“跳出火坑”就是跳出地主阶级以白骨建造“荣华富贵”的罪恶渊薮，摆脱封建束缚。 一次是“梦”后。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⑦甄士隐的梦，虽是面临危局思出路，但小康生活仍然使他睡眼惺忪，醒而未醒，因而并未真感到无路可走的苦痛。所以，僧道见他抱着女儿英莲在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陶醉于眼前繁华，“便大哭”。又是深情劝告：“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舍我罢，舍我罢！”又是大笑讽谕：“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这一方面是说，甄士隐一家，将因元宵节葫芦庙一场大火而破产；女儿英莲，将被拐卖为奴，后来薛蟠占以为妾，改名香菱，死于夏金桂之手（高程本改变了这一结局），所以判她为“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另一方面，“脂评”认为“不出荣国大族，先写乡官小家，以小见大，是此书章法。”又说：“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则知托言寓意之旨，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就是说，写甄家实为写贾府一类大族，写英莲“有命无运”，寓有不便直言的政治内容。贾府四姐妹命名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各有寓意。元春生于大年初一，即元宵节前。她晋封贵妃后，贾府始形成“烈火烹油之盛”。知元宵佳节，即元春代表的“初春景”，是贾府等地主贵族兴盛的象征。元宵盛景一过，自然就要“烟消火灭”。当然，或甄家，或贾府，“烟消火灭”都不会是自然火灾。偶然中无必然，岂曹侯如椽大笔之所屑为？古老的葫芦庙，当是积满历史沉渣的古久中国、末世王朝的象征。曹雪芹目睹雍、乾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烈火，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已烧得不堪收拾，因而由此及彼，幻化为葫芦庙起火，借甄家以小喻大，宣判贾府以至整个封建统治，盛景已去，下一代将是“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虽有生命的延续，再无发展前途，徒尔断送祖宗基业，以“烟消火灭”而告终。这显然是作者观察研究生活作出的判决，说不得因果宿命。 一次是“贫病交攻”之际。中心情节即甄士隐解《好了歌》而出走。无庸否认，《好了歌》有梦幻无常思想，但它否定功名将相、金银财富、姣妻恩情、孝子贤孙，本质上是对地主阶级人生理想生活道路的否定，对财产权力的争夺和伦常道德虚伪性的批判。僧道嘛，能不说“神仙好”？以神仙好作为摆脱尘劳的出路，与其说是皈依宗教，不如说是要自由，要摆脱封建桎梏。而且，《好了歌》的核心是“好与了”的关系：“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这里固然有历史循环论的局限；但重在强调“变”，强调“若要好，须是了”，即新的好社会的到来，必须是由旧社会的死去。同时，它是针对封建末世地主阶级的腐朽衰亡现实景况而作出的哲学概括，因而就不能不承认它含有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思想。甄士隐曾经过由“好”到“了”的剧变，他以亲身体验为《好了歌》作解，虽有较浓的虚无色彩，却也是衰亡现实的典型概括。所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正表明他不是“彻悟”“一切皆空”，而是“彻悟”地主阶级争夺财产权力的危机，才决然出走的。 总之，甄士隐三遇僧道，一是思脱“沉沦之苦”，二是认识地主阶级已“有命无运”，三是解《好了歌》而与本阶级诀别，反映他在认识上的发展过程。作者意在引导人们认识衰亡的必然，走向叛逆，并非诱骗苦难众生，皈依空门。 四、“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反面，要紧，要紧” 正面与背面，反映事物的二重性。用僧道提出“照背面”的方法，来认识“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可以克服片面性。 贾天祥，即贾瑞。此人“最无行止”，见凤姐就“起淫心”，终于被捉弄而死去，活该！凤姐“毒设相思局”，派出与自己不干不净的贾蓉去诱杀贾瑞，导演一场淫妇设圈套，奸夫捉奸夫的丑剧，毒则毒矣，淫却不失其“堂皇正大”。这也许就是“诗礼簪缨之族”的本色吧。你看贾府，“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贾琏之流，“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去。而被尊为“老祖宗”的贾母，却认为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公开承认“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以一贯性肯定其合法性。这就表明：“淫”是地主阶级的共性。曹雪芹歌颂真正的爱情，反对“皮肤溢淫之蠢物”，所以要以“风月宝鉴”，“戒妄动风月之情”。 现在有一种错觉，以为“风月情”仅仅是男女私情。其实，如“东篱本是风月主”，“酒中仙，尘外客，林中友”，“剪裁冰雪，追陪风月”之类闲情雅趣，与男女私情并不相干。还有那些富而无文者，对风月情趣，也嫉而羡之，少不得去附庸风雅；而“诗礼簪缨之族”，更把它看作富贵繁华的“诗情”。你看曹家，“秦淮风月忆繁华”⑧，“风月栋林无俗客，繁华玉蕊领芳春”⑨，“风月”就是富贵风流呵！所以，“戒妄动风月之情”，意义是双重的。作者认为，地主阶级在上述两方面都已象堕落子弟贾瑞，病入膏盲，“无药可医”；唯存一线希望，就是天天看照“风月宝鉴”。且看跛道人的介绍： 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照看。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 说来虽极玄幻，听来仍极明白：目的，警幻；对象，杰俊、王孙；功能，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方法，只照背面。以警幻为目的，男女情事，只其一端；其本仍在地主家族“运终数尽”。以“聪明杰俊、风雅王孙”为对象，不只因为他们道德上堕落，更因为政治上“竟无可以继业”者。“邪思妄动之症”，仅仅是“见凤姐贾瑞起淫心”吗？借省亲写南巡，揭露统治者“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别说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字竟顾不得了”，这种劳民伤财的“虚热闹”，所谓“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是不是邪思妄动之症？“主仆上下”，只知“安富尊荣”，“奢华靡费”，只讲“日用排场”，恣意享乐，而“运筹谋画者无一”，是不是邪思妄动之症？韩非说：“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倚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资财也。”⑩末世地主阶级上至皇帝下至贾府一类大族，不正是这样吗？看照“风月宝鉴”，何以“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凡事物都有二重性，既看正面，又看反面，叫做全面看问题。但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是起支配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它由正面向反面转化后，就要从反面去看。这对于正确认识事物，实在是“要紧，要紧”的。你看贾瑞，拿起“风月鉴”“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便“连忙掩了，骂道人混帐”；“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心中一喜”，就只照正面。结果乐是乐了，元气也尽了，终不免一死。许多研究者都引“脂评”“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是也”，论定为“色空”；却略去了最后一句“作者好苦心思”。什么“苦心思”？用“脂评”回答：“此书表里皆有喻也”，“凡看书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何为“表”？色空。何为“里”？正面红粉佳人凤姐，反面骷髅，即“好便是了”；对贾府说，是“架子虽未尽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对整个封建统治说，表面繁华的雍乾盛世，本质上已是一具僵尸。所以作者要警幻，要人们照背面。然而，贾瑞之流，只喜看正面，不愿看反面，“自己以假为真”，把封建末世的繁荣假象当作真实，迷而不悟，此所以别无生路。 五、“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如果说，在地主阶级中，甄士隐代表隐遁一派，贾瑞代表堕落一代，则薛宝钗就是正统正宗了。对于她，僧道也客观地做了一番研究。 一是薛宝钗的“病”。据她自己说，“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呢。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一点儿效。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说专治无名之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先天壮，还不相干；若吃寻常药，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又给了一包药末子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此药就叫“冷香丸”，不仅名称“新雅奇甚”，即以“冷”治“热”，也可谓深明医理，辩证施治了。但医家以疮痈之属为热毒，或如王充所说，“盛夏暴行，暑 而死，热极为毒也”。宝钗的病，属“无名之症”，病发时“只不过喘嗽些”，显然有别于医学上的热毒。药名冷香，由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夏天开的白荷花蕊，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冬天的白梅花蕊组成，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白露这日的露水，霜降这日的霜，小雪这日的雪作调料，吃时用黄柏煎汤送下。这药方，亦医书之所无。细思之，“春夏秋冬”，本岁月时序，无非生命年华；“白”主素净，“花”则多喻女子；“水露霜雪”，性寒；“黄柏”，味苦。这不就是宝钗的生命年华素净而苦寒的象征吗？用此冷香以治热毒，内热外冷，不正是宝钗思想性格的突出特征吗？ 薛宝钗并非生来就是标准的封建淑女。她“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怕看正经书”，偷偷地读“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一类杂书。在作者看来，这是一种出自“童心”的“热”，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产生追求民主、个性解放的热情。但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就不能不是一种“热毒”了。所以，“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即经过严格的封建训练，她才有了“冷”的性格。金钏儿被王夫人一巴掌打得投井自杀，一条奴隶的生命，在宝钗的天平上不过几两银子的价值，多么冷！如果说宝钗的童心热还存着人性，那末，她的“冷”就标志着人性的丧失，而代之以地主阶级的阶级性了。这是以冷香治热毒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要以“冷”转化“热”的性质。你看她，进京待选，欲“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事未成，改而待选于贾府，虽较皇家略逊一等，却也可稍补薛家富而少贵的不足。她怀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理想，规劝宝玉讲谈“仕途经济”，看着元春身着“黄袍”，羡慕不已，都表现出童心热已转化为富贵热。追求功名富贵以坐享剥削生活，本是地主阶级的共性。但在封建正统派看来，物极必反，贪酷过甚，也是一种“热毒”。薛宝钗作为封建淑女的典范，需要温柔敦厚，自然也少不得冷香丸了。你看她，“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因热中于功名利禄为宝玉怒斥，即使“登时羞的脸通红”，“过后还是照旧一样”，多么内热外冷！你看她，心里爱宝玉，但“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脂评”说：“宝钗待下愚尚且和平亲密，何反于兄弟前有远心哉？盖宝玉之形景已泥于闺阁，近之则恐不逊，反成远离之端也。故二人虽远实相近之至也、”远而实近，冷而实热，好个冷香！她穿着“半新不旧，看来不觉奢华”，住处“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房中“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仅此细事，亦为贾母等赞赏不已。妙哉，冷香丸之素净苦寒！ 原来如此，以“冷”治“热”，乃封建思想道德之完善也！ 二是宝钗的“金锁”。以冷治热，虽能训练出中正和平的封建淑女，却无法解决与封建叛逆者的矛盾。为此，僧道奉赠八个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叫她“必须錾在金器上”，是为“金锁”。金锁有何妙用？不妨先说一件细事：宝玉请莺儿打汗巾子，宝钗也兴冲冲跑了来，笑道：“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打络子把玉络上，而且要用金线，不是与用金锁锁住玉同义吗？原来她的命根子就是“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金玉良缘”。然而僧道公正无私，给贾宝玉也有两句言词：“不失不忘，仙寿恒昌”。“不失”，即不失顽石本来面目，不失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不忘”，即“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不忘与“金玉良缘”对抗的“木石前盟”。终于，贾宝玉出走了，金锁未能锁住，金线络子也未能络住贾宝玉走向叛逆。 终于，薛宝钗成了寡妇，冷冰冰拥抱着封建礼教，为末世殉葬。 六、“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 薛宝钗卫道；林黛玉相反，离经背道。宝钗病于“热毒”，属“无名之症”；黛玉病于“怯弱”，属“不足之症”，亦迥然有别。只有僧道尊重客观实际，一视同仁，既为宝钗处方献药，也为黛玉诊断病源。只是并不让她吃药，而是要化她“出家”。无奈她父母“固是不从”，那和尚只好留下赠言：“既舍不得她，只怕她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看来，黛玉的生死存亡在于“哭声”。 “哭”，确实是林黛玉悲剧性格中一个突出特征。小说一开始，作者通过僧道说的“还泪”故事，就作了强烈的艺术烘托和暗示。“还泪”，表面上是讲因果宿命的神学，本质上却是表现在幻想形式中被高度浓缩了的宝黛爱情悲剧现实。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绛珠为“酬报灌溉之德”，“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正是宝玉以赤诚的爱滋养孤苦的黛玉，黛玉以泪尽而逝还报知己的现实悲剧的艺术幻化。宝黛之间又正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相互支持，生死与共，而形成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即所谓“木石前盟”。这是一种富于民主性的新的自由恋爱，是对封建贵族婚姻即所谓“金玉良缘”的大胆挑战。绛珠“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谐“秘情”）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正表明黛玉热烈追求新的爱情和理想，不容于现存社会，不容于封建礼教；然而她宁肯泣血饮恨，也决不妥协，表现出一种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脂评”说：“以草木顽石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知眼泪还债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说得出。”这些都表明“还泪”之说，来自现实生活，来自作者亲自经历过的爱情悲剧。作者于开卷以神话出之，不过略作艺术预示而已。 由此看来，癞头和尚的所谓“不许见哭声”，显然是一个悲剧的社会问题。《红楼梦》写哭，除了象在秦可卿灵前“里外上下男女，见凤姐出声，都忙忙接声嚎哭”一类应酬外，大都各有各的“一把辛酸泪”。甄士隐的妻子封氏“哭个死去活来”，因为她家破人亡；香菱“痛哭哀求”，因为她既遭薛蟠棒打，又将再一次被卖；迎春“哭哭啼啼”，因为她不幸嫁了“中山狼，无情兽”；探春“不觉流下泪来，因为她看到了本家族的“自杀自灭”；平儿“不禁大哭”，宝玉也“陪哭一场”，因为尤二姐受尽蹂躏而吞金自杀；晴雯“呜咽痛哭”，因为她惨遭迫害，“至死也不甘心”。凡此种种，无不表现为封建末世的社会悲剧。所以，僧道诊断林黛玉的病“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实际上是说，象林黛玉这类叛逆女性；要想平安了此一世，除非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制度从此死去，不再制造种种社会悲剧，除非她的理想追求有得以实现的新的社会基础，否则，只能是泪尽而逝。癞和尚要化她“出家”，那是另求逃路。而她也并未走出贵族之家，因而尽管她“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即使“如今还是吃人参（谐“生”）养荣丸”，并不能因依赖于“养荣”而得救。在我们今天看来，林黛玉那种弱不经风的“不足之症”，正是她出生的封建社会母体所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幼芽的脆弱性。她热烈地追求爱情自由，却又寄希望于封建家长作主；她反对宿命的“金玉良缘”，却有时也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她重人不重物，珍惜人的生命价值，却又污蔑刘姥姥为“牛”，她反抗封建礼教的压迫，却又那样步履艰难，感情脆弱。这一切，都说明她身上既有属于未来社会的资本主义新细胞，又有垂死阶级的封建主义母血。她带着这“不足之症”去反抗仍然占据优势的封建势力，自然就只能是悲剧的结局了。曹雪芹生活在封建社会，虽未能揭示产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但毕竟看到了黛玉的“不足之症”，看到了她的悲剧的必然。 七、“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 贾宝玉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正面典型，他的结局怎样，关系到作者对封建末世生存出路的探索。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有“脂评”说宝玉最后“悬崖撒手”，是“弃而（为）僧”。脂靖本第六十七回，也有回前批说到柳湘莲“出家”，是为宝玉“作引”。高程本后四十回，贾雨村说宝玉“遁入空门”，成了“佛爷”；甄士隐则说：“非也”，仍为僧道二人“携归本处”。其实，贾宝玉最后是否为僧，只是反抗的形式问题，关键在于内容实质。比如柳湘莲“见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恋，却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竟自截发出家，跟随疯道人飘然而去”，就不是皈依宗教。他“原是世家子弟”，破落后“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却“最和宝玉合的来”。可见他是看透了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才“冷面冷心”的。他“一冷入空门”，实质上是对本阶级的绝望而决然采取的叛逆行动。如果贾宝玉最后真是为僧，当亦属这种性质。《红楼梦》后半部已迷失，作者究竟怎样写宝玉“出家”，不得而知。但看看“餍魔法叔嫂违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11]，也许会获得一些启示。 赵姨娘合谋于马道婆，要以“餍魔法”害死凤姐和宝玉，居然灵验：“看看三日的光阴，那凤姐和宝玉躺在床上，亦发连气都将没了”。正要准备后事，一僧一道突然来到，只把灵通宝玉“持颂持颂”，二人的病就好了。看来，这是宗教迷信了吧，不。马道婆其人其事，脂砚斋曾批明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据说雍正皇帝为夺帝位，也曾乞灵于“餍魔法”。这就表明是现实问题。而且，“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得再言。僧道踪迹虚实，幻笔幻想，写幻人于幻文也”，“以幻作真，以真作幻，看官亦要如此看法为幸”[12]。可见读这段文字应于幻中求真。作者写得极明白：通灵玉本来“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故不灵验了”。所以脂砚斋也指出：这是“写利欲之害”。曹雪芹是歌颂“人欲”“人情”的，何以又批判“利欲之害”？因为前者是正当的，后者则表现为地主阶级的掠夺本性。王熙凤管家，大权在握；贾宝玉正出，是产业的合法继承者。赵姨娘对马道婆说：“你若果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原来“餍魔法”的实质，就是“夺嫡”斗争，就是地主阶级内部对财产权力的生死拚搏。在这里，作者从主子与主子、嫡与庶以及宗教魔道的复杂关系网中，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声色货利之争，利欲之害。遗憾的是，曹雪芹并未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只是借僧道把一种不切实际的微茫理想，表现在《咏通灵玉》诗中： 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 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觅是非。 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 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 前一诗咏顽石，属幻想境界，后一诗咏通灵宝玉，属现实境界，都有作者的寄托。曹雪芹家没后，被挤出封建统治集团，生活极困顿，态度则极傲岸。敦诚说他：“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苍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13]敦敏说他：“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起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14]张宜泉说他：“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前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15]这些诗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曹雪芹誓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政治态度，及其追求自由，不受封建羁绊的性格。所谓“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写顽石被弃，无拘无束、无悲无喜的自由生活，正是曹雪芹被挤出集团之后的生活思想的艺术概括。在作者看来，只有叛离封建，摆脱地主阶级争夺财产权力的罪恶深渊，才能自由，无喜无悲。至于社会向何处去，生存出路何在，前者他无法回答，后者也只能在渺茫中探索。所谓“自经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惹是非”，一方面，是说石头自径锻炼，灵性已通，因而幻形入世，以种种叛逆行径，搅乱了凝固的封建秩序；另一方面，是说作者自己亲历荣枯兴衰，清醒地看到了许多死亡，许多人间灾难，因而奋起如椽大笔，评说人间是非。“粉渍脂痕污宝光，绮栊昼夜困鸳鸯”，指顽石幻形入世以后，坠入地主阶级的风月繁华生活，为声色货利所迷。作者虽不懂阶级，不懂罪恶之源来自剥削制度；但他看到了“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财产权力的占有欲，已造成了地主阶级自杀自灭的绝境，看到了贵族们穷奢极侈的物质生活与腐朽糜烂的精神生活，已造成了“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堕落。面对倾危的封建大厦，何去何从？“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这不是虚无悲观，屈从命运轮回。这是深情的警告，激愤的呼号：躺在安乐窝里沉睡的人们，该警醒了！地主贵族的荣华富贵，将如幻如梦，急剧衰亡，就算我们前生“造孽”今生该受罪吧，偿清这“冤孽债”，就此“散场”！走吧，走向叛逆，走向自由！“不拘不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无喜无悲”，呼唤自由平等，摆脱财产权力的争夺！ 然而，王熙凤终于没有醒，“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贾宝玉醒了，因“僧道”而出走了，走向连作者也感到“渺渺茫茫”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这就是僧道亦即生道的结论。 别林斯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是什么呢？一是一种判断，一个对现实的分析，因而也有批评。”[16] 曹雪芹借僧道剖析封建末世地主阶级的生存命运，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却也是分析判断生活的一种形式。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16]，无须再制造假面；但对于古人，则不应有超越历史的要求。 一九八二年十月 初稿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修改 注释：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②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古典哲学的终结》 ③《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8页，187页。 ④《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48页 ⑤《狂人日记》 ⑥依高程本《红楼梦》 ⑦《坟》 ⑧《懋斋诗抄》敦敏《赠芹圃》 ⑨张云章《赠鹾使子青》 ⑩《韩非子·解老》 [11]依甲戍残本《石头记》 [12]庚辰本《石头记》第二十五回“脂评” [13]《赠曹芹圃》 [14]《题芹圃画石》 [15]《题芹溪居士》 [16]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原载：《吉首大学学报》1985/01 原载：《吉首大学学报》1985/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