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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前五回作者以虚实相交的笔法，勾画了一真一幻的两个世界，建立了作品的整体构架，规范了全书的基调，犹如一部交响乐的主题乐章。其独特的叙事技巧与结构方式尤其引人注目。笔者认为，在这部分，作者已完成了他的主题呈示，并通过主题的两次(第一回与第五回)整体性呈示，建立了一个回环式的闭合结构，在全书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以后的部分只不过是它的具体展开。要理解全书，这五翻是关键。本文拟从叙事学角度对这部分进行一次尝试性拆解，以期发现它在形式方面的深刻意义。 开篇的引子系作者自叙，作者以设问式的自我调侃交待了写作动机，其叙述语调是反讽的。这里的“我”与后文中的宝玉实际上都只是一种代码，代表着以男性为本位的主体文化。作者为闺阁立传，标明了主体文化的彻底衰落，渗透着无可奈何的悲剧心态，这在后面的那首自题的五言绝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点出“梦”、“幻”字眼醒人耳目，标为“立意本旨”，应该说，这是作者给予读者的一种导读，以暗示其深刻用心。这也可以看作作者设置的一个圈套，他越说这是假的，读者就越容易不设防地走进来，并最终相信它的真实性。下面各回梦幻的反复出现，从形式主义观点看，它是一种“陌生化”手法。它把现实的内容以非现实的形式表现出来，使我们能超脱日常功利的羁绊，对现实人生进行更深刻的省察。作品本身，也在调侃与严肃、梦幻与真实之间构筑起一种艺术的张力，通过这种张力，显示作品的主题。．接着作者开始交待此书成因。他设置了一个神话模式，叙述者是石头，叙述跨度是仙境——人间。与中国传统神话模式相类似，它也是一个仙界——入俗——回归的模式。其意向所指是一个空——包——情——空的循环，也是一个由“迷”到“悟”的过程，这是主题的第一次提示，这里的叙事话语多是直接引语，通过对话展开，一僧一道与下文的一甄一贾均为线索人物，亦可称为书中的“隐性叙述者”，在书中起着联结作用，前者联系着天上与人间，后者串联起世间的人事，演示情节的发展。为了实现叙述场景从仙境到人间的转换，叙述者从石头转至甄士隐，中介是“梦”。这里预示了主要人物的出现与故事的开始。这个“白日梦”与前面的神话都是一种预述，是对主人公人间命运的一次先验演示。它与第五回的宝玉之梦一样，是对全部故事的一个整体性预示。梦与神话的框架为之提供了无穷的象征与暗示意味。这种叙述方式隐含着一种宿命的安排，甄士隐的命运成为它的第一个注脚。至此，第一回完成了它的主要使命：叙事框架的设置与主题的暗示。 由第一回转向第二回的过渡人物是贾雨村他成为第二回的叙述者。这个过渡段用的是一种戏剧化的叙述，它表现在贾雨村与娇杏的情节上。这种际遇无常是对全书主题的一次局部暗示。此后是追述贾的发迹史，由此引出两个重要人物：林黛玉和冷子兴。对林黛玉的介绍带出了她的家庭背景，并为下一回展开作了铺垫，而冷子兴则担当起总体介绍人物关系与家庭背景的角色。他是一个旁观者的叙述角色，其叙述语调是客观、冷静的，这种超然的叙述隐含着极大的醒世意味。为使叙述不至于冗长呆板，作者选用的是对话式叙述，贾雨村关于正邪之气的议论为主人公的性格提供了一种先验诠释，这也是一种预述形式。因此，第二回大体上还是一种概述。 第三回的叙事者过渡到林黛玉，她的见闻与行动构成全部的叙事话语。叙事方法开始由概述转为描述，由远转为近。由虚转为实。以叙事者为中心，贾府主要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各人物的性格面貌及贾府布局在林黛玉这个敏感人物眼里显得格外清晰，同时她的容貌性格在众人眼里也得到多角度的观照。这是一种双向叙述，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容量与生动性。这中间，第一主角贾宝玉的出场叙述尤为精彩：叙述方式由转述到直述，叙述距离由远及近，叙述语调明贬暗褒，与前文的有关叙述相呼应，形成这一回情节的高潮，给人以深刻印象。 经过第二、三回长长的插叙后，第四回叙事中心再度转回贾雨村身上，接应了前面的叙述。通过贾雨村的活动(判案)，引出“护官符”及另一人物薛蟠，而后者又带出本书中另一重要角色薛宝钗，形成一个条理分明的叙事链。为了有效地展开故事，这回作者采用的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的传统叙事方式，这是中围古代文学在处理语言结构线性陈述规律与生活本身的非线性排列之间矛盾的一种常用方法，我们称之为分述。如果对这一回进行符码拆解，则可以看到，“护官符”就是对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的一种政治诠释，“判案”是对它的一次实际图解或者说实践操作。它使得叙事背景向全社会延仲，在非人格化的叙述下潜隐着作者辛辣的嘲讽。贾雨村与薛蟠的行动是一个表征，前者指示着社会的腐朽，后者指示着家族的衰落。这一回的叙述视角是社会的、世俗的。它为贾府在社会寻找了一个实际定位，同时补述了一些前回没有提到的贾府布局，为后来人物的活动作了铺垫。 第五回叙述者是贾宝玉，叙事情境是宝玉梦中的太虚幻境，它与第一回相对应，叙事模式是一个梦游模式，即实境——梦境——实境的形式。它既是一次宝玉向前缘的逆时性回返，又是一次对现实人生的先验性概述，隐含着一种全知预见，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在这里已有了宿命的安排。它通过双关、谐音、藏字等多种文字技巧造成一种艺术的暖昧，一种诗意的含混，与其叙事情境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它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象征，是对现实人生的一次系统的符码化，这突出地通过一连串的判词和唱词表现出来。旁观者的清醒与当事者的执迷又一次构成一种艺术的张力，导致一种深刻的悲剧感与宿命感的衍生。它同时又是一次对第一回的重复性预述，在一唱三叹之中流露着一种幻灭情绪，一种虚无意识。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五回书基本上都是一种概述：或介绍背景，或说明人物关系，或陈述整体布局，它们共同构成这一大型悲剧的布景及舞台说明。在叙事时序上，预述、追述及分述的交错使用导致无时序，使前世、今世与来世相浑融，在阅读效果上产生一种“人生如梦”的幻灭感；在叙事时态上它始于洪荒终于未知的幻境，超越了某一特定时代而指向千古；叙述者的不断更迭导致无人称，使作品意义超越某一个人而上升到整个人生的高度；叙事场景从神话、梦境到人间的反复导致无场景，给人间事物以非人间的因果阐释，流布着强烈的宗教哲学意识。正如宝玉最后必然回归虚空一样，这种叙事方式在意义上必然导致悲剧的消解。因为悲剧精神在于执著与抗争，而与虚无与超脱绝然对立。生命意识终因不可承受的悲剧重负而断裂，“你本来自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或许是人类的终极归宿。 与一定的叙事方式相联系，叙事作品在结构上必然表现出相应的特色。以这五回为例，我们发现，它们陈陈相因，形成一个严密的套合关系：第一回是一个整体性预述，建立的是一个终极框架，中间只是追述、补述与插述，后面的一回都在上一回中生成，前面伏笔后面接应，在书中它表现为仙境中生石，石变为玉，玉归为石，石上有故事，故事中有故事。这种套合结构给人一种无以摆脱的宿命感。同时，我们还发现，故事每向前发展一步，实际上都只是向前缘的一次回归，从现世溯向大荒，最后回到原状，形成一个循环，因而它又是一种循环结构。它在叙述方式上表现为不断追述，重复预述，在故事情节中表现为石——玉——石，在情绪上表现为空——有——空，这种结构再一次强化了读者的悲剧感受。结合全书，我们发现，在形式上，《红楼梦》已摆脱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单向线性情节结构(预述在古典小说中是极为少见的)。创造了一种更复杂更“有意味的形式”；在叙事技巧上，抛弃了以往单调的平铺直叙与俗滥的悬念设置，变得更加摇生姿；在创作思想上，超越了中国大团圆的“喜剧”观念，外围大毁灭的悲剧程式，充满着对人类与人生的终极关怀。 因此，我认为，形式方面的分析，是我们理解《红楼梦》不朽艺术魅力的最好途径。这五回的分析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以期引起红学界在本文研究上的重视，并希望对读者的阅读有所裨益。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15卷第4期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15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