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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1996年2月21日《文汇报》发表了姜洪先生写的专栏文章：“红学之路怎么走”。这是多年来很少见到的由新闻界出面对一个学术领域发表评论的事儿，从这一点讲，就值得人们充分重视。我读了这篇文章(以下称《路》)后，心情十分沉重。难道写文章可以信口开河，不需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吗?为甚不作起码的调查研究就大发宏论?为什么不多倾听一下广大红学研究者、爱好者的声音呢?既然此文已公开发表，那末就怨不得人们“评头品足”和搜剔刳剖了，决不是我等生性好斗．而实出无奈。如孟子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红楼梦》在我们心中，如同长江、黄河、长城一样沉重，红学是“显学”。有人想亵读它，谈何容易。 尽管《路》对我国目前红学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扫描”，其中也不乏有精辟的论述．如批评有人“制作假古董”、“蹈袭前人成果、坚持门户之见”等，但多数观点，不能令人信服。窃以为：言过其实，简单妄断是此文的基本特征。曲意解释、混淆是非、张冠李戴等做法也足以令人咋舌。更严重的是：从总体上否定红学，否定红学研究者，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制造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中国“红水泛滥”的谎言和神话，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所不允许的。文章的危害性还表现在它是一家有声望的报纸上登载的，而且用许多正确的观点包裹着，容易误导读者。为了澄清事实，追求真理，对《路》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不得不逐个讨沦，并且从作者精心构筑的“堡垒”处迎刃而入。 一、关于所谓“无聊考证泛滥”问题 “无聊考证泛滥”是《路》主要论点之一。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讨论，应弄清三个问题：“考证”与“红学”的关系、“科学考证”与“无聊考证”的界限和中国大地是否确实存在所谓“无聊考证泛滥”即“红水泛滥”的客观事实。否则，其争论必将南辕而北辙。我以为：红学的发展离不开考证，它是红学研究的“常规武器”，考证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一方面我们应明白拒绝无聊考证；但另一方面也不应当无限扩大“无聊考证”的边界。所谓“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楼梦》不是一般的小说，是一部近似“百科全书”式的经典文学巨著。它是依靠史实性、知识性、哲理性、艺术性、趣味性和独创性等“六大支柱”支撑的。简言之，《红楼梦》二百多年来之所以脍炙人口，不胫而走，其根本原因在于：处处都是“用学问提着的”。试问哪一件事，能离开考证工作：要了解曹雪芹的创作命意、成书过程及书中内容，要不要考证“江南第一望族”曹家的衰亡过程?要不要考证对作者一生有重大影响的祖父、父亲的情况呢?要不要考证清代的政治斗争、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呢?要不要考证当时人住什么，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呢?窃以为都需要的。《红楼梦》与别的书不同，正是通过生活细节来刻划人物性格和反映小说主题的。据有人统计：明清小说有1600多种，为什么人们对《红楼梦》特别青睐，读之如“食鲥鱼之美”和“倒食甘蔗之快”呢?追其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文学比重”大，“知识含金量”高，“艺术蕴味”足。考证，就是用史学的观点对往事的重新确认，还它的本来面目。没有考证支持的任何红学见解，犹如“无根的浮萍”或陷入“纯猜谜”的泥潭。因此，考证实乃“红学之柱也”。研究史还表明：“从书本到书本”，或仅仅停留在“小说本身”，许多问题很难突破，常常需要借用其它领域的知识来“攻坚”的。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便是这个道理。《红楼梦》第63回上记载的“酒令点数”，各个版本都不一样。只是把“数学之神”请来，在计算机辅助下，才彻底解决的。又如“汪恰”洋烟、“温都里纳”宝石和“依弗哪”膏药这三件西洋物品究竟是什么东西?过去多数读者不清楚。人们问大观园中的姑娘们为甚给芳官起“温都里纳”这个古怪的“绰号”呢?晴雯为什么贴这个使她变成“蓬头鬼”似的膏药呢?总因不知其物的性质和底细才茫然一片，那自然就谈不上“艺术蕴味”了。自80年代因红学界有人彻底考证了它的来龙去脉，才真正懂得曹雪芹的用意。《红楼梦》28回讲到宝玉给黛玉找到一个方子。“那药名儿也古怪，一时也说不清。只讲那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诸如此类的药都不算为奇，只在群药里算。那为君的药，说起来唬人一跳”(列藏本)。若有人问：这“四味药”是什么东西?是否有一定的道理?是“艺术戏语”，还是“医药知识”?至今红学界还没有定论，难道我们让它“永远糊涂”下去吗?我以为：真正要“羞死”的不是严肃的红学研究者，而是自以为简单，实际上是不愿付出辛勤劳动的“懒虫”。只要从严肃的态度出发，对《红楼梦》的普及和研究有益的考证工作都不应排斥，对红学研究应当宽容。即便考证失误，或不那末正确，也没关系，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红学上的成果实际上是几代人辛勤耕耘的结果，讥笑红学家的考证工作，仿佛是一群蠢人在那里“瞎胡闹”，尽作“无用功”，实际上正是自己的无知，乃属皮相之见和燕雀之论罢了。君若不信，再举一例：《红楼梦》63回曾把林黛玉比喻成“芙蓉花”，请问慧者，这是指“木芙蓉”(野芙蓉)，还是指“水芙蓉”(荷花)呢?老实说，对于一个红学研究者来说，没有数年的考证时间，是不敢“表态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试。恩格斯说得好：“即使一个普通的历史课题，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的考证时间”，这才是真知灼见。其实，“无聊考证”并不可怕，只要出版部门和新闻媒介适当把关，即可“消遁”。因为“无聊”中没有学问，读者是不欢迎的。我随机翻阅了《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约计300篇论文，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没有1篇是属于“无聊考证”范围之内的。当然，它不包括非正式出版物，也不包括姜洪先生自己创造的“林黛玉的绣花鞋”和不知姜先生从哪儿听来的“湖北某地有人考证林黛玉的后裔”两例。老实说，中国不具备“无聊考证泛滥”的主客观条件。不能低估中国读者审美水平和鉴别美丑的能力。果然出现“无聊”之作，它的寿命是不会太长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红楼宴”、“红楼酒”、“红楼服饰”、“红楼食品”(鸡皮汤)、瓷器(官窑)等，是否属于“无聊考证”呢?回答是否定的。 近年来，有好几位红学家对“红楼美食”有过论文和著作，如陶文台(扬州)、陈诏(上海)、胡文彬(北京)等人皆视野宽广、考证仔细、论述精当，文字可餐，受到红学界的好评。朱家华还有一篇专论：《红楼宴浅识》，谈到“红楼宴”在扬州的起因，扬州“红楼宴”的特色，“红楼宴”在国内外的影响和“红楼宴”的前景和构思等问题。其文很令人启发，值得一读。文章引用于光远、冯其庸，许多美食家、红学家、艺术家、医生、保健专家、影视明星对开发“红楼宴”的评价。实际上提出制作“红楼宴”建议的人，正是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教授。 从事服饰考证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有郭若愚、陈诏、邓云乡等人。尤其是郭若愚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他在《<红楼梦>中人物服饰研究》中对书中各种人物、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穿的衣服作了详尽考证，并更正了前人的错误。如过去有人把“小袄”理解为“短袄”。实际上“小袄”是内衣，今称衬衫。贾珍穿的“猞猁狲大裘”人多不识，实际那猞猁狲就是土豹。所谓“秋香”色，人多罕闻，实际上就是黄色。原作缃，俗称湘或香。有老缃、秋缃、墨缃、银缃等。若无郭先生的考证，哪里会知道。 《红楼梦》关于酒、茶的描写甚多，但直到最近才弄明白所谓“女儿茶”和用“合欢浸的酒”。据我所知：《红楼梦》中的宝石、玻璃、珐琅、化妆品、服饰、钟表、瓷器、漆器、药品及西洋物品都是史笔。都是那个时代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反映。为什么刘姥姥说，贾府的酒都是“蜜糖水似”的呢?因为女眷和姑娘们喝的是无锡惠泉酒和绍兴黄酒。多喝了，也不相宜，才会有“刘姥姥醉卧怡红院”那回书。如果你再增加一点惠泉酒和绍兴酒的原料、配方、制作过程、酒的特征、酒的市场销售范围及南酒北运等情况，岂不是更有趣吗? 姜君认为：考证“贾宝玉的碗是官窑，还是私窑”，属“无聊考证”。也不见得。只要稍稍引伸开去，问啥是“官窑”?啥是“汝窑”、“成窑”?或问“宋、明、清瓷器有何特征”?回答它并非易事。本人到过江西景德镇，参观过古代与现代的生产瓷器车间，对“天工开物”的有关记载也了解一些，但要评定瓷器质量和鉴定古瓷，老实说是“门外汉”。我参观过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看到许多名状不同的瓷器，才深知中华文化的伟大，同时也深感曹雪芹真是龙象大手笔。又据新闻媒介报道：只是到最近几年，官窑的生产秘诀才被福建一位瓷器专家叶宏明发现和掌握，实现了周总理生前的夙愿，让已失传了数百年的古瓷生产技术又重放光彩。瓷器与中国同名，学问大着呢! 《路》一口咬定：“考证曹雪芹是胖，还是瘦”是“无聊考证”。更不见得。实际上中国大陆上的红学家并不重视这个课题，研究最早并颇有建树的倒是美国华裔学者威斯康辛大学周策纵教授。他约在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讲授《红楼梦》时提出的见解，经过五年的思考，终于在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宣读他的论文：《有关曹雪芹的一件切身事：胖瘦辩》，此文受到与会者的好评，认为有讨论价值。论文说：“具体明白提到曹雪芹相貌音容的是裕瑞的《枣窗闲笔》，其中有一段说‘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 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但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在《挽曹雪芹》的诗中却说“四十萧然太瘦生”。以上两种史料，前后矛盾。后周先生又通过明义、敦敏的诗及其它资料判定：曹雪芹是一个嶙峋清瘦的人，决不是胖人，而否定了裕瑞的道听途说。像这样细腻的严肃的文章，怎能诬之为“无聊考证”呢?实际上多数红学家都钦佩他见微知著，不轻蔑小事的慎密作风。君若不信，请问问知情的红学大家。 姜君似乎满有把握说：“考证金陵十二钗是大脚，还是小脚”是“无聊考证”。同样不见得。 用心考证过“金陵十二钗”是大脚，还是小脚的人，也不是大陆学者，而是美国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和现代小说家张爱玲女士，他们也都是红学家。他们的观点、见解都堂堂正正地记录在《海外读红楼》和《红搂梦魇》论著中。他们没有讨论：林黛玉的脚是“三寸”呀，还是史湘云的脚是“三寸半”呀这样的问题，而是通过《红楼梦》中有关女人脚的描写和故意回避问题来探索曹雪芹是如何处理汉满文化冲突、版本演变和成书过程的，堪称红学力作。尤其是唐先生，幽默风趣，博古通今，侃侃而谈，读之仿佛在“大观园”中散步，有“怡红快绿”之感。不读他的文章，我几乎不知道一百多年来，为什么画家不愿画拖在男人们脑后一根长长的辫子的原因(电影、电视、戏曲、连环画上贾政、贾琏、贾宝玉都是没有所谓“猪尾巴”(PIGTAIT)的)。 《路》还谈到考证“大观园”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顾平旦、曾保泉的《红学散论》(1987年文化出版社版)和台湾建筑学家关华山的《<红楼梦>中的建筑学研究》(1984年台北明文书局版)。饶有兴味的问题是：既然大家知道“大观园”是“文学园林”，但为什么还在找呀找的。其实，并非全是“傻子”，因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大观园不可能纯系虚构。加之曹雪芹又是画家，建筑布局、地理方位、园林规划等知识相当丰富。所以不能排除他写作时，心中已有一图，甚至墙上还挂着一幅《大观园》草图呢!因作者有南北生活的经历，对江南园林和北京园林都有了解，故便忽南忽北，信手拈来，塑造了一个以曹家园林为基础的被夸张了的服务于小说故事需要的理想化的人间乐园——“大观园”。故我谓：从大处说，根本不存在；从小处说，处处可见。它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史笔与艺术的结合。仅北京而言，有人就怀疑：恭王府、自怡园、什刹海、圆明园……是“大观园”的“原型”；南京也有“隋园”、“西园”旧址……等说。有关部门为了给人民群众一个带有文化品位的旅游休憩处所，还盖了两座“大观园”，足见曹雪芹的艺术魅力。上海青浦和北京宣武白纸坊的两座仿古建筑群，没有因为假的，人们就不去欣赏了。不，《红楼梦》在人们的心中的地位特殊，它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老实说，大观园的地址是永远找不到的，它已经跳出历史范围，是艺术问题。但我又诚望不要把考证“大观园”的人，看作“无聊”、“发傻”，而宁可看作是“红迷”对《红楼梦》的解读或某种欣赏方法的表达。“热闹一点”不是坏事，或许从曹雪芹的创作方法中得到某种“悟性”，也未必可知。 “‘大观园’已经研究光了，已无问题再可研究了。”我不同意。如第38回讲到藕香榭柱子上有一副对子：“芙蓉影破归兰浆，菱藕香深写竹桥”，至今没有人讲得清楚，甚至有的红学家完全解释错了。可见学问之难。此外，据我考察：北京和上海两座大观园中怡红院的位置都错了。怡红院应在右(东)，潇湘馆应在左(西)，它与书上描写相反，足见某些红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疏漏之处，从而铸成了历史性的遗憾。以上看法，得到电子计算机的作图检验和书中小说内容的严格证明。关于这件事，为了恪守诺言，我保密10年。 《路》还说：考证“爬灰”是“无聊考证”。关于这一点，我不愿多费口舌。不错，这句话是一句“骂人话”、“粗话”。但今天的青少年不一定知道。当时宝玉已属少年，也不知道，故才问凤姐。给今天的年轻人解释一下：“云雨”、“聚麀”、“娈僮”、甚至“同性恋”，也算不得“大罪”。花大力气去考证，自然不必了，但像医生治病一样，用严肃的态度去“注解”，仍不失为“学问”之列。在研究领域中，当百无禁忌。“丑恶”与“解释丑恶”毕竟是两回事。 综上所述，所谓“无聊考证泛滥”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下面将重点刳剖《路》文在认识上的三个误区。 1．红学研究“重心与非重心”；“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辩证关系。 《路》说“李梦生在信中谈到，对于《红楼梦》本身，文章越做越小……这样岂不令《红楼梦》研究者羞死”。这里又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明白：第一，除了研究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结构、修辞、语言……外，其它如曹雪芹身世、脂砚斋评语、版本、成书过程……要不要研究?第二，红学研究除“宏观”以外，要不要开展“微观”研究?我以为：“红内学”与“红外学”可以并驾齐驱，“宏观红学”与“微观红学”也可各显神通。事实上不少红学家对书中的一事一物，一句诗词，一副楹联，一直在进行研究并有不少收获，因为小题目中常蕴含着极大的研究命题。正如赫尔岑所言：“最伟大的真理是最平凡的真理”。最近读到刘世德《秦钟之死》，他从各个不同版本的异文中发现《红楼梦》版本序列，推理严谨，颇有说服力。窃以为，如果排斥微观研究，排斥从其它领域研究，红学必然步入“死胡同”。实际上从外围切入或从小处着眼，正是对中心和大处的补充。君若不信，去问问读者对空洞无物的红学文章是否感兴趣。产生这种偏见的原因可能对红学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实际上红学是一个大系统：核心当然是“小说本身”(所谓“红内学”)，外层有曹雪芹身世、家庭研究(所谓“曹学”)；有脂砚斋评语研究(所谓“脂学”)；有版本、成书过程研究(所谓“文献学”)，此外，还有不同的研究视角而形成的“红楼美学”、“红楼哲学”、“红楼修辞学”等。总之，从纵向或横向还可以分出若干子系统。探索史表明：各个局部研究程度越深，都是对红学总体研究的贡献。我以为：文章不在“大小”，关键看是否有内容。质之姜君，不知以为然否? 2．对红学队伍的总体评价。 《路》引用1994年老作家姚雪垠对红学界的一句总评：“早已进入牛角尖中”。这里便牵涉到一个重大问题：对红学队伍的总体评价是否客观和公正?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百年红学之路，近代红学之路，现代红学之路，解放后47年和改革开放以来17年的红学之路是否走错了?我以为：过去和现在的红学之路都没有走错，但确实也是一条不平坦之路，人们对红学的认识在逐步深化，红学队伍在不断壮大，红学研究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这是主旋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轨迹。 让我们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吧。我以为：红学自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成绩是巨大的，总体情况是良好的，平心而论是红学史上最辉煌、最活跃的时期。无论从版本整理(各种乾隆时期的抄本，几乎已全部面世，过去鲜为人知的“列宁格勒藏本”也公开出版)专著出版(18年来，各种著作已近100种)，还是学术交流(国际性的研讨会已召开过3次、海峡两岸研讨会已多次、全国性的已近10次)和红学研究队伍扩大方面皆有目共睹。解放初，红学界人数极少，而今天全国红学会会员已近200名，包括省、市、县级红学会会员已超过1000名，尤其是相当多数量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专家、作家也加盟到红学队伍中来，给红学增加了新的活力。此外，普及工作更是破天荒的。各类《红楼梦》读本，已超过1000万册，单《红楼梦辞典》就有三种以上，看过《红楼梦》电视剧、电影，参加过《红楼梦》知识竞赛的观众，以‘数亿’人计。所以，新闻媒介把80年代的红学普及运动称之“红楼热”。实际上，它既是文化普及活动，又是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运动。一部小说在人民群众中受到如此的钟情厚爱，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这与《路》诬之为“红水泛滥”，相差何止万里! 今再举一例：《红楼梦学刊》是红学研究的综合性刊物，是中国红学研究的一个“窗口”。它自1979年创刊至今，已有18年，共出70辑，每年四辑，每辑20－30篇文章，至今已刊出2000多万字，受到国内外红学爱好者的热爱和高度评价。冯其庸先生说：“我们有足够的根据说，我国的‘红学’是大大地前进了；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欣慰的。”郭预衡教授说：“我对《学刊》办到五十辑，是十分满意的。每辑都翻翻，读了许多好文章。如果用时髦的术语、词汇来说，有些文章真是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多什么的；既有宏观的研究，又有微观的探讨。在学术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这里是真正做了”(1991．4期《红楼梦学刊》)。尽管也有些文章不尽人意，但应当说多数是红学研究者的优秀作品，是浸透了红学家心血和智慧的上乘之作。 全国有多少“红迷”(红学爱好者)没有精确统计过，但我估计不会少于2000万人。这与国家重视《红楼梦》研究、大量出版《红楼梦》有关。今日的红学已走出书斋和学院，已变成广大群众的普遍爱好。他们对红学论文的评价有自己的标准，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自己的理解。 无疑，红学的研究重点是小说本身，即应侧重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的研究。并不是红学家不懂这个道理。 请看事实：《红楼梦学刊》每辑80％的内容是研究版本、成书、艺术、人物、脂评、作者家世、综合、红学史、续书、集锦等，而考证只占10％左右。再看红学家有关“艺术”方面的专著：自90年代以来有陶恂若的《红楼梦艺术探骊》(中州出版社)、周思源的《红楼梦魅力探秘》(文化艺术出版社)、李庆信的《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出版社)、朱邦国的《红楼梦人物对话艺术》(新疆出版社)、刘宏彬的《红楼梦接受美学论》、何永康的《红楼美学》、王蒙的《红楼梦启示录》……。文字总数超过500万。他们多数是作家、语言学家、诗词专家或高等学校中从事古典文学长期研教工作的大学教授。怎么能说红学界忽视“小说本身”的研究呢? 以上可见：我国多数红学家能掌握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且多半是博学多才，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孜孜不倦地探索着。甚至不少人已经驼背皓首，依然终年劳累、写作不辍，象吴恩裕先生便倒在桌案边，用这种方式走完了他的红学征程，难道不令人尊敬吗?在社会上确有不少人对红学不理解，问“红学有什么好研究的呀?”“电视不都演过了吗?”“红学家都靠曹雪芹吃饭的”……。由于职业不同，或阅历、兴趣不同，发出此言是可以原谅的，但出于一名作家或记者，妄称“早已进入牛角尖中”是不可思议的。 3、当前红学的主要危险。 我认为：红学界较严重的问题是少数人搞的“浮夸风、作伪风和传伪风”等不良学风，这是阻碍红学健康发展和败坏红学声誉的“癌症”，而不是什么“无聊考证泛滥”。冯其庸教授所严肃批评的正是此事，而不是象《路》所说，把有人“考证脚大、脚小”这事放在首位。这与全国多数红学家的“共识”是相背离的。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从1994年8月山东莱阳第七次全国《红楼梦》学术年会，还是1995年5月在福建南平市召开的“当代红学现状与研究方法问题研讨会”，1995年6月武汉举行的“95《水浒》、《红楼梦》学术联合研讨暨第六次当代红学研讨会”以及1995年12月在武汉(汉川)召开的第七次当代红学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十分清楚的。冯其庸先生说：“红学也是一直在不平静中，不平静并不是坏事。……只有一种不平静，我认为是与红学的前进背道而驰的，那就是一种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前些时候，南京的欧阳健诬称刘铨福伪造脂本和妄称程甲本是最早最真的《红楼梦》本子以及北京的杨向奎纂改曹雪芹的家世，剥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和妄改《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是丰润曹渊就是这种例子”(见冯在莱阳会议上的发言稿)，白纸黑字，清澈如水。那末，为什么《路》要张冠李戴呢?只是因为有如下原因：这是《路》的逻辑构架决定的。为了证明“无聊考证泛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末，“红水泛滥”的神话即可成立。随之，“红学人士的担心和迷惘”便有了理由，而“红学危机”则是必然结果。真是糊涂油蒙住了心。对不起，此时新闻工作者的“公正、客观”一概顾不得了。顺便提一句：每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大多数红学家都一致提到：数十年来红学界的成绩斐然，这是有案可查的，而《路》作者却全当“耳边风”。以上足见，姜君等人的“理论大厦”是建在沙滩之上的，是十分脆弱的，故也是不堪一击的。 二、关于“猎奇成为时髦”和“派系斗争激烈”问题 一位伟人说过：“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窃以为：制造“猎奇”的目的就是为了欺世盗名，其本质是弄假作虚，是伪科学。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红学界对于少数投机取巧的人是保持警惕的。我想指出的是：制造猎奇的人，成份很复杂。有初学者，也有资深的文化人，而尤其是“半瓶醋”出现频率最高，发狂话是共同特征。什么“能解决一切问题”、“过去红学成果全都变成废纸”、“历史要改写”……等等。总之乃是想走近路的“庸夫”。此外，把“猎奇”者统统归罪到红学界也属不妥。他们是红学家吗?不过有声望的极个别的红学家乱吹捧这些“猎奇者”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我更要强调的是人们对红学应有大海般的宽容。《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奇书。故事奇、人物奇、语言奇、构思奇……。“猎奇”不只是红坛特有的现象。应严格区分“猎奇”与“非猎奇”的界限，以免误伤好人。红学应成为一门开放性的学问，各种方法、视角、手段均可以试一试，不必过早下结论。我以为：防止猎奇固然重要，但乱扣“猎奇”的帽子，对于红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关于“派系斗争激烈”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学术流派和学术争论完全是正常现象，它是科学发展的驱动器。科学发展史已完全证明这一点。无论自然科学学派，或者社会科学学派，这一派或那一派，他们的共同特征和前提条件应是都在搞学问。只是研究视角、思维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的不同而已。但，中国目前红学界少数人掀起的“非学术、非道德的喧闹”，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他们制作假材料，纂改历史。任意染指和诠解红学，妄图把红学拉向邪路。因此，许多红学家出于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责任感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纯属情理中事，根本不是什么“派系斗争”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事关红学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的学术斗争。孟子曰：“无是非之人，非人也。”再说，姜先生并没有对红学界的情况作过认真的调研，只是拿已经过时的学派概念来硬套今天的现实。所谓“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老红学”、“新红学”，今仅在研究红学史分类上有价值。过去的派性特征正在异化，当代红学界的学术差别，更多方面是表现在探索思路和研究视角方面。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红学出现了研究方法、探索思路多元化的趋向。因此，用旧的观点来考察和评述今日的当代红学，起点便错了。尽管有极个别的红学家“四十年一贯制”，不愿意吸收新知识，盲目地固执地维护自己的“权威”形象，但多数红学家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修正自己的错误。问他是“什么学派”，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笔者还以为：学术上的争论，总是好事。尤其是全国性的大争论，总是锻炼了队伍，对红学的繁荣与振兴，是利大于弊。当然，不包括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大批判”和极“左”思潮。拿我个人来说，我特别爱读争论文章，因为通常是真理与谬论的较量。我也愿意听大专院校大学生的精彩论辩，因为它不仅是智慧、口才的竞赛，也是思维、逻辑、分析力、想象力……等竞赛，说到底是知识总量的较量。而红学的争论比上述更复杂、更有趣、更有刺激性。因此，妄断“红学大战”是“耗费了许多学者的精力”，也不见得。难道是“冷冷清清”好吗?难道是“一花独放，万马齐喑”好吗?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偌大中国。有几个投机取巧之徒，或者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夫，他想愚弄群众，制造“轰动效应”，或诬蔑嘲笑红学，那也并不可怕。因为“肥皂泡”在阳光下不会长久，谬论总敌不过真理。我对“喧闹者”也是这样的：一般不轻易发表看法，多听听、多思索、多调查。一旦看准了，再与之开展细细的坦坦的论争。 我无法同意《路》文的观点：把“红学大战”，一律不分青红皂白，都说为“派系之争激烈”。这不是故意抹杀红学争论的实质吗?尤其是给坚持正义立场的红学研究者“泼冷水”吗?这种俗论怎么叫“新闻分析”呢? 文章中还有两点是耐人寻味的：“就公认的红学而言，大致可以划为索隐、考证和小说批评三派”，又说“较之前两派，后者要来得正道，但它能否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继续发展下去，一些学者是表示怀疑的。”但，如前所述，给中国当代红学划为“三派”，偏偏不是“公认”的，而“多元化”却是公认的。 请问：王蒙、李希凡、冯其庸、刘梦溪、陈毓罴、刘世德、胡文彬、端木蕻良、张毕来、王朝闻、启功、蒋和森、张锦池、郭豫适、孙逊、吴新雷、杨宪益、戴郭邦……属哪一派呢?以上有的从系统论、数理统计、哲学、文学、美学、语言学、修辞学、版本学、毛泽东文艺思想，甚至借助于电脑、多媒体等科技手段来研究红学的，也有从建筑、医学、宝石、钟表……角度，或从翻译、绘画、戏曲、红学史、社会学……诸方面贡献于红学。有人硬说，冯其庸是“考证派”，冯先生断然否定：“我不是考证派”。老实说：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的红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不依附什么派，都“走自己的路”。用固定的“框框”给红学研究者“对号入座”，这是绝对行不通的，似有文革遗风之嫌。 “这一派的历史也不短了，种种题目都做过，其篇幅已几十、百倍于《红楼梦》小说本身，今天还在做文章，已无多少新意。” 主张红学研究应当创新，这无疑是正确的，“炒冷饭”令人倒胃口。但说红学研究的文字总量超过《红楼梦》本身数量，这并不值得奇怪。据电子计算机精确统计：《红楼梦》一书共用了74万个汉字，而一年红学文章的容量就在100万汉字以上，纯属正常。至于说到“红学的生命力”是依靠讨论“林薛优劣”才维持二百多年，这就不属于正常思维，而是故意奚落、贬低、嘲笑和讽刺红学了，这便是文章偏离主航道和背离初衷的全部症结所在。 《路》还引证了上海著名红学家魏同贤先生在数年前《社会科学报》上批评红学界有人“制造假古董、填补假诗词、抄袭前贤成果、剽窃他人见解、坚持门户之见、廉价奉送桂冠、不以学术见人、先以声势夺人”的不良倾向。此言一语中的，代表了广大红学人士的正义呼声。可是，《路》全文的中心却正是违背了这个大方向。 三、关于“对《红楼梦》无限拔高”和“缺乏证据 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问题 窃以为：无论对《红楼梦》这部书，还是对作者曹雪芹，“无限拔高”是不合适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同时也认为：有关历史人物和名作的评价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得，否则势必陷入公婆之争的泥潭。 鉴于各人的文化素质、身世经历、审美视角……等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会有巨大的差别。“评价”通常是人们的某种感悟、鉴别、比较和判断，有时似雾中看花，其局限性、模糊性和自由度是可想而知的。什么是离谱的、越度的、超过人们共识边界的评价；什么是恰当的、适度的、掌握火候的评价，至今还没有标准。-越具体越好办，越抽象越说不清楚。 君若不信，可试之。红学界早就有人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今第一奇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金字塔’”。毛泽东称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还赞它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鲁迅说：“传统的写法被打破了。”冯其庸大唱：“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王蒙笑说：“《红楼梦》是一部令人解脱的书。是一部执着的书。”“《红楼梦》与宇宙相通”。我感到上述这些话，皆从肺腑中掏出，均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都有坚挺充足的论据，难以反驳。 清末光绪年间有一名红学研究者，也是一名地方官员，叫洪秋藩的(即《红楼梦抉隐》、《红楼梦随笔》的作者)，在他的开卷处，劈头就说：“《红楼梦》是天下传奇第一书。立意新，布局巧，词藻美、头绪新、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言鬼不觉其荒唐；赋物不见其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事不中人情。如拜年、贺节、庆寿、理丧、问卜、延医、斗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以及家常琐事；儿女私情糜不及，人事之常而详序之。又其论琴则独其精论则极其妙，论医则究其源，论卜则究其理。三教九流无不旁通博采，至若诗句清新，歌词靡丽，酒令典雅，笑言谑浪，又其余事矣。若《红楼梦》真可谓无格不备者观，宜其脍炙人口、不胫而走天下也”。粗略统计，洪氏给《红楼梦》“评功摆好”计40余条。敢问姜君，此言是否属于“无限拔高”呢? 现在让我回答下面《路》所列举的这些事，是否属于“拔高”呢?我日：“不能令人信服”也。 有人说：“在中国够得上专学之格的，仅一部红学而已”。难道错了吗?不错，尽管《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都是名著，但均非专学。有人称红学为“显学”和“国学”，但无人称《三国》、《水浒》、《西游记》为“显学”、“国学”的。尽管全国已有《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但人数规模、研究程度均不及红学会。我以为：只要“不独尊一家，不废黜百家”，就很难坐实它的罪名。 有人说：“《红楼梦》是非常耐历史、耐艺术、耐方法的，无论如何也讨论、研究不完它。”这是一种寻常的看法，难道一定要改写成：“《红楼梦》已经研究光了，文章已作尽了，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哩!”至于有人说：“您再也找不着这样经拉又经拽，经洗又经晒的文体”。这段话确有不够明朗之处，但如果理解为：“它不怕诽谤、误解，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能经受各种右的或极‘左’思潮的冲击”，恐也无大错。但愿在红学中多一点幽默和轻松吧。君不闻“水至清，则无鱼”吗? 现我们再从一个实例看看：姜君并不是真正关心红学的健康发展，而是另有自己的想法。他几乎是想从“鸡蛋中挑出骨头”，对较著名的红学家都不放过。众所周知，已故的红学家蒋和森先生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忠厚老实，但亦难躲过他的“利剑”。《路》作者断章取义，摘引蒋先生在1992年扬州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话：“中国宁可不造万里长城，但不能没有《红楼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找原文。原文是从英国人以莎士比亚自豪，说是“宁可失去印度也不可失去莎士比亚”(《红楼梦学刊》93年第一辑)引申开去的。不料，也成为中国红学家“无限拔高”的罪证之一。那真是如冯梦龙所言：“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明。”此外，我要严肃指出：连“《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和代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或“古今东西第一言情小说”，也作为“无限拔高”的靶子，恐怕也太过份了。 有人称曹雪芹是“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计有12个头衔)是否是“无限拔高”呢?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在靠戴多少“高帽子”，而应靠一系列实际材料的支持。有时一二句妙语，每每被世代颂传。如有人称达·芬奇为“两面神”；称沈括是“十七世纪的科学座标”；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这就足够了。关键看是否说在点子上。更不是说，谁叫得凶，谁就是真正尊重曹雪芹。再说，所谓“无限拔高”这顶帽子也不可乱扣。因为这种简单化的“贴标签式”的批评方法实难以理服人。用极“左”反极右，不可能有结果。在学术研究中决不能使用“空对空导弹”。应当用事实说话。平心而论，尽管曹雪芹有丰富的历法、物候、植物、花卉、矿物、宝石等知识，但均不宜给他乱戴桂冠的。如“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等之类的称呼。因为，这不是一种尊重，而是过誉和损害。谁愚弄辩证法，谁就会被辩证法愚弄，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以为：把曹雪芹说成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都相当丰富的文学巨匠”比较妥当，定位比较清楚，不知方家以为然否? 如果认为：红学界多数人都对曹雪芹过分迷信，顶礼膜拜，这也是违反实际的。多数红学家能区分“尊敬古人”和“瞎吹捧”的界限。众所周知，任何一部世界名著都有缺陷和败笔．因为作家总是有局限性的，《红楼梦》也不例外。 解放初期，有一名叫何心的，就挑了《红楼梦》书上100多个毛病。1995年第四期《红楼梦学刊》刊登了刘永良先生《<红楼梦>回目指瑕》指出曹雪芹在拟定回目时种种疏忽和不足。文章很有见地，完全实事求是的。还有一位叫清芬的作者，在《红楼梦学刊》曾连载他的《读红脞语》，他谈到书中许多矛盾，是无法回避的。法国红学家陈庆浩先生，从书中人物年龄、大观园描写的诸多矛盾着手，研究各种版本差别的原因和成书过程，有很大的说服力。红学界关于“人物年龄问题”有不少研究成果。我以为：关于书中人物年龄的矛盾相当复杂，至少有10个以上的干扰因素：作者的疏忽、转抄者的失误、作者写作意图的变更、史笔的插入、特定年代的怀旧、好事者的妄改、故意模糊、原稿遗失、善本泯灭和研究家的误判等。令人可喜的是，有识之士，没有把“书中矛盾”当作包袱，而是当作研究的“活化石”。 也有不少专家指出：《红楼梦》中也有一些糟粕：如宣扬因果报应论、迷信妖法等，第5回有“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第25回马道婆的魇魔法，宝玉与凤姐逢五鬼之类的描写……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之过贬、过褒都不是科学态度，都不可取。 关于“缺乏证据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红学应当不断推出精品。鉴于红学的研究难度较大，如果出现某种失误，这是难免的，应严格区分“探索中的不慎”与“存心弄虚作假”的界限。只有极大的宽容，才能有红学的繁荣与振兴。若把红学界近年来的一切考证工作都说成“假古董”恐也偏颇。例如有人把近年在北京附近张家湾发现的曹雪芹墓石也轻易判定“假古董”便不够谨慎。像此类有争议的问题，至少可以放一放。不必作结论。 《路》文的特色之一：就是正确的观点与错误的观点常相互包裹着，难怪有人评说：“我粗读时，感到有几分道理；细读后便感到疑窦丛生了。” 《路》对“太极红楼梦”、“密码”说、“程甲本原稿”说、“曹颜说”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不应当“盲打”。如批评“农民红学家”便站不住脚。浙江省绍兴市农民胡世庆通过自学已写出多篇红学文章。其中一篇《论王熙凤性格》，这是我在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见到的，印象不错，不低于一般的红学论文。当然，是否够称“家”当另论。他的学术水平，应予肯定。难道我们对于研究条件不好。但十分热爱红学的人不应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吗?近日，有报道说，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妪，从七十多岁开始学画，目前已步入画家行列。故宫有一位有志的女油漆工董可玉，长期磨炼，作《百美图》，终于成了红楼梦人物肖像职业画家。李湘原是一个女兵，因艰苦创作《百花神图》而声蜚红坛。著名红楼画家、上海交通大学戴敦邦教授原也是从“学徒”出身，至今还称自己是“民间艺人”哩，敢问姜君：难道工人、农民、士兵不能成为红学家吗? 行文至此，可以把全部“面纱”揭开了：中国红学界在《路》文作者心中、眼中是什么呢?是问题相当严重的、乱哄哄的、一团漆黑的。这样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五大弊端”：“无聊考证泛滥”、“猎奇成为时髦”、“派系之争激烈”、“缺乏证据的研究成果”及“对《红楼梦》无限拔高”……铺天盖地而来。但真理是不可侮的，用谎言编织的理论迟早会被人们戳穿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也有人担心红学“后继无人”，这完全是多余的。长江后浪推前浪。红学界出现了实力很强的“新生代”，他们从系统论、从比较文学方面或从文献学方面，从历史学方面或从交叉研究方面，或者从电脑作业、电视制作和《红楼梦》登上信息高速公路方面都作出令世人瞩目的贡献。红学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当然也有若干缺憾之处，但没有危机。21世纪或后世的人们，将比现在的人更加了解和热爱《红楼梦》。研究红学的人，实际上是与五千年中华文化、与百科知识打交道，因此它是永恒的，永远研究不完。人们将永远学习它、考证它、研究它和欣赏它。 有人干喊：“红学危机”，担心“这个”，怀疑“那个”。实际上，有责任心的红学家均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回答：“红学之路怎么走”，我们有权要求“干喊者”能否给大家作一个示范呢?也许可以省些寿命筋力，免得再去追虚逐妄了。 也有人散布，大学生不喜欢《红楼梦》的观点。最近，笔者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作了调研，发现当代大学生非常热爱《红楼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大、上海电力学院的《红楼梦》讲座普遍受到大学生欢迎，有几次因教室小，听众多，不得不改换教室。一位计算机系的学生对我说：“作为中国的大学生不知道《红楼梦》是一种耻辱。”另一名女生说：“在文理并重的时代，多一点古典文学知识是一种完美的追求，有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因此，所谓大学生不喜欢读《红楼梦》纯系不确。 结 语 《红楼梦》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沉淀和结晶，是古典小说的“金字塔”。它的无穷的艺术魅力源于处处是用“学问”即“知识”支撑的。你想了解它、走近它、解释它、欣赏它，没有什么捷径，只有老老实实去探索。 《红楼梦》是一个巨大的超级“红宝石”。从历史的、艺术的、文学的、科技的角度投射过去都会有收获。红学还处于年轻时代，许多领域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所谓“文章已作完”的观点是浅薄陋见。红学应成为一门开放性的学问，也应成为自由争论的场所。问“红学之路怎么走”，答曰：“只要诚实探索，条条道路可以通罗马。”为红学的繁荣，愿人们对它更加关心爱护，同时也给予充分的宽容和理解。 用“三派”框架来套当代红学完全过时，目前我国红学界已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格局。先用“三派”钳制，然后一个一个宣布“无望”，这是散布悲观消极思想的铁证。 《路》文不是一般性的错误，是系统错误，其根子是作者对红学存有偏见，已形成定向思维。总之，我们既要警惕红学研究中有意弄虚作假的现象；又要防止否定一切的思潮，因为它们都可能葬送红学。我在此向新闻界呼吁，应当多作调查研究，切不可被少数人的观点迷惑，不去炒“非学术”的新闻，望新闻工作者与红学研究者携起手来，为纯洁红学园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繁荣与振兴，为推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并肩战斗。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