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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研究领域，近年来频繁见到一个新奇的术语，即“新索隐”。同时，有的学者指称，周汝昌、霍国玲、刘心武等人为“新索隐派”。在此，简要梳理有关情况，藉以了解新旧索隐派的血肉联系与突出特点。 索隐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个知名派别，其由来已久。索隐本义为探索隐晦的意趣或本事，范晔《孝顺帝纪》：“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后汉书》卷六）从这个角度讲，索隐的意思略同于考证，如唐代司马贞有《史记索隐》三十卷。因为《红楼梦》开篇“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之类的表白，所以，自红学诞生以来，便不断有人试图索求隐藏在小说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与真实本事。他们的基本思路是，认定《红楼梦》是影射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据传，乾隆帝曾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于是，有人又附会出贾宝玉的原型即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明珠之子）的说法。乾嘉之际及其后，周春《阅红楼梦随笔》提出“张侯家事”说，舒敦《批本随园诗话》提出“傅恒家事”说，佚名《谭瀛室笔记》提出“和珅家事”说等，均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康乾盛世的豪族勋贵身上。清朝中后期的读者谈论《红楼梦》，此类捕风捉影式的“探赜索隐”，是一个热门话题。 到了清末民初，文网废弛，国事扰攘，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此时，在读者眼里，《红楼梦》又凭空罩上了一层神秘的政治面纱，宫闱秘事之说遂大行其道。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说贾宝玉象征传国玉玺，《红楼梦》不仅影射康熙朝后期诸王争储与雍正篡位，而且，“盖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皆在其中”。其后，王梦阮、沈瓶庵刊行《红楼梦索隐提要》，指出贾宝玉影射顺治帝福临，林黛玉影射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宛，薛宝钗影射吴三桂爱妾陈圆圆等。再后，蔡元培出版《石头记索隐》，指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认为，金陵十二钗均影射康熙朝文人名士，林黛玉即朱彝尊、薛宝钗即高士奇、史湘云即陈其年、贾探春即徐乾学、妙玉即姜宸英。另有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直认《红楼梦》乃一部“明清兴亡史”，其原作者为明遗民，曹雪芹只是个改订者，书中寄寓着“河山破碎之感，祖国沉沦之痛”。至于原型人物，则越发奇特，林黛玉一人竟影射了秦淮艳姬董小宛、乾隆孝贤后富察氏及“桐城派三祖”之首方苞共三人。正可谓，有一千个索隐派，便有三千个林黛玉的原型。 索隐派愈出愈奇，且莫衷一是，那是其非科学性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他们在论证过程中，主要采用拆字、谐音、意会、比附、分身、化身、合成、物化、拟人等类似猜测谜语的办法，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比如，蔡元培说李纨暗指礼部，那是因为“李、礼同音”；说贾宝玉隐射康熙朝废太子允礽，那是由于两人都曾遭受过魇魔法的暗算。草率武断，无过于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在方法上的明显错误，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视而不见，即看不到《红楼梦》是部小说，硬把文学作品等同于历史文献；二是疑神疑鬼，即以高远的想象代替缜密的论证；三是先入为主，即主观成见永远大于客观的文本实际与历史实况；四是随心所欲，即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天马行空，信口开河；五是耸人听闻，即追求社会轰动效应，哗众取宠，欺世盗名。凡此均表明，红学索隐属于求真务实的乾嘉朴学的对立面。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问世，红学面貌为之焕然，故有“新红学”之说。它所反对的“旧红学”，就是索隐派。因而，胡适直斥《红楼梦索隐提要》和《石头记索隐》为“猜笨谜”。同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著者”和“本子”问题的考证方面，确认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为曹雪芹，并通过《四松堂集》等文献资料对曹氏家世进行了初步探讨，使学界掌握了曹家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胡适提出了“自叙传”说，指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这项论断有一定的考据成果作支撑，与索隐派的凿空之谈是迥然不同的。 但是，胡适对“自叙传”说的表述也有不尽科学的一面，亦即依然难免混淆小说与历史的界限之嫌。俞平伯早已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其《红楼梦辨的修正》质问：“何以说宝玉影射允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继而，他对比“自叙传”说与索隐派，说：“我们和他们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我们今天如有意打破它，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开。”此类自我反省是十分可贵的。正是由于胡适的警觉，俞平伯的彻悟，以及小说创作普遍规律的提示，“自叙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尚能保持学术理性，从而引导“新红学”逐渐走向深入，至今硕果累累。因此，尽管后来索隐派仍旧相当活跃，陆续推出了阚泽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等猜谜之作，但在学术上已无足轻重。换言之，索隐派被“新红学”逐出了正统的学术领域，已然沦为茶馀饭后的文字游戏。 旧索隐派成了行尸走肉，不幸的是，新索隐派居然将“自叙传”说肆意发挥到了非理性的极至，从而苟延残喘了半个多世纪。1953年，周汝昌印行《红楼梦新证》，其中的一章将贾府与曹家逐一比附，还堂而皇之命名为“新索隐”，可谓有恃无恐。其实，此前周氏曾在与胡适通信时表示，打算写一部《红楼家世》，还列出了曹贾互证的“年表”。那就是《红楼梦新证》的雏形。对于周氏的极端之举，胡适当即回信表示反对，不仅在“年表”上画了两个大叉子，还明确表态：“我劝你暂时把‘年表’搁起。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但周汝昌最终还是没听劝告，遂有了《红楼梦新证》中的“新索隐”。此书罗列了一些资料，却没有在此基础上得出多少正确的结论。所谓史湘云是脂砚斋、贾元春是乾隆帝的妃子、北静王水溶是慎靖郡王允禧与质庄亲王永瑢的结合体、曹家在乾隆朝初期一度“中兴”……尽皆游谈无根，属于典型的索隐派套路。胡适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周氏却随意到了没有任何证据也能振振有辞的地步。 周氏做了一些材料的搜集与考辨工作，长期以红学考证专家名世。其实，对他所提出的各种观点稍加分析，便可发觉，他骨子里是个坚定的索隐派。由于以“自叙传”说为基础，毕竟不同于王梦阮、蔡元培诸公，才自称“新索隐”。近年来，周氏对此已不加掩饰。《红楼十二层》便弃中规中矩的考据为敝屣了，想象力丰富而高远，堪称新索隐派的代表作。在周氏的带动和激励下，新索隐这些年风靡一时。霍国玲“解梦”说雍正帝乃曹雪芹伙同恋人竺香玉所弑，刘心武“揭秘”说秦可卿乃太子允礽所出、雪芹生父所养。孰料，这两位宫闱女性竟完全是向壁虚造的产物，在文献史料上毫无根据。周氏却大加赞赏，在与刘心武通信时宣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通过相互启发切磋和共识，已然逐渐显示清晰，可说是红学史上一大‘突破’。因为，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红楼奥秘。”那就是说，他们的“红学”是索隐与考证的“汇合统一”。难道水火也能相容吗？由此可知，恐怕考证只是羊头，索隐才是狗肉。 鲁迅曾说，在《红楼梦》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是针对旧索隐派讲的。今天，新索隐派的衣钵未换，我们却不好意思叫他们“流言家”了。有两句话不妨直讲——旧索隐派囿于历史局限，尚可谅解；新索隐派则属有意以伪学术巧取名利，理应接受批评。 原载：2008年9月13日《中国文化报》 原载：2008年9月13日《中国文化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