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藏龙卧虎之地，“五四”以来的许多文化学术权威聚集于此。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先生，是中国第一批著名的新体诗人和散文家，20年代初出版的《红楼梦辨》，是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齐名的“新红学”代表作。1952年，他经过修订易名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再版。1953年3月，当他把一篇扼要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题为《〈红楼梦〉简论》的文章拿到学部刊物《新建设》上发表的时候，肯定想不到因此会引发一场波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不仅俞平伯先生本人想不到，文艺界的权威刊物和权威编辑也都想不到。他们觉得，权威就是权威，更何况“红学”向来被看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学问。所以，《〈红楼梦〉研究》再版不久，有人写商榷文章寄到《文艺报》，接到的则是一封退稿信，上面说该书优点多于缺点，其中缺点人们自会分清，用不着批评云云。不唯如此，《文艺报》又在1953年9月的“新书刊”栏目上推荐说，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作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这个时候，北京有两个青年学子悄无声息地联手写着一篇文章。他们是同班同学，刚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一个叫李希凡，在人民大学哲学班读研究生，一个叫蓝翎，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当老师。他们写的文章叫《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认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把《红楼梦》当作作者“感叹身世”和“情场忏悔”的“自传”，否定了它对封建社会的典型概括意义；一是“色空说”、“怨而不怒说”、“钗黛合一说”，抹煞了《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一是在论述《红楼梦》的传统性时，与传统文学（如《金瓶梅》）简单比附，否定了它的独创性。 两位青年写信给《文艺报》，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教师，获得了支持。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1954年9月号上发表了他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发表在大学校刊，影响面毕竟较小。在批判《武训传》中出足了风头的江青，已正式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个副处长的职务，她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还找来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开会商议此事，但胡乔木、邓拓等人没有答应，理由是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建议在《文艺报》上转载。会后，由林默涵通知《文艺报》主编冯雪峰。这样李、蓝的文章在这年9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到10月10日，李希凡和蓝翎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更直接地批评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 李、蓝文章的观点和俞平伯的分歧，一般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和“新红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分歧。所谓“新红学”，是同“旧红学”相对而言。旧红学的功夫在索隐，把《红楼梦》里的人和事一一同历史上的人和事对照起来检索。例如，“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人物蔡元培认为，书里写的十二金钗，是指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这样它就是一部清朝康熙年间的“朝政小说”，而且，“红者，朱也，明也”，暗指朱明王朝，主旨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新红学”之“新”，在于把注意力转向了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思想和作品的版本的研究上面，从而提出小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抓住了创作主体和作品的关系。由于太重视或局限在作者“自叙”这一点上，也多少忽略了小说对社会历史的典型反映及其思想意义。我们知道，自马克思评论巴尔扎克，恩格斯分析《封·济金根》，列宁评论托尔斯泰以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上，都始终是把注意力放在作者和作品同社会生活的关系上面的。作为对现实作品的文艺批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在延安时代就被毛泽东提出来了，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过多涉及到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在大力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时代氛围中，“新红学”和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早晚要发生碰撞，就看什么时候出现和寻找什么导火线了。 说早晚要碰撞，还因为有这样一个不容忽略的细节：毛泽东特别关注古典文学的研究，又非常喜欢读《红楼梦》，而且历来有自己的看法。 青年时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读了《红楼梦》，在读书批语里，引用过前人对《红楼梦》关于“意淫”的说法。1928年在井冈山期间，也读过《红楼梦》，还同贺子珍讨论林黛玉的性格。延安时期，《红楼梦》是他同文化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出这部小说有很丰富的社会史料。建国后，他常对人说，《红楼梦》这部小说他至少读了五遍。毛泽东逝世后，在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里的全部图书时，发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20种之多。其中有两种版本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胭斋重评石头记》，一函8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 说来也巧，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的时候，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上正同随行工作人员议论这部书呢，他提出：《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讲它，都没有真懂。 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明确说出《红楼梦》是反映阶级斗争的。 大概也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可能正在读《红楼梦》。 曾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保存过一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注过的《红楼梦》。另外，康生也保存过一套毛批的《红楼梦》。北京图书馆的著名学者路工曾从康生那里把这个毛批本借来一阅，发现毛泽东批注的版本正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的。路工也就在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红楼梦》上按原样抄下毛泽东的批注。最近曾有出版社打算出版这个转抄本，但因是孤证，恐很难实现。这且不去管它。但1954年毛泽东正好在读《红楼梦》，可能不虚。 《新民晚报》1994年10月曾发表署名马汉的文章，披露说，毛泽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本的《红楼梦》第19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尾部，曾写有这样几处批语： “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相爱，两者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任性恣性。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坐八人轿’慰之。” “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像玉一样的光辉，香一样的气氛，绵绵地喷发出来。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是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的香玉’。而黛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在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缺字），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 如果这些批语确为毛泽东所写，看来一进入具体人物和情节，他的艺术感觉是相当敏锐的，艺术评判也有独到之处。 有意思的是，批语后面所署时间，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一日中秋节记”。这正是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时间。 这期间，毛泽东还可能在读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著作。在他的藏书中，有一本周汝昌写的《红楼梦新证》，是棠棣出版社1953年9月出版的，其中有一段关于《红楼梦》第53回和第75回提到的“胭脂米”的考证文字，用很小的六号宋体字排印，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画。 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让毛泽东注意到敢于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李希凡和蓝翎这“两位小人物”。 然而，无论是根据上面指示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艺报》，还是随后以显著版面发表《评〈红楼梦研究〉》的《光明日报》，虽然都做了得风气之先的事情，但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两位年轻人的文章超越文化学术范围的社会意义。这种不敏感，反映在两个报刊加的编者按上。毛泽东阅读这两篇文章时，对两个报刊的编者按很不满意，批语中明显夹带火气。 先说由冯雪峰起草、经中宣部审阅过的《文艺报》编者按。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该句旁批注：“不过是小人物”。 编者按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这句中的“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注：“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绕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说：转载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两句“更深刻……”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分别批注：“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再说《光明日报》的编者按。 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毛泽东针对“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三个提法，分别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在《文艺报》转载文章作者署名李希凡和蓝翎两个名字下面，毛泽东还批注：“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此前他专门了解过两个作者的情况是确切无疑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团员，敢于向权威挑战，这本身就是令毛泽东感到兴奋的事情，反观文艺界及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年轻人却如此轻慢草率，这怎么能够让他容忍呢？ 几乎是怀着一种天然的义愤，毛泽东于10月16日写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下简称《信》）。信中一开头即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 他在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一类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这些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一类是陆定一、习仲勋、胡乔木、凯丰、张际春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再就是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冯雪峰、何其芳、林默涵等，几乎包括了文艺界所有的头面人物。如此范围，可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看得何等之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何等之大。 阻拦“小人物”不说，问题是这种阻拦的实质。 说起来，毛泽东对俞平伯的观点大体也不陌生。 他细读过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书上做了不少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从批注中可知，他认为《〈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底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因而对这两节的圈画最多。如在《作者底态度》一节中，俞平伯写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毛泽东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而且还画了问号。《〈红楼梦〉底风格》一节，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在这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在“位置是不很高的”七字旁画了两条粗线，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在该书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毛泽东也画了横线，又在横线上画了大问号。 毛泽东读俞平伯这本书，是在李、蓝文章发表之前，或之后，还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他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确和一贯的，和“新红学”不是一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要比“新红学”高得多。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一出来，引起他的重视，诱发他的兴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可反观文艺界的现状，则不免让他失望。于是，在《信》中提出，阻拦“小人物”的实质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武训传》虽然被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些想法，多少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当时对思想文化界的状况过于严重的估计。 由于毛泽东对俞平伯学术观点的批评使用了过分严厉的词句，当时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批判，也就出现了乱扣帽子的情况，基本上否定了他建国后在红学研究中的进步因素和积极变化。有的文章甚至称“红学”上的争论“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指责俞平伯“骨子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其思想本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攻的一种表现”。 这些批判，很难说是学术方式，无异于给了老知识分子们一个当头棒喝，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畏首畏尾，生怕同政治错误沾边。在《红楼梦》研究上颇有建树的俞平伯先生，从此以后，三十年绝口不谈《红楼梦》。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在1986年1月20日庆祝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的会上，对这场批判俞平伯“红学”观点的运动，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早在20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对《红楼梦》如何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且说1954年因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引发的批判运动，不仅没有停歇，却更猛烈地往纵深领域进击着。 按当时的思维逻辑，人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的错误思想的根子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在《信》中的回答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适，正好又是“新红学”的开山人物。 批判这种错误思想，要从胡适那里入手，这个想法，在毛泽东读《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就意识到了。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批注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李、蓝文章最后一段还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自然主义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的。《〈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毛泽东批注：“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如今，“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接下来的情况，自然是势如破竹。毛泽东仍然是一抓到底。 毛泽东的《信》发出几天以后，中国作协党组就在文艺界公开传达了，同时把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运动也提上了日程。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俞平伯也在上午到会。与会者认为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有重要意义，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的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受重视。 随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个报告，介绍这次讨论会的情况，报告说：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红楼梦》及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同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限，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报告还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要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讨论不应该只局限于《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面，也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27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让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看，然后“退陆定一照办”。 从大的思路上，批判胡适这个调子是定下来了。怎样进行批判，还须精心组织。中宣部曾拿出一个方案，可能毛泽东不大满意，就在12月1日晚上找了一些人来讨论。第二天下午，中宣部根据在毛泽东那里议定的方案，出面召开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 这个计划确定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有九个题目：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讨论和批判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了领导这次讨论，正式成立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做寓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的胡适，也曾看到这个计划，他在向唐德刚口述自传的时候，引用了这个计划的内容，还不无得意地说：“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有‘余毒’未清呢！”不无得意的语气中真有些隔岸观火般的兴致勃勃。据唐德刚讲，胡适还对他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我在这三十年中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全国人都知道的。”1958年，胡适去了台湾，立场判然明了。这是题外话了。 12月2日当天晚上，周扬把这个计划写成报告送给了毛泽东。第二天，又写了个组织实施这个计划的请示报告。毛泽东于12月3日看后，让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邓拓等人阅看，并批示“照此办理”。 计划周详了，接下来就大规模地动员。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两个主席团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郭沫若和周扬在会上的发言稿分别题为《三点建议》和《我们必须战斗》，事先也都送毛泽东审阅和修改，毛泽东对郭稿评价说“很好”，对周稿评价是“好的”。会后，他们把自己的发言稿交给《人民日报》发表了。 此后，领导批判胡适思想的委员会组织召开了21次讨论会，全国各地也有计划地组织了批判，发表的批判文章有好几百篇，三联书店曾出版8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到1955年5月，中宣部给中央提交了《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对这次运动作了一些总结。其中说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如有的文章太长太深，读者反映不好读；在哲学方面的批判较深入，而政治和文学方面次之；好文章太少，有的文章的个别论点本身还有错误。 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发对俞平伯“新红学”的批判，又由对“新红学”的批判发展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再由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发展到对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唯心论影响”的全面清算，有一种必然的逻辑藏伏其中。据李希凡回忆，他在怀仁堂参加1955年春节团拜会时，聂荣臻元帅握着他的手说：“文武两条战线，现在仗已经打完了，要看你们文化战线的了。”可见，解决“文化战线”上的问题，不独毛泽东，在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头脑里，都是一件重要而迫切的事情。1955年2月，陆定一在各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还传达了中央的这样一个部署：从现在起，我们要进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以大约八年的时间，展开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使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懂得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说得更透彻：“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会严重受阻。” 毛泽东也读了一些批判文章，还亲自修改过一些（如艾思奇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那篇文章）。他看出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对胡适，毛泽东也不是全盘否定，例如胡适在新文学上的建树，在考据上的功绩，还是肯定的。他后来曾明确表示：我们开始批判胡适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都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对新红学开展的思想批判过程中，《文艺报》在维护“旧权威”、阻拦“小人物”的问题上，似乎脱不了干系，对《文艺报》的处理也就提上日程。 12月8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扬等人的讲话稿时，还批示了一个《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提出改组《文艺报》，责成新的编委会拿出办法，使该刊体现明确的战斗方向和切实作风。 其实，对《文艺报》的批评，要比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来得早。毛泽东也显得特别关注。 在10月27日批示陆定一关于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问题讨论会的报告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没有说到要把这场批判运动引向《文艺报》。恰在这个时候，江青授意袁水拍写的一篇题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文章谈到毛泽东很敏感的阻拦“小人物”问题，说“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接着举了一个例子，说不久前该报发表了对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持不同意见的文章，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表示应该对“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的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读到这里，毛泽东在后面加写了一段话，说：“《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然后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随即发表在10月28日的《人民日报》。 据说，10月28日这天，正在主持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倾向的周扬看到这篇文章，甚感惊讶，立刻打电话问袁水拍是怎么回事。袁水拍回答是毛泽东批发的，有关《文艺报》的定性之语，也是毛泽东加上的。知悉是毛泽东的意向后，周扬立刻决定召开全国文联和作协两个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开始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文艺报》，并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 周扬的直接部下、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召集本处干部开会，布置写文章响应。黎之起草了一个稿子，林默涵修改后交给《人民日报》于11月10日发表了。 毛泽东认真读了这篇署名黎之，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的文章，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 黎文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后一句旁画了竖线，打上问号，批注说：“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 黎文认为，“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打了问号，批注说：“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黎文提出：“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套子里，对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批注说：“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黎文还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批注说：“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报》的错误，不是一般的工作作风不好，也不是政治嗅觉是否敏锐，而是立场观点这些政治原则问题。 所谓“《文艺报》的编者”，代表人物是谁呢？当然是《文艺报》主编，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就熟识，并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旋即被中央派往上海的冯雪峰（那时，冯雪峰在某种程度上是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沟通的一座人桥）。因此，批判《文艺报》，主要就是批判冯雪峰。 冯雪峰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注释上面。对突如其来的批判，尽管毫无精神准备，但他还是在全国文联的会议上作了检讨，并于11月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毛泽东自然细细关注，读了这个公开检讨，还写了以下批注。 冯文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说：“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文说：“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批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文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画了竖线，分别批注：“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冯文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画了竖线，批注说：“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这些批注，真有些揪住不放的味道。冯雪峰的命运也将注定沉落下去。他那时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文艺报》主编，随后调到不太敏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去了。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党籍。 按那时的习惯，批判一个人的思想，常常要找一些历史上的依据。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找出冯雪峰过去写的诗和寓言小品来读。他读了冯雪峰的诗《火》、《三月五日晨》，寓言《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杂文《火狱》等。还把这些作品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并附了一封信，说：“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同时，又送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党内“秀才”阅读，附信说：“冯雪峰的诗及寓言，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 冯雪峰的《火狱》这篇杂文是1945年为庆祝苏联红军攻占柏林而作。里面说：“苏联红军攻进了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我于是想，这火狱的用场，便在于用敌人的消灭，来产生我们的欢快，而以我们的欢快，去照耀敌人的消灭。我想，所谓人类的历史的洗练，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历史的胜利”，“焚毁不能立即停止，大火还要延烧着罢”。 不知毛泽东从《火狱》里读出了什么引起他格外注意的问题。本来是篇杂文，向人推荐时说成是“寓言”，也不知是随兴笔误，还是另有“寓意”。据说当时毛泽东还拿着冯雪峰的一篇文章对人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样坏。 毛泽东向人们推荐读冯雪峰的旧作，是1954年的最后一天。 转过年来，胡风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原载：《读书文摘》 2007年第06期 原载：《读书文摘》2007年第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