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锁记》是海外华裔作家张爱玲的成名之作，发表于40年代沦陷区的上海。张爱玲这个名字在海外声誉很高，在国内过去一个时期却鲜为人知。以《金锁记》为代表的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虽然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却又直接承受了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艺术传统。每一个熟悉《红楼梦》的读者，接触到张爱玲的作品，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感。“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地受到《红楼梦》的艺术熏陶和滋养，这已经是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其中张爱玲小说同《红楼梦》的血缘关系十分令人注目。它应当成为《红楼梦》“影响研究”的课题之一，对于当代作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营养，也有启示。 一 翻开《金锁记》等张爱玲的小说，给人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到处都活跳着我们见惯了的《红楼梦》的语言。那不是遣词造句的刻意模仿，而是从笔端自然流泻出来的，随同人物的口吻、声气、心态、神韵一齐呈现出来的活的语言。这是张爱玲自己的，又的的确确是从《红楼梦》化出的。在《金锁记》里，这种情形几乎处处皆是。 先听听姜公馆里两个丫头的对话： 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你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风萧哟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萧道：“哦，是姨奶奶。”小双道：“原来是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做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凤萧把手扶着窗台，沉吟道：“怪道呢！我虽是初来，也瞧料了两三分。”……“你是她陪嫁来的么！”小双冷笑道：“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二爷成天的吃药，行动都离不了人，屋里几个丫头不够使，把我拨了过去……” 像这样一段对话所提供的信息，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想起《红楼梦》。不单是小说格局上的近似，诸如都写一个大家庭，凡百事情由老太太做主，婚配讲究门第，地位区分正庶，丫头下人对主子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等等。尤其使人产生亲切之感的是对话人的心态、声口，宛然从“红楼”中传出；而且，主人公尚未出场，已经由旁人口中评介、“皴染”，使读者有一轮廓在胸，正是地道的“红楼家数”。就连老嬷嬷的训斥丫头，也耳熟得很。紧接着上面那番对话，姜府的赵嬷嬷道：“小双，你再混说，让人家听见了，明儿仔细揭你的皮！” 如果说，举出某些片断，已经可以使人感到一种《红楼梦》的韵味；那么，当我们定睛细看其中的人物，就能进一步体察到《红楼梦》人物个性气质的渗透。比方说，《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身上就颇有一点凤姐的“辣”味。首先，她的登场，可以说完全是“凤姐式”的： 众人低声说笑着，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泽起身让座，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皱小帕，身穿着银红衫子，下着葱白线镶滚，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子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 这里，无论是上场时的环境气氛，还是人物的服饰面貌，动作神气，尤其是说话时未语先笑，说出话来尖酸泼辣的腔调，都表明此人与众不同。正如凤姐上场使初进贾府的林黛玉感到“放诞无礼”一样，曹七巧的上场也使人有“来者不善”之想。她在姜府的确是个“出格”的儿媳妇，由于出身低微，受到全家上下的轻视，连丫头们也时常背地议论，说她原本是娘家“麻油店的活招牌”。姜家之所以俯就，为了二爷患了骨痨，是个残废。命运的安排是这样不公，曹七巧心中积淀着无穷的怨恨，处处要发泄，时时想报复。她的嘴没遮没拦，毫无顾忌，碰到丫头不顺心便咒：“你嗓子眼里长了疔是怎么着？蚊子哼哼似的！”看到别人花了公中的钱，便咬牙发恨：“我就不服这口气！”七巧守着废人一样的丈夫，私下却恋着“生得天圆地方”结实健壮的小叔，瞅机会总想捅破小叔的“假撇清”。“老娘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去！别说我是你嫂子，就是我是你奶奶，只怕你也不在乎。”可转眼她又会低声求告：“我就不懂，我什么地方不如人？”“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这种地方与其说有凤姐的影子，不如说更像夏金桂的做派，薛大傻子出门惹了祸，金桂在家里不甘寂寞，直给小叔献殷勤，那心理状态同此时的曹七巧有某种相似之处。 然而七巧毕竟不同于凤姐，也不同于金桂。她不是公侯小姐，不是大家闺秀，娘家贪图财礼把她嫁到了姜公馆，其实也同卖了出去差不多。小说关于她同娘家哥嫂见面怄气的那些描写，令人很容易联想起《红楼梦》中鸳鸯抢白她哥嫂的情节。七巧一见到她哥哥，声音都发颤了，怪他还有脸再来：“我只道你这一辈子不打算上门了！你害得我好！你扔崩一走，我可走不了。你也不顾我的死活。”她哥哥辩解说娘家人是帮手，七巧便啐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们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做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活随我去。”这话，同鸳鸯的话简直如出一辙。鸳鸯当着她那一心专想奉承主子的兄嫂，死劲啐道，什么“好话”，什么“喜事”：“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得眼热了，也把我送进了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若不得脸败了，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两相比较，其言词口吻、人物关系、情节安排、个性刻画等等方面，都十分相似。 然而七巧又毕竟不是鸳鸯。鸳鸯是贾府的“家生子”，自幼为奴，她个性中具有刚正不屈、誓死抗争的可贵素质，她看透了主子的用心和兄嫂的来意，斩钉截铁，断发明志。七巧则不同。尽管她也受到命运的拨弄，嫁非其人，然而她的抗争是畸形的，言行是矛盾的。表面看去，泼辣要强，骨子里还是屈辱软弱。即以对待兄嫂而言，和鸳鸯并不相同。一方面固然有满腔怨恨，冲着他们发泄个痛快；一面却仍然竭力看顾娘家人，馈以金银财货。不出丫头小双所料，“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满满的装了去。临行时，七巧“翻箱子取出几件新款尺头送与她嫂子，又是一付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棉被胎，侄女们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儿们或是一只金锞子，或是一顶貂皮暖帽，另送他哥哥一只珐蓝金蝉打簧表”。夫家毕竟富有，这不仅对于娘家人，即使对于七巧本人，原是有吸引力的。 小说的后半部，七巧的性格发展更见畸形，作家对她变态心理的刻画也更加着力。她自己被剥夺了正常的爱情生活的权利，也容不得身旁人有正常的性爱，连自己的儿媳也成了嫉妒报复的对象。入夜，七巧令新婚的儿子通宵达旦地陪着自己烧鸦片烟，一边向儿子盘诘房中的隐私，好拿来作当众渲染、羞辱儿媳的材料。“旁边递茶递水的老妈子们都背去脸去笑得格格的，丫头们都掩着嘴忍着笑回避出去了。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长白说溜了嘴，止不住要说下去，足足说了一夜。”无怪儿媳被逼得几乎要发疯，“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不像个婆婆”。连丫头老婆都看不下去一节，颇类《红楼梦》中贾蓉调戏他两个尤氏姨娘的描写。像这样悖乎人伦常情的心态和举动，在宁国府中倒是司空见惯的。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场景常有《红楼梦》的投影，当然不限于《金锁记》，其他篇什中也不难见出。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睇睇，颇有几分晴雯的气质，睨儿则兼有平儿的忠顺和小红的乖觉，睇睇看不上睨儿的抓尖卖乖，耸肩冷笑道：“芝麻大的事，也值得这样舍命忘身的，抢着去拔个头筹！一般是奴才，我却看不惯那种下贱相！”睨儿是太太的心腹，善于体察人情、揣摩主人的心理。看到太太皱眉，她会凑在耳边唧唧哝哝地进言：“少奶，你老是忘记，美容医生冯医生嘱咐过的，不许皱眉毛，眼角容易起鱼尾纹。”太太听了，果然和颜悦色起来。睨儿欲使太太进屋便道：“大毒日头底下站着，仔细起雀斑！”一阵风把太太撮哄到屋里去了。她们的主子梁太太是香港一个富商遗孀，那吃穿用度排场手腕，非同一般。梁太太的内侄女葛薇龙初登府门，告贷求帮的情景，简直就是从“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脱化出来的。葛薇龙是个未经世事的普通上海姑娘，为了继续留在香港求学，特地到从未见过的姑妈府上打抽丰。姑妈是个阔太太，深宅幽园，婢仆成群，她的小天地里充溢着淫逸奢靡的空气，既享受西方物质文明，又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这样的人物自然不能轻易得见。薇龙生平第一次进到这样的花园洋房，对着玻璃门“扯扯衣襟，理理头发”，不免觉得自己衣着长相都是过了时的。被那些俏皮势利的娘姨大姐干搁了半天，尝够了“阎王好见，小鬼难挡”的苦楚，正在无望之际，姑妈的小汽车回来了。好不容易等梁太太发完了火、打发了车、筹措了请客的名单，才注意到了门边陌生人的存在。薇龙放胆上前报了名、问了安，兜头就吃了闭门羹，姑妈和薇龙的父亲原本有宿怨：“你快请吧……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没的玷辱了你好名好姓的！”薇龙窘得下不了台，幸亏丫环打圆场，心里盘算着，既然来了，犯不着白来一趟，还是要照原计划碰碰运气。此刻梁太太“不端不正坐在一张交椅上，一条腿勾住椅子的扶手，高跟织金拖鞋荡悠悠地吊在脚趾尖，随时可以啪的一声掉下地来”，一把芭蕉扇子盖在脸上，似睡非睡。薇龙踟蹰着，正待走开，梁太太却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来：“你坐！”薇龙趁势下气央求，果然不虚此行，梁太太得知侄女会弹钢琴、打网球，索性留在身边训练应酬功夫，收为膀臂。薇龙自然喜出望外，原以为没了指望，此刻真有些受宠若惊。这一段描写，从人物的心理状态、神情声口，到情节的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明显受到《红楼梦》的直接影响。梁太太的骄奢恣肆、口角犀利、爱理不理，也多少同凤姐有些“神似”。 即使是某些现代味儿很足的篇章，行文当中也会忽然冒出《红楼梦》里的人物或用语。《倾城之恋》中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竟然说：“你别枉担了这个虚名！”这不是晴雯同宝玉诀别时说过的话么？《五四遗事》中罗君的原配妻子“忽然推进门来，插金戴银，穿着吃喜酒的衣服，仿照宝蟾送酒给他送了点心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见出，《红楼梦》是怎样地渗透在张爱玲的创作生命之中，到了习焉不察、自然流泻的地步。 二 从上面粗略的巡礼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张爱玲的小说无论在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意境的构筑、情节的安排等等方面，同《红楼梦》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这些都毕竟属于“有迹可寻”的方面。艺术上的承传，还有那“不落痕迹”的方面，亦即决定小说艺术素质的更为内在的东西。 《红楼梦》所描写的是作家熟悉的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由此达到“悲剧中之最上乘者”（王国维：《红楼评论》）。作家声明此中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不过追踪蹑迹地描摹人生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书中众多的女子，不过小才微善或情或痴，并无班姑蔡女之德能。她们的悲剧结局，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同上）。也就是说，这是普通人物的平常悲剧，而不是特异人物的意外悲剧。对于历来以敷演神魔鬼怪或英雄传奇为能事的古代小说，这是一种新观念。这种悲剧观对“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鲁迅曾说：“《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认为这种平常的生活故事，足以表现真正的社会悲剧。他所倾心的俄国作家果戈里，便擅于表现这种“几乎无事的悲剧”而给予鲁迅以深刻影响。“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读者在这里看不到豪情壮举或追奇搜巧，然而却能在平淡中感受到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张爱玲小说取材于她所熟悉的败落的旧家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之一角，所写也不过是些“男女间的小事情”。她要在日常生活的“微波粼粼”之中，显示出“洪涛大浪的气象”。这种艺术上的追求，同《红楼梦》所启示于人的，颇相吻合。她虽然把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但在卷首“题辞”里说的明白：“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对于小与大、平与奇之间的内在联系，张爱玲是能够把握得住的。 因此，我们看到张爱玲小说不仅在外部格局上同《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有相似之点，而且内在素质上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她笔下的人物多半是从清末至抗战时期的中上阶层的青年女性，有结婚前后的新娘子、初上情场的小姑娘、嫁不出去的老处女、随人俯仰的姨太太、自投罗网的女学生、淫逸骄纵的贵妇人、终身失所的巧媳妇……在她们的生活和命运之中，往往都浸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感。她们的悲剧，很难说是由哪个邪恶的人一手造成，但却无可避免、不得不然。甚至有这样的情形，她们自身是悲剧的主人公，又参与制造旁人的新的悲剧。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在于，娘家贪图金钱财礼，把她嫁给了门第虽高却是废物的姜公馆二爷，成天守着这个骨痨病人，昏暗暗、沉寂寂，没有活气。好不容易盼到丈夫死后正式分家那一天：“今天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然而这终究不过是幻想。七巧的悲剧并未结束，她并不因分家而挣脱了黄金的枷锁。如果说在过去，这锁链是别人强加给她的，那么，如今则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了。长久以来，金钱的魔力以及由此造成的她的性苦闷，二者纠结在一起，双重地扭曲了她的性格，使得七巧在分家主事后，个性更见乖戾畸形。她使性子、打丫环、换厨子，失魂落魄的。她逼着女儿裹脚，被人传为笑柄；教会女儿抽鸦片，刻毒地在女儿戒烟之后故意捣鬼，断送了女儿的一段好姻缘。她搅得新婚的儿子儿媳不得安生，儿媳都结怨愤、肺痨死去，儿子只在妓院里出入。当七巧横在烟铺上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的子女恨透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又何尝不恨她周围的人们！她回想自己做姑娘的时候，很有一些喜欢她的人，赶着她叫曹大姑娘、巧姐儿，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生活大约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喜欢”怎么就被“怨恨”所代替了呢？究竟是谁制造了七巧的悲剧，七巧又为什么平白无故地亲手制造自己的儿女们的悲剧呢？作家自己大约也有几分迷惘，但能够这样地启示于人，就是艺术上莫大的成功了。七巧们扮演的决非英雄悲剧，他们是普通人，他们的青春、生命、活力正是在极其平凡的、琐屑的、几乎不为人觉察的日常生活的微波细流中磨损销蚀掉了。作家在传奇里找到了普通人，在普通人里找到了传奇。 即使某些面貌上同《红楼梦》大异其趣的作品，同样具备从平常生活中着意开掘的艺术品格。《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另一篇力作，除去开篇部分那一场骨肉同胞间的倾轧讥嘲，令人产生关于贾府家族内部你争我斗的直接联想而外，它不像《金锁记》那样，从人物、构思、语言、意境许多方面都能找到由《红楼梦》脱胎的痕迹。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白流苏虽出身旧家，却称得上是新式女子，她甚至已经同败家子的丈夫离了婚，为了摆脱依附于娘家兄弟的屈辱生活，不惜用自己的前途做赌注，抓住一个偶然的机缘，只身跑到香港来碰运气。足见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已经不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不敢置一辞的《红楼梦》里的女性了。然而就是这个白流苏，她的“自由”也实在少得可怜。她在香港同华侨富商范柳原的全部“恋爱史”，犹如危险而侥幸的走钢丝的把戏。一方面，她同范柳原保持亲密的、如影随形的关系，如果失掉了他，也便失掉了再嫁的可能和生活的希望；另一方面，她必须保持身份，稍一不慎，落到做情妇或姨太太的地步，则将前功尽弃。而范柳原对她，虽然不乏风仪和魅力，却莫测高深，始终没有一句扎实的话。这使白流苏焦躁不安、苦恼万分，意识到“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而她决不能自贬身价，为此，曾一度跑回上海。白公馆里等待她的，自然是更冷淡的面孔和更难堪的舆论，“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罪恶，杀了她还污了刀。”在这种情势下，范自然可以对她“召之即来”，一封电报，白流苏二下香港。这一次，她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彻底失败了，面前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的一条路。正在这当口上，爆发了战争，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的婚事。作家点题道：“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在平常人的生涯中，突发的战争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机遇；白流苏终于成了合法的范太太，也实在是意外的侥幸，倒是流苏在“谈恋爱”过程中那矛盾遑遽的心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始至终，白流苏不能站在同范柳原同等的地位上，这依旧是一个金钱权势和传统观念对于女性凌逼挤压的悲剧，是一个普通人的传奇。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