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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风的全部旧体诗中,大型“连环对诗体曲”——《〈石头记〉交响曲》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几乎被后人遗忘。《〈石头记〉交响曲》作于1976年至1977年间,当时胡风仍在四川大竹三监被监禁,正处于那种“黎明前的黑暗”的历史时刻。实际上,这部组诗的起源很早,据胡风自己说,1957年他在“听候处理”期间把《红楼梦》约半年内读了五六遍。当时他的计划是写《红楼梦》的专论,自然,由于狱中条件不允许,胡风的研究计划搁浅了。①直至浩劫的末期,痛苦中的胡风想到了用连环对诗来把论文所要表达的内容表现出来。所以,胡风的《〈石头记〉交响曲》是诗的论文,是论文的诗。通过解读《〈石头记〉交响曲》,我们可以发现,在十年浩劫的历史暗夜里,狱中的胡风在精神上并不孤独,因为,在那无形的精神世界里,他与曹雪芹和鲁迅这两位中国文学大师在精神上相遇了。在某种意义上,胡风写《〈石头记〉交响曲》的过程,也就是他在狱中与两位文学大师展开精神对话和心灵交流的过程。胡风在诗中寻找曹雪芹和鲁迅的精神契合点,也就是寻找他自己在狱中的精神支柱。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事件。 显然,胡风评论《红楼梦》的价值立场是鲜明的现代性启蒙立场,他对《红楼梦》悲剧主题和人物命运的评说,是建立在现代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的。这和建国后长期盛行的从阶级斗争学说来阐释《红楼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胡风的心目中,曹雪芹毕生追求的理想是“唯人主义”或“崇人主义”,“在任何时代的向反动黑暗势力进行反抗或斗争的先进人类和革命者,唯人主义是第一义的最宝贵的做人立场”。对于中国长期以来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各种“愚弄人、剥削人、奴役人、残害人、牺牲人”的思想体系来说,“曹雪芹的唯人主义是人类思想的骄傲”。在胡风看来,曹雪芹的“唯人主义”与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启蒙精神之间是息息相通的,所以他有“曹抒女撼,鲁迅喊人冤”的诗句,并在整部组诗中多次把鲁迅与曹雪芹并提。实际上,曹雪芹的“唯人主义”思想和胡风长期以来主张描写国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也是一致的。从曹雪芹到鲁迅再到胡风,“立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反集”中,胡风对《红楼梦》中悲剧人物的批判,不是从阶级性而是从国民性出发,主要批判她们身上遗留的奴隶性格,不管是奴才还是主子,本质上都是奴才,都存有不同程度的奴性,所以胡风的批判锋芒,直指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吃人”文化。如“守孝从凉父,怀忠仕冷君”的元春(《吊元春》),“人微空立意,女贱枉操心”的探春(《叹探春》),“抚子全心挚,思夫一意虔”的李纨(《吊李纨》),“守拙欺亲戚,装愚骗善良”的宝钗(《叹宝钗》),“酬亲情扮切,媚上意装浓”的袭人(《叹袭人》),“守份安情蹇,随缘处境危”的平儿(《叹平儿》),“倚戚愁观色,思亲慢着形”的湘云(《叹史湘云》),“矫情嗤老实,洁癖鄙耕工”的妙玉(《叹妙玉》),“份贱寻通路,身穷找靠山”的尤二姐(《吊尤二姐》),“害礼难嘘气,乱伦不露风”的秦可卿((《吊秦可卿》),“秉貌常玩诡,怀才惯放刁”的王熙凤(《吊王熙凤》)等等,胡风均批判性地审视了她们的奴隶人格,无论是吃人还是被吃,是奴役他人还是被人奴役,在这些红楼女性的骨子里都隐含着不尊重“人”的奴隶文化的辙印,这是与曹雪芹的“唯人主义”以及鲁迅和胡风为代表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 于是,在“正集”中,胡风对《红楼梦》的另一个系列的悲剧人物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和悲悯,对他们身上的反抗精神和不屈人格进行了歌颂。如“地下埋钢剑,人间倒玉山”的尤三姐(《吊尤三姐》),“卖身成石女,削发拜泥神”的智能(《叹智能》),“易主童心悦,交亲稚眼明”的紫鹃(《赞紫鹃》),“受信能从善,怀诚敢斥奸”的芳官(《叹芳官》),“奴声嗤主上,傲气别人间”的龄官(《赞龄官》),“怒控荒淫主,羞交憨慧郎”的鸳鸯(《叹鸳鸯》),“无邪思善美,有幸学诗文”的香菱(《叹香菱》),“回家挨眼冷,跳井悔心寒”的金钏(《吊金钏》),“知朋能取实,仕主敢求平”的晴雯(《吊晴雯》),“忍葬凋花艳,难销冷月魂”的林黛玉(《吊林黛玉》),“鄙贵嘲衰德,批贤笑败行”的贾宝玉(《吊贾宝玉》)等等,尽管这些红楼英杰的反抗最终都失败了,但他们的人道精神和反抗意志却是现代人宝贵的精神传统。不仅如此,胡风还在“合集”中对“粗粮能自煮,素服可亲裁”的邢岫烟,对“汉南观美景,华北送残秋”的薛宝琴,对“雪冰妨耕织,风雨助耕云”的巧姐,对“明明惊富贵,暗暗叹荒淫”的刘姥姥作了评说,认为在他们的身上蕴含了未来的历史方向。在胡风看来,在刘姥姥、邢岫烟、巧姐的身上是有现代的平民意识的,续书作者高鹗对刘姥姥和巧姐的结局处理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曹雪芹实际上朦胧地意识到了历史的另一条出路,但他的理想被高鹗给阉割了,所以胡风说“高鹗是‘五四’以前中国文学史上最狡猾的骗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胡风的思想努力,那就是狱中的他仍然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启蒙主义融合起来,把革命与启蒙融合起来。他认为曹雪芹的“唯人主义”思想,本质上是与“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相通甚至相合的”。有意思的是,胡风还认为薛宝琴的“新女性”形象寄托了曹雪芹“热望能从国际上(汉南——外国)取得社会人生的理想”,这种朦胧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在十八世纪就有了一个曹雪芹”,“而一直到了将近两百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初,这才仅仅又有了一个鲁迅而已,而已!”显然,在胡风那里,鲁迅的现代意识是与曹雪芹的现代意识一脉相承的,所以,狱中的胡风谈《红楼梦》,写《〈石头记〉交响曲》,这实际上是他主动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现代启蒙思想传统的表现。 不仅如此,胡风评论《红楼梦》的《〈石头记〉交响曲》,其实还渗透了他个人的身世之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痛。他在“序曲”中写道:“世末奸攻善,时乖劣伐良:圣贤阴魍魉,富贵暗豺狼;祖德英武祖,皇恩睿智皇;英雄高武艺,睿智大文章;武力诛冤死,文才判屈亡!”这样一个武将冤死、文才屈亡的末世社会,分明是对十年浩劫黑暗年代的政治隐喻。但胡风并没绝望,他在“序曲”中还写道:“史理兴矛盾,诗心起剑枪。端枪防屈死,举盾抗冤亡。”这是对黑暗年代中精神战士的剪影。在“正集”中,胡风对含冤而死的晴雯、尤三姐、龄官、香菱、金钏,以及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贵族阶层的叛逆者格外眷顾,为他们写的“诔词”也格外动人,其中分明凝结了狱中胡风的血与泪,凝结了他在现实中的大遗憾、大冤屈、大悲痛!在贾宝玉的身上,胡风尤其明显地寄托了他自己的身世之悲和兴亡之慨。“含悲抒大憾,闯祸叹神瑛:莫补天才憾,常怀地义诚;圣贤嗤不肖,富贵斥无能;鄙贵嘲衰德,批贤笑败行。无邪青眼净,不染素心纯:唯人方爱物,爱物为唯人……”狱中的胡风一定在闯祸的神瑛侍者——贾宝玉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的影子。建国初胡风上“三十万言书”,曾充满了“补天”的豪情,但却酿成了一桩冤案,遭到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判。但如同贾宝玉始终恪守自己的“唯人主义”立场一样,胡风也努力保持自己的启蒙战士姿态。作为精神叛逆者的贾宝玉和胡风,他们的命运有着本质上的相同。所以,胡风在狱中研究《红楼梦》,写《〈石头记〉交响曲》,这里面隐含了狱中胡风深刻的坚守精神。正如胡风在《〈石头记〉交响曲》的《序》中所说:“《红楼梦》是我们唯一的一部对几千年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意识形态(精神状态)和生活道德(生活风尚),在血肉的风貌上作了你死我活的痛烈的大斗争的作品。而宝玉就是进行这个斗争的代表者。在这个斗争中,第一,他对准了敌方的要害;第二,支持他进行这个斗争的精神品质(生活要求),虽然极其微弱而且被隐匿在各种假象以至敌性的东西里面,但却是行进在他所处的时代前面的;第三,在这个斗争中,无论是在怎样微不足道的琐碎表现里面,他是豁出了性命的。为了坚持他认为是人生中美善的东西的这个信念,他是死而无悔的;第四,在这个斗争中,他不是完全孤立的,支持他的虽然数目很少而且力量极弱,甚至也可以说是毫无力量,但那些无辜的、单纯的、善良的、幼小的生命的悲欢、受苦、惨死以至反抗(虽然有的不过是和他互相呼应,并无直接联系),却都凄切撼人,能在尚未过于受到旧意识毒害的读者心中引起纯真的、因而是强烈的激动,强化他们向非人社会斗争的意志。” 在很大程度上,胡风的这段话,不仅仅是评论贾宝玉,也是评论胡风自己。作为反抗者,贾宝玉的思想是犀利的,超前的,“豁出了性命的”,对自己的信念是坚定的,“死而无悔的”;而且在贾宝玉的周围有一个精神界的小圈子,他们的力量虽然很小,“可以说是毫无力量”,但有了他们,贾宝玉就并不完全孤独;虽然贾宝玉和他周围的精神界战士们,最终都承受了“悲欢、受苦、惨死以至反抗”的悲剧结局,但他们的命运“凄切撼人”,他们的斗争精神和反抗意志是值得后人铭记的。从这里不难看出,胡风其实是在借评论贾宝玉而分析自己以及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或“胡风派文人”的命运。正所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此之谓也。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参阅胡风:《〈石头记〉交响曲·序》,《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17页。本文中其他引文均出自《胡风诗全编》中《〈石头记〉交响曲·序》和《读〈红楼梦〉随想》两文,不再一一注明。 原载：《名作欣赏》 2009年第04期 原载：《名作欣赏》2009年第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