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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文化史上发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时隔一千多年后，又出现了一部顶峰式的伟大小说《红楼梦》。虽然两部巨著的作者遥隔千年，但通过仔细研读、揣摩、寻绎其作品，会发现两颗伟大的心灵息息相通，他们的创作动因、创作心理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悔罪意识。 一、悔罪意识积淀成了一种创造心理 司马迁出身世代史官之家，进入不惑之年后，继父任接替了太史令之职。父亲司马谈临终之际，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父亲留给儿子的不仅是历史传承者的高度责任感，而且是一种巨大的孝道压力。如果司马迁不能完成父亲的嘱托，就是对父亲的犯罪。正在司马迁秉承父志，着手创作《史记》的过程中，却发生了李陵之祸，遭受宫刑。这是他一生的大转折，不啻灭顶之灾。宫刑（又称腐刑）从肉体和精神上给了他猛烈的摧残和打击。从此，他的心灵上蒙受了沉重的压力和浓郁的阴影。汉民族的祖先崇拜思想认为，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而身体受亏，就是上辱先人，犹如犯罪。这一点也可从满人入关建立清朝后，便在全国推行剃发令，在江南等地引发了强烈的反抗，清廷甚而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相威胁这一历史事实得到印证。多少年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依然满怀沉痛地回忆道：“修身者，智之府也；受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认为让祖先受辱是最大的丑行，身受宫刑是人生最大的污点。这种刑余心理，就是悔罪意识的强烈表现。他认为自己已无法列于君子之林，甚至无面目活在世上。因为自己是“大质已亏缺”，不是一个完人了，这是辱没先人的犯罪，而且是一种最严重的犯罪，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捶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犯了这样“辱先”、“辱身”、“毁肌肤、断支体”的罪孽，将有“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宫刑不仅从肉体上摧残了司马迁，更为残酷的是从心理上给他造成重创，让他背上了精神的十字架，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生活在负罪的阴影之中。 与司马迁一样，曹雪芹也有着强烈的悔罪意识。曹家在清朝开国之际即已上升为一个世家大族，由汉人因军功而入了旗籍，并进入皇宫而成为“包衣”（奴才）。世沐皇恩，祖孙三代历任江宁织造长达六十余年。曹家至曹雪芹时，已是“赫赫扬扬，已历百载”的大家族。少年时代的曹雪芹锦衣玉食，生活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等他成人后，却遭受政治灾难，家道从此衰落，他眼看着家族大厦“唿喇喇”地要倒下，却徒唤奈何，发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哀叹。他认为自己是“枉入红尘若许年”，不能振兴家族，光耀门楣，“自怨自叹，目夜悲号惭愧。”这就是典型的悔罪意识。《红楼梦》第一回里就写道：“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部《红楼梦》是作者痛定思痛的“回忆”，是一种“红楼隔雨相望冷”的不堪回首又不可不回首的痛苦瞻顾，而在这“回忆”与瞻顾中，他“隐去”的只是“真事”，保留的则是一段心灵历史、感情途程的真实[1]（P122）。那么，作者究竟要传达一种什么情怀呢？答曰：悔罪意识。因而作者“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看来，曹雪芹同样被悔罪意识压抑着心灵。他深感自己罪孽深重，“背恩”、“负德”、“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这是对养育他的家族的犯罪。自己无力继承家业，振兴家族，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既然“负罪”，那么就想着怎样赎罪。于是，潜藏于作者心灵深处的悔罪意识积淀、凝聚成了一种创造心理，并转化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面对宫刑污辱，司马迁几次欲结束生命，他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的私心就是要进行“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创作。他从古人先贤处逆境而“发愤”，有所作为的经历中受到鼓舞，所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写出了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伟大著作。 曹雪芹也把负罪感化而为创造动力。他希求通过“编述”自己的“半生潦倒之罪”以自慰、自赎，在“蓬牖茅椽，绳床互灶”的处境中，挥笔直书，希望以此来向国家、君父负荆请罪。王国维在评价《红楼梦》时这样说：“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鲁迅先生也说：“据本书自说，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 二、悔罪意识上升成一种文化复仇行动 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大多属于“士”的阶层，类似于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季羡林先生总结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时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隐晦。”[2]（P119）在历史上，他们的地位因时代不同而沉浮不定。受贬损时被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的“穷措大”，秦朝建立后的主要社会措施就是大规模地焚书炕儒，据说因为他们“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他们得意时，常被“君子”们所豢养，且动辄“弹铗”发“食无鱼、出无车”的牢骚，并借此抬高身价，要挟君主，出现了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士为知己者死”的社会风尚。如金克木先生所说“作诗的男子自己感觉到地位低下和当时的妇女差不多，同样受玩弄，受凌辱，受欺骗，又有时受宠幸，所以借同情发泄愤慨。情况相似，不过是女人悦人以色而士悦人以才罢了。”[3]（P58）这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文士们在不遇时的情况下，不像武士用剑，用生命去寻找知已，只有用他们的笔，用文学去发牢骚，抒情怀，也就是“抒愤”。司马迁的遭遇正是如此。有一段话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两次写过：“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泰，《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指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条规律，即凡人有所郁结，便会有所创作。验之后世，正如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李贽评价《水浒》、张竹被评价《金瓶梅》、蒲松龄夫子自道，都未脱开“抒愤”说。实质上，这就是一种文化复仇行为。《红楼梦》中那位渗透了作者曹雪芹经历的“石兄”，被“弃压青埂峰下”，“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已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认为自己是“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石兄”的心理感受，也就是作者曹雪芹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激发了创作欲望，欲望升华为文化复仇行为。这就是发愤著书的心理机制，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多次得到验证。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陶渊明《读山海经》）。这是中国文人复仇心理的反映。先秦复仇是以暴力对抗暴力，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用刀剑说话，倡导、张扬游侠气节。但到了汉代，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已不存在纵横游侠，斗力斗狠的土壤，要满足复仇心理，完成复仇计划，就要选择不流血的行为，于是找到了文化复仇这一途径，把复仇化而为文学创作。因而，文化复仇比流血复仇更具有先进性。因为它把目光投向文化创造，目的是洗去耻辱，使作者人格尊严重新得以恢复、张扬，人生价值在文化创造中得到了肯定，给后世文化创造开辟了一条有效的抗争道路，所以，文化复仇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审美境界。 古人云“知耻而后勇”、“智能生于忧患”，制造自罪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功能，但悔罪意识往往能转化为创造力量。钱钟书说：“坎坷可激思力，牢骚必吐胸臆”，“马迁欲雪下蚕室之大垢，遂成藏名山之巨著”（《管锥编》）。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参考文献] [1]贺信民.《红楼拾翠》[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2]季羡林.《朗润琐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3]金克木.《文化卮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原载：《延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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