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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学者，很少有不注意《红楼梦》其书的。陈寅恪也不例外。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关注《红楼梦》，同时也关注晚清以还很走红的红学一科。说来此事还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他的伯舅俞明震，字恪士，晚清翰林俞文保的公子，能诗，有胆略，重情义，与寅恪尊人散元老人不仅是姻亲关系，性分上也极相投。寅恪少年时期住在南京，与俞家比邻而居，自然受其影响。直到晚年他还特别回忆起这段往事：“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艾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伯舅山阴俞斛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抄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1]而红学闻人俞平伯，很早以前就与寅恪先生结下了文字因缘。说来也巧，俞平伯的研究《红楼梦》，与戚本也有直接的关系。学者中俞先生是最早称引戚序本《石头记》的[2]，而且曾对戚本和脂评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以及甲辰本、程高本等作过文字上的比勘[3]。 一 1928年寅恪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同在北京，寅恪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俞平伯原执教燕大，这一年的十月也来到清华，在大学部中文系担任讲席。当时寅恪先生正在研究韦庄的《秦妇吟》，故请平伯先生以小楷抄录《秦妇吟》长卷，并注明流传本文字的异同。俞并写有跋语： 余与寅恪倾盖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谓去日苦多，来日大难，学道无成，忧生益甚，斯信楚囚对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今岁丁香开后，嘱写此篇。明知字迹尘下，无以塞命，惟念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流布词场，而寅恪兄乃独有取于此，且有取于稚弱之笔法，则其意故在扎牡骊黄之外也。中和癸卯后千有四十五年岁次戊辰春三月俞平伯写跋于北京。[4] 《秦妇吟》是寅恪先生生平最重视的一篇作品，曾前后三次校笺，每次均有所增补。第一次在1936年，题目是《读秦妇吟》（后改为《秦妇吟校笺》）；第二次1950年，题目作《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第三次是最后之定稿本，题目作《韦庄秦妇吟校笺》，收入195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文集本《寒柳堂集》。请俞平伯书写长卷，可使我们追溯先生对韦庄此作发生特殊兴趣的初始之期，以及当时的理解。所以第一次校笺之时，寅恪先生提及：“戊辰之春，俞铭衡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于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若不解，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校释，然皆琐细无关宏旨。”[5]那么“宏旨”何在？就在于：“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实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诫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镜在斯欤？傥在斯欤？”[6]实际上平伯对陈之寓意已微有所知，故前面跋语写得非常含蓄，只是说“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外也”。 同是1928年这一年，陈寅恪也为俞平伯先生做了一件值得一书的事，就是应平伯之请，他为俞曲园的《病中呓语》写了一篇跋，时间也是在“春三月”。[7]经学大师俞樾（曲园为号）的《呓语》作于晚清庚子、辛丑（1900至1901）之时，对后来家国政局的事变颇多预见性，因而为士林所传诵。寅恪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此在跋语中申而论之道：“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以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8]又说：“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多言中，复何奇之有焉！”[9]真可以说，知俞樾者寅恪也。跋文还提到与俞平伯的思想交往：“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藐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比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抒优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10]还说：“此诗末首曰：‘略将数语示儿曹。’然则今日平伯之录之诠之者，似亦为当时所预知。此殆所谓人事之当然而非偶然者欤？”[11]可见陈、俞二人的文字因缘并思想之默契，固有存于文字及话语之外者。 所以当1954年俞平伯与胡适一起遭受诬枉之灾，谨慎如寅恪先生也禁不住要为他的老友一辩。这就是写于同年的七律《无题》： 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 猧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芧意何居。 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12] 研究者有的认为“轩渠”指胡适，实则此典更适合俞平伯的身份特点。《后汉书·蓟子训传》载：“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13]俞平伯1949年以后对新的政权是认同的，而且似乎焕发了致力于学术的积极性，写作与研究格外勤奋。《红楼梦简论》、《读红楼梦随笔》等都成稿于那一时期。轩渠欲就父母怀抱的小儿情态，颇似俞平伯对新政权所采取的亲近态度。诗的最后两句有小注：“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俞樾室名“春在堂”，所著书称“春在堂全书”，因此“春在翁”自是指俞曲园无疑，可证此诗的具体所指为俞平伯。当然三四两句，如说也将胡适之包括在内，同样解释得通。第三句“猧子”后有注：“太真外传有康国猧子之记载，即今外人所谓‘北京狗’，吾国人则呼之为‘哈巴狗’。元微之梦游春诗‘娇娃睡犹怒’与春晓绝句之‘圭儿撼起钟声动’皆指此物，梦游春之‘娃’乃‘圭’字之误，浅人所妄改者也。”[14]寅恪对批俞以及批胡适之不满，溢于言表，甚至用了责詈挖苦的词语。五、六句“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见名山便著书”，也是指俞平伯年轻的时候就发表诗作及研究《红楼梦》[15]，当时还很幼稚，并没想到传之后世。尤可见批俞是以强凌弱，实不应该。试想，以平伯先生善良纯真之才性，也逃不脱遭受大规模批判的命运，岂不是“世人欲杀一轩渠”吗？ 二 陈寅恪与吴宓的友谊，已为世人所共知。但他们友谊之初建，却和《红楼梦》不无关系。1919年3月2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邀请，以《红楼梦新谈》为题，讲析《红楼梦》其书；陈寅恪当时也在哈佛留学，不知是否也听了吴的演讲，但3月26日他写了一首诗送给吴宓，诗题作《红楼梦新谈题词》，全诗八句为：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16] 第四句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虞初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有名的方士，尝著《虞初周说》九百四十篇，因而向有小说初祖之称。张衡《西京赋》也有“小说九百，本自虞初”的记载[17]。诗中“赤县黄车更有人”句，显然是对吴宓《红楼梦新谈》的肯定。后来吴宓的确写过多篇研讨《红楼梦》的文字，自成一家之言，受到学术文化界的重视。1919年3月26日他在日记中记下这首赠诗的同时，对寅恪先生人格和学养有所评价，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18]可见二人之友谊确因《红楼梦》而相互结缘。而寅恪先生这首题红诗，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两年，比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早六年，红学史上应有其不该遗忘的位置。 《吴宓日记》还记载有他们留学哈佛时，寅恪与吴宓日常交谈之中，提到的一些有关《红楼梦》的观点。如涉及到爱情这个话题，寅恪认为：“（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19]此可见寅恪对爱情极富理想精神，而且随处举《红楼梦》以为例证，说明他对作品的稔熟以及对《红楼》爱情描写的高度评价。 三 陈寅恪先生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提到或援引《红楼梦》以取比，最多的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著作。后者释证钱柳因缘诗，以明清易代为其背景，涉及之人物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旨趣方面的关联。前者所论之作者陈端生更是乾隆时期的女作家，和曹雪芹同一时代，思想倾向也不无暗合之处。所以此两书中引证《红楼梦》之处非常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论再生缘》里面对众说纷纭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寅恪先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而论证方式尤为独特。他认为世传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是乾嘉时某个人参照各本糅合而成书的，所以书中试帖诗非常多。就《红楼梦》研究的常例而言，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解释，反映出大史家的深厚学养。他的历史故实的依据是，嘉庆修《大清会典·事例二十五礼部门》乾隆二十二年条记载：“本年钦奉谕旨，会试二场表文，改用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剔厘科场旧习，务收实效。至将来各省士子，甫登贤书，即应会试。中式后，例应朝考。若非预先于乡试时，一体用诗，垂为定制，恐诸士子会试中式后，仍未能遽合程式。应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乡试为始，于第二场经文之外，加试五言八韵唐律一首。”[20]同时又引同书同卷乾隆四十七年条云：“又议定二场排律一首，移至头场试艺后。其性理论一道，移至二场经文后。”[21]然后寅恪先生申论说： 可知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以后，八股文与试帖诗同一重要。故应试之举子，无不殚竭心力，专攻此二体之诗文。今通行本一百二十回之《石头记》，为乾隆、嘉庆间人所糅合而成者。书中试帖体之诗颇多，盖由于此。[22]站在历史考证的立场，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增添了强有力的一说。而且引用的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文本《大清会典》，其结论之根据的可靠性实不可移易又不容异议。以此则《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均出自一人之手的看法，便站不住脚了。 《论再生缘》也曾论及试帖诗的写法上的要求，指出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而试帖诗则必须颂扬今圣。至于怎样做才叫做颂扬今圣？他举《红楼梦》里面的两段故事为例：“如戚本《石头记》第十八回‘庆元宵贾元春归省，助情人林黛玉传诗’中林黛玉代倩作弊，为其情人贾宝玉所作‘杏帘在望’五律诗，其结语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及第五十回‘芦学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中李纹、李绮所联‘即景联句’五言排律诗，其结语云‘欲志今朝乐，凭诗祝舜尧’等即是其例。又悼红轩主人极力摹写潇湘妃子，高逸迈俗，鄙视科举，而一时失检，使之赋此腐句，颂圣终篇。若取与燕北闲人《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开菊宴双美激新郎，聆兰言一心攻旧业’中渴慕金花琼林宴及浩封夫人，而行酒令之十三妹比观，不禁为林妹妹放声一哭也。”[23]《红楼梦》第十八回和五十回两个即景赋诗的例子，并不是作品的人物在作试帖诗，而是作者另有取意，让不适合颂圣的人物（宝黛）、不应该颂圣的地点（闺房闭处的芦雪庵），也莫名其妙地颂起圣来。不过这种写法具有极强的反讽意义，作者“干涉时事”的意图暴露无遗。寅恪引用此例说明试帖诗在写法上必须以颂圣终篇，也是恰到好处。他当然深知《红楼梦》作者的构意，可偏要“为林妹妹放声一哭”，其用意大约也是在“牝牡骊黄之外”罢。 寅恪先生另一特见，是他认为《红楼梦》中“不合事理者颇多”。例证之一，贾政放学差及任江西粮道，王夫人、赵姨娘、周姨娘等眷属皆不随同前往，实与乾隆时期放外官的制度风俗不合。例证之二，晴雯补裘所补之孔雀毛裘，书中说是出自俄罗斯，寅恪先生认为是无指妄说。相反，《儿女英雄传》描写的赵老学究赴安徽学政之任，并殁于任所，其才女戴芊南也曾跟随前往，倒是实证实例[24]。应该承认寅恪所论不无道理，《红楼梦》成书过程复杂，前后非出自一人手笔，且作者多所顾忌，真真假假之处多有。这样，以《红楼》作为证史的依据，宜乎分析具体情形后决定去取。如果因为王、赵、周诸夫人没随贾政任，就得出结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母亲汪氏也不会随其生母侍父汪上育赴云南任，则未免武断。而《儿女英雄传》第二回描写的安太太因安老爷无侧室，便不得不亲身随往，以保管官印，实与当时的规定相符合，可作为考证《再生缘》作者经验依据的有力旁证[25]。 寅恪先生还直接把《再生缘》与《红楼梦》对比，提出：“端生虽是曹雪芹同时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写成《再生缘》第十六卷时，必未得见《石头记》，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坠香消，光阴水逝之意固原出于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却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感伤不期冥会（戚本《石头记》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之末节）。不过悼红仅间接想象之文，而端生则直接亲历之语，斯为殊异之点，故再生缘伤春之词尤可玩味也。”[26]《红楼梦》与《再生缘》都是乾隆时期的作品，其题旨、构意亦不无暗合之点。两部作品都表现出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与对女性的特殊期待。 《红楼》人物的感会，是作者的想象；《再生缘》作者的感叹则是直接的生活经历。寅恪先生释证这一类作品，常作此虚实之比，下面还要具体谈到，暂不赘。 四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引证《红楼梦》的地方更其多多。兹分别意涵，析而论之。首先是《别传》第三章考订柳如是的《男洛神赋》究竟为谁而作，寅恪写道：“细绎此赋命题所以如此者，当由于与河东君交好之男性名士，先有称誉河东君为‘洛神’及其他水仙之语言篇什，然后河东君始有戏作此赋以相酬报之可能。”接下去有一夹注：“寅恪偶检石头记四十三‘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回，以水仙庵所供者为洛神。其三十八回为‘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盖由作者受东坡集十五‘书林逋诗后’七古‘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句之影响。至卧子则深鄙苏诗，所赋‘水仙花’诗，与此无涉，固不待辨。但文选十九曹子建‘洛神赋’题下李善注云：‘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为神。’卧子或有取于此，而以‘水仙花’目河东君，亦未可知也。俟考。”[27]这里，寅恪先生意在说明，河东君《男洛神赋》模写之对象，不是汪然明，而是陈子龙；而卧子虽然写过《水仙花》诗，却不像《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和三十八回的两个章节，是从苏诗中获得的灵感。此说虽然是释证陈柳情缘的捎带之笔，亦可见寅恪先生对《红楼梦》的情节及其用典的谙熟。 同样，《别传》此章考证河东君离开与卧子同居之南楼、暂住于李舒章之横云别墅之后，李曾有横云观景之邀，而卧子托病未往。寅恪于此写道：“不知是托病，抑或真病？若托病者，则其故虽不能确知，但必有河东君复杂之因素在内。若真病者，则崇祯八年首夏，卧子因河东君离去南园及南楼而发病，事后虽痊愈，然亦以有所感触，时复卧疾。如《秋居杂诗》第一首‘药饵日相谋’者，即是其证。实世所谓‘心病’而非‘身病’者也。”[28]以此之故，则横云山赏秋之雅聚，在李舒章可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而卧子如赴约，寅恪先生说，“则转抱林黛玉过梨香院墙下，听唱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及‘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感恨矣。”[29]又顺手拈出《红楼梦》的有关情节，对比两厢人物的心理活动，增加了释证的说服力量及文笔情趣。 甚至《别传》第四章论及崇祯时的郁林州知州刘渔仲和人参的关系，寅恪也要和《红楼梦》联系上。刘曾救助过董小宛，办法就是用人参作礼金，据说用去“数斛”之多。寅恪写道：“人参在明季非仅限于药物之性质，亦可视为货币之代用品矣。渔仲于明季由北京至南方，挟此后起外来之奇货以当多金，岂为行侠救贫耶？抑或求利自济耶？寅恪非中医，且无王夫人‘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之感叹，故于人参之功效，不敢妄置一词。”[30]《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写中秋过后，凤姐的病日渐好起来，为加快治疗，大夫开了新方子，需要二两人参配药。可是贾府上下，死活找不到二两人参，王夫人焦急得昏天黑地。这是《红楼梦》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情节，占去了整整两个页面。寅恪先生未引原文，不妨增引其中一段文字： 一时周瑞家的又拿了进来说：“这几包都各包好记上名字了。但这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连三十换也不能得这样的了，但年代太陈了。这东西比别的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这个虽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的了。请太太收了这个，倒不拘粗细，好歹再换些新的倒好。”王夫人听了，低头不语，半日才说：“这可没法了，只好去买二两来罢。”也无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罢。”因向周瑞家的说：“你就去说给外头人们，拣好的换二两来。倘一时老太太问，你们只说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说。”周瑞家的方才要去时，宝钗因在座，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好的。虽有一枝全的，他们也必截做两三段，镶嵌上芦泡须枝，掺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我们铺子里常和参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妈说了，叫哥哥去托个伙计过去和参行商议说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参兑二两来。不妨咱们多使几两银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就难为你亲自走一趟更好。”于是宝钗去了，半日回来说：“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迟。”王夫人自是喜悦，因说道：“‘卖油的娘子水梳头’，自来家里有好的，不知给了人多少。这会子轮到自己用，反倒各处求人去了。”说毕长叹。宝钗笑道：“这东西虽然值钱，究竟不过是药，原该济众散人才是。咱们比不得那没见世面的人家，得了这个，就珍藏密敛的。”王夫人点头道：“这话极是。” 我的引证已嫌过长。只是这段情节实在重要，是《红楼梦》作者创作构意的点睛之笔，不幸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你看他说的：“这东西比别的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这个虽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的了。”人们会问：这是讲人参吗？多么像讲一个家族或一个社会的命运！这且不论。回过头来再说陈寅恪先生考证刘渔仲其人与人参的关系，竟然顺手引来了王夫人的感叹之词，不能不令人佩服义宁之学的诗史互证包括用小说来证史的深厚功力。 《柳如是别传》论陈柳情事，对河东君的金明馆咏寒柳一词尤为重视。所以然者，不仅由于此词系直承陈子龙的《上巳行》之语意而作，同时钱牧斋于崇祯十三年秋间连作《永遇乐》词四章，也深受此词之影响，因而构成“陈柳关系及钱柳因缘转捩点”，而且词旨措意与寅恪先生己身之身世背景正相关合，也就是古典之中给合着今情。“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腰瘦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风流，几隔着重廉，眉儿愁苦。特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31]整首词把河东君凄苦的身世和自感自伤的情绪表露无遗。但这首词中的关键字句—引起寅恪先生共鸣的字句，则是下阙的首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寅恪先生写道： 昔时读河东君此词下阙“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诸句，深赏其语意之新，情感之挚。但尚未能确指其出处所在。近年见黄周星有“云间宋徽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之说（见前引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及陈忠裕全集二十菩萨蛮“春雨”词（见前引），始恍然悟河东君之意乃谓当昔年与几社胜流交好之时，陈宋李诸人为己身所作春闺风雨之艳词，遂成今日飘零秋雨之预兆。故“暗伤如许”也。必作如是解释，然后语意方有着落，不致空泛。且“念畴昔风流”，与上阙末句“尚有燕台佳句”之语，前后思想通贯。[32] 接下去寅恪先生还说：“‘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理斯多德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33]这里，寅恪先生引人了一条重要的悲剧美学的原则。亚理斯多德在《诗学》第七章中写道：“按照我们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一件事情可能完整而缺乏长度）。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件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所以结构完整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34]亚氏这里所给定的悲剧构成的要件及头、身、尾三者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头与尾的因果关系，恰合柳词“春日酿成秋日雨”之意。而王国维论《红楼梦》则曰： 《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以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遥之不得不如是也。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两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惊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患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扯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残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35] 王国维所引叔本华之说，认为第三种悲剧产生之契机，系“由于剧中之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也就是悲剧构成的必然性，这和亚理斯多德提出的“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属同一机杼，因此在意象上也都略同于柳词的“春日酿成秋日雨”的追溯悲剧成因的句意。这也就是寅恪先生释证陈（子龙）柳（如是）情事，何以要与亚氏诗学和王国维论《红楼梦》连类取比的缘由。 五 《柳如是别传》第四章释证黄陶庵不和钱牧斋之催妆词，对黄的学品人品作了极为详尽的考证。黄嘉定人，名淳耀，字蕴生，人品刚正高洁，尤善八股文。朱鹤龄《愚庵小集》称：“先生行谊节概，卓绝千秋，四子经义，既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乐府，复旨远词高，义精响厉，真儒者之诗也。”[36]正因为如此，经程孟阳的推荐，钱牧斋专意聘请黄陶庵来家中坐馆，课其子孙爱，时间在明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寅恪先生考证此事首尾的同时，对四书文有所评骘，始则引《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九十“钦定四书文”条，说明《四书文》所选之文“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37]；次则引钦定四书文卷首乾隆元年六月十八日上谕：“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诸大家，卓然可传。今朕欲□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学士方苞于四书问义法，夙尝究心，著司选文之事，务将人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稗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38]明列黄陶庵为明代八大家之一。嗣后又引钦定四书文的“凡例”，标出韩愈关于古文的观点。这都不足为奇。令人惊异的是，紧接着又引录《红楼梦》第八十二回的大段文字，揭出林黛玉对八股文的看法：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紫鹃笑着答应，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子沏茶。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最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也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于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学。这哪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虽然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贾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思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寅恪先生为什么要在这里引录大段的《红楼梦》的文字呢？且看先生的解释：“清高宗列陶庵之四书文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举退之习之为言，尤与牧斋之语相符合。今检方氏所选陶庵文多至二十篇，足证上引朱长儒‘陶庵先生四子经义，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语，实非过情之誉。至林黛玉谓‘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轻微淡远的’，即四库总目所谓‘清真雅正’及‘词达理醇’者，如陶庵之经义，皆此类也。噫！道学先生竟能得林妹妹为知己，可视乐善堂主人（清高宗《御制乐善堂文集》，初刻原有制义一卷，后来定本删去。见《四库全书总目》一七三别集类“御制乐善堂定本”条）及钱朱方三老之推挹为不足道矣。一笑！”[39]表面观之，似乎是寅恪先生涉笔成趣，开了一个玩笑；实际上则是用小说来证史，通过宝黛之间对八股文的辩难，来提升论证的说服力。钱牧斋、朱长儒、方望溪以及乾隆帝推崇四书文之优秀者，固不待言。性气孤高、目无下尘的林黛玉，对四书文也取分析的态度，而且是在与具反叛意识的情哥哥面前大胆陈言，这种释证方法，即便是顽固执拗的读者也会被说服而无异见。 《别传》第五章证发钱柳暗中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涉及钱牧斋和彩生的关系。彩生系一妓女，刚烈而有民族气节。牧斋由是悬想，如果彩生也如董小宛似的因征歌选色被掠入京华，则清主的性命庶可掌握。当然这只不过是牧斋的一方想象之词，实际上根本没有此种可能。由此可见晚年的牧斋为反清已无孔不入了。他写的《陆子玄真置酒墓田丙舍，妓彩生持扇索诗，醉后戏题八首》，其四云：“残妆池畔映余霞，漏月歌声起暮鸦。枯木寒林都解语，海棠十月夜催花。”诗中的“漏月”一典，指荆柯刺秦事，牧斋诗遵王注本在另一首“十指琴心传漏月”句下有注[40]。第四句“海棠十月夜催花”，寅恪先生引谢肇淛《五杂俎》为证：“大凡天地之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当纯阴纯阳用事之日，而阴阳之潜伏者，已浸浸萌孽矣。故四月有亢龙之戒，而十月有阳月之称。即天地之气，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华者，俗谓之小阳春。”[41]本来释证至此，诗句的含义已清楚无误，不会有人对“十月催花”再生疑窦。然而寅恪仍不罢休，还要引证《红楼梦》里贾母的话予以参证，事见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大家说笑了一回，讲究这花（指海棠）开得古怪。贾母道：“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因为和暖，开花也是有的。” 我们不得不佩服寅恪先生的考证工夫。必得把牧斋诗中“十月催花”的花名海棠也找到有力的旁证，才感到惬意。《红楼梦》里的老祖宗贾母，是一极有经验阅历的老夫人，他对十一月犹见海棠开花的怪现象，作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寅恪先生此刻引来《红楼梦》里最具权威地位的人士的话给予旁证，说服力的程度可想而知。 六 河东君的形貌特点，据记载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而身体特点则是耐寒。后者的依据是陈子龙的《蝶恋花·春晓》词：“故脱余绵，忍耐寒时节。”以及钱牧斋《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诗，其中有句：“早梅半面留残腊，翠柳全身耐晓寒。”寅恪先生写道：“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学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者教正。”[42]至于河东君是否已掌握此种美容技术，当然不好论定，因此寅恪先生只是作为假说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但寅老下面的论说，直接关乎《柳如是别传》与《红楼梦》的人物之间的比较，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兹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装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见石头记第七及第八两回），即是其例。前引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长相思》诗云：“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寅恪按，此句用后汉书列传四十四杨震传‘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语，甚为巧妙，足见文才之一斑），绮窗何必长相守。”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43] 《红楼梦》里的薛宝钗服冷香丸，曾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而且猜测不一；研究者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寅恪先生的看法很明确，认为是为了美容，并以此反证河东君有服少量砒霜的可能。《红楼》人物的趣事奥典，成为史家释诗证史的随手拈来的有用资料，只有寅恪先生才能做得如此得心应手。 还一个例子是《别传》第五章，考证钱牧斋牵连于黄毓祺案被逮至南京，下狱四十天后经过河东君的拼死营救得以获释。黄毓祺系江阴人，乙酉清兵南下，倡义守城，城不守则起兵策应，实为一抗清英雄。顺治五年事发囚黄于泰州狱，后转囚南京，凛然不屈而死。黄的门生即常熟人，牧斋与黄毓祺相识并有所往还，应该是事实。虽然柳如是曾去海上犒赏黄毓祺的部队的说法不一定可靠，牧斋与黄案确有牵连，还是事出有因。河东君营救牧斋，走的是梁慎可的门路，她在南京住慎可家中，甚得梁母吴太夫人欢心。而慎可当顺治初年极有可能参与南下军帅马国柱或洪承畴的军府，寄寓江宁。因此极有可能是梁母的旨意，慎可出面与之说情，牧斋才得以获释。后来牧斋写“梁母吴太夫人寿序”以及“致镇台”手札，都对何东君在梁府曾得老夫人厚爱一事念念不忘，盖因于此。寅恪先生一路考释之后复归结说： 第三章引钱肇螯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周道登家为群妾所谴，几至杀身，赖周母之力得免于死。观牧斋“梁母吴太夫人寿序”可证河东君与慎可母之关系，与应付周旋念西母者，正复相同。河东君善博老夫人之欢心一至于此。噫！天下之“老祖宗”固不少，而“凤丫头”岂能多得者哉？牧斋之免祸，非偶然也。[44] 最后寅恪先生又引出了《红楼》人物，比河东君于王熙凤。这一比拟是十分确切的，因为河东君身上确有王熙凤的特点。机智、幽默、灵活、懂礼，善解人意，很难讲这两个人谁更像谁。正因此《红楼梦》里的人物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真实的生活依据的。虽然我们不好断定生当乾隆时期的曹雪芹，在构思作品情节的时候，已经对百年前的钱柳因缘和陈柳情缘有所感会，因而取作为素材的蓝本。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顺便提到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其第四章论元稹的“艳诗及悼亡诗”，也曾以《红楼梦》与之比较，写道：“微之梦游春自传之诗，与近日研究红楼梦之‘微言大义’派所言者，有可参证者焉。昔王静安先生论红楼梦，其释‘秉风情，擅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意谓风情月貌为天性所赋，而终不能不败家者，乃人性与社会之冲突。其旨与西土亚历斯多德之论悲剧，及卢梭之第雄论文暗合。其实微之之为人，乃合甄贾宝玉于一人。其婚姻则同于贾，而仕宦则符于甄。”[45]元稹一生热中仕宦，在这一点上和甄宝玉相似。而在感情生活上，又极风流放诞，表现在对寒族出身的双文始乱终弃，转而娶出身高门之韦氏。这点和弃黛娶钗的宝玉有形式上的相似，因宝玉是被动的不得不如是。由于元稹的梦游春诗主要写自身的经历体验，因而可发之覆甚多。基于此一点，寅恪认为研究《红楼梦》的寻求“微言大义”的一派所使用的方法，可作为研究元稹诗作的参考。至于王国维论《红楼梦》和亚历斯多德的论悲剧的观念，上面已从别一角度谈及，限于篇幅，此处不再深人为说。 七 更可注意者，陈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的过程中，不仅随手牵引《红楼》人物的故事和语言，以为释解钱柳因缘诗和陈柳情缘之作的重要参证，而且直接把《别传》的传主柳如是和《红楼梦》的女主人公林黛玉联系起来，指证其人物性格之间具有并非偶然的一致性。问题的提出是由于河东君与钱牧斋结缡之后，很长时间都处于身体不适和精神不佳的状态之中，而原因不排除仍在思念旧情人陈子龙以及日常饮酒过量，所以牧斋诗有“薄病轻寒禁酒天”、“薄病如中酒”等句。寅洛先生于此写道：今日思之，抑可伤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词，成为一理想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耽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46] 请注意，寅恪先生认为林黛玉这一形象，是糅合《西厢记》里莺莺和张生两个人物的特点塑造而成的，不啻为《红楼梦》研究的孤明先发之见。笔者涉猎红学有年，从未见有另外的研究者表述过如此的看法。另外寅恪先生明确提出，河东君就是林黛玉；只不过前者是生活中的实有人物，后者是生活中实有人物的文学理想；后者对前者而言，恰合于老子的“虚者实之”之意，同时也与柏拉图的理念是最真实的哲学思想不期而合。 《别传》在释证和复原柳如是与当时吴越胜流往还交游的盛况时，也曾拿河东君等南国名姝与《聊斋志异》里的诸狐女相比并，从而得出和以柳如是比林黛玉相同的结论。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蓠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虐，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髣髴近似，虽可发笑，亦足以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47]这就是说，如果以河东君比之《聊斋志异》里的诸狐女，也可以说是“虚者实之”之意。 我个人的看法，寅恪先生在把河东君与《红楼梦》里的人物相比较的同时（实际上还有《牡丹亭》里的人物），又与《聊斋志异》里的诸狐女相比较，这种释证古典文献的方法，不仅对所涉及的相关著作，而且对整个明清文化思潮的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不可否认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在文化上是一极专制的时代，因而《红楼梦》作者才虚拟一个大观园，让十三、四岁的小儿女勾心斗角、谈情说爱，还尽可能地搀杂着对君臣大伦以及圣贤经典的揶揄排击之论，很可能是预先打掩护，寓童言无忌之意。而蒲松龄则谈狐说鬼，把人间的不平、罪恶挪到非人的世界，虽是给自己占地步，其“狼子野心”不免昭然若揭。河东君等南国名姝与吴越党社胜流，生当明末，政治环境比曹雪芹、蒲松龄的时期要宽松一些，因此他们不仅谈情说爱肆无忌惮，而且结社议政、党同伐异、聚众闹事，也毫无顾忌。《别传》作者盛赞传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时意图说明，这种精神与思想也需要相应的环境来支撑。 八 “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48]陈寅恪先生释证钱柳因缘诗作和论述《再生缘》及其作者陈端生，每每牵及小说《红楼梦》已如上述。其实并不偶然。这些作品的作者和人物，都活动于明清之际以及清朝乾隆时期的社会舞台，也就是当政权更迭和新朝的统治特别严酷的时候，此种历史时刻，更能见出士人的出处进退的立身大节。如果说陈先生晚年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是在“颂红妆”[49]，那末《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早于他三百多年就在那里大“颂”特“颂红妆”了。人所共知，曹、陈（端生）的“颂红妆”是有历史时代的缘由的。那末寅恪先生呢？他何以要在衰病之年以千钧之力来写《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论再生缘》后序如是说。“纵回杨爱千斤笑，终剩归庄万古愁。”[50]《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第一首题诗如是说。 注释： [1]《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0年版，上册第2至3页。 [2]俞平伯1921年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第二封信就提到了戚序本：“我想有正书局抄本《石头记》，八十回后无文无目，却是原书真面目。”这里所说有正书局抄本，就是戚蓼生序本。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3]俞平伯整理校勘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就是以有正本作底本的。看他的解释：“用它做底本，却为事实所限，一则由于易得，便于丹黄涂抹；二则它也最完整。”明显是说他使用的是自家的家藏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俞平伯论红楼梦》第893页。 [4]参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9至70页。 [5][6]陈著《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第125页。 [7][8][9][10][11]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 [12]《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l993年版，第88至89页。 [13]《后汉书·蓟子训传》：“尝抱郑家婴儿，故失手坠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他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吾儿，乞不用复见也。’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参见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第十册，第2745页。 [14]陈著《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释证“洼儿”、“猧子”及“娇娃”和“娇圭”甚详，可参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15]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写于1921年，当时只有22岁；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也只24岁。而开始发表新诗，在1918年，才19岁。参见孙玉蓉编著的《俞平伯年谱》，（俞平伯全集》第1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至453页。 [16]《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7]《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又称虞“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列人“小说家”之第十四家。颜注云：“‘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两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参阅中华书局校点本《汉书》第六册，第1745页。 [18]《吴宓日记》第二册（1917至1924），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 [19]《吴宓日记》第二册（1917至19对），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至22页。 [20][21][22][23][24][26]均见陈著《论再生缘》，《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第48页，第93页，第53页。 [25]《儿女英雄传》第二回之相关文字，寅恪先生引录甚详，可参阅《寒柳堂集》第91至92页。 [27][28][29][31][32][33][47][51]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135页，第318页，第336至337页，第340页，第75页，第1页。 [30][36][37][38][39][42][43][46]《柳如是别传》中册第703至704页，第505页，第510至511页，第512页，第562页，第572至573页。 [34]亚理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5页。 [35]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第50至51页。 [40]遵王引杨慎《禅林钩玄》云：“漏月事见燕丹子，漏月传意于秦王，果脱荆轲之手。相如寄声于卓氏，终获文君之身。皆丝桐传意也。秦王为荆柯所持，王曰，乞听琴声而死。琴女名漏月，弹音曰，罗毅单衣，可掣而绝。三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庐之剑，可负而拔。王如其言，遂斩荆柯。”参见《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20页。 [41][44]《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21页，第898页。 [4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6至97页。 [48]《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之题诗，上册第7页。 [49]陈寅恪《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诗有句：“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陈寅恪诗集》第113页。 [50]陈寅恪：《论再生缘校补后序》，《寒柳堂集》第96页。 [作者简介]刘梦溪，1941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附原编者按： 2000年7月，本刊与中华美学学会青年美学研究会、内蒙古艺术学院合作，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首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中、日、韩、美四国学者，围绕“东方美学及其艺术表现”的主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以此次会议为基础，我们组织中外学者对这一论题做进一步研究，编成本组文章，希望有助于加深对东方美学及文学艺术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的命运及意义的认识。 原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１期 原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１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