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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家构建自己作品的第一块基石，开头的作用非常重要。元代曲家乔吉有“凤头、猪肚、豹尾”的名言[1]。《红楼梦》第五十回写贾府各位才女称赞凤姐联吟咏雪即景诗的开头“一夜北风紧”起得好，说“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小说的开头同样重要，开头写得好，同样会“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正因如此，作为明清章回小说的最高峰的《红楼梦》，它的开头引起了无数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他们为了不同的研究目的，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运用各种有效可行的方法，对这一开头作了各个方位的审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不但为读者提供了众多的阅读信息和新鲜的阅读视角，也为《红楼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多是针对个体文本和个体作家的研究，能够将《红楼梦》的开头置于明清章回小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作历时性考察的，可以说是凤毛磷角。鉴于此，本文将在小说史的背景下考察《红楼梦》开头的诸多特征。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开头部分，指的是《红楼梦》第一回里从开头到甄士隐之梦结束之处。由于抄本众多，不同的版本文字有不少不同之处，因此有必要在此对版本问题作简单的交待。在众多的版本中，尤以甲戌本与其它版本的异文为多:一般版本开头的“作者自云”部分约三百字左右的内容，甲戌本则以凡例的形式出现在第一回之前，文字也相对简略；而第一回中“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别”字其他本作“异”）以下多出了石头恳请僧道二人让它幻形入世的四百余字。但是，无论是在“凡例”中还是在小说的第一回里，“作者自云”所起到的介绍作者创作动机和创作旨义的作用是相同的。[2]因此，本文在论述《红楼梦》的开头时，将以“作者自云”在第一回中的程甲本为标准。这样一来，《红楼梦》的开头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自第一句起至‘提醒阅者之意’句止为第一段，说亲见盛衰因而作书之意。自‘看官你道’句起至‘看官请听’句止为第二段，是代石头说一生亲历境界，实叙其事，并非捏造……自‘按那石上书云’句起至末为第三段，提出‘真’‘假’二字，以甄士隐之梦境出家引起宝玉……”[3] 其中第一段就是“作者自云”的内容；第二段包括石头幻形入世的神话和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其第三段的内容就是甄士隐梦中所叙的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神话。与以往的章回小说比较起来，《红楼梦》的这个开头的不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红楼梦》开头的这些特征正是作者在深入广泛地吸收以往小说开头写作方法基础之上，对以往写作成规的突破。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红楼梦》开头的这些内容。 首先，我们来考察《红楼梦》开头的“作者自云”。在“作者自云”里，作者告诉我们这部小说是他“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可见，这部小说是作者亲历的一番“真事”；但是在小说中，他却借“通灵宝玉”的神话将这些真事隐去了。尽管如此，在回忆起当日所有之女子时，作者是怀着一种“愧则有余，悔又无益”的真实心理感受。这种又愧又悔的心理，不仅仅是因为“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也由于自己“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至今“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这种在小说开篇就深情缅怀昔日众多的姐姐妹妹，痛切忏悔当年少不更事，不无留恋地追忆昔日繁华的贵族生活的写法，表现了作者对这段往事充满了深沉而复杂的心理感受。而那种“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的潇洒情怀，也充满了其他章回小说所不可附比的文人情致。 《红楼梦》开头的这种直诉真情的写法，在以往的章回小说中是从来没有的。《红楼梦》之前的明清小说，开头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沿袭说话伎艺、话本小说的开头模式，以诗词、议论（入话）开头，或用一个与正文内容或主旨有关的小故事（头回）引入对小说的叙述，如《金瓶梅》的开头用诗词、典故反复论证情色之祸；一种以神魔故事开头，对小说正文进行宿命的解释，如《水浒传》的开头用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说明水泊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作乱。以诗词、议论开头，多是一种客观的说教，其内容大多是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的内容，这可能与我国源渊流长的儒家正统思想有关。而以神魔故事开头，则大多渲染因果报应和轮回思想，更明显地表现出受佛、道思想影响的痕迹。在这两类开头中，作者自己主观情感的投入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因为客观的说教与宿命的因果解释都需要相对冷静的叙述态度。这与小说的题材也有关系。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要讲述历史故事和传奇人物，要世人以史为鉴；世情小说“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4]；神魔小说更是要宣扬佛道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是明清章回小说开头叙述态度客观化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这样的创作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红楼梦》以“作者自云”开头的方法。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红楼梦》的这种开头方式与以往的章回小说的开头方式比较起来，明显具有一些不同之处。《红楼梦》开头不象其他小说那样进行说教和劝诫，而是真实地写下了自己创作小说时的心理感受。这就与以往小说的说教动机、因果宿命解释动机等大不相同，体现了作者主观情感的投入大大增多，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创作主体意识的增强。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石头与空空道人的对话。这一番对话其实是作者借石头与空空道人之口交待了小说的创作原则。作者认为“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他抛弃了其他才子佳人小说“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写作模式，“扫尽一切，言大非夸”[5]，“将自己半世亲见亲历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如此在书中大张其鼓地表明自己所叙为实事，所抒为真情的小说，在我国小说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演义小说叙述的虽然是历史上实有的事件，而且很多历史演义作者都标榜自己的小说是“按鉴演义”，但是，事实上，这些故事要么是史书上看来的，要么是村头巷尾听来的，要么是凭空杜撰出来了，而绝非作者的亲身经历。而且对历史兴亡变迁的感慨与对自己身世命运的喟叹，其恳切和逼真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可以说，历史演义是基于史实基础上的虚构，作者是局外旁观人，其抒情大体上来说是外在唤起的。《红楼梦》则是现实基础上的虚构，作者亲历其事，其抒情基于作者内在的情感冲动。而自己家庭的巨大变故和世态炎凉所引起的深沉感慨又绝不同于《金瓶梅》这一借现实的淫乱以示劝诫的著作。这也是作者在小说开头直书“作者自云”、点明“石头记缘起既明”的主要原因。 《红楼梦》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把一部巨著说成是记载在一块石头上的、由空空道人抄来、由曹雪芹增删而成的。顽石随那一僧一道投胎之后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有一个空空道人从此石旁经过，见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在石头对空空道人解释过石上之书的原则之后，又记录了此书的修改、流传情况:空空道人从中看出了佛意，将《石头记》改名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曹雪芹批阅增删后又题曰《金陵十二钗》。之后文中写道:“《石头记》缘起既明，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按那石上书云……”明明是一部手创的小说，却说是从石头上抄来的，作者文心驰骋，如鸟飞鱼跃，令人难以捉摸。这种神书天授、阅者进行增删的奇妙构思，大大增添了作品的荒谬意味和神秘色彩。作者这种使自己与自己的作品“陌生化”的手法，造成一种疏离感，隐藏了作者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掩盖起小说一开头就交待的此书为作者亲身经历的背景，从而能以一种相对冷静、从容的叙述态度开始下文小说的叙述。 第三，谈谈《红楼梦》开头的两个神话，即石头身世的神话和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神话。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较多论述，但是他们仅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个神话，认为这两个神话是作者在创作、修改的过程中没有使小说前后统一起来的一个表现[6]。李建中《红楼梦的神话楔子及其作用》一文[7]尝试从《红楼梦》中三个神话（除上述两个神话之外还有太虚幻境的神话）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有一定的见地。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看，自从《红楼梦》问世之后，它开头的两个神话就作为一个整体被人们传抄、刊印、观看，因此，我们在考察这两个神话的功能、作用和美学效果时，也应该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从总体上来把握这两个神话。如果我们对这两个神话进行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两个神话虽然表面上没有多少联系，但是它们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合理性。从神话中的人物来看，石头其实就是神瑛侍者，它们与小说正文中的贾宝玉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从功能上来说，这两个神话是各尽其职、各有其用:在整体把握小说的叙述时，作者用石头的神话来解释主人公的来历和身世，给主人公的出身披上一个神秘朦胧的面纱，并在所有的故事之前安排下一个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历尽世情、看破红尘的宗教性解释。在具体到小说主人公的爱情生活时，则用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神话来解释双方的前世奇缘。这两个神话是总体与局部的关系。 《红楼梦》开头的两则神话继承了以往章回小说以神话开头的写法，借前世夙缘来解释现实中的一些事情。就象《水浒传》开头写洪太尉误走妖魔、《说岳全传》开头叙述大鹏与女士蝠的怨仇、《封神演义》开头讲商纣王与女蜗之间的瓜葛一样，《红楼梦》开头的两个神话试图在开头与正文之间寻求一种神人合一的结构框架，用它解释人间恩怨的前世夙缘。它们都是试图用一种超越凡世的原因去解释现实中的事件，同样也体现了作者思想中的佛道思想。只不过《红楼梦》中这种看破红尘是作者自己“历过一番梦幻”之后真实而深沉的心理感受，与其他小说中模式化的作法和心态完全不同。可以说，《红楼梦》里的两则神话是在以往小说以神魔故事开头的基础上的一种艺术化和复杂化，《红楼梦》将这种方法运用得更加完美和随心所欲。对以往惯用手法在沿用基础上进行突破，是《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最大的特点。 由此可见，《红楼梦》的开头交待了创作动机、创作缘起和创作原则，还用神话解释了小说主人公的非凡身世和浪漫爱情的前世夙因。那么，这些内容是如何统一起来的呢？从“作者自云”到石头出身的神话，再到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神话，直到最后进入小说正文的叙述，这些叙述是如何进行转换，得以展开的呢？在这些故事情节的下面，隐藏着怎样的叙述脉络？ 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内容和故事之间的转换与衔接是通过叙事者的转换来实现的。小说开篇，是通过“作者自云”的叙述来揭示作者既愧又悔的心理的。很明显，此时的叙述者是“作者”自己，叙述的是作者回首往事时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深情与留恋。尤其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运用，使这种情感更加真切和直接。 然而，在讲述完这些之后，一句“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将叙述重心从“作者自云”转移到对石头神话的叙述。这种语气是说书人在说书时的套语，我们可以将此时的叙述者视为“说书人”。由此，使作者成功地完成了从对创作动机的交待到石头神话的叙述的转换。这种叙述方法使读者从上文所营造的伤感氛围中惊醒过来，进入一种说书的氛围。生硬的说书人腔调的骤然出现与“作者自云”中的深情形成巨大的反差，把作者在自云中因真情流露而产生的真实感粉碎得无影无踪，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悖离感与荒谬感。另外，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运用，使叙述者的叙事态度变得相对客观。毫无疑问，这是作者使的一个用以障眼的叙事谋略，其目的就是掩藏起上文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并且交待自己的创作原则。 在叙完这些之后，小说的叙述者又一次进行转换:“正不知那石头上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按那石上书云……”这句话表明作者以说书人常见的自问自答的叙述语气，将另外一个叙述者——石头引入了文中，告诉大家下文的所有叙述都是石头上所写的，也就是说，是“石头”讲的了。这种作法进一步拉远了作者与小说正文的关系，以一种相对冷静的的口吻展开小说正文的叙述。这其实是一种对传统“说书人”叙事手法的回归。但是，这是一种“换药不换汤”的回归，它蕴含了传统说书人无可比拟的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 《红楼梦》开头的这些内容，就是这样通过叙述者一次次的转换，交待了作者在开始叙述小说前的种种考虑。这些内容表面看来互相独立，实际上有非常严密的内在叙述逻辑，它们各尽其职，各有其用，目的只有一个:充分地表现作者的思想意图。这种作法，使《红楼梦》的开头读来摇曳多姿、峰回路转，意韵层出不穷。那么《红楼梦》开头的这些叙述者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我们可以从他们与小说正文关系的远近、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判断。从叙述者与小说正文的关系远近来看，“作者自云”是从全局出发，交待创作缘起和创作动机，概括小说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说，这个叙述者“作者”与小说正文的距离是比较远的。在交待完这些之后，作者着手讲述一些与小说内容关系比较密切的、比较具体的事情，如给主人公编造一个非凡的出身、介绍创作原则、小说的流传修改情况等。上文已经交待，这一部分的叙述者是“说书人”，是处于“作者自云”下的一个叙述者。在这个“说书人”叙述的内容中，还有石头和空空道人这两个叙述者，他们并列位于“说书人”的叙述之中，位置处于“说书人”之下的。同样，讲述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神话的叙述者也是“说书人”，其位置与前面那个说书人并列。 事实上，所有这些叙述者其实都是作者自己，只不过是作者根据不同的叙述目的和叙述要求转换了叙述语气和叙述态度:或是作者自己直接现身，或是借助以往的说书人的身分，或是杜撰出一个石头来讲故事。 显然，不同层次的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也处于不同层次。“作者自云”最高，可以称之为“第一叙述层”。“说书人”讲述的石头神话处在第二叙述层，石头、空空道人处在“说书人”的叙述之中，他们所讲的内容则属于第三叙述层。“石上书云”以后的叙述者是石头，“他”引出的故事渐渐进入小说的正文，其叙述者和叙述层次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这就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围了。就这些特点来看，《红楼梦》开头呈现出叙述者多重化和叙述多层次的特点。这种种情况都是其他明清章回小说所没有的。其他章回小说无论是以诗词议论还是以神话故事开头，它们的叙述者往往只有一个，即以说书人身分进行叙述的作者。《红楼梦》之所以会以这样复杂的样式开头，既与作者比较进步的小说创作观念有关，也与作者有意识地想摆脱以往小说创作的窠臼有关。这些对以往创作成规的突破体现了作者创作思想的进步和主体意识的增强。 注释: [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103页，中华书局，1959年2月。 [2]关于甲戌本与其他版本的关系，胡适、俞平伯、张爱玲、陈毓罴、周汝昌、吴世昌等都有研究。张振昌、胡淑莉的《〈以红楼梦〉甲戌本“楔子”探微》一文有详细论述，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6期。 [3]护花主人第一回评，详见《八家评批红楼梦》，冯其庸、陈其欣校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八家评批红楼梦》第五页眉批。 [6]参见张振昌、胡淑莉的《〈红楼梦〉甲戌本“楔子”探微》一文。 [7]见《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2期。 [8]鲁迅:《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02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