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长时期以来,人们对于《红楼梦》这部作品的分析与研究,大多是从汉族文化这个视角展开的。近一二十年来,可以偶见海内外的学者撰文探讨《红楼梦》中所涉及的满族文化因素,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尽管目前在满学界,各类通史及工具书之撰写,都试图将曹雪芹定为满族作家,将《红楼梦》划归为满族文学,但是也没有真正从满族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曹雪芹汉族血统和满洲包衣的双重身份,使得学界对其民族归属问题存在重大分歧,将《红楼梦》纳入民族文学范畴加以研究,不能取得多数学者的普遍认同;二是《红楼梦》本身避免“旗化”的写法,使得不熟悉满族文化的学者,在研究中很难形成以满族文化作为背景参照的自觉;三是受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反满”思想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不敢正视曹雪芹及《红楼梦》所具有的满族文化意识。以上原因,造成长期以来红学研究中满族文化视角之缺失。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周汝昌先生就将“红学”与“满学”相提并论,并且认为:“不懂满学,即看不懂《红楼梦》——此看不懂者,至少是指不能全部看懂。”{1}这种看法是颇中肯綮的,但此后的红学研究并没有沿着这一思路进行。在此期间,虽然也有学者对《红楼梦》所蕴涵的满族文化因素投以关注,但绝大多数研究是集中在民俗学、语言学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基本不属于文学的本体研究。尽管不能否认此类研究对于深化红学研究也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学界并没有将此成果作为进一步深入开掘《红楼梦》文本内在意蕴的有利前提,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红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困扰。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视角的遮蔽造成的,因为人们往往更习惯于从自己现有的知识背景中去寻求问题解决的答案。这种思维定势对红学研究是十分不利的。解读《红楼梦》这部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出自于旗籍作家之手的特殊作品,单一的汉族文化视角显然是不够的,有时难免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将两种文化视角加以整合。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如果从民族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论断更具有说服力。《红楼梦》是满汉两个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是两个民族文化激荡出的一朵绚丽奇葩。本文试将《红楼梦》置于满汉文化交融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照,多方位地审视与探讨《红楼梦》的文化背景、作者心态、文本内涵、读者接受等方面的特质;并由此反观学界在以往红学研究中,由于囿于单一的汉族文化视角,而造成某些问题在认识上的偏颇与不足,以期寻求更为合理的解释。 二 从满汉文化交融的视野下观照《红楼梦》,首先需要对《红楼梦》产生的文化背景作进一步的界定。 研究《红楼梦》首先应研究清代文化,尤其是康、雍、乾时期的北京文化。清代是由满族入主中原与汉族地主联合共同缔造的封建王朝,这决定了清代文化有别于历代文化的特殊性质。清代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性质,它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同时又融入了以满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一方面对汉族文化广泛吸纳,另一方面又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渗透到汉族文化中去。从这一意义上说,清代文化之建构,既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同时又是以满族文化为重要导向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渗透,往往是相互性的。以往人们习惯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以及清史的基本走势,这并不符合清代满汉民族交往的实际情况,已为多数学者所否认。从学术表述中“同化”、“融合”、“交融”几个概念术语的依次转换,便可看出学界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逐渐深化。 在清初社会文化重建过程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京旗文化。京旗文化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杰出典范。京旗文化是北京的旗人将自己固有的满族文化传统,杂糅进部分汉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满汉文化交融的缓冲渐进过程中,虽然“京旗文化”与“北京文化”这两个概念有渐趋重合的趋势,但是在康、雍、乾时期,京旗文化的特征是十分显著的。北京八旗居住区域的划分,使生活在八旗圈内的满族,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形成了与外界不同的景观,进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八旗文化圈。八旗文化圈的存在,不仅使入关后的满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本民族的个性,同时也为清代文化打上了区别于以往历代文化的鲜明印记。以往学界在研究《红楼梦》的历史文化背景时,往往习惯从一个相对宽泛的角度去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及哲学思潮,而忽略了清代文化由于满族文化的介入而具有的特殊性质,忽略了八旗文化存在的独特意义。 京旗文化是《红楼梦》产生的最直接的文化背景。京旗文化是以八旗贵族生活为重要内容的文化。清代的八旗贵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享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政治上的优待与经济上的优养,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一种高雅精致的文化生活。这种以高雅和有闲为特征的贵族文化,既在价值取向上,与历史悠久的士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又在文化品位上,与新兴的市民文化存在雅、俗之分野。京旗文化从多个层面作用于《红楼梦》创作。首先,它为《红楼梦》提供了最基本的创作素材。《红楼梦》中贾府的贵族生活很大程度上取材于清代的八旗贵族。贵族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精神风貌,在《红楼梦》中都有最逼真的再现。而八旗子弟的日益腐化堕落,又为《红楼梦》批判社会现实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依据。其次,从文化品位上看,《红楼梦》具有明显的贵族化倾向。这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贵族化的审美情趣,以及整体风格上的贵族气息;同时还表现在它表达了贵族知识分子式的人生反思和终极关怀。曹家在八旗社会中虽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贵族,但是达官显贵的身份,难免会使其对贵族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和眷顾。《红楼梦》问世之初,首先在满洲贵族中引起共鸣,这恐怕更多的也是出于文化方面的认同。再次,京旗文化还为《红楼梦》创作提供了富有特色的京味语言。曹雪芹将旗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许多近代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旗人的语言天赋与成就,老舍认为旗人至少“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3}。我们都知道,老一代北京人中满人的京话说得最地道、最悦耳。其实,说话咬文嚼字、讲究辞令、注意声腔语势,这是清代八旗贵族形成的传统。另外,《红楼梦》的接受与传播,也与京旗文化发生直接联系。《红楼梦》的早期传播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这些读者的身份多为宗室子弟及其姻亲。《红楼梦》后来能够迅速得到广泛传播,也与最初八旗文人对它的推重激赏分不开。乾隆年间子弟书说唱艺术兴起,红楼梦子弟书又成为这种曲艺中流行最广泛的辞书。经过这种通俗曲艺的改编,使《红楼梦》在更广的范围得以传播。 三 曹雪芹的民族归属问题,是学界长期以来相持不下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纷争对于《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并无太多实际意义,有时还会将学术研究引向意气之争。今天所谓“满族”与“汉族”,并非当时的历史概念。清代之八旗,是一个以满洲为主体,融入汉、蒙古、高丽、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八旗内部分设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长期的共同生活,八旗内部民族意识渐趋淡化,八旗整体意识逐渐增强。以至清末北京有“不分满汉,但问民旗”{4}的说法,老舍先生还径直将旗籍人称为“旗族”。但是,旗、民间的界限是判若分明的。旗民分治,旗民不通婚、旗民不交产、旗民不同刑,使当时旗人成为居于“民”之上的特殊群体。曹家为正白旗满洲包衣人,属于八旗内满洲旗分之汉姓人,在当时被称为“旗人”,这是曹家在清代社会的身份标识。民族是历史的范畴,以今天的民族概念和民族理论,去界定当时的历史人物,本身就欠缺一定的科学性。按照现在的民族政策,曹雪芹的后人可以本着自愿的原则,或加入“满族”,或加入“汉族”。因此,在曹雪芹的民族归属问题上,这种“正名”式的纷争并无多少实际价值。无论将其归入“满族”还是“汉族”,都改变不了《红楼梦》的客观意蕴。我们莫不如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曹雪芹双重身份背后的文化内涵的挖掘。显然,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红楼梦》中满汉兼容的文化意识,除了时代的原因外,更与作者的家世背景有直接联系。作为内务府包衣世家,由于和满洲关系密切、历年久远,必然要受满族文化、风俗的影响以及各种强制满化措施的约束,因此满化程度较深。这是考察曹雪芹家世背景时应突出注意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曹家外任江南六十余年,这本身又是对汉文化的一次回归。曹寅既效忠于康熙皇帝,又酷嗜汉族文化,《楝亭集》掩饰不住其思想深处潜伏的汉民族意识。这些都对曹雪芹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日后在穷困潦倒之余逐渐产生汉族认同感种下了根苗。这是曹雪芹特殊家世中的又一特殊点。以往学界多强调曹家的兴衰际遇对曹雪芹思想及创作的影响,而对其内务府包衣身份本身的意义并不甚瞩意。曹家这种既是奴仆又是显贵的双重身份,既卑贱又显赫的矛盾心理,以及主仆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纠结,对曹雪芹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否则我们将难以理解为何《红楼梦》整部作品的创作气息始终处在感情的羁绊之中;也难以理解作者透过贾宝玉所表现出的对其所属阶层既反抗又依恋的矛盾心理;更难以解释为何《红楼梦》处处可见批判之锋芒,而每每落到皇权的问题笔锋却显得十分脆弱。诸多问题的解答,都可以通过考察曹雪芹的包衣身份寻找新的突破口。曹雪芹本身就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经典个案,曹雪芹的特殊身份将成为解读《红楼梦》这部特殊作品的一柄珍贵钥匙。 四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认识,我们再来重新审视《红楼梦》的文本意蕴。有些问题虽然在汉族文化传统中也可以得到部分合理的解释,但是远不如在八旗文化中解释得明快。以下仅就几个突出问题作简要分析。 许多研究者倾向于把《红楼梦》描写的贾府看作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的典型,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宽泛和笼统。事实上,《红楼梦》中的贾府只有放到当时的八旗贵族家庭中才具有典型意义,它是康乾盛世时期深受汉文化浸染的八旗贵族家庭的缩影。从文化的外部特征来看,贾府有着八旗贵族家庭的显著特征:世袭爵位、庄园经济、家奴制度、骑射文化和满洲风俗;从文化内在传统来说,贾府并不是传统士文化的承载者,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读书人家,走的也不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些都明显区别于当时的汉族官僚家庭。《红楼梦》问世之初,首先在满族贵族中引起强烈反响,以及随之而来人们对小说“本事”的种种猜测,都从一个侧面反证了这一事实。《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康乾时期八旗贵族家庭的真实写照。贵族子弟的腐化堕落、落后的庄园经济、严酷的家奴制度、衰弱的八旗武事,不仅预示了贾府行将衰败的命运,也形象地揭示出潜藏在康乾盛世背后的重重危机。八旗贵族的衰败,事实上也意味着清王朝开始走向败落。 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过去人们常以“反封建”、“叛逆者”来形容,并且多以他“不喜读书”作为依据。实际上,贾宝玉身上的许多气质和行径都可以在八旗文化中找到根据。贾宝玉在小说中被称为“富贵闲人”,是京旗文化中的特殊产儿,杂糅出满汉兼济的多元文化气质,集中体现了那些兼有满人优势地位与汉族深厚文化底蕴的八旗贵族子弟的精神和气韵。贾宝玉的“有闲”是由多重内容组成的。首先贵族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使他可以与贾赦、贾珍等人一样,过安富尊荣的有闲生活。他不止一次地表明对这种生活的肯定和依恋。其次,贾宝玉的“有闲”生活,还体现为对传统仕途经济的否定。追求高雅闲适的文化生活,而淡薄封建功利,这是包括曹雪芹在内当时许多八旗文人的常见特色。从中原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贾宝玉的某些特征是反传统的;但是从八旗文化的角度看,贾宝玉则是对其所属文化的自觉皈依。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文化反思意义的作品。其最突出的两个亮点,一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二是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也必须整合两种文化视角。 曹雪芹的反礼思想直接来源于八旗社会的礼法压力。满族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与汉族礼法相结合,造成八旗上层社会高度的礼教化。“满族人规矩多”、“旗人礼大”,这是汉族礼法在满族人中得到严格执行的结果。可以说,清代旗人在运用汉族礼法约束自己方面,比同时代的汉族人更加规范。但是八旗社会这种谨严的礼法秩序,不仅成为戕害人性和压抑个性的工具,而且最终导向了礼节的极端繁缛和礼教的高度虚伪化。曹雪芹生活在礼法严酷的八旗世家,对礼的沉重压力感受得最为直接和深刻,这是曹雪芹产生反礼思想的直接动因。 学界在谈到曹雪芹的反礼教思想时,经常将他与同时代的戴震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曹雪芹与戴震在思想上并无直接牵涉,他们生活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各有其渊源所自,尽管有暗合之处,但其出发点和批判的对象却大不相同的。简言之,戴震批判的直接目标是程朱理学,重点在“理欲之辨”,是从儒学内部批判正统理学。但戴震对于“礼”却是相当维护的,蔡尚思把戴震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反理学不反礼教的情感主义”{5}。那么曹雪芹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又如何呢?《红楼梦》第二回中,他把理学家周、程、朱、张归入“大仁”之列;并受理学家的影响,以先天所秉之气来解释复杂的人性,可见他并非把矛头直接指向程朱理学。然而由于“礼”与“理”之间本身就存在着辩证关系,“礼”和“理”都有束缚人欲、压抑个性的一面,更由于曹雪芹和戴震都是立足于“情”来反理(礼)的,因而两人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最终殊途而同归。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即曹雪芹对待君权的态度。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曹雪芹具有反君权思想,并且认为这种思想来源于清初的启蒙思潮,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生活于八旗文化圈的曹雪芹,对于黄宗羲等人的学术思想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接触是很值得怀疑的。其次,学者们征引的用来证明曹雪芹反君权的具体例证,实际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一个被经常引用的例子是贾宝玉关于“文死谏,武死战”的议论,但是贾宝玉批评文臣武将“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其出发点仍然是忠君谋国,维护君臣大义。另一个是元妃省亲的例子,作者通过元春之口揭露皇宫是“不得见人的去处”,笔者以为,在这里作者仅是着眼于对不近人情的皇家礼法的批判,并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皇权。相反,作者在几个重大关节处都表示出对皇权的维护。在大观园题对额时,宝玉强调“这是第一处行幸处,必须颂圣方可”;元妃省亲时的那个晚上,黛玉替宝玉作的应制诗中也有明显的颂圣思想;在《姽婳词》中歌颂林四娘,嘲讽昏官庸吏,也是完全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曹雪芹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忠君思想,既是对中国两千多年来自汉代完整定型的三纲五常思想的继承,同时又具有满族的对长上特别是对君王绝对忠诚的特色。在八旗社会,所有的八旗军民士庶在皇帝面前一律自称奴才,而称皇帝为主子。太田辰夫曾将八旗精神的中心概括为是对清朝廷的忠诚{6}。曹雪芹的忠君思想,只有从他的八旗世家的特殊背景才能获得进一步的解释。 显扬女子是《红楼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旨,曹雪芹这种进步女性观的形成是满汉两种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既受明清以来进步人文思潮的影响,更有满族传统文化之根源。终清一代,在旗人社会,妇女的地位与价值,以及男子对妇女尊重与评价,都与汉族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旗人社会中的女子持家、重小姑、重内亲等习俗在《红楼梦》中都有生动体现,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曹雪芹女性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对此学界已有论述,不赘。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知,《红楼梦》从产生到传播、从作者到文本,皆与八旗文化息息相关。当然,《红楼梦》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并非八旗文化所能完全笼罩,但是八旗文化之深刻影响却不容忽视。清代北京还产生了以汉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宣南文化,它也为《红楼梦》提供某些创作素材,并对其传播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宣南文化并不是京师文化的主流,也不是《红楼梦》最主要的文化背景。许多学者还指出,《红楼梦》描写具有明显的江南文化特色。这首先与曹家长期的江南生活直接相关;但另一方面也与清代北京八旗贵族对江南文化的崇尚有关。纳兰性德仿照江南景致在明珠府邸修建渌水亭,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京旗文化中融入江南文化,这本身也昭示着汉文化的巨大魅力。总之,立足于满汉文化交融的宏观背景去研究和解读《红楼梦》,才是较为恰当合理的。 ① 周汝昌.满学与红学[J].满族研究,1992(1).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8. ③ 老舍.正红旗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1. ④ 辽宁省编委会.满族社会历史调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81. ⑤ 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5. ⑥ [日]太田辰夫.满洲族文学考[M].沈阳:中国满族文学史编委会,1980:54. 原载：《名作欣赏》2010年第05期 原载：《名作欣赏》2010年第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