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高峰的《红楼梦》，围绕宝黛爱情婚姻悲剧这一主线，以犀利的笔锋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走向衰败、没落的封建社会奏响了挽歌。小说所闪耀的民主光辉与个性解放精神鼓舞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为追求新的生活向旧礼教发起勇敢的冲击。但是，在《红楼梦》问世后的百余年问，由于统治者的攻击、禁毁，研究者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使得这部小说的民主精神与真实面目长期被曲解、谤言所掩盖。直至本世纪初，随着时代风会之变，这种情况才得到改变。侠人关于《红楼梦》评论的发表对此具有重要的意义。该评论刊载于1904—1905年《新小说》一、二卷的《小说丛话》，①与王国维1904年上半年连载于《教育世界》的的《红楼梦评论》同时问世。与后者相比，侠人的评论不是一篇评红的专论，而是作者与饮冰(梁启超)等人关于小说的笔谈，但它大部分篇幅涉及到对《红楼梦》思想倾向的评价。侠人在评论中运用现代的观点以罕见的识力与勇气从政治、伦理、哲学等方面对‘红楼梦)的社会价值与民主精神作出的高度肯定，令人耳目一新。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虽然侠人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已极少有人提及。年轻的学者对这个名字甚至感到陌生，但侠人对《红楼梦》的观点在近一个世纪来实际上伴随着红学研究的过程。只要翻检一下从那以后至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评红论著不难发现。其中不少从方法到某些观点都有着它影响的痕迹，有的专家甚至原封不动地引用其中的话语(却未注明出处)。学术史是一代代研究者不断探索的历史，在它向前延伸的过程中，不应该埋没每一位开拓者的足迹。正是基于此，今天，当我们对百年来红学历程作出回顾的时候，有必要重新提起侠人这一为人们几近遗忘的名字，并对他评“红”的观点作出客观的介绍与公正的评价。 一、侠人认为，《红楼梦》在政治上对封建皇权进行了抨击 《红楼梦》以形象的笔法在小说中第一次对君权发起了冲击。这主要是通过第18回元春归省、续作第83回贾母入宫探视元春病情与第95回贾母与病危将离开人世的元春告别等回目体现出来。侠人以敏锐的目光指出。第18回“叙元妃归省则曰：‘反不如寻常贫贱人家，娘儿兄妹可常在一块”’等情节，使人感到“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感在其言外”。认为小说将锋芒直指威严、虚伪的皇权，这种眼光可谓一针见血。基于小说在批判封建君主政治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侠人将‘红楼梦》称为“政治小说”。 二、侠人认为，《红楼梦》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红楼梦》以男女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大观园内其它不同阶层少女的悲惨遭遇充分揭露出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与残酷。读者正是从宝、黛为爱情奋起抗争的追求和他们的悲剧结局中，从晴雯、鸳鸯、司棋、入画、芳官和尤氏姐妹以及迎春、惜春等人的不幸命运中，从诗礼簪缨、道貌岸然的贾氏家族成员的种种污秽勾当与“自杀自灭”(探春语)中，看到了封建伦理道德无可挽回的没落。侠人对《红楼梦》在批判封建伦理纲常方面所表现的自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书中两陈纲常大义⋯ ⋯ 言外皆有老大不然在。”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作者对长期统治人的老大腐朽的封建伦理纲常的不满，指出，建立在宗法制之上的封建伦理道德“为鬼为蜮横行于青天白日之间”，(人们)“日受其酷毒而露、抨击封建伦理纲常方面所表现的勇气，侠人将《红楼梦》称之为“伦理小说”。 三、侠人认为，《红楼梦》对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进行了抨击 揭露出它丑恶、腐朽的本质《红楼梦》在反映贾府的衰败，塑造贾宝玉的形象时，将批判矛头指向了社会舞台中心的男性。小说中的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以及他们的姻亲薛蟠等无一不是荒淫无耻之徒，其行为污秽不堪，他们的种种丑行使天真的贾宝玉感到“浊臭逼人”。相反，大观园里那些纯洁无邪的少女却使他感到“清爽”可爱，他把尊重、同情与爱悦都给予了这群“充满天地间‘灵淑之气”’的少女，在他们之中享受着无拘无束的人生。对小说所反映的这一历史真实，侠人表现出可贵的认识深度。他指出：“《红楼梦》一书，贾宝玉其代表人也。而其言曰‘贾宝玉视世间一切男子，皆恶浊之物，以为天下灵气悉钟于女子。’言之不尽，至于再三者何也?曰：此真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为此言以寓其生平种种之隐痛也。”侠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男子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同化其恶风自易”；女人则因“权利之衰落，闭直不出，无由与男子之恶业相薰染”，故男女性格悬殊“其相去犹千万也”。侠人透过小说的有关描写，看到了作者“疾(封建)末世之不仁”，将锋芒指向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创作动机。基于此，他将《红楼梦》称为“社会小说”。 四、侠人认为，《红楼梦》以自然人性论对旧道德进行了彻底否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 《红楼梦》以宝、黛二人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和悲剧结局为主线，表现了他们的理想与封建礼教不可调和的冲突、人性与旧道德的尖锐对抗。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与作者审美的化身，曹雪芹以丰富的笔墨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他们对封建道德导致个性价值与独立人格消融、失落的反感与对自然人性、主体精神的强烈欲求。从哲学的高度看，这种欲求实际上就是要挣脱封建理性的种种限制、压抑、扭曲所造成的痛苦，使自己成为独立、自由的人。《红楼梦》对人性的大胆展示，使得它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中国文学史上高扬起个性解放的旗帜，这正是曹雪芹对推动清代思想解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侠人对《红楼梦》展示的自然人性与旧道德的尖锐冲突表示高度莫敢道”，(小说)著者“毅然道之”。基于小说在揭 的赞赏，他指出“⋯⋯人性又自然之物也终不能屈杞柳为杯棬，于是有触即发，往往与道德相冲突⋯ ⋯ 然则欲毋败道德，亦除非去人性而后可”，“(《红楼梦》)此等精锐、严格之论理，实举道德学最后之奥援，最坚之壁垒，一拳捶碎之，一脚踢翻之，使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无余地以自处也。”他对作者曹雪芹的大无畏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说“曹雪芹独毅然言之而不疑，此真使我五体投地⋯ ⋯ 此实其以大哲学家之眼识，摧陷廓清旧道德之功尤伟者也!”基于此，他将《红楼梦》称为“哲学小说”、“道德小说”。 对个性的追求是冲破蒙昧的标志之一。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进步思潮都表现出人性解放的要求，将大写的人字标在自己的旗帜上，涌动于明清两朝的进步思潮也以“鸢飞鱼跃”(王艮语)、“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纪昀语)的自然人性论向窒息人欲的程朱理学发起抨击。《红楼梦》更是以它罕有其匹的姿态高举人性的旗帜加入到这一思想解放的潮流，在封建末世称为“哲学小说”是对曹雪芹氏以自然人性为思想启蒙武器的高度赞许。 侠人关于《红楼梦》的评论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本世纪红学研究领域同时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成果，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运用西方理论，一扫索隐与考证的传统方法，使人耳目一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叔本华的理论第一次运用“悲剧”这一概念，提示出《红楼梦》的悲剧价值，尽管王氏的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不够科学之处，但它推动、启发了人们对这部小说美学价值的深入探求。侠人的评论主要是借鉴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提示出《红楼梦》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及其在政治、伦理、人性诸方面对封建专制所显示的巨大批判力量。它对于帮助人们认识《红楼梦》的思想价值与民主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正是为封建卫道者所深恶痛绝，为20世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青年深所肯定与倾心向往的。在被旧红学家搅得谬误层出的红学界．王国维与侠人的评论无异于红学研究的思想启蒙。 侠人评论出现在本世纪初的文坛，是维新派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后文学革新运动的产物。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与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人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步加深，政治、文化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为契机，国内维新变法的思潮勃然兴起，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学习与借鉴西方、日本的资本主义文明，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发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将批判锋芒指向了封建伦理纲常及其道德观念。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它对于把人们从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束缚与禁锢中解放出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场运动和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中，文学的功利性空前提高，被赋与了“激民气之暗潮”，“做维新之喉舌”(梁启超语)的使命与职能，小说更被视为“新一国之民”(梁启超语)的政治工具，其社会价值与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与提高。正是在这种强烈政治功用的驱使与社会变革风气的推动下，小说理论研究才出现了新的局面，《红楼梦》的社会价值与民主精神也才引起了侠人这样的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侠人所谓“政治小说”的概念就是维新派重要理论家梁启超首先提出来的。梁启超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即提出了“政治小说”这一概念，② 号召小说与政治紧密结合，为实现资产阶级维新政治理想服务。这一提法得到侠人的认同，并很快运用于他对《红楼梦》的评论，侠人在评论中提出的其它概念，如“伦理小说”、“道德小说”、“哲学小说”等，不过是借鉴“政治小说”的提法新贴的几种标签。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出于对宣传西方文化与文学改良的激进态度，对中国古代小说有着一定的偏见(参见梁氏《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但他毕竟是小说革命的积极鼓吹者与倡导者，侠人的评论正是在小说革命的重要阵地、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这一刊物上发表的。由于时代的局限与理论的稚嫩，侠人的评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它注重以社会政治学的眼光评价《红楼梦》，从而形成了红学研究的一种影响深远的模式— — 社会历史批评模式。这一模式重视《红楼梦》的政治历史与伦理批判方面的意义，而对它美学价值系统注意不够。实际上本世纪以来有关《红楼梦》的思想倾向与主题的某些提法与争议，诸如爱情说、殉情说、四大家族兴亡说、政治小说、伦理小说等等．在渊源上多少都与它有着一定的联系。至于它的某些观点或材料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评红的社会政治声浪中为红学研究的论著引用或借鉴也不是个别的现象。上述种种，也可以说是它在推动20世纪红学研究进展的同时所带来的另一种偏颇与遗憾吧。 ① 连载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七号至第二卷第二十四号。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一粟编)予以节录。由于删略较多。使人难窥全豹。 ② 政治小说这一概念始见梁启超《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此文撰于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