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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以“遗民”、“索隐”、“经学”为视域，论述潘重规的红学研究成果。“遗民”、“索隐”、“经学”是潘重规理解、诠释《红楼梦》的方法论，“遗民”、“索隐”是他诠释《红楼梦》的主题。 顺着此一观点，下文先从学思历程入手，指出潘重规红学阅读经验的先在结构为：南明遗民学与自身海外遗民经验。其次，在此定向思维之下，潘重规认为《红楼梦》是一本反清复明的隐书。最后，身处于中国现代学术界的他，面临胡适建立的“新红学”考证典范，企图以经学式的版本考证，建立索隐红学的科学地位。是故，潘重规《红楼梦》诠释的结果，是以“遗民血泪史”为依据的《红楼梦》论述，在《红楼梦》中，建立了一个以“民族沉痛”为主体的血泪中国。 二、遗民：作者（读者）的存在方式 作为历史载体、历史的、传记的、考证方法的《红楼梦》，在潘重规批评、诠释法则中，作者的时代、生平、思想问题，是诠释的首要工作。潘重规在1951年五月二十二日，于台湾大学中文系演讲中，以“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为主题，质疑胡适自叙传说，并以明末清初遗民史，索隐《红楼梦》的诠释观。认为《红楼梦》“确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血泪结晶，一部用隐语书写亡国隐痛的隐书。作者是明代遗民，作者的意志是反清复明，石头、宝玉都是影射传国玺，传国玺的得失，即是政权的得失；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室，林薛争取宝玉，即是明清争夺政权，林薛的存亡，即是明清的兴灭”。在此表述中，作为历史文献的“明遗民”，便和《红楼梦》文本产生关联，形成一套指涉历史意义的《红楼梦》系统。不过，自胡适批驳潘重规的方法，乃是“猜笨谜”的方法以来，讨论潘重规的遗民索隐红学，便多从是或不是“笨谜”的角度讨论，少有人触及潘重规的遗民史观，是如何建立与形成？有怎样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因素？ 事实上，潘重规在数篇文章中，便反复提及其“课余读书，看到了不少明清之间的民族血泪史实（《南明野史》），看到了不少清初遗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文学作品，又看到不少民族志士文字狱的档案。从他们和环境搏斗的状况中，了解到他们使用文字的技巧方法，无意中触动了脑海里《红楼梦》的影像和疑团，在归纳了许多证据，未曾经过大胆的假设，而得到《红楼梦》是民族血泪铸成的结论”。这段话其实道出他用民族血泪，来指称《红楼梦》一书的主旨，以明末清初遗民史，索隐《红楼梦》的诠释观。其诠释前的先存知识就是清初遗老的文学作品、民族志士文字狱的档案研究。 而他研究明末清初遗老的文学作品、民族志士文字狱档案的学术渊源，无疑地与清末民 初开始盛行，以民族承传、文化承传为理想，在章太炎领军的国粹运动达到高峰，勘刻清代禁抑书籍、明季历史遗献的《国粹丛书》、《国粹丛编》、《风雨楼丛书》、《古学汇刊》系列活动有关。章太炎与潘重规，本有学术脉络相承的关系，潘师黄季刚，为章太炎的嫡传弟子，透过黄季刚的传授，潘重规在南京东南大学，得闻章太炎之学，并曾奉章太炎之命，至国学讲习会教授课程。 除了学术脉络外，国粹运动的精神、成果，也在潘重规的红学研究中，有一定的背景知识作用。国粹运动的目的，依照王泛森的研究，是为了打倒腐败的满清政权，建立反清意识，并且要透过学习西方文化，来复兴中国原有的国家、文化之粹。因此，国粹运动有满族与西学两个参照系：相对于满族，则国粹的重要部分，即贮存在历史、小学、典章制度中的汉族历史记忆，其实是要恢复被满族强制以文字狱、禁书、禁毁目录，用编辑《四库全书》为由，行删改书籍之实，所压抑的明着、明刊、明季遗献，与其中所蕴藏之汉族历史记忆，对满清异族政府形成颠覆批判的作用，达成整合、团结汉族，推翻奴役中国的满清异族。相对于西学，被章太炎等人认可的国粹，是中国传统中真正的国学，是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开展新局面的基础，是新中国与旧中国间连续的基础[1]。如是，明季遗民的形象，便从明清之际，遭遇政治、道德上自我认同困境，以存明、存宗为生存价值，以述宋为自我诉说，义理辨析为经学主流，治亲身经历的《明》史为共同事业，以历史为文，以社会文化解诗，以诗存史，[2]那种选择主流社会边缘位置，或者完全拒绝进入主流社会的隐逸、传奇、遗留之士。在清末民初，被“发现”成为拒绝满清社会主流文化，用文辞隐曲、传奇、遗留革命种子，反清复明的主流革命志士，中国文化的真正传统，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了解这些人与其学术，便成为中华儿女延续将绝的民族命脉，极为重要、神圣、坚毅的任务。用潘重规自己的话说，那是“正如探奇选胜的游人，必须缒幽陟险，到达峨眉的高峰，夜半寂寥，万缘都尽，然后才能发现希有奇幻的圣灯”，“从烂纸昏墨之余，感触到古烈士的苦辛苦语，耿耿精诚，不禁令人涕泗横集”。 潘重规诠释《红楼梦》时，毫不掩饰此“反清复明”先存知识，与其反清复明史研究学者的批评身分。在他看来研究《红楼梦》，就是要转译书中借着文学的形式，所蕴藏的反清复明思想，与填补历史缺漏的主旨。而他和曹雪芹、脂砚斋、高鹗、程伟元这些人，见识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沉醉在“柔情丽旨的妙文中”，不知道“《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隐书”，“只觉得《红楼梦》是一部哀感顽艳最动人的小说”。他维护了原著者的著作权，确实转译了书中的民族思想，揭发了《红楼梦》中，中国文化的真正传统。 章太炎重建明遗民史的国粹运动，作为先存知识，强化了潘重规以韵目式隐语研究顾亭林诗学，以明末清初遗民史，索隐《红楼梦》的神圣性。在学思历程的论述中，可知现实生活中，他经历对日抗战、国共内战，而“花果飘零”[3]于大陆、新加坡、香港、台湾各地，四海为家，四海不是家的生命历程。当他面对异族（日本）入侵中国，明末清初遗民的历史记忆，遂有解除乡关何处的辛酸，与承担、重建文化之粹的薪传与使命。是故，当他在海外（指旅居新加坡之事），观亭林之诗，以穷亭林之旨归，以见亭林之心志，那是“河山有恨，望极中华；日月依辰，痛深元旦。死终是客，别岂无家，数十年流离危苦之词，以视泽畔行吟，其凄恻为何如也？后之览者，亦可以哀先生之志矣”！顾亭林为了保存中华文化、民族精神，反清复明，执着于一己的理想，甘愿放弃进入主流社会，与随之而来的荣华富贵，数十年流离危苦，义无反顾的精神与行为。不正是潘重规客途南洋，却诠释顾亭林韵目式隐语诗，与《红楼梦》中反清复明隐语新解，并出版研究专著。散居香港，竟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发行研究专刊，在境外用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学术遗产。定居台湾，未经报备，不懂俄文，冒着被枪毙的危险，勇闯铁幕列宁格勒，搜寻散落俄国的《红楼梦》、敦煌学古籍遗编；以境外遗民的身分，期望能对中华民族有所贡献，志之所向、心之所往、剑及履及的行为实践。而那远离了的现实中国，流浪在外的异乡生活，在重建、诠释文化中国的民族精神大任之下，也成为可以接受的生存方式。如是，遗民，是文学批评家潘重规，考证《红楼梦》作者，认为是甘居社会边缘位置，远离故土，维护民族大义的作者之文化位置。也是读者潘重规，阅读《红楼梦》的文化位置，更是学者潘重规，生命历程的文化位置。 三、辨隐：书写汉民族精神革命史 历史，是潘重规阅读《红楼梦》的法则。隐书，是潘重规认为《红楼梦》作者，在清朝异族箝制思想的酷毒铁网下，故意建立了一套名不正、言不顺的文字名实系统，用以使反清复明的革命大业能够事成。所以，辨隐，是用南明史、清文字狱档案、明遗民著作，转译书中文名实系统，得到作者的原意，了解作品的原貌，成为作者的知音。但他在辩证此一系统的同时，也建构、书写出他“发现”的明遗民历史记忆。 如是，南明史、清文字狱档案、明遗民著作、《红楼梦》文本，便被建构在同一位置，属于同一名实，可以交互指涉，互相论证。用潘重规的话来说，那就是藏于隐书《红楼梦》中，秘密机关与线索暗示，也是解开隐书《红楼梦》的关键。他认为解谜的方法为：“隐语（隐去意义的巧谲言词）、离合诗（拆字隐藏法）、谐音（同音相谐的隐藏法）双关语，三种主要的隐藏艺术”。其后，他的学生刘荣杰在《红楼梦隐语之研究》中，就沿着此一脉络，定义隐语是“设辞暗指某事或某物，惟稍露蛛丝马迹，供人按迹猜测者之谓也，当今修辞学上名之曰双关语。”隐语的分类，“可分为语意上之双关、字音上之双关与字形上之双关。语意上之双关凡语句间涉两意者也。字音双关，即谐音双关语，以本字借为另一同音之字来作为双关者，字形双关，即以字形的分合来作为双关者，如离合字谜，离合诗谜是也[4]。其实潘重规是用考察文字形、声、义的双关多变，来解释著作《红楼梦》的明清遗民，用文字形、声、义的多形、多音、多义现象，以隐藏、说明自己的世界观，藉以通汉民族革命之精神，正《红楼梦》反清复明之名、中国文化传统，相应西方文化，解除文人飘零之用。换言之，他解释《红楼梦》文字，用语意上之双关、字音上之双关，与字形上之双关语的分类之名，来说明这个明清遗民血泪建构的《红楼梦》世界之实，也建构了一套明清遗民血泪史的文字世界观。与其说他在释字的形、声、义，不如说他只是在察辨《红楼梦》中，明清遗民文字之名，解释《红楼梦》中，明清遗民血泪之义，用文字、声韵、训诂学的探究，建构他遗民历史的世界观。 《红楼梦》题名，就是解隐最重要的秘密机关，《红楼梦》一书题名有五，以《红楼梦》、《风月宝鉴》、《石头记》，此三名最为人知。清文字狱档案中，有干隆四十三年，刘墉搜出丹徒生员殷宝山的诗文，干隆认为其《记梦》一篇云：“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色之红非姓之红也，红乃朱也等语，显系指称胜国之姓，故为徽国之语以混之”。故他想起《红楼梦》此题名中，“红”字的机关，“乃在书中五十二回，真真国女子五言律诗首句云：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用红字代替点朱字”，“红楼”就是“朱楼”，“朱楼”就是“明楼”，用此来怀念明朝。而“梦”指的是国家兴亡事迹，因为“古今文学家以梦幻喻兴亡，已经成了彼此默契的事实。譬如《长生殿》传奇中李龟年唱的弹词，感伤天宝之乱，开口便说：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桃花扇》结尾的《哀江南》悲悼明亡，便说：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换言之，《红楼梦》就是明朝国家兴亡事迹。 《风月宝鉴》题名中，“风月”两字，他认为如“清初革命家吕留良诗句所云：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风月”就是影射“明、清”两朝。“风月宝鉴”四个字，在书中十二回所记是錾在正、反两面镜子背上，故“宝鉴”即“镜子”，《风月宝鉴》就是“明清宝鉴”，即明、清历史镜子，用来“指点那些聪明俊秀，风雅王孙，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千万不可以假为真”。 《石头记》此一题名，脂评说，《石头记》是点道人亲见石上大书的一篇故事。他认为此“石头”照卷首所述，即是“宝玉”，此“宝玉”上镌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几个字，即成“玉印”，此刻字又与《三国志·孙坚传》所引汉传国玺刻文相近，形制相似。故“玉印”即“国玺”，而“国玺”代表着“政权”。因为如此，书中的人物宝玉，有无上的权力，无比的神通，有真假之可言。换言之，《石头记》就是书写政权争夺的一篇故事。 由题名显示，书的主旨是写明朝国家兴亡事迹，明、清历史镜子，政权争夺的一篇故事。主旨既定，书中主角身分、故事情节的寓意，也就很容易解释了。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恋爱关系，便是明清争夺天下的故事。 所以，宝玉在书中，便有象征身分、政治身分、性别身分三重的角色，而此三重身分又统合于明、清政权争夺意义。首先，他是象征政权的“国玺”，印玺必须用朱（朱泥），所以宝玉爱红，爱吃胭脂，四十四回也暗示胭脂盒即印泥盒。此印泥盒的样式，是用龙纹包袱缠裹，装在紫檀盒子里。龙纹包袱指书中宝玉宠婢袭人，袭人之名拆开来，就是龙衣人。印盒指书中宝玉嬖爱的戏子蒋玉函，宝玉出家后，袭人嫁给蒋玉函，住在紫檀堡，玉玺就配上玉函，而且还是紫檀盒。书中有甄、贾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宝玉，甄、贾宝玉是两位一体的“国玺”，甄、贾宝玉寄托真假“国玺”、真假政权、真伪正统之意义。“国玺”在明即为真、为正，“国玺”在清即为假、为伪。甄府在江南，代表明朝，贾府在北方，代表清朝，甄、贾两府先后都被抄家，象征明代先灭亡的事实，与清代终将灭亡的命运。 其次，衔“国玺”而生的贾宝玉，他的政治身分是天子。书中有两次，借薛癎、鸳鸯之口，称宝玉为天王、皇帝，而在《春秋经》中，称周朝的天子为天王。书中又借刘姥姥之口，称宝玉之住宅大观园，为玉皇宝殿，而玉皇宝殿就是指宝玉的住宅，是皇殿、皇宫。宝玉的生命所系，那块通灵宝玉，人和玉同命相依的关系，也就是帝王和国玺不可分割的权力关系。但身为天子的宝玉，其认同的朝代是明朝。以《红楼梦》第十九回为例，宝玉说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表明其最欣赏的书是《大学》，却不直说《大学》，而曲说“明明德”。这“明明德”就是革命术语，其意义为“大明取明明德”，也就是隐寓明朝的意思，表明明朝才是正统。此种用法的证据，见于清文字狱档案，干隆十八年，丁文彬自称皇帝，自立国号为大夏，年号为天元，六年后改年号为昭武，欲传位给曲阜衍圣公。其所造历书，书面上写大夏大明，大夏是取行夏之时，大明是取明明德的意思。此外，第十九回中袭人说宝玉给读书上进的人，取了“禄蠹”的外号。三十六回中宝玉对宝钗辈劝导他求功名，骂道：“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子，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种种语言，都是表现出反抗的精神，不合作的办法，叫人不可出仕伪朝（清朝），极力拼击读书求进的是国贼禄蠹，这种作风与清初诸遗民如一鼻孔出气。庚辰本的第六十三回，更帮芳官取番名，叫耶律雄奴，认为“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急，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俯，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这段谈话，是阳为捧清，背地里却站在汉人的立场，大骂满清异族，有积极反抗的寓意。 最后，贾宝玉是女儿错投了胎，成为男人，所以宝玉是女孩儿一样的人品，爱护女人。而《红楼梦》书中的男女寓意，女儿是汉人，男人是满人，嫁了男人的女人，是变节、不清净的汉人。男人（满人的衣冠文物）是泥，浊臭逼人。女儿（汉人的衣冠文物）是水，见了清爽。不清净的汉人（嫁了男人的女人、象征变节投降清人），有时比满人更坏。所以，宝玉的性别身分，又暗喻他的象征身分、政治身分，他因此是象征汉民族的国玺，投错了胎，成为面目是男人（满人的衣冠文物），人品是女儿（汉人衣冠文物）的悲剧人物。 宝玉既是国玺、帝王，是投错了胎，成为面目是男人（满人的衣冠文物），人品是女儿（汉人的衣冠文物）的悲剧人物，那么钗黛相争宝玉的爱情故事，最后宝钗、宝玉成婚，黛玉去世、宝玉出家的悲剧结局，就是明清争夺天下的故事结局，清存明亡，天下换主、江山易俗的悲剧了。 潘重规也从薛宝钗、林黛玉，与其周遭人物之姓名、别名，用拆字、谐音、历史法，来揭示自己认为薛宝钗、林黛玉象征清、明帝王身分的看法。如林黛玉的“林”，可以代表明朝君主，是因为“《尔雅·释诂》开篇第二条就说：林、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明帝姓朱，所以他姓林，许慎《说文解字》说：朱，赤心木，松柏属。朱是木类，所以黛玉说，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用《尔雅》、《说文解字》，来证实其识名之正确。继而用史实，“明末清初，宁都魏禧和一班反清同志，隐居翠微峰上，号称易堂九子（日月为易，也暗藏着明字），其中有一个叫林时益字确斋的，本来是明朝宗室，原名朱仪滂，他们暗中拥戴他为领袖。这便是姓朱的国亡后改姓林的实证”，来证实其扩义之精准。 薛宝钗名字中的“钗”字，可拆字为“又金”，又金，后金之义也。由清之先祖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在宋徽宗政和五年，称帝并改国号为金，金之色白，故完颜部尚白，清太祖初建国，则称后金。又金，正是后金之义，故宝钗是金。金之色白，故宝钗姓“薛”，薛音同雪。薛宝钗住在蘅芜院，院中匾额题为：蘅芷清芬（点清字），别号蘅芜君（有帝王之意）。其兄薛蟠，名字中的“蟠”字，为番也，从虫，绰号叫呆霸王，正是斥责他为异族番人，这些都显示薛宝钗象征清朝的帝王。林黛玉姓“林”，代表明朝君主，明朝时姓朱的人家，国亡后改姓林。林黛玉，前身是绛珠仙草，“绛”字为红，是影射明朝的国姓“朱”。别号叫潇湘妃子，吃的是天王补心丹，都象征他明朝帝王的身分。黛玉是朱明，故体己的婢女名叫紫鹃，“紫”是朱的配色，“鹃”是望帝之魂，代表哀悼、怀念明朝帝王的人。 《红楼梦》八十回将尽时，特别记载了一桩女子殉国的故事，此故事又与前文文气不连贯，那就是第七十八回，不先写宝玉哀祭晴雯，撰写诔文之事，却插写了大半回的宝玉写词哀挽林四娘的故事，林四娘其人、其事。潘重规认为《红楼梦》中这位林四娘，就是清初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所记：“青州道陈公宝钥，闽人，夜独坐，有女子搴帏入。视之不识，而艳绝，长袖宫装。……俯首唱伊梁之调，其声哀婉。歌已，泣下。……曰：卿勿为亡国之音，使人悒悒。女曰：声以宣意，哀者不能使乐，亦犹乐者不能使哀。……女恘然曰：妾，衡府宫人也，遭难而死，十七年矣。……乃问宫中事，女缅述，津津可听。谈及式微之际，则哽咽不能成语”，此故事女主角衡府宫女，故《红楼梦》中的恒王就是指衡王。又据牟润孙的分析，故事女主角为明朝衡王宫女林四娘，林四娘是遭入关清兵杀害而亡。他说：“蒲松龄虽没说出女鬼是明朝的衡王宫人，但衡王既是明朝在青州的藩王，全篇又皆是亡国故事，无异明白说出她是明朝的女鬼。伊梁之调，是说清兵入关破灭明朝。……式微之际是指明朝亡国的时候”，“《池北偶谈》记载四娘见到陈宝钥说：妾故衡府宫殡也，生长金陵，衡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后宫，宠绝伦辈，不幸早死，殡于宫中。不数年，国破，遂北去，妾魂魄犹恋故墟。……王渔洋和蒲留仙所记是同一故事，所不同者，《志异》说她遭难而死，《偶谈》说她在国破前不幸早死。……两人都是借鬼魂以记载衡王宫女林四娘，而蒲氏所记则反映出林四娘被杀，衡王遭祸，比较切实”。自传派大将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以维护马列主义，农民起义的神圣性，为诠释立场，将林四娘之死，系年在明崇祯十六年七月至十月（1643），清兵入侵山东省境，所发生之事。他说：“青州府，明衡王朱佑楎之藩封。明清之际，青州破，衡王府之林四娘死事，本扰明之清兵所致。曹雪芹于《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写宝玉作姽剋词歌行，咏恒王（即衡王）、林四娘事，牵及流寇，如非雪芹以时代所忌，故为诡辞，则诬罔农民义军之言也”。综合蒲松龄、王渔洋、牟润孙、周汝昌的论证，潘重规认为第七十八回，不先写宝玉哀祭晴雯，撰写诔文之事，却插写了大半回的宝玉写词哀挽林四娘的故事，是“作者独藉说部本属虚构的掩护，用无比的技巧，将真事传现于当时及后世的读者。……他用课子弟作诗歌来转移读者的视线，……普通课子弟作咏诗事，却一再说明是作挽诗，……这就表明作挽诗不是泛泛怀古，而是深切哀悼故国烈士之意”，而深切哀悼故国烈士情感，又可见于宝玉在作完姽剋词后，作了一篇芙蓉诔，哀挽晴雯，在读诔之前的那段话，他说：“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也不可蹈袭前人套头，略填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失悲切。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偏作俑。……表明哀挽林四娘是寓有难言之隐，《红楼梦》作者用歌咏风流隽逸作外衣，达成他哀悼故国忠义慷慨的不敢告人内心”。 四、版本：建立遗民红学学术典范 潘重规挑战胡适曹家自叙传说，诠释其明清遗民血泪意义的《红楼梦》时，除了辨识隐语，书写汉民族革命精神史外，另一项诠释重点，就是挑战胡适的版本学研究典范，企图在以版本考证为楷模的红学研究中，建立遗民典范的版本学术基础。其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红楼梦》研究小组，创刊《红楼梦》研究专刊，发刊词中明白指出，小组今后的五项研究方向是：各脂评本与程甲、程乙本的校勘，各脂评本的收集和全面校订，书中人、物、名等等的索引，各种参考数据的索引与提要的编写，有关《红楼梦》研究问题丛书的结集。五项工作有三项，和重建作者原意、原貌的版本工作有关，并且其成果，对于他以明清遗民血泪说，挑战胡适曹家自叙传说中，作者原意、原貌的版本系统，建立遗民典范版本系统多有助益。 1971年，徐复观在香港报刊，和潘重规发生激烈的红学研究论战。他认为潘重规不过是“为他的新解（指曹雪芹只是《红楼梦》的整理、删改者）求证据，并且他正根据他这一观点，编校一部《红楼梦》新本，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以建立他的红学系统[5]。潘重规的响应是：“近二十年来，不断有新版本、新材料发现，我也不断和海内外红学专家，如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赵冈、陈炳良、余英时、冯其镛诸先生有辩诘讨论的文章。总之，一切新版本、新材料的发现，不但不曾动摇我基本的看法，反更增强我正确的信念。我现在还要重复我在《红楼梦新解》所说的话：假如我们看清楚这书的时代背景，鉴定这是一部民族搏斗下的产物，熟识黑暗时代大众默认的革命术语，我们再细读此书时，耳中便仿佛听见民族志士的呼号，眼中便仿佛看见民族志士的眼泪”。在他的构想中，《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反清复明的民族志士，作品本源就是民族志士的眼泪、民族搏斗下的产物。版本考据，也只能构想、考据出《红楼梦》的意义，是民族血泪铸成的隐书。 其具体研究对象包括了：《红楼梦》避讳研究，脂评本《红楼梦》、《干隆钞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甲戌本《石头记》、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等钞本系统《红楼梦》校考、研究，再加上访查、研究列宁格勒本《红楼梦》，最后花了十年的时间，校出一本他认为，比程刻本更符合原稿的《干隆一百二十回全钞本校定红楼梦》。 《干隆钞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是一部引起红学家颇多论战的《红楼梦》钞本，潘重规对此书的看法：首先，认为此钞本是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本，也是他整理《红楼梦》过程中的“全本”与“定本”。其次，高鹗对前八十回的修订近于“校补”，后四十回的修订近于“创作”。第三，此一钞本，确是高鹗程伟元付刻前的底本，其原稿确是程高以前人的作品，由此可判断《红楼梦》后四十回确不是程高所伪作。第四，钞本的前八十回，是程高整理《红楼梦》时，广集各种脂评钞本，命抄手将旧本重抄，抄手不只一人，所以字体笔迹有异。第五，这钞本的前八十回文字，不但确出于脂本，而且还胜于诸脂本。第六，就文章修辞、文字改文润色而言，此钞本的贡献也极大。最后，此钞本是唯一有后四十回的钞本，动摇了向来认为只有八十回的钞本《红楼梦》系统，与一百二十回的刻本《红楼梦》系统，也证明了胡适从脂评八十回《红楼梦》钞本，考证《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不是一人所作的说法，并不正确。 所以，潘重规最后用《干隆钞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这部可以论证《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不是一人所作，《红楼梦》后四十回确不是程高所伪作，其原稿确是程高以前人的作品，出于脂本，而且还胜于诸脂本，文章修辞、文字改文润色贡献极大的《红楼梦》文本，花了十年时间，整理勘对出校定本。这本校定本，也是他建立其红学主张：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只是《红楼梦》的整理、抄写、删改者，高鹗不可能补作后四十回，他和曹雪芹一样都是整理、抄写、删改《红楼梦》的人，脂砚斋是整理、评阅所见《红楼梦》本子，写成清抄，预备出版的红迷。《红楼梦》另有原作者，乃反清复明的志士，，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都是反清复明的志士的原作，著书意义是记载民族的沉痛、民族血泪意义系统，对抗胡适自传红学的遗民红学典范。 五、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整理、小结潘重规《红楼梦》论述体系，是视《红楼梦》为中国民族精神的载体，反映了汉族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被满族强制以文字狱、禁书、禁毁目录、用编辑《四库全书》为由，行删改书籍之实。只有在明着明刊、明季遗献中，所蕴藏之汉族历史记忆，是中国传统中，真正的国学，是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开展新局面的基础，是新中国与旧中国间连续的基础，由此才能够建立“现代性”新中国。反清复明的主流革命志士，在《红楼梦》中用隐曲文辞、传奇、遗留革命种子，建构了中国文化的真正传统，保存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了解这些人与其学术，便成为中华儿女延续将绝的民族命脉，极为重要、神圣、坚毅的任务，这些便是他所建构的“中国性”内涵。以章太炎的文字、声韵学概念，及胡适寻找作者原作、原意、原貌，定其是非，寻找不变的意义系统，经学的版本学观念。确立他的《红楼梦》研究之现代性与合理性。而保存在《红楼梦》中，民族的搏斗、黑暗时代大众默认的革命术语，民族志士的呼号，民族志士的眼泪，是建立“中国又现代”的文化、社会主体，所不可或缺的精神。 注释： [1]王泛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台北：思与言，第三十四卷三期，一九九六年九月，页一至十八。 [2]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页二五七至四二五。 [3]花果飘零一词，原出于唐君毅，用以指涉他们那一世代的学人，历经抗战、内战，四海为家，四海都不是家的境遇，康来新用以指称潘重规的生命历程特色，此处援引之。参见康来新《遗民血泪——台湾战后的索隐派红学》台北：国科会计画报告，1999年。 [4]刘荣杰.《红楼梦隐语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7年，页一。 [5]王世禄（徐复观）.《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香港：《明报月刊》，第七十二期，页五十七至六十五。转引自潘重规《红学六十年》，页一八八。 参考文献： （1）（2）潘重规.红楼梦新解[M].台北：三民书局，1990. （3）潘重规.红学六十年[M].台北：三民书局，1991. （4）潘重规.红学论集[M].台北：三民书局，1992. （5）潘重规.亭林诗考索[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 （6）潘重规.红楼血泪史[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 （7）游志诚.敦煌石窟写经生——潘重规教授[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萧凤娴，女，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为台湾慈济大学东方语文系中文组助理教授。 潘重规小传： 潘重规（1898—2003），婺源县（今属江西）人，本名潘崇奎，小名梦祥。因章太炎先生，期许其如南北朝史学家李重规，改名为重规。业师黄季刚先生为之取字袭善，晚年则自号石禅。1925年入国立东南大学就读，大学毕业后，至武昌湖北高中教书三年，后返回中央大学任助教，1939年转任三台国立东北大学中文系。1942年至1948年间，先后任教四川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安庆安徽大学。1948年先至广州文化大学任教，后转至香港分校任职。于1950年来台，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创设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研究所。1956年，为了接母亲至海外，赴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一年后因接母亲之事不顺利，改赴香港任教。1957年，开始写《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校阅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6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课程，成立《红楼梦》研究小组。1973年复来台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同年至苏俄列宁格勒访钞本《红楼梦》与敦煌书籍。1977年于文化大学中文系开设敦煌学研究课程，之后领导学生编成定本《百廿回干隆钞本红楼梦》、《敦煌俗字谱》、《龙龛手鉴新编》等书，自编《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坛经新书》等书。曾获法国法兰西学术院汉学茹莲奖，韩国岭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2003年4月24日，因肺炎病逝台北国泰医院，享年97岁。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