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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具有同样的情感需求，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人类思维和思想感情具有共通性，各个民族、各种语言也具有相容性和相似性，从而形成了不同语言间的可译性。然而。在人类共性的同时，“区域地理环境和历史的不同进程等诸多因素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性就成为语际翻译的障碍。即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无论是语言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对译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霍译本《红楼梦》来探讨翻译过程中语言和文化可译性限度问题。 2、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也就是说翻译中确实存在可译性限度问题。所谓“可译性”是指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通过翻译将源语文本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实现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反之。一种源语文本或单位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单位，实现不了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沟通或理解的，即为不可译性。呵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互相传译的问题。指的乃是某些感情和艺术色彩以及文化特色比较浓厚的作品，在传译时由于语言的差别而所能达到的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 2.1 语言的可译性限度 语言的可译性限度指在语言形式方面，译语有没有与源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包惠南将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分为语音现象的可译性限度、字(词)形结构的可译性限度、语法现象的可译性限度和修辞现象的可译性限度。那么我们首先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霍译本《红楼梦》语言的可译性限度。 2.1.1 语音现象的可译性限度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依附于有声的“外壳”一语音，而文学作品通常将其和语义融合，从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汉语的同音字(词)多，容易形成谐音，这种利用发音的特点形成的语言游戏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红楼梦》中由谐音构成的音趣随处可见。如第62回：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遂拣了出来吃脑子。众人催他“别只顾吃，到底快说了。”湘云便用箸子举着说道：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Fromthe dishinfrontof her Xiang-yun picked out a duck’s head with her chop。sticks and pointed it at the maids who Were sitting round thefourthtable，‘Thislittle duck can’twiththoselittle duckscompare：This one is quite bald，but they all have a finehead of hair，’)“鸭头”和“丫头”谐音，此酒令突出了湘云聪慧、不拘小节的豪爽性格，同时也取得一种风趣幽默的表达效果。霍克斯此处进行了巧妙地再创造：他利用duck一词的双重含义(1 a common swimming bird；2 infml，aperson onelikes)，通过湘云吃“鸭头”指“丫头”的动作，完成duck一词从“鸭头”谐音“丫头”的思维转换过程。在酒令翻译的过程中，霍克斯先生注意使用韵脚compare与hair形成与原文相似的音趣，可谓上乘之译，可仍然无法与原文同音异字引发的诙谐媲美。除此之外，由谐音构成的双关也成为《红楼梦》的一大特色。小说第5回中写黛玉与宝钗的判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The jadebelt iIl the greenwood hangs，The gold pin is buried beneaththe snow，)此判词中“玉带林”“金簪雪”倒读暗含两位主人公的名字(林黛玉、薛宝钗)，“挂”与“埋”预示着她们悲惨的结局。对于这种谐音双关，“译者应当首先力求在译语中找到对应的字词：如果无法做到，译者可以选取带有相应双关含义的近义词：如果还不奏效，则应考虑将双关含义分别嵌入译文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单位，再不然就只能牺牲双关含义中的一个。”霍译属于后者，只译出其表层意义而舍弃了其的深层内涵，从而使得译语读者无法从其译文中品味出黛玉泪枯而亡、宝钗独守空房的凄苦命运。 2.1.2 字形结构的可译性限度 汉语是象形文字，具有象形表意特点，汉字结构往往能给人一种视象美。如诗句“山雨欲柬凰满楼”七个汉字就能给读者一种层层叠叠的美感，让读者体味那种山雨即来的磅礴气势。而英语是拼音文字，因此很难把汉语中这种由汉字的部首、象形表意特征所决定的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联想翻译出来。如第17回咏雪对联：坳垤审夷险，枝柯怕动摇。(On still untrodden ways pitfalls threaten，In snowbound wood a bough’s creak terrifies，)上联中的“坳垤”都是土字旁。指低洼地、小土堆。而下联中的“枝柯”均为木字旁，指树枝。此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给人一种视觉美的冲击。如果只翻译这两句对联的意义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要翻译出“坳垤”与“枝柯”偏旁带来的视象美就绝非易事了。看来霍克斯先生对汉字独特的表意结构也束手无策。本文作者张映先曾尝试将该联译成Care，fully shetreads onthemulde andmould，Forfear of touch-ing the branches and boughs。她利用头韵再现汉语中的偏旁结构，让英语中的音象美代替原文中的视象美，堪称成功的创造性翻译。然而原联中那种词性相对的结构已不复存在，汉语对联中对仗的魅力也自然随之消失。因此，“由于原语和译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的表达力存在差异，译者的语言风格不同，任何一种传译方式都不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另一种语言形式。”翻译的完全等值是很难做到的。 2.1.3 语法现象的可译性限度 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长期影响下，汉民族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悟性，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及认知心理图式。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语言中就是注重语言的内在关系与隐含关系。因此汉语是一种重意合的语言，缺少连词，看似流散，却别具韵味。如第18回黛玉所作之诗“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Through water-weeds the pond’a geese make their way；Midst elms and mulberry-trees theswallows play，)此诗由六个名词词组构成，组合巧妙，摆脱连接词的束缚，使整个画面呈现一种可静可动的、不确定的开放性关系，任由读者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由于英语讲究逻辑的缜密与表达的严谨，属于重形合的语言，霍克斯先生遵循了英语这一特点。给译诗中增添了动词与连接词，从而大大地缩减读者的想象空间，其美学价值也大打折扣。 2.1.4 修辞现象的可译性限度 修辞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以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双关语、谐音、回文、拆字、仿拟、比喻、借代、夸张等都属于修辞手法。由于汉语是表意语言。英语是表音语言，这样的修辞手段在译语里面有时很难找到或者找不到和原语相对应的表达。如小说第28回中的仿拟辞格：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我论理不该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I think some 0f your youngladies could dowith a good talking-to，’said Dal-yu，‘-though it’s notreally for me to say s0，It’s a good job it WaS 0my me theywere rude to，If Miss Bao 0rMiss Cowweret0 call andtheybehave like that t0 her，that would be really 6erlou$，’)黛玉口中的“宝姑娘”是指薛宝钗，而“贝姑娘”是她利用“宝贝”一词临时仿“宝姑娘”创造出来的。黛玉的这一句话委婉含蓄地嘲讽了宝玉平日视宝钗为“宝贝”，语意深刻且奇趣非凡。霍译借助谐音手段，转化了仿拟辞格的艺术效果，可以说这种方法是一种大胆的创造性翻译。但霍译对于“宝”与“贝”二字内在的语义联系没有体现，况且Cow这一单词可能会对译语读者产生一种误导，因而无法达到原语的效果和韵味。 2.2 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流连其中。美不胜收。然而，许多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很深的文化内涵，他们有时很难翻译成英语，或者不能通过翻译传递等量的文化信息，或者不能通过翻译给予相同的艺术美感，这是翻译行为的一大遗憾。卡特福特把这种文化的不可译性归结于“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包惠南和包昂把民族文化的可译性限度分为：物质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观念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习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和地域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下面拟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红楼梦》中的文化可译性限度。 2.2.1 物质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所用物质当然也会有很大差异。《红楼梦》第3回林黛玉进贾府时对荣府正经正内室陈设的描写：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文中对正内室陈设的描写足以显示出荣府显赫的社会地位。“赤金九龙青地大匾”(a great blueboardflamedin elideddragons)、“万几宸翰之宝”(the Em-peror’s private seal，a device containing the words‘kinglycares’and‘royal brush’in archaic seal-script)等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悬着的“待漏随朝墨龙大画’’fa long vertical scroll with an ink-painting 0f a dragonemerging from clouds and WaVeS，0f the kind often presentedt0 high court officials in token of their office)一“待漏”指的是封建时代大臣要在五更前到朝房里等待上朝的时刻：“随朝”指的是按照大臣的班列朝见皇帝：“墨龙大画”指巨龙在云雾海潮中隐现的大幅水墨画。整个短语隐含上朝拜见皇上之意。家中悬挂此画以突显主人身份地位的荣耀。霍克斯先生对屋内的陈设的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并且对其中的文化内涵也做了解释性补偿，但原作的意象却没有得到很好地传递。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程度不同的“不可译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让译语读者有时很难“看”到译者所看到的画面。 2.2.2 观念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长期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们经常会形成对自然、社会与人本身比较一致的观点与信念。因文化环境的不同，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念、态度体系也千差万别。这些观念上的差异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语言上，从而成为翻译的难题。如第4回：至李守中承继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清代陈眉公曾日：“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由此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价值观一“德重于才”。然而“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礼教对妇女的道德评判标准，认为没有才学的女子。才能做到三从四德。霍克斯先生将封建礼教中的这种价值观念诠释为A stupid woman is a virtuousone(愚蠢的女人才是有品德的)。译语读者在阅读时该译文时恐怕很难像原语读者一样真正理解其内涵，甚至会误以为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欣赏那些有学识有才能的女人，却对愚蠢的女人有着很高的评价。 2.2.3 习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习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在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审美观和价值取向不同，不同民族对某些事物的联想是有差异的。不同民族的习俗文化上的这种个性差异通过人类语言反映出来，便构成了文化传递以及翻译上的障碍。如第16回贾琏讲香菱：开了脸，越发出挑的标致了。(Nowthat she has been plucked and painted hkea grown-upwoman she really doeslookmost attraetive!)“开脸”是古代女子出嫁前的一种风俗，用丝线将脸上的汗毛绞净，并修齐鬓角。霍克斯先生用plunked(修拨眉毛)一词算是恰当，但很难看出这是当时的一种风俗。再如第22回的春灯雅谜：以贾母制作的灯谜“猴子身轻立树梢一打一果名”为例，“立树梢”即“立枝”，谐音“荔枝”(谜底)。此灯谜还暗示贾母在这个家族中地位最高，像一只站在树梢上的猴子。谜语看似诙谐巧妙，但也预示了贾府“树倒猢狲散”的结局(“荔枝”谐音“离枝”)。霍克斯将此灯谜译成The monkey’s tail reaches from tree-top to ground可谓是别具匠心的再创造。谜面monkey’s long tail暗含longend之意，long end音似“龙眼”(桂圆)。虽说谜底荔枝换成了龙眼，但巧妙地实现了谜语的底面扣合。令人遗憾的是，《红楼梦》中的灯谜几乎都被作者赋予了个性化、诗谶化、拟人化和隐喻化的特点，成为塑造人物与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霍译虽保留了“猴”与“树梢”这两个意象，但没有展示此灯谜的个性化与诗谶化的特点。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与民俗文化有关的文化词的所有意义很难被完全译出，译者只能是尽可能无限地“接近”原语意义。 2.2.4 地域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的烙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因形成这种文化的地理背景与过程的差异，要想完全对等地传递这种文化的内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第22回凤姐打趣贾母的话：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You forget，Grannie，whenyou go to heaven young Bao-yu won’t be the 0nly one who’ll walk ahead of the hearse，)五台山是我国古代佛教“圣地”之一，“上五台山”暗喻“死后登仙成佛”。凤姐如此一说既避免了忌讳语“死”，又暗合贾母心意，因为只有生前行善积德之人死后才能登仙成佛。霍克斯先生将“上五台山”归化成go to heaven，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除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障碍，但同时也舍弃了“五台山”这一具有丰富佛教内涵的意象，甚至将中国人“死后登仙成佛”的愿望变成了西方世界的“进人天堂”。再者，旧时出殡时，主丧的“孝子”在灵前头顶铭旌，持幡领路，叫做“顶灵”，即凤姐所说的“顶”。walk ahead ofthe hearse一语不足以表达“顶”这一形象生动的文化词，如果采用解释性说明，译文又会显得冗长拖沓。这也许正是翻译的魅力与挑战所在。完美与绝对等值的译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3、结语 J.c.Cafford在谈论可译性限度时曾说过：“事实上，可译性的确是一个连续体(eline)而不是明确的二分体(diehotomy)。原语文本和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可译的或者不可译的。”也就是说，不可译性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转化为可译性。本文对《红楼梦》霍译本中的部分语言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本民族文化，寻求合适的翻译途径，最大限度地探索翻译空间。使我们民族独有的文化财富也能被其他民族了解和欣赏，真正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原载：《 船山学刊》 2010年3期 原载：《船山学刊》2010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