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在红学上的贡献，自不必赘言。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开始于胡适1921年的考证论文发表之后，与胡适的文献考证不同，他是文学考证派，关涉的是趣味。俞平伯在文献上得到了顾颉刚的协助，所以他最早写成的《红楼梦辨》，似乎是与顾颉刚的讨论，很多结论也在切磋之中。
    

俞平伯写《红楼梦辨》时，接受了胡适的观点：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托，即后四十回的真正作者是高鹗，高鹗和程伟元掩盖了这个真相。俞平伯为了落实这个结论，决意从文本出发发现破绽，指出这是一个续貂的“狗尾”。高鹗欺瞒了读者，他要指出高续“没有价值”，这是他的出发点。
    

俞平伯的结论可以说是既定的，带着主观意图研究后四十回，处处要满足自己的先验看法，所以成竹在胸，应该说比较容易写成文章。
    

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俞平伯是一个顽固坚守自己文学趣味和文学感悟的人。本来想尽可能地说后四十回的坏话，“以八十回的内容攻后四十回的虚妄”，但得出的结论却令人匪夷所思。你看看：俞平伯说高鹗续得不好，不见得对，但又说高鹗是功多罪少的人，后四十回实在是《红楼梦》的“护法天王”。高鹗的确是《红楼梦》的“知音”，“未可厚非”。甚至指出“轻视高作”，就是在文学创作上“不知深浅”。这不是在创作上肯定了后四十回吗？
    

从高续没有价值，到高续不可替代；从高续是狗尾，到高续保住了悲剧结局；从高续是账本到高续是精细的账本；从高续擅出己意，到处处有根据、高鹗审慎；研究的目的是让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不能两立，无可调和，但结果是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高鹗只是补苴完工了曹雪芹未竟的工作，高鹗保持住了悲剧，使《红楼梦》超拔于其它小说之上的功绩全归于高鹗。
    

上述文字渗透在《红楼梦辨》的字里行间，如果你是一个精细的读者，还会同意俞平伯的出发点吗？——“高鹗完全失败”！
    

俞平伯在通信的讨论中指责顾颉刚充当高鹗的辩护士，而自己呢，也是后四十回的辩护士。俞平伯明确地说，“不可轻易菲薄他（高鹗）”。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文字是有断裂的。当他出离文本说明自己的意图时，他否定高鹗的态度异常明确肯定，他说高鹗“巧于作伪”；当他深入文本感受、评价文字时，他对高鹗又难掩赞颂之词、处处辩护，甚至说“万万少他不得”。也就是说，俞平伯在意图和感悟上有矛盾，陷入了忧郁：“说高鹗特别续得不好，却不见得的确。”
    

俞平伯要为后四十回找不是，否定后四十回，这是出发点。到发现后四十回还有不少可取之处，到认真对待后四十回，细读后四十回，这是转变。再到和其他续书比较高度赞扬后四十回，维护高鹗，认为高鹗是曹雪芹的知音，这是结论。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俞平伯不是“腰斩派”。那么，俞平伯临终时为什么为“腰斩”而忏悔呢？其实，很多新红学的继承人，只是得其皮毛弃其骨血，对高鹗变成了骂派，但把此看作是对俞平伯的追随。
    

俞平伯是高鹗的骂派吗？显然不是，而那些骂高鹗的人，自以为继承了胡适，特别是俞平伯的衣钵。你可以仔细读读，不管是胡适，还是俞平伯，他们都不是高鹗或后四十回的“骂派”。
    

后来，人们骂倒后四十回，以为肇始于俞平伯，自认是俞平伯的继承者，这使这位老者百口莫辩、不胜其辱。
    

还从文学感受上说事，俞平伯否定后四十回的言论，主要集中在，第一、宝玉变成了名教中人，第二、后四十回“文拙思俗”，单调得像帐单。第三、写得过火，人物分寸掌握得不好。
    

宝玉参加科举，就是皈依名教吗？既然皈依名教，为何在光宗耀祖、阖府欢庆之时，又不知所终出家了呢？这给了这个大家族多大的难堪！皈依名教，应该不再和袭人、宝钗有争论，但是即便是关于赤子之心，他们的争论都不能停止，闹得宝玉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参加科举，实在是宝玉完结俗缘的一个步骤，他根本没有看重它，他应付之是为了“不欠债”，一了百了。参加科举的描写在小说中没有破坏贾宝玉性格的一致性和逻辑性。账单说，就是说后四十回不像艺术文本，而像是挽结全篇的草草之作。后四十回的紧锣密鼓，给人的印象是马上结束小说完事，敷衍塞责，而前八十回的铺叙美景、叙事从容与诗情徜徉，至此戛然而止。对账单说俞平伯有自我否定，这是一个精细的账单，处处有出处，是对前八十回的呼应，高鹗未敢杜撰。第三个理由：分寸感。后四十回中贾母、薛宝钗、王熙凤面目峥嵘以至狰狞，这是高鹗之罪。不过，细读文本我们发现贾母对黛玉无情，前面的第五十七回就很无情：闹的你死我活的宝黛之恋，贾母像不听不闻的鸵鸟，任其拖延。这拖延，已经关系到了宝玉、黛玉的生死，“风刀霜剑严相逼”。这说明早在前八十回中，贾母，这个林黛玉在贾府中唯一的可靠之人也靠不住了。薛宝钗无情，前面宝钗就骂男人读书不明理，越发可恶，不是骂宝玉吗？前八十回里的宝钗也无情。薛宝钗和贾宝玉都骂读书人，宝玉骂读书人是充当禄蠹，而薛宝钗骂读书人是读了书不去为官作宰。王熙凤爱耍计谋，害死贾瑞、尤二姐使用了许多高智能、高难度的连环计，再耍一次掉包计贻误宝黛，对她来说不难，也顺理成章。
    

后四十回过火，莫过于抄家过火。皇上抄家，这是可以随便虚构出来或者信手拈来的吗？高鹗的家是否被抄过？高鹗有抄家之痛吗？
    抄家，可以说是自叙传说证明作者是曹雪芹的一个铁证，但是已有高鹗伪续的观点，新红学对此如临深渊，不敢踏进雷池。原因全在于认定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的。江南曹家接驾数次，荣耀无比，为新考证派津津乐道；江南曹家，也是被皇上抄家而仓皇北返的，缘何新考证派对后四十回这一段描写噤若寒蝉。关于后四十回中抄家，最早的时候俞平伯也是否定的。写《红楼梦辨》时的俞平伯最早推测原文，贾府衰败是渐渐苦干，是内部杀起来的，而不是外部的抄家。但是，高鹗大胆，居然让抄家完成大败落、大悲剧，看来高鹗不懂前八十回，不懂探春的“内部杀起”说的含义。俞平伯自信，根据他的艺术感悟和艺术分析，贾府是“渐渐枯干”。高鹗写抄家，是“深求之误”。高鹗写抄家，是因为这样在艺术上容易处理——“易写”。
    

写抄家，如果像高鹗那样没有抄家的亲身经历和切肤之痛，却能写抄家，这需要怎样的胆识？曹雪芹有抄家的经历，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却不写抄家。如此对比，这不是在贬曹雪芹、赞高鹗吗？
    

更重要的是，抄家片段写的艺术成就极高。西平王要严格执行皇上的抄家令，太监赵堂官要扩大抄家以浑水摸鱼，而后来的“酸王”北静王要袒护贾府，令太监赵堂官叫苦不迭，真是一波三折、入木三分。贾府人骂锦衣兵是一伙强盗，和前八十回中王熙凤骂宫里的人是外祟，同样惊心动魄。
    

皇上发旨，虽一次抄家，但旨令却朝令夕改。这不可能是史实，只可能是艺术虚构。这样的虚构，其意味耐人寻味：一是皇上“不着调”，说话随便，乱出指示，弄得下人无所适从，也可以胡作非为。二是，假如这抄家是曹雪芹的原笔，则可以避免欲加之罪：影射。这与江南曹家被抄时的情形肯定大相径庭：雍正抄曹家不需忧郁、异常果断。这里的抄家，雷声大雨点小。按说，在乾隆年间，文字狱盛行，曹雪芹胆敢以家事议论朝廷，真是胆大包天。
    “我们两人（顾颉刚）对于这一点，实在是骑墙派：一面说原书不应有抄家之事，一面又说高鹗补得不坏。”（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岂止是“不坏”，而是“精心结撰”。林东海在《文林廿八宿 师友风谊》中说：“俞平伯先生首先应是个诗人，他以诗人的眼光和情愫去研讨红学和词学，而不是像长于逻辑思维的学者那样去推理和判断。”是的，从推理上看俞平伯前后矛盾，犹豫不决，而从诗人的眼光上看，他的忧郁里含有真趣，他不是腰斩派。
    

至于“兰桂齐芳”，这是大河倒悬的一股细流，小欢喜掩不住大悲剧的整体氛围，反而更衬托出绵绵悲音。曹雪芹善于悲中写喜，犹如元春省亲的喜中之悲，使悲愈悲，喜愈喜，悲喜对比，回环缠结。
    

上述三点反驳，并非针对俞平伯，而是顺着俞平伯的文学感悟，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之后的忧郁彻底化解：俞平伯在矛盾中有维护后四十回的文学立场。这是隐藏在《红楼梦辨》中的真实态度。
    

    原载：《读书》2011年第3期